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虽如此，我们总归找到他了。”
“即使你们相信他已经死了？”
“费舍曼会一直寻找欠他债的人，直到他看到尸体。他从未停止，”约翰尼薄薄的嘴唇微微一笑，“费舍曼总能找到他要找的东西。你和我也许不知道怎么做，但他知道。总是这样。这就是他被称作费舍曼的原因。”
“古斯塔沃说过什么，在你……”
“金先生坦白了一切。所以我开枪打了他的头。”
“什么？”
约翰尼·穆厄做了个动作，像是耸肩，但他穿着那件超大的西装，几乎看不出来。“我让他选快的或慢的。如果他不和盘托出，就会是慢的。我相信，作为一个修理工，你肯定清楚一枪打中胃部的效果。胃酸进入脾脏和肝脏……”
我点点头。尽管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我也还有点想象力。
“费舍曼要我给你同样的选择。”
“如果我坦……坦白呢？”我的牙齿在打战。
“如果你把金先生从费舍曼那里偷来的钱和毒品还给我们，而你得到了其中的一半。”
我点点头。安定的药效逐渐消失的坏处是我很害怕，而感到害怕真他妈的痛苦。好处是我实际上有了一定的思考能力。我突然想到，这简直就是我和古斯塔沃的黎明袭击场景的副本。那我何不复制古斯塔沃的做法呢？
“我们可以分摊。”我说。
“像你和古斯塔沃那样？”约翰尼说，“所以你最终会落得他的下场，而我落得你的下场？不，谢了。”他把刘海拂到一边。他的指甲刮过前额上的皮肤。让我想起了鹰爪。“要快的还是慢的，汉森先生？”
我吞了口口水。快想，快想。但我没有看到解决办法，只看到我的人生——我的选择，错误的选择——擦肩而过。默默地坐在那里时，我听到窗外传来柴油机的声音、说话声和无忧无虑的笑声。环卫工人。我为什么没做个环卫工人呢？诚实劳动，清理垃圾，服务社会，快乐地回家。独自一人，但至少我可以带着满足感上床睡觉。等一下。床。也许……
“我把钱和毒品都放在卧室里了。”我说。
“我们走。”
我们站了起来。
“你先请，”他挥着左轮手枪说，“长者先请。”
当我们走了几步穿过走廊走到卧室时，我想象着之后的场景。我会走到床边，他在我身后，手里拿起枪。我会转过身来，不看他的脸，然后开火。简单。要么他死要么我死。我只需要不看他的脸。
我们到了卧室。我朝床走去。抓住枕头。抓住手枪。转身。他张开了嘴。睁大了眼睛。他知道自己要死了。我开枪了。
也就是说，我本想开枪的。我身体的每一寸肌肉都想开枪。也都开枪了。除了我的右手食指。事情又发生了。
他举起左轮手枪对准我。“你真蠢，汉森先生。”
才不蠢，我想。任由病情发展，晚一两周拿到治疗的钱但为时已晚，那才愚蠢。把安定和伏特加混在一起确实愚蠢。但在自己命悬一线的关头没能开枪，这是一种遗传缺陷。我是一种进化异常，只有我立即灭绝，人类的未来才会更加光明。
“打头还是打肚子？”
“头。”我说，然后走向衣柜。我拿出一个棕色的箱子，里面装着腰包和成袋的安非他命。我转过身来面对他。看到他位于左轮手枪瞄准器上方的眼睛，另一只眼睛眯着，鹰爪扣在扳机上。有那么一会儿，我不知道他在等什么，然后我意识到了。环卫工人。他不想让他们从窗下听到枪声。
就在窗户下面。
一楼。
薄玻璃。
也许我的达尔文式造物主并没有抛弃我，因为当我转身向窗户跑去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活命。
我不能保证接下来的细节都完全正确，但我想我把箱子——或者手枪——举在身前，打碎并穿过了玻璃，仿佛那是一个肥皂泡，然后我就从空中掉落。我的左肩撞到了垃圾车的车顶，翻了个身，感觉到被太阳晒暖的金属贴在我的肚子上，然后我从车的一侧滑下去，直到我的赤脚撞到地面，落到柏油路上。
所有的声音都安静了，两个穿着棕色工作服的人站在那里僵住了，只是呆呆地看。我拉起睡裤——那条裤子已经滑了下来，抓起箱子和手枪。我抬头看了一眼窗户。约翰尼站在一扇碎玻璃窗后面，低头看着我。
我朝他点点头。
他对我微微一笑，把留着长指甲的食指举到额头。事后看来，这个动作像是在敬礼：这一轮我赢了。但我们会再见面的。
然后，我转过身，在晨曦中沿着街道跑去。
马蒂斯是对的。
这片风景，这份宁静，确实对我有点影响。
我在奥斯陆独自生活了几年，但在这里仅仅三天之后我便觉得难以忍受，这种与世隔绝是一种压力，一种无声的啜泣，一种水和私酿酒都无法满足的干渴。所以，我凝视着空旷的高原，上方是灰蒙蒙的天空，没有了驯鹿的踪影，我看了看时间。
婚礼。我以前从未参加过婚礼。这对一个三十五岁的家伙来说意味着什么？没有朋友？或者只是交错了朋友，那种没有人想结交，更不用说想嫁的朋友？
所以，是的，我看了看水桶里的倒影，拍了拍西服外套上的灰尘，把手枪塞到后腰的腰包里，朝考松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