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库斯，一本新书就等于是一段新生命的开始。这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举动，因为你等于是在把自己的一部分贡献出来，与任何想一探究竟的人分享。有些人喜欢，有些人讨厌。有些人当你是明星，有些人却瞧不起你。但你其实并不是为了他们而写作，马库斯，你写作是为了所有那些在日常生活之中，因马库斯·戈德曼而得以度过一段美好时光的人。你对我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然而，这已经很不错了。有一些作家想要改变这个世界的面貌，可是，谁又真的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面貌呢？”
所有人都在谈论我的书。我再也不能在纽约的街头巷尾悠闲漫步，也无法在中央公园的小道上自在地慢跑了，在那儿散步的人总会认出我来，然后惊呼：“嘿，是戈德曼，那书就是他写的！”甚至有人会跟着我跑上几步，然后问我一些困扰着他们的问题：“你书中所写的是真的吗？哈里·戈贝尔真的能干出这样的事？”在那家我常去的西村咖啡馆里，一些客人为了能和我聊聊也总会毫不犹豫地在我的桌边坐下：“我正在读你的书呢，戈德曼先生，我根本停不下来！你的第一本书已经很棒了，但这一本！你写这本书时真收了他们100万美元吗？你多大了？得有30岁了吧？30岁！你就已经发了这么大一笔财了。”甚至我楼里的门房，也在工作之余抓紧时间翻阅我的书。他刚一读完，就把我堵在了电梯口，好好地和我倾诉了一番他的读后感：“嘿，这就是诺拉·凯尔甘的遭遇吗？实在太可怕了，这事是怎么发展成这样的？嗯？戈德曼先生，这怎么可能呢？”
从上市的那一天起，《哈里·戈贝尔事件》就在全国各地占据了新书销售榜的第一位，而在整个美洲大陆，这本书也很可能成为全年度的销售冠军。到处都在谈论着这本书：电视、收音机、报纸都是如此。那些文学评论家，原本以为我会一蹶不振，如今却都对我不吝赞美之词。他们说，我这部新小说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在新书上市之后，我马上动身去参加马拉松式的推广活动，为此我必须在两个星期之内走遍美国各个角落。为什么仅仅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呢？这是因为，总统的换届选举在两个星期之后就要开始了。巴尔纳斯基认为，这两个星期正是能够完全由我们支配的最长时段。此后，公众的视线就会转向华盛顿，转向11月4日的总统选举。在回到纽约之后，我还要无休止地出席各种电视活动，以满足追星族对我的关注，而这种关注甚至还延伸到了我父母那里，有一些好奇的人，还有一些记者不停地摁响我父母家的门铃，想看看我在不在那里。为了安慰父亲和母亲，我送了一辆野营车给他们，这样他们就能开着去实现一个多年以前的梦想了：重游芝加哥，然后顺着66号公路向南一直奔向加利福尼亚。
《纽约时报》在它的一篇报道中把诺拉形容为“感动全美的女孩”，这个称呼马上风行起来。而我所接收到的读者来信众口一词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感受：所有人都被这个不幸并且备受磨难的小女孩所打动。这个小女孩在遇到哈里·戈贝尔之后，脸上重新出现了笑容，仅仅15岁的她为了心中的爱人而蒙难，但却使得他得以写完那本《罪恶之源》。有些文学评论家甚至还认为，只有在读过我的书之后，才有可能正确地理解哈里的这本书想表达的意思。他们据此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即诺拉不再代表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爱情，而是一种无比强烈的真实情感体验。正因如此，在四个月前一度被全美几乎所有的书店撤下架的《罪恶之源》现在又重新焕发了生机，销售量大涨。在这种情况下，针对将要到来的圣诞销售季，巴尔纳斯基的市场营销团队开始准备推出一个需要通过抽签才可能获得的限量版礼包，里面包括《罪恶之源》《哈里·戈贝尔事件》以及一篇由某个叫弗朗索瓦·兰卡斯特的家伙推荐的评论分析文章。
至于哈里，自从我在“海滨汽车旅馆”与他分道扬镳之后，就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我曾经无数次尝试与他联系：他的手机总是关机，而当我打电话到那一家汽车旅馆，请他们转到8号房时，电话又总是无人接听。不仅是哈里，总的来讲，我与整个欧若拉再也没有了任何联系，其实这样或许也好，我可一点也不想知道那边的人是怎么看待我这本书的。唯一一个我所了解的相关信息来自施密特·汉森出版社的法律部，据悉，艾力雅哈·斯腾竭尽全力想要把这家出版社告上法庭，控诉的理由是，我的书中涉及他的部分有诽谤的成分，尤其是我在书里面提出疑问：他为什么不仅遂了卢塞的意，要求诺拉做裸模，而且后来在面对警方询问的时候，也绝口不提他那辆黑色蒙特卡洛失踪之事。可是，我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明明打电话找过他，想听听他对于这些事情是怎么解释的，但他根本就不屑于做出回应。
从10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开始，正如巴尔纳斯基所预料的那样，总统选举占据了所有的媒体空间。与此同时，公众对我的关注度大大下降，而我则感到有些如释重负。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我经历了太多太多：先是第一本书的成功，然后患上了所谓的“作家病”，写不出东西来了，而后是这第二本书的纷纷扰扰。因此，我现在心态平和了很多，只想给自己放放假，找个地方去待一段时间。由于我不想一个人度假，而且也确实需要感谢道格拉斯一直以来的支持，所以我就买了两张去巴哈马的票。这是朋友之间的友谊之旅，自从中学毕业就好久没有这样了。我本想给他一个惊喜。有一天晚上，他来我家看比赛直播的时候，我告诉了他这件事。但是令我感到非常不安的是，他竟然拒绝了我的邀请。
“这听起来很棒啊。”他对我说，“不过，我打算带着凯利去加勒比群岛，正好也是在那个时候呢。”
“凯利？你一直跟她在一起？”
“是啊，当然啦。你不知道？我们打算订婚了呢。事实上，我就是想去那里向她求婚啊。”
“哈，那简直太棒了！我真心为你们两个感到高兴。祝贺你们啊。”
我一定是在脸上露出了有点伤心的表情，因为他对我这样说道：
“马可，你已经拥有这个世界其他人梦寐以求的一切，是时候结束你的单身生活了，一劳永逸啊。”
我点了点头。
“只是……我太久没有约过会了。”我为自己做着辩护。
他笑了。
“别担心这个啊。”
正是这一番谈话促使我们两个去参加了第三天的一个晚会，那是在2008年10月23日星期四，这个晚上改变了一切。
道格拉斯帮我安排了与莉迪亚·戈洛尔的约会，他从她的经纪人那里打听到，她一直都爱着我。于是，他就说服我给她打了电话，我们约定在苏荷中心的一家酒吧里碰面。当晚七点整的时候，道格拉斯来到我家里给我打气。
“你还没准备好？”他看到我在给他开门的时候还光着膀子，禁不住问。
“我决定不了该穿哪一件衬衣。”我在胸前举起两个衣架，对他说。
“就穿蓝色这件吧，看起来不错。”
“你确定我跟莉迪亚约会没错吗，道古？”
“你又不是要马上跟她结婚，马克。你只是去跟一个你喜欢她而她也喜欢你的美女一起喝一杯而已。接下来，你们再看一看相互之间是不是还有感觉嘛。”
“那，在喝完酒之后，我们干吗？”
“我帮你在一家意大利餐厅里订好了台子，那家餐厅离酒吧不远，等会儿我给你发个短信，告诉你地址。”
我笑了。
“没有你，道古，我还能干什么？”
“朋友，不就是派这个用场的吗？对吧？”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手机响了起来。如果不是看到显示屏上闪亮的是加洛伍德的号码，我想很可能我是不会接的。
“你好，警长。能接到你的电话，我很高兴。”
电话里，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太好。
“晚上好，作家。很抱歉打搅你了……”
“完全没有的事。”
他的情绪好像不太愉快。他对我说：“作家，我想我们遇到了一个大麻烦。”
“发生了什么事？”
“是诺拉·凯尔甘的妈妈。你在书里讲，她曾经打过她的女儿。”
“路易莎·凯尔甘，是的，怎么了？”
“你现在能上网吗？我得给你发一封邮件。”
我走进客厅，打开了电脑。一边与加洛伍德保持着通话，我一边连上了邮箱。他刚刚给我传来了一张照片。
“这是什么？”我在电话里问他，“你开始让我感到有点担心了。”
“打开图片。还记得吗，你曾经跟我提起过亚拉巴马？”
“当然记得。凯尔甘一家就是从那里搬过来的嘛。”
“我们搞砸了，马库斯。我们完完全全没想到应该去亚拉巴马了解一下。更何况，你还跟我提过了这一点！”
“我跟你说过了什么？”
“你告诉我，应该去看看在亚拉巴马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点开了照片，这是一片墓园里面的一块墓碑的照片，墓碑上面刻着以下内容：
路易莎·凯尔甘
1930-1969
我们深爱的夫人、母亲
我完全震惊了。
“上帝啊！”我大喘着气，“这个，说明了什么呢？”
“诺拉的母亲在1969年就已经死了，也就是说在她的女儿失踪之前六年，她就已经死了！”
“谁给你传的这张照片？”
“康科德的一个记者。明天，这就将成为报纸的头版头条。你也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用不了三个小时，全美国都会质疑你的这本书，同时也会质疑我们警方办案搞错了方向。”
那个晚上，我没有跟莉迪亚·戈洛尔吃饭。道格拉斯喊来了原本有约，正在跟人家谈公事的巴尔纳斯基。巴尔纳斯基喊来了原来待在家里的法律部理查德森，我们几个就在施密特·汉森总部的一间会议室里面召开了一次应对特别凶险危机的紧急会议。那张照片其实是翻拍于《康科德先驱报》，这家发行于杰克逊地区的报纸竟然有了这样的大发现。巴尔纳斯基刚刚花了足足两个小时，想要说服《康科德先驱报》的总编辑，不要把这张照片用作第二天的头版头条，但可惜没有成功。
“当人们听说你这本书里面充满了谎言的时候，你应该可以想象他们会说些什么吧！”他对着我一通乱吼，“可是，上帝啊，戈德曼，你难道就没有核实一下你的消息来源是否准确吗？”
“我都搞不懂，这也太离奇了！是哈里告诉我有关诺拉母亲的情况的！事实上，他经常跟我说起这个。我现在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诺拉的母亲打她！是哈里跟我说的！他告诉我，诺拉的母亲不仅动了手，还曾经把布蒙在她的脸上，然后往上浇水。”
“那么戈贝尔现在又是怎么说的呢？”
“找不到他。今天晚上，我至少试着给他打了十次电话。事实上，我已经快两个月没有他的消息了。”
“再试试！你得想办法解决问题！谁能回答你的问题，你就去找谁谈！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这样明天上午我才能够去应付那些对我狂轰滥炸的媒体记者。”
于是在晚上十点，我最终打了电话给厄恩·平卡斯。
“说到底吧，你是怎么得出这么个结论的——她的母亲还活着？”他问我。
我被这个问题震得头昏脑涨，最终只能很愚蠢地回答说：
“没有任何一个人跟我说过她死了！”
“可是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你她还活着啊！”
“有，哈里跟我说过。”
“那他就是耍你了呢。凯尔甘的父亲一个人带着女儿来到欧若拉，从来就没有什么母亲。”
“我现在是彻底被搞糊涂了！感觉好像疯掉了一样。这下，我会被别人怎么看啊？”
“大家会认为你是一个狗屎一样的作家，马库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在这里，大家可不太喜欢你的故事。这一个月来，我们看着你神气活现地出现在报纸上和电视上，大家都在说，你可真是什么都敢乱说啊。”
“为什么就没有人提醒我一下呢？”
“提醒你？跟你说什么？问问你是不是碰巧搞错了，竟然把一位在事发的时候早已去世的母亲摆上了台？”
“她是怎么死的？”我问道。
“我怎么知道？”
“可是，那些深夜的音乐呢，还有她身上的伤痕？我有证人向我证实所有这一切。”
“证明什么？证明那个牧师把他的半导体收音机开到最大声，这样他就能安安静静地揍他女儿？是，我们所有人都在怀疑这个。不过，在你的书里面，你说当凯尔甘家的母亲折磨小姑娘的时候，她的父亲一个人躲到了车库里。可是，问题在于她妈妈从来就没有踏足过欧若拉一步，因为早在他们家搬过来之前，她就已经死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叫大家还怎么相信你在书里面写的其他那些事情？更何况，你还跟我说过要把我的名字放到致谢辞里去……”
“我放了啊！”
“你把我跟其他人的名字放到了一起，而且是这么写的：欧若拉的e.平卡斯。我不要简写，我想要你把我的全名标出来。我也想让大家都来讨论讨论我。”
“什么？可是……”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就猛地挂断了电话。巴尔纳斯基斜着一只阴沉的眼看我，然后用一根手指气势汹汹地指着我说：
“戈德曼，明天一早就搭第一趟航班去康科德。你必须把这个臭狗屎给我摆平了。”
“罗伊，如果我现在去欧若拉，那里的人会把我狂揍一顿的。”
他在脸上挤出了一丝笑容说：“如果他们只是把你揍一顿就感到满足的话，那你就自己偷着乐吧。”
“感动全美的女孩”会不会是一位作家文思枯竭的时候，在自己病态的头脑里臆想出来的呢？像这样的一个细节怎么可能被这么大意地忽略掉呢？《康科德先驱报》透露出来的这个信息在每个人心中撒下了疑问的种子，《哈里·戈贝尔事件》说的是真实的故事吗？
10月24日星期五上午，我搭飞机去了曼彻斯特。我是在当天下午刚开始的时候抵达的。到了之后，我就在飞机场租了一辆车，然后直接开去了康科德。在州警察局总部，加洛伍德正在等着我。他告诉了我所了解到的关于凯尔甘家庭在亚拉巴马生活的往事。
“大卫·凯尔甘和路易莎·凯尔甘在1955年结了婚。”他对我解释道，“他当时已经在一个很兴旺的教区当上了牧师，而他的老婆则在帮助他更好地发展。诺拉生于1960年。接下来的那几年没有什么值得记录的事情。不过，在1969年一个夏天的晚上，一场火灾吞噬了他们的屋子。那个小女孩在最后一刻被救了出来，可是她的母亲却死了。几个星期之后，牧师就离开了杰克逊。”
“几个星期之后？”我觉得有点奇怪。
“是的，而他们就是在那个时候来的欧若拉。”
“可是，哈里为什么要跟我说诺拉是被她的母亲施暴的呢？”
“应该说，施暴的是她的父亲才对。”
“不对，不对！”我吼了起来，“哈里跟我说的是她的母亲！就是母亲！我甚至还录了音！”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来听一听你录了些什么吧。”加洛伍德向我提议。
我随身带着我的那些录音卡带。于是，我就把它们都摊在了加洛伍德的书桌上面，逐一辨认卡带上的标签，试图找到我想要找的东西。事实上，我的卡带都是按照人物和日期做了详细的归档，但这一次我却没能够一下子找出来。直到清空了整个袋子，我才发现，里面还有一盘并没标注日期的卡带，于是，我赶紧把它塞到了录音机里。
“真奇怪。”我说道，“为什么我没有写下这盘卡带的日期呢？”
我按下了播放键，听见我自己的声音传了出来，那是2008年7月1日星期二，我在监狱的访客室里对哈里做了如下录音：
“这就是你们想要离开的原因吗？你们约好了在8月30日晚上一起离家出走，为什么？”
“这个嘛，马库斯，这里面有一个悲惨的故事。你在录音吗，现在？”
“是的。”
“为了让你能够理解我们的决定，接下来我要向你讲述一段很沉重的插曲。不过，我不希望这件事情传得满城风雨。”
“相信我，放心吧。”
“你知道的，我们在马尔莎葡萄园待了一个星期。她后来跟家里说是跟一个女性朋友一起外出玩一玩，但其实就是离家出走了，因为她走的时候跟谁都没有说。而在我们从葡萄园回来之后的第二天，当我再看到她的时候，我发现她非常非常伤心。她告诉我，她的母亲打了她，打得她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说着说着她就哭了。就是在那一天，她对我说，她的母亲会毫无缘由地惩罚她，不仅用铁尺子打她，还用上了关塔那摩美军虐囚的那一套肮脏的办法：在一个盆子里放满水，然后抓着女儿的头发，把女儿的脑袋死命摁到水里去。她说这是为了拯救她的女儿。”
“拯救她？”
“从痛苦之中拯救她。我猜，这是一种宗教仪式，有一点像耶稣基督在约旦河的经历那样。刚听到这个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证据就明明白白地在那儿。于是，我就问她：‘可是，谁对你做出了这种事情呢？’‘妈妈。’‘那你的父亲就一点反应都没有吗？’‘爸爸把他自己锁在车库里听音乐，而且开得很大声。当妈妈惩罚我的时候，他总是这样子。他那是不想听见这一切。’诺拉再也坚持不下去了，马库斯，她再也没办法坚持下去了。我想解决这个问题，去凯尔甘家找他们谈一谈。这件事必须到此为止了。不过，诺拉却请求我什么都不要做。她说否则的话，就会有很大的麻烦，她的父母肯定会带着她离开这个城市远走高飞，那样一来，我们两个恐怕就再也见不到面了。但是，显然也不能让当时的那种状况就这么无休无止地继续下去了。于是，到了8月底的时候，大概20日吧，我们就决定必须一起离开那里，越快越好，而且当然要悄悄地走。最后，我们约定了8月30日出发，原本打算一路向北，奔往加拿大，在佛蒙特州穿过边境，可能会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吧，就在那里找一个木头小屋定居下来，在湖边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而到了那个时候，就再也没有人会知道我们的陈年往事了。”
“那么，这就是你们两个打算一起离家出走的原因喽？”
“是的。”
“可是，你为什么不希望我把这件事说出去呢？”
“这个嘛，马库斯，这只是整件事情的开端而已。接下来，我又发现了关于诺拉母亲的一些更恐怖的事情……”
铃声响起，然后是监狱看守宣布探监时间已到的声音。
“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聊这个话题吧，马库斯。在此期间，务必保守秘密，别说出去。”
“哎，关于诺拉的母亲，他后来又跟你说了什么呢？”加洛伍德很不耐烦地问道。
“我不记得了啊。”一边回答着，一脸困惑的我一边继续在其余的卡带里翻找着。
突然，我停了下来，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不会吧！”我喊了起来。
“作家，什么情况啊？”
“这是我给哈里做的最后一次录音！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在卡带的外面才会没有记录日期！我把这件事给忘得一干二净了。关于这个主题，我们根本就没有继续谈下去。因为就在那天之后，关于普拉特的那些事情曝光了。接下来，哈里就不让我给他录音了。于是，我再跟他谈话的时候，就在一个小本子上做记录。再然后，这个本子里的一些内容被泄露了出去，结果哈里就生了我的气。你说，我怎么就白痴到这种地步啊？”
“必须马上跟哈里谈一谈。”加洛伍德一把抓起他的外套说，“我们得搞清楚，关于路易莎·凯尔甘，他究竟知道些什么。”
于是，我们就出发去了那家“海滨汽车旅馆”。
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打开8号房房门的并不是哈里，而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大个子。我们去前台询问，服务员只是很简单地回应我们说：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这里就没有叫作哈里·戈贝尔的客人。”
“这不可能。”我说，“他都已经在这里待了好几个星期了。”
按照加洛伍德的要求，服务员查了查最近六个月的住房登记记录。然而，他还是断然表示：
“没有哈里·戈贝尔。”
“不可能！”我很激动，“我看到他了，就在这里！那是一个满头乱糟糟白发的大个子！”
“啊，他啊！是的，是有这么个人，他总是在停车场瞎转悠。不过，他从来就没有住过这里的房间。”
“他就住在8号房！”我发火了，“我知道的，因为我经常看见他坐在8号房的门口。”
“是的，他总是坐在那儿。我跟他讲过，叫他离开，但每一次，他都会塞给我一张100美元的大钞票！给这么一大笔钱，他爱在那儿坐多久就可以坐多久。他说，在这里待着能勾起他美好的回忆。”
“那么，从什么时候起，你再也没有看见他了？”加洛伍德问道。
“这个嘛……至少有好几个星期了。我只记得他在走的那一天，又塞了一张100美元的钞票给我，如果以后有人打电话过来找8号房的话，他要我假装好像是把电话转过去，但实际上就让电话一直空响着。那一天，他看起来好像很急的样子。就是在发生了那一次争执之后不久……”
“争执？”加洛伍德问道，“什么争执？你刚说的这一次争执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你们的这位兄弟，他跟另一位家伙吵了一架。有一个小个子老头儿开着车赶过来，很明显就是要来找他吵架的。他们吵得可真凶啊，又喊又叫的。我都准备去劝架了，结果那个老头儿又上车走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你们的朋友终于决定要走了。其实，就算是他不说，我也打算叫他走了，因为我可不想他们再这么吵吵嚷嚷地来一次。要是店里的客人投诉的话，那我就要挨训斥了。”
“可是，他们那一次吵架，是为了什么呢？”
“关于一封信的事吧，我想。‘就是你干的！’那个小老头儿当时这么吼了你们的朋友。”
“一封信？什么信啊？”
“这我哪里知道啊！”
“然后呢？”
“那个小老头儿就走了，而你们的朋友也跟着火急火燎地离开了。”
“你能认得出他吗？”
“那个小老头儿？不，我估计不行。不过，你可以去问问你的同事。因为他后来又回到我们这里来了，这个搞笑的老东西。我嘛，我敢说他这是要回来找你们朋友麻烦的。我很懂犯罪调查的，我看了好多这方面的电视剧呢。你们的朋友倒是急匆匆地走了，但我感觉他是不是在我们这里留下了什么可疑的东西。于是，我就打电话喊了‘条子’。有两个公路巡警很快就赶了过来，控制住了那个家伙。不过，他们后来又把他给放了，说是没有什么问题。”
加洛伍德马上打电话给警务中心，要求查询最近在“海滨汽车旅馆”被公路巡警盘查的那个人的身份信息。
“他们找到之后就会给我打电话。”他挂了电话之后对我说。
我彻底被搞糊涂了。我一边用手挠着头发，一边说道：
“这真荒唐！太荒唐了！”
那个服务员突然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说：
“你是不是马库斯先生？”
“是，怎么了？”
“你的朋友给你留下了一封信。他说，会有一个年轻人来这里找他，这个年轻人肯定会说：‘这真荒唐！太荒唐了！’他告诉我，如果这个年轻人来了，我就要把这个交给他。”
他递给我一个小的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一把钥匙。
“就一把钥匙？”加洛伍德感到很奇怪，“就没有其他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