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议论了整整一星期的强北风在星期四那天终于到了。名副其实的大风——到下午四点，地面积雪已经有八英寸了——而且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在亨利的夜猫子酒吧里，每天都是我们这五六个人围坐在瑞立保火炉边。在班戈地区，夜猫子是唯一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酒吧。
亨利的生意不大，主要是卖啤酒和葡萄酒给大学生，但是，他赚的钱够用，而且，他的酒吧是我们这些领社保的老家伙们聚会的地方。我们见面谈论的话题经常是最近谁谁谁死了，或者，世界末日就要到了。
今天下午，亨利站柜台，比尔·佩勒姆、伯蒂·康纳斯、卡尔·利特菲尔德和我围坐在火炉边。外面，俄亥俄大街上，看不见一辆车，只有铲雪车在费力地向前移动。狂风呼啸而过，覆盖着积雪的马路看上去像恐龙的脊梁。
一下午，店里只有三位顾客——如果把瞎子埃迪也算在内的话。埃迪约七十岁，不是百分之百看不见，只是经常撞上东西。他一星期来一两次，抓起一大块面包往外套里面一塞，随即走出店门，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嘿，你们这些蠢驴，又上当了吧！
伯蒂曾经问亨利，为什么不阻止他。
“我跟你说，”亨利说，“几年前，空军计划用两千万美元造一架他们自行设计的飞机。结果，他们花费了七千五百万，那个该死的东西就是飞不起来。这事发生在十年前，那时，瞎子埃迪和我比现在年轻多了。我投票支持那个赞助这项计划的女人，埃迪投了反对票。打那以后，他的面包一直由我埋单。”
伯蒂看起来好像没听明白，但他把身子靠在椅子背上，陷入了沉思。
此时，店门被推开了，一阵冷风跟着吹了进来。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跺着脚，靴子上的雪掉落在地上。过了片刻，我认出了他。他是里奇·格雷纳丁的儿子。他看上去像是刚刚亲过婴儿的屁股。他的喉结一上一下，脸色蜡黄，像一块旧油布。
“帕马利先生。”他面对亨利，说话的时候，眼珠子频频滚动，就像轴承里的滚珠，“您快到我家去，去给他送啤酒。我不敢回去，吓死我了。”
“先坐下。”亨利解下身上的白围裙，走到柜台后面，“出什么事了？你爸爸喝醉了？”
我想起来了，亨利说过，那个里奇有段时间没来了。以前，他每天都来，只要有打折的便宜啤酒，他都会买上一箱。他是个大胖子，脖子上一圈横肉，手臂粗得像猪大腿。里奇虽说嗜酒如命，但工作干得还不错，他在克利夫顿的一家锯木厂工作。后来，出了一件事——搅碎机里的填料装错了，也许是里奇故意搞的鬼——里奇失业了，拿着锯木厂给他的赔偿款，过起了自由又轻松的生活。他的背好像受了伤。不管怎么样，反正他越来越胖。他最近一直没有来，他儿子时不时来帮他买酒，打发晚间的时光。一个很不错的孩子。亨利把酒卖给他，因为他相信，孩子是遵从父亲的指令行事的。
“他喝醉了，”男孩说，“但那没什么，是……是……哎呀，上帝，太可怕了！”
亨利发现，那孩子快要崩溃了，他马上说：“卡尔，能帮我照看一下吗？”
“没问题！”
“好，蒂米，你跟我到库房去，把详细情况告诉我。”
他带着孩子去了库房，卡尔走到柜台后，坐在亨利的凳子上。一时间，谁也没有说话。我们听见他们走进库房，接着是亨利的声音，低沉而缓慢，然后是蒂米·格雷纳丁的声音，尖厉而快速。后来，男孩开始哭喊，比尔·佩勒姆清了清喉咙，开始往自己的烟斗里装烟丝。
“我大概有一两个月没看见里奇了。”我说。
比尔嘟囔了一句：“没什么可惜的。”
“他最后一次来这儿……嗯……是快十月底的时候。”卡尔说，“那时候快过万圣节了。他买了一箱喜力滋啤酒。他身上的肉更多了。”
除此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男孩还在哭，一边哭，一边说。窗外，北风怒号，电台说，到明天早上，积雪还会增加六英寸。现在是一月中旬，我不知道从去年十月到现在，除了他儿子，是否还有其他人见过里奇。
他俩的对话还在进行，最后，亨利和男孩出来了。男孩脱掉了外套，亨利则穿上了外套。男孩的情绪平稳了许多，应该说，最糟糕的时刻过去了。但他的眼睛依然通红，而且，一瞥见人，他就会垂下眼皮看着地板。亨利看上去忧心忡忡。“我想让蒂米这孩子上楼去，让我老婆给他拿些吐司奶酪之类的。你们几个能跟我一起去里奇家走一趟吗？蒂米说，里奇想要啤酒。他把钱带来了。”他想挤出一个微笑，可想到这件事，怎么也笑不出来。
“可以。”伯蒂说，“他要什么牌子的啤酒，我去拿。”
“拿哈路士至尊吧。”亨利说，“我们搞特价的，就在那边。”
我也站起身。肯定是我和伯蒂去。卡尔的关节炎天一冷就会发作，比利·佩勒姆的右胳膊基本处于报废状态。
半打装的啤酒，伯蒂拿来四提，我把它们装进一个纸箱，与此同时，亨利把男孩带到楼上去了。
他把孩子托付给他老婆，就下楼来了，其间还扭过头去看了几眼，确保房门关好了。比利突然冒出一句：“出什么事了？难不成里奇一直在虐待他儿子？”
“不是。”亨利说，“现在最好什么都别说。听上去简直不可思议。我要给你们看样东西，就是蒂米拿来买酒的钱。”他口袋里有四张一美元的钞票，他用手指捏着纸币的一角，拿给我们看。他这样做不奇怪，那钱上满是灰色的、黏糊糊的东西，看上去就像是变质的腌制食品上长出的东西。他把钱放在柜台上，脸上浮现出奇怪的笑容。他对卡尔说：“谁也不许动这钱，即便那孩子说的不全是真话，也不要碰这些钱。”
然后，他走到肉制品冰柜旁边的水池前，洗了洗手。
我站起身，穿上我的水手短外套，围上围巾，然后把扣子扣好。开车去没什么意义，因为里奇就住在柯文大街上的一栋公寓楼里，几步路的事。那是铲雪车最后要去的地方。
我们出门的时候，比尔在我们身后喊道：“小心点！”
亨利点点头，把啤酒放到门口的小推车上，我们推着车，出发了。
风像锯条一样抽打在我们身上。我立刻把围巾往上拽了拽，遮住耳朵。我们在路口停了一下，等伯蒂戴上手套。他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我明白他的感受。这种天气，年轻人很喜欢。他们白天溜冰，然后又去开那种大黄蜂一样的雪地车，一直玩到半夜。可是，等你一直用着这副身子到七十多岁，你就会感觉那东北风简直就抽打在你的心上。
“我不想吓唬你们，”亨利嘴角仍旧挂着那令人反感的诡异笑容，“但我还是给你们看了。等会儿在路上，我把那个孩子说的事情都告诉你们……我不想瞒着你们，明白吗？”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点四五口径的“猪腿”——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全天二十四小时营业以来，这把手枪始终保持子弹上膛的状态。我不知道这枪他是从哪里弄来的，但我确实知道，有一次，他瞄准了一个劫匪，那个家伙吓得转身就跑出去了。哈哈，亨利够酷的！还有一次，一个大学生来店里，兑支票的时候折腾了大半天。我亲眼看见亨利把那孩子扔了出去。他离开的时候那副狼狈相，仿佛他已经憋不住屎尿，得赶紧找厕所去了。
我想告诉你的是，亨利想让伯蒂和我明白，他这次是动真格的了，我们也是。
就这样，我们出发了，像清洁女工一样，弓着身子走在狂风中。亨利推着小车，边走边向我们讲述那个男孩跟他说的事情。阵阵风声中，很难听清他说的话，但不管怎样，我们掌握了大部分的信息——比我们想知道的要多。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亨利的口袋里揣着那把枪。
那个男孩说，肯定是啤酒的缘故——我们会时不时遇到易拉罐出问题的情况。瘪了，或者发臭了，或者像爱尔兰人内裤上的尿渍，变绿了。曾经有人跟我说，只需要扎一个小眼，细菌就可以进入，什么奇怪的事都可能发生。那个眼那么小，啤酒不会漏出来，但细菌却可以乘虚而入。而且，对于那些小虫子而言，啤酒可以说是一种美味了。
不管是真是假，反正那个孩子说，跟往常一样，十月的一个晚上，里奇买回家一箱金光啤酒，然后，蒂米写作业，他就喝上了。
当蒂米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他听见里奇说：“上帝啊，味道不对！”
蒂米说：“爸爸，怎么了？”
“啤酒。”里奇说，“天哪，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难喝的啤酒。”
也许有人会纳闷，既然啤酒那么难喝，看在上帝的分上，他为什么还要喝呢？那是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里奇是怎么喝酒的。有一天下午，我去了沃利的冷饮店，亲眼看着他赢了一场赌局。他跟一个家伙说，他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喝下二十杯二十五美分一杯的啤酒。我们本地人是不会理他这茬的，可那个来自蒙彼利埃的推销员却拿出一张二十美元的票子，里奇也下了同等数额的赌注。结果，等他喝完那二十杯啤酒的时候，时间还剩七秒钟——离开的时候，他已经站不稳了。因此，我猜想，里奇在反应过来之前，大半罐变质的啤酒已经被他喝下去了。
“我要吐了。”里奇说，“当心！”
但是，等他走进厕所的时候，恶心劲已经过去了。那件事就此结束了。男孩说，他闻过那个啤酒罐，感觉像是什么东西爬进去然后死在了里面。罐口处有少许灰色的液体。
两天后，孩子放学回家，发现里奇坐在电视机前，看下午播放的情感节目，屋里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怎么了？”蒂米问，因为里奇很难得会在晚上九点前上床。
“我在看电视。”里奇回答说，“我今天不太想出门。”
蒂米把水池上方的电灯打开，里奇立马冲他大喊：“把那该死的灯关上！”
蒂米没有反驳，照他说的做了。不开灯怎么写作业呢？但里奇发火的时候，最好别惹他。
“出去给我买一箱啤酒来，”里奇说，“钱在桌子上。”
孩子买完酒回来，看见爸爸仍然坐在黑暗之中。此时，外面天也黑了。电视机已经关了。孩子开始感觉害怕，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换成别人，也会如此，不是吗？黑黢黢的屋子，只有老爸一个人，像个木墩子一样杵在墙角。
他把啤酒放在桌子上，知道里奇不喜欢冰凉的东西，喝下去脑门疼。当他走近他老爸的时候，他注意到一种腐臭的味道，像搁了几天的奶酪。但是，他没有抱怨什么，他爸爸就没有讲究过个人卫生。他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开始做作业。此时，电视机又响了起来，里奇开启了当晚的第一罐啤酒。
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两个星期：早上，孩子起床去上学。放学的时候，老爸坐在电视机前，买啤酒的钱放在桌子上。
屋子里的腐臭味越来越重。里奇干脆放弃了梳洗，到了十一月中旬，他已经不允许孩子在家里写作业，说门底下透出的灯光让他受不了。因此，蒂米买过啤酒之后，就去附近同学家写作业。
后来有一天，蒂米放学回家的时候——下午四点左右，天快黑了——里奇说：“把灯打开。”
孩子打开水池上方的灯，看到里奇把自己裹在毯子里。
“你看。”里奇从毯子下面伸出一只手。但那根本不是手，是一个灰色的东西。这是孩子唯一能做出的描述。看上去根本不像一只手，就是灰色的块状物。
蒂米·格雷纳丁毛骨悚然。他说：“爸爸，你怎么了？”
里奇说：“我不知道，我没有什么地方疼，只是感觉……很舒服。”
蒂米说：“我去找韦斯特菲尔医生。”
毯子开始颤抖，从上到下，仿佛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毯子下面摇晃。里奇说：“你敢！如果你去，我就抓住你，你也会变成这样。”他把毯子往下拽，露出自己的脑袋，但就一会儿。
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已经到达哈罗大街和柯文大街的交叉口。此时，我感觉温度比我们出门的时候店里那个橘色温度计上显示的还要低。其实，谁也不愿意相信此类事情，然而，这世上还真有这等奇怪的事情发生。
我以前认识一个名叫乔治·凯尔索的家伙，在班戈市政工程部工作。他干了十五年，负责维修水管和电缆之类的。有一天，他早上刚起来就死了。那时距离他退休还有不到两年。一个熟悉他的朋友——弗兰基·霍尔德曼——说，乔治像往常一样，有说有笑地下到埃塞克斯一处污水管道做检修。十五分钟后，当他上来的时候，头发像雪一样白，眼睛瞪得大大的，仿佛刚刚透过一扇窗户看见了地狱。他径直去了bpw修理厂，砸碎了自己的闹钟，然后去沃利的冷饮店喝酒。两年后，他死了。弗兰基说，他曾经试着跟乔治聊起那天的事情，只有一次，在烂醉如泥的时候，乔治透露了一些内容。当时，乔治坐在凳子上，转过身，问弗兰基见没见过跟正常体形的狗一样大的蜘蛛，那东西挂在一张网上，网上有几只猫咪，浑身缠满了银色的丝线。对这种问题，你能怎么回答呢？依我看，这里面肯定有不真实的成分，可我同时又相信，在世界的某个角落，肯定存在着什么东西，如果你看到它们的脸，肯定会被吓破胆的。
狂风席卷而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街角逗留了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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