嘀嗒，嘀嗒。
我凝视着地平线。大致朝着考松的方向。但他们可能会绕个远路，穿过树林，从后面攻击我。
我只是小杯地喝，但即便如此，还是在第一天就喝完了第一瓶。我设法等到第二天才打开第二瓶。
我的眼睛刺痛得更厉害了。我最后躺到床上，闭上眼睛，并告诉自己，如果有人靠近，我会听到驯鹿膝盖上的肌腱发出的声音。
相反，我听到了教堂的钟声。
一开始我搞不清那是什么。它随风而来，是一种微弱的余音。但之后——当微风从村庄的方向吹来时——我听得更清晰了。敲钟的声音。我看了看时间。十一点。是不是说今天是周日？我认为是的，并决定从现在开始记录当天是周几。因为他们会在工作日来。干活的日子。
我不停地打瞌睡。我控制不住。就像独自一人在公海上的一艘船上——你睡着了，只希望不要撞上任何东西或翻船。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我才梦到自己在划一条满是鱼的船。能救安娜的鱼。我很急，但风从岸上吹来，我划呀划，用力拉桨，直到手上磨破了皮，开始流血，这意味着我没法紧握船桨，于是我撕碎衬衫，把布条缠到船桨上。我顶着风，逆着水流，但没有更靠近陆地。那么，船上装满了可爱的肥鱼又有什么用呢？
第三天夜里。我醒来时不知道刚听到的嚎叫是梦还是现实。不管怎样，那条狗，或者不管它是什么，离得更近了。我出去小便，看到太阳在树丛上方缓缓移动。被薄薄的树梢遮住的部分比昨天更多了。
我喝了一杯酒，又睡了几小时。
我起床，煮了咖啡，在一片面包上涂了黄油，然后去外面坐了下来。我不知道是因为蠓油还是我血液里的酒精，但蠓虫终于厌倦了我。我试着用一块面包皮引诱驯鹿靠近些。我用双筒望远镜看它。它抬起头，也看着我。想必它能闻到我的气味，就像我能看到它一样。我挥了挥手。它的耳朵抽动了一下，但除此之外，它的表情没什么变化。就像四周的风景一样。它的下巴像水泥搅拌机一样不停地搅动。反刍动物。像马蒂斯一样。
我用望远镜沿着地平线搜索。我把潮湿的灰烬涂在来复枪的镜头上。我看了看时间。也许他们会等天更黑些，这样他们就可以偷偷地爬到我身边。我必须睡觉。我得弄到些安定。
一个六点半的早上，他来到门口。
门铃竟没把我吵醒。安定和耳塞。还有睡衣。一年四季都如此。公寓里毫无用处的旧单层玻璃窗什么都挡不住：秋天的雨，冬天的寒气，鸟鸣，还有那辆一周三天倒着开进院子的该死的垃圾车的声音——换句话说，就在我位于一楼卧室的窗户下面。
天知道，那该死的腰包里有足够的钱来装双层玻璃，或者搬到楼上住，但是世界上所有的钱都无法挽回我失去的东西。自从葬礼过后，我什么都没做，除了换了把锁。我装了一把该死的德国锁。这里从来没有人闯入过，但鬼知道为什么没有。
他看起来像个穿着他爸爸的大号西装的孩子。瘦骨嶙峋的脖子从衬衫上方伸出来，上面顶着这个留着一小绺刘海的大脑袋。
“什么事？”
“费舍曼派我来的。”
“好的。”我觉得自己在打冷战，尽管穿着睡衣，“你是谁？”
“我是新来的，我叫约翰尼·穆厄。”
“好的，约翰尼。你本来可以等到九点钟，然后你就会在商店的后屋找到我。穿好了衣服。”
“我来这里是为了古斯塔沃·金……”
×。
“我能进来吗？”
考虑他的要求时，我看着他那件粗花呢西服左边的凸起。一把大号手枪。也许这就是他穿这么大的西服的原因。
“只是为了把事情弄清楚，”他说，“费舍曼非要这么做。”
拒绝让他进来看起来会很可疑。也毫无意义。
“当然，”我打开门说，“咖啡？”
“我只喝茶。”
“恐怕我没有茶了。”
他把刘海推向一边。他食指上的指甲很长。“我没说我想喝茶，汉森先生，只是我平时只喝茶。这是客厅吗？你先请。”
我走进去，把一张椅子上的几张《疯狂》唱片和一些明格斯和莫妮卡·塞特隆德的专辑推掉，坐了下来。他坐在了吉他旁边弹簧坏了的沙发上。他陷得太深了，只好把桌上的空伏特加酒瓶挪开才能看清我。也是为了找到一条开阔的弹道。
“古斯塔沃·金的尸体昨天被发现了，”他说，“但不是你跟费舍曼说的抛尸地点邦尼峡湾。唯一对得上的是他脑袋里有一颗子弹。”
“该死，尸体被移走了吗？在——”
“萨尔瓦多，在巴西。”
我缓缓地点点头。
“是谁……”
“我，”他说，右手伸到外套里，“用这个。”那不是一把手枪，而是左轮手枪。又大又黑，又恶毒。安定的药效已经过去了。“前天。在那之前他活得好好的。”
我继续缓缓地点头。“你怎么找到他的？”
“如果你每晚都坐在萨尔瓦多的一家酒吧里吹嘘自己是如何把挪威的毒枭耍得团团转，挪威的毒枭迟早会发现的。”
“他真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