“当你写到最后的时候，马库斯，记得要在最后一分钟给你的读者来一个大反弹。”
“为什么呢？”
“为什么？那还不是因为要让读者屏住呼吸一直到最后一刻嘛。这就好像是在玩纸牌游戏一样：当最后的一刻到来时，你要在手里攥着几张王牌。”
b2008年10月28日杰克逊，亚拉巴马/b
于是，我们就去了亚拉巴马。
当我们来到杰克逊机场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州警前来迎接我们，他的名字叫菲利普·托马斯，加洛伍德几天前就跟他取得了联系。这位警官守候在到达区，身穿制服，站得笔直，就好像一棵树一样，大盖帽的帽檐一直压到了他的眼睛上方。但见他尊敬地向加洛伍德敬了个礼，然后视线转向我，稍稍抬了抬帽檐，以示敬意。
“我会不会是在哪里见过你啊？”他问我，“在电视里？”
“可能吧。”我答道。
“让我来给你点提示。”加洛伍德插话进来，“最近每个人都在谈论他的那本书。你要小心这个家伙啊，他总是能引起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你事先想都想不到。”
“也就是说，凯尔甘家的那些事，就是你在书里提到的喽？”托马斯警官问我，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惊讶。
“没错。”加洛伍德又代替我回答了，“离这个家伙远一点，警官。以我为鉴吧，在碰到他之前，我的日子过得可平静了。”
托马斯警官对他的工作非常上心。按照加洛伍德的要求，他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关于凯尔甘一家的全套资料。于是，我们就在机场旁边的一间餐馆里快速浏览起来。
“大卫·j.凯尔甘1923年出生于蒙哥马利。”托马斯向我们解释着，“他在那里完成了神学院的学业，成了一位牧师，然后就来到了杰克逊，在普莱森特山教区主持弥撒。1955年，他跟路易莎·博纳维尔结了婚，他们居住在城市北面一个安静的小区里。1960年，路易莎·凯尔甘生下了一个女儿，也就是诺拉。除此之外，他们一家就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了。这也就是亚拉巴马常见的一个安静而有信仰的家庭。一直到1969年，发生了那场悲剧。”
“那场悲剧？”加洛伍德重复了一遍这个词语。
“他们家遭遇了一场火灾。有一天晚上，房子着火了。路易莎·凯尔甘在火场里丢了性命。”
托马斯在他给我们的材料里面附上了当地报纸报道那一场火灾的文章的复印件。
罗尔街的致命火灾
一位妇女昨天晚上在她位于罗尔街的房子着火时不幸丧生。根据消防员的说法，一根一直燃烧的蜡烛有可能是这一场悲剧的根源。那间房子因此完全被烧毁了。遇难者是本区一位牧师的夫人。
而警方关于此事的报告则指出，在1969年8月30日深夜大约一点钟，牧师大卫·凯尔甘去了一位快要过世的教友家里为他做临终弥撒，而路易莎和诺拉则在睡梦中被火灾惊醒。牧师在回到他家门口时才发现那里冒起了一团团浓烟，他冲进家里，看到火苗已经蹿了起来，但他仍然摸到了他女儿的房间，在床上抱起了已经失去意识的小姑娘。他把女儿抱到了门外的花园里，然后掉过头来想再去找他的老婆，可是这个时候，火苗已经彻底吞噬了上楼的楼梯。附近的邻居听到呼喊声纷纷跑过来帮忙，不过他们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而无能为力。当消防员赶到的时候，整层楼都已经被烧得通红，火苗不停地从窗口蹿出来，最后还吞噬了整个屋顶。当人们找到路易莎·凯尔甘时，发现她已经死了，她是因窒息而死。警方的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一根一直燃烧着的蜡烛很有可能点着了窗帘，然后火苗就很快在这个由木板搭出来的屋子里肆虐开来。此外，凯尔甘牧师也对警方表示，他的妻子经常会在睡觉前点燃一根芳香蜡烛，放到五斗柜的上面。
“这个日子！”我读着报告不禁喊了起来，“警长，瞧一瞧这场火灾是在哪一天发生的！”
“上帝啊，1969年8月30日！”
“调查这件事的警官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怀疑这一家人的父亲。”托马斯向我们解释。
“你怎么会知道呢？”
“我跟他谈过。他叫爱德华·霍洛维茨，现在退休了，整天在他家屋子前面摆弄他那艘船，以便打发时间。”
“有可能去见一见他吗？”加洛伍德问道。
“我已经安排好了，他在三个小时之后可以见你们。”
退休探员霍洛维茨待在他家门口，面无表情，专心致志地打磨着一艘小船的船壳。天气并不是很好，于是他打开了车库的大门用来挡一挡风。他示意我们从摆放在地上已经开了封的箱子里拿啤酒喝，而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虽然始终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但同时却能让我们感受到他一直都在留意倾听。他的话语把我们带回到了凯尔甘家着火的那个夜晚，不过他讲述的一切，我们全部都已经在警方的报告里看到过了，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
“总之，这场火灾，真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他总结道。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问。
“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怀疑是大卫·凯尔甘点着了自己家的房子，把他的老婆烧死了。他对警方描述的故事版本完全没有任何佐证：就好像是奇迹一般，他能够及时赶到救了自己的女儿，却又恰恰来不及救出自己的妻子。因此，很自然地，大家就会想，是他自己放火烧了自己的房子。特别是在几个星期之后，他就举家离开了这个城市，这就更可疑了。房子烧了，老婆死了，而他呢，他跑了。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不对劲的，但我们从来没有找到哪怕一点点证据，足以指认他为犯罪嫌疑人。”
“他的女儿失踪一案也是这么一种情况。”加洛伍德表示，“1975年，诺拉消失不见了，很可能是被谋杀了，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真正地证实这一点。”
“警长，你是怎么看的呢？”我问，“这个牧师先是杀了自己的妻子，然后又杀了自己的女儿？你认为我们搞错了谋杀诺拉的嫌疑犯？”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加洛伍德用近乎哽咽的声音说，“霍洛维茨先生，如果要想进一步了解案情的话，我们能去盘问谁呢？”
“这很难说。你们可以去普莱森特山教堂看一看。他们可能会有一份本堂教友的登记表，其中有些人跟凯尔甘牧师打过交道。不过，39年过去了……你们恐怕要浪费很多很多的时间。”
“我们没有什么时间了。”加洛伍德咒骂着说。
“据我所知，大卫·凯尔甘曾经跟本地某个五旬节教派组织走得很近。”霍洛维茨再度开口，“那都是一些疯狂信教的人，他们集体生活在一个农场里面，距离这里也就是一个小时的路程。凯尔甘牧师在那场火灾之后也住到了那里。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当时为了调查要找他谈话，而正是在那个地方，我找到了他。后来，在离开这个城市之前，他一直都是住在那里。你们可以去找刘易斯牧师谈一谈，如果他还待在那个农场的话。此人正是这个组织的精神领袖。”
霍洛维茨提到的这个刘易斯牧师主导着“救世主新教社团”。我们在第二天早上到那里去拜访了他。托马斯警官一早就来到公路边的假日酒店找到了我们。我们在这家酒店里开了两个房间——其中一间由新罕布什尔州政府埋单，而另外一间嘛，当然就是我自己掏钱喽。托马斯一路开车带着我们到了一个巨大的农场。这个农场有很大一片都是由种植了各种作物的农田组成。我们来到了一条两边都是一望无际玉米地的路上，结果迷失了方向，就在这个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个开着拖拉机的家伙，他引领着我们到了一片房子面前，并且把牧师住的那一间指给我们看。
在房间里，有一个和蔼的胖女人很有礼貌地招待了我们，她把我们引到了一间办公室里，然后又过了几分钟，此前提到的那个刘易斯终于出现了。据我所知，他应该有90多岁了，可是看上去至少要年轻20岁。表面上看，他甚至可以说是有点热情，与霍洛维茨此前跟我们描述的那个形象完全是两码事。
“警察？”他在逐个跟我们握手的时候问道。
“我们是来自新罕布什尔的州警，还有亚拉巴马的州警。”加洛伍德表示，“我们正在调查诺拉·凯尔甘死亡一案。”
“我有那么点印象，好像最近大家一直都在谈这件事。”
在跟我握手的时候，他盯着我看了一阵子，然后问我：“你莫非是……”
“是的，是他。”加洛伍德替我回答，似乎有些不高兴。
“那么……好吧，先生们，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
加洛伍德随即开始了他的盘问。
“刘易斯牧师，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你应该认识诺拉·凯尔甘？”
“是的。确切一点说，我更了解她的父母。他们都是很热情的人，跟我们的社团走得很近。”
“你们的社团，是什么呢？”
“我们是属于五旬节教派的一支，警长，仅此而已。我们拥有基督教的理想，而且相互之间愿意分享。是的，我知道，有些人说我们是邪教。相关的社会机构每年都会到我们这里来查访两次，看看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会去上学，饮食有没有保障，又或者有没有受到虐待。他们有时候来还会检查我们是否藏有武器，又或者看一看我们是不是在宣扬白人至上主义。这可真是搞笑啊。我们这里的孩子全部都去城里上学，我这辈子就从来没佩过枪，而且我还积极地参加贝拉克·奥巴马在我们州举行的总统竞选活动。所以，你们到底还想从我这里打听些什么？”
“1969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阿波罗11号飞到了月球上面。”刘易斯回答，“那是美国对于苏维埃敌人的一次伟大胜利。”
“你很明白我在说什么。凯尔甘家的那场火灾，当时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路易莎·凯尔甘究竟遭遇了什么事情？”
刘易斯盯着我看了很久，而我一句话都没有说，他最后开了口：
“最近一段时间，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你，戈德曼先生，我认为你是一个很好的作家，不过，你在写作之前怎么都没有好好了解一下有关路易莎的事情？我猜，这正是你们来到这里的原因，嗯？你的这本书偏离了轨道，或者我该用最朴实的大白话，我估计你现在是恐慌到不能自已了吧？我说对了吗？你们来这里究竟是想要得到什么？是为了证明你没有撒谎吗？”
“是为了找到真相。”我说。
他悲哀地笑了。
“真相？可是，戈德曼先生，哪一个真相？上帝的真相，还是人的真相？”
“你的真相。关于路易莎·凯尔甘的死亡，你真实的版本是什么？大卫·凯尔甘是不是杀死了他的妻子？”
刘易斯牧师从他一直坐着的扶手椅上站了起来，走到书房门口关上了此前半开的大门，然后又来到了窗户前面，打量着窗外的情况。这一场景立即让我想起了当初我们访问普拉特警长时的情形。加洛伍德随即向我做了个手势，示意接下来由他继续发问。
“大卫曾经是那样的一个好人。”刘易斯最终叹着气说道。
“曾经？”加洛伍德捕捉到了这个信息。
“我有39年没有见过他了。”
“他会打自己的女儿吗？”
“不！不会。他是一个心灵纯净、充满信仰的人。当他刚刚来到普莱森特山教堂的时候，教堂里的椅子都是空的。而仅仅在六个月之后，他就能够让星期天早上的教堂挤满了人。他永远也不可能对他的妻子或者女儿做出哪怕一点点不好的事情。”
“那么，他们是怎样的一家人呢？”加洛伍德温柔地问道，“凯尔甘一家人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刘易斯牧师唤来了他的夫人，让她为我们每个人准备一杯蜂蜜茶。他重新回到他的扶手椅上坐下，然后挨个儿看着我们。他的眼神很温柔，声音暖暖的，对我们说：
“闭上眼睛吧，先生们，闭上你们的眼睛。现在是1953年，我们正在亚拉巴马的杰克逊。”
b1953年1月杰克逊，亚拉巴马/b
这是美国人喜欢的那种故事。在1953年年初的某一天，一位来自蒙哥马利的年轻牧师走进了位于杰克逊市中心、已经衰败破烂的普莱森特山教堂。那一天天气很糟糕：倾盆大雨从天而降，超级暴虐的狂风扫荡着整条街道。树木在剧烈地摇摆，街边卖报的小贩躲到了商店橱窗前的帘子下面，一些报纸随风飘走，在空中摇曳。街上的行人奔跑着，在每一个可以避雨的地方歇一会儿，然后继续冲往下一个“安全的港湾”，艰难地在风暴中前行。
牧师推开了教堂的大门，在风的带动下，这扇门发出了咔咔的声响。门里面光线很暗，也很冰凉。他慢慢地沿着通道往前走。雨点穿过破烂开裂的屋顶飘洒进来，在地下汇成了一个个水洼。这个地方完全荒废了，看不到一个信徒，甚至没有一点人气。在原本是放大蜡烛台的位置，现在只剩下一点点蜡烛的余烬。他向着祭坛走去，然后就看到了布道台。于是，他踏上了木楼梯的第一层台阶，打算走到台上面去。
“不要上去！”
在一片虚无中突然迸发出来的这个声音吓了他一大跳。他转过身来，看见一个圆滚滚的小个子男人正在从阴影中现身。
“不要上去。”他重复着说，“楼梯都被虫蛀空了，你这样会摔断脖子的。你是凯尔甘牧师吗？”
“是的。”大卫回答，感到一丝不安。
“欢迎来到你的新教区，牧师。我是杰雷米·刘易斯牧师，我主导着‘救世主新教社团’。在你的前任离开以后，我受托看管这个地方。现在，它属于你了。”
两个人热烈地握了握手。大卫·凯尔甘在瑟瑟发抖。
“你在打哆嗦啊。”刘易斯留意到了这一点，“看把你给冻的！来吧，在这条街的转角处有一个咖啡吧。让我们去喝一杯格罗格酒，然后好好聊一聊。”
杰雷米·刘易斯和大卫·凯尔甘就是这样认识的。他们在附近的咖啡吧里安坐下来，等待着这一场风暴停息。
“我听说普莱森特山教堂情况不太好。”大卫·凯尔甘有些窘迫地笑着说，“但我得承认，还真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
“是的。我不想瞒你，你准备接手的这个教区的确是糟糕得有点可悲。那些教友都不来了，没有人再给这个教堂捐款。房子都快垮了。接下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啊。我希望你不会被吓到。”
“你瞧着吧，刘易斯牧师。要想吓到我，就这点东西还不够。”
刘易斯笑了。他已经被眼前这个年轻人极强的个性以及他的热情所打动。
“你结婚了吗？”他问道。
“还没有，刘易斯牧师。我暂时还是单身。”
新来的凯尔甘牧师花了六个月的时间逐个走访教区里的每一栋房子，向教友们介绍自己，并且说服他们在星期天重新坐到普莱森特山教堂的板凳上去。接下来，他建立了一个基金，用于修缮教堂的屋顶。他虽然没有去韩国服役，但还是想为当时的那一场战争出一份力，于是就开展了一项帮助退伍老兵重新融入社会的计划。而这些老兵中的一些人后来就主动承担了教堂相连厅室的翻修工作。逐渐地，这个社区重新恢复了生气，普莱森特山教堂再度变得富丽堂皇起来，而很快，大卫·凯尔甘也就被视作杰克逊地区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了。属于这个教区的名流显贵们认为他可以在政界寻求发展。大家觉得他可以去竞选市长，接下来或许再谋取一个州政府的职位，甚至有可能成为参议员，谁知道呢？反正他有这样的潜力。
1953年年末的一个晚上，大卫·凯尔甘来到教堂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他像往常一样，坐在柜台前面。突然，在他的旁边，有一位他之前没有留意到的女士转过身来，认出了他，对着他微笑。
“你好，牧师。”她说。
他回了一个微笑，有那么一点模仿对方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