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和我一起坐在我家门口，视线越过近处的沙丘，眺望着海湾。他嘴里的雪茄冒着烟，淡淡的味道在空气中飘荡，蚊子都被熏跑了。海水，阴凉的绿色；天空，深邃、浓郁的蓝色。水天相接，真美！
“你是大门。”理查德若有所思地重复着，“你肯定你杀了那个孩子——不是做梦？”
“我没有做梦，我也没有杀他——我跟你说过的。是它们干的，我只是大门。”
理查德叹了一口气，问：“你把他埋了？”
“没错。”
“你记得埋在哪里吗？”
“记得。”我把手伸进胸前的口袋，掏出一支烟。我双手缠满了绷带，动作笨拙吃力。我的手奇痒无比。“如果你想去那个地方，你得坐沙滩车。在沙滩上摇着这个——我指的是我的轮椅——肯定不行。”理查德的沙滩车是一辆一九五九年的大众，轮胎跟枕头差不多大。他用它来收集浮木。自从他结束了马里兰州的地产生意之后，就一直住在基加罗林，用浮木做雕塑，然后再高价卖给冬天来此度假的游客。
他吸了口雪茄，眼睛仍旧望着海湾：“我再想想吧！你还能跟我再多说一些吗？”
我叹了口气，试着点燃手中的香烟。他从我手中拿过火柴，划着了火。我连吸了两口，把烟深深地吞进喉咙。手痒得难受。
“好吧。”我说，“昨晚七点，我就在这里，看海，抽烟，跟现在一样，而且……”
“说以前的事情。”他恳求道。
“以前？”
“就是那次飞行的事。”
我摇摇头，说：“理查德，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没有任何……”
他脸上一道又一道深深的皱纹，神秘莫测，如同他用浮木打造的雕塑作品。“你或许还能想起点什么，”他说，“没准现在你就能想起来。”
“你这样想？”
“有这种可能性。等你说完，我们一起去找那个墓穴。”
“墓穴。”我嘟囔着。那个凹陷、可怕的洞穴比任何东西都黑暗，甚至胜过科里和我五年前航海经过的那片可怕的海域。黑暗，黑暗，黑暗。
绷带下面，我的那些新眼睛在黑暗中漫无目的地窥视着四周。开始痒了。
被评论家们称为“帝国大厦”的“土星16号”助推器把科里和我推进轨道。这是一个庞大的怪物，跟它相比，土星1-b就像是一块红岩石。它从地下六十米深的地堡里起飞——必须这样，否则半个肯尼迪角都会随它一起升空。
我们围绕地球旋转，核对所有系统，然后进入轨道，直奔金星。我们已经进入太空，而在地面上，参议院仍在为进一步的外太空探索项目的资金预案争吵不休，宇航局的一批人则在暗暗祈祷，希望我们此行能够有所发现，什么发现都好。
“无所谓发现的是什么，”宙斯计划的神秘成员神童唐·勒温格喝醉酒后喜欢这样说。“你们带了所有的设备，外加五台高效电视摄像机和一架有无数镜头和滤镜的漂亮的小型望远镜。找到某种黄金或是白金，最好还能找到几个可爱、愚笨、穿制服的外星人警察，我们可以研究他们，可以开发他们的智力，跟他们相比，我们会体会到一种优越感。不管发现什么都好。哪怕是豪迪·杜迪的鬼魂，也是个不错的开端。”
科里和我非常希望能有所发现。至今，外太空探索计划没有任何进展。一九六八年，博尔曼、安德斯和洛威尔等人绕月飞行，发现了一片空荡荡的禁地，看上去像肮脏的海滩。十一年后，马克汉和杰克斯在火星着陆，眼前所见是贫瘠的荒原、冻土和几片苦苦挣扎的地衣。在任何人看来，外太空探索都是一项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的计划。而且，还发生过伤亡事故：在倒数第二次阿波罗飞行任务中，佩德森和莱德勒乘坐宇宙飞船围绕太阳飞行，突然，所有的设备都停止了工作。约翰·戴维斯的小型轨道观测卫星在一次极其偶然的事故中被一个流星体撞出一个大洞。没错，太空计划停滞不前，照目前的情形看，此次金星之行过后，恐怕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说我们有先见之明了。
在外太空，我们停留了十六天，其间，我们吃浓缩食物、打牌，此外，我们还关闭总电源，更换了一个元器件。从技术层面说，这是一次极其简单的常规飞行。在外太空的第三天，一个空气湿度转换器坏了，我们换了备件。除了一些小问题，一切都很顺利。我们准备重返大气层。我们一边看着金星逐渐缩小到四分之一大，最后变成一个乳白色的水晶球，一边和亨茨维尔控制中心的同事互开玩笑，一边听着瓦格纳和披头士乐队的磁带，一边照看着各项试验。这些试验都是自动进行的，涉及的内容很多，从太阳系风力的测量到外太空的导航。我们进行了两次弹道中段修正，均为微小改变。第九天的时候，科里走出舱门，使劲敲打那台可伸缩的desa，后来，它又弹了出来。一切正常，直到……
“desa，”理查德说，“那是什么？”
“一项结果令人不甚满意的试验。在宇航局的辞典里，它指的是深度空间天线——我们用高频波发射各种声音，看是否会被接收。”我的手指在裤子上使劲蹭，但一点用也没有，相反，痒得更厉害了，“和西弗吉尼亚的射电望远镜作用相似——你知道，那个东西是用来观测星体的。区别在于，我们不是接收，而是发射，主要是针对深度空间的星体——木星、土星、天王星。假如那里有生命存在的话，那个时候，它在午睡。”
“科里一个人出去的？”
“是的，如果说他带进来某种星际瘟疫，遥感勘测并没有任何显示。”
“可仍然……”
“不管他了，”我有些恼火，“要紧的是这里，是现在。理查德，他们昨晚杀了那个孩子。目睹或者说感知这样的事情，心里真不是滋味。他的脑袋……脑袋爆了。仿佛有人从他的脑壳里取出了他的脑子，然后放进去一颗手雷。”
“把故事讲完。”他说。
我哈哈大笑，但笑声听上去很沉闷：“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们进入金星外围的一条偏心轨道。这条轨道已经开始衰减。我们转第一圈的时候，运行轨道参数为：远地点三百二十英里，近地点七十六英里。转第二圈的时候，我们的远地点增高了，近地点降低了。我们最多可以转四圈，而这四次机会我们全都用上了。我们把金星仔仔细细看了个遍，拍了六百多幅静态图片，鬼晓得用了多少胶片。
云层中既有甲烷、氨，也有尘粒和飞行垃圾。从整体看，金星仿佛置身风洞里的大峡谷。科里估计，接近金星表面的风速大约每小时六百英里。我们的探测器嘟嘟直叫，后来，嘎的一声，坏了。我们没有看见植物，也没有发现任何生命迹象。分光镜显示有贵重矿石。这就是金星。除了什么也没有，还是什么也没有——但我被吓住了。我感觉我们像在太空的中央，围着一座闹鬼的房子打转。我明白，这听上去毫无科学依据，但在离开之前，我就是害怕。我想，假如火箭没有载我们离开，那我一定会在降落途中割断自己的喉咙。金星跟月球完全不同。月球虽然荒凉，但却没有细菌。我们面对的那个世界和任何人到过的任何地方都不一样。也许，有云层还算幸运。仿佛一个大脑被掏空的脑壳——这是我能想到的最贴切的比喻。
在返回途中，我们听说，根据投票的结果，参议院已经做出了决定：太空探索计划的经费减少一半。科里好像对我说过：“阿迪，这样一来，我们大概要重新回到气象卫星业务的时代了。”可是，我很高兴，也许，我们并不属于外太空。
十二天之后，科里死了，我终身残疾。我们下降的时候遇到了麻烦。降落伞出了故障。意外的结局。怎么会这样呢？我们在太空逗留了一个多月，飞行距离比任何人都远。我们的飞行以这种方式结束，原因竟然是因为某人急着去喝咖啡、休息，导致几根绳索发生了缠绕。
我们坠落的速度很快。直升机上的一个家伙说，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婴儿从空中坠落，身后拖着胎盘。落地时，我失去了知觉。
当他们抬着我跑过波特兰号的甲板时，我苏醒了。他们甚至没有来得及卷起我们应该踏上的红地毯。我在流血，流了很多血，他们赶忙把我送去疗养院，我看起来比他们脚下的红地毯还要红……
“……我在贝塞斯达待了两年。他们给了我一枚荣誉勋章，一大笔钱，还有这台轮椅。第二年，我来到这里。我喜欢看火箭升空。”
“我明白。”理查德说。他停了停，又说：“把你的手给我看看。”
“不！”我回答得很干脆，语气很坚决，“我不能让它们看见。我告诉过你。”
“已经五年了，”理查德说，“阿瑟，为什么现在才发作？你能告诉我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也许，那个东西，不管它是什么，它的孕育期很长。也许有人会说，我是在太空染上的。不管它是什么，可能在罗德岱堡的时候，就已经进入我的体内了。或者，就在这里，在我家门口。我真的说不清楚。”
理查德叹了口气，抬眼望着大海。此时，夕阳西下，海水一片深红。“阿瑟，我在努力说服自己，我不想让自己相信你疯了。”
“如果万不得已，我会把手给你看的。”我说，这句话我是下了很大决心才说出来的，“除非万不得已。”
理查德站起身，拿起拐杖。他看上去很苍老，很虚弱。“我去看看沙滩车，我们一起去找那个男孩。”
“谢谢你，理查德。”
他沿着那条肮脏的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地朝他家走去。我可以看见他家的房顶，房子就在大沙丘那边，沙丘几乎延伸至整个基加罗林。靠近海角的海面上，天空已然呈现绛紫色，很难看，隐隐传来沉闷的雷声。
我不知道那个男孩叫什么名字，但是，我经常看见他在傍晚时分从海滩上走过来，腋下夹着一个滤网。他的皮肤被太阳晒得近乎黑色，他总是穿着一条磨旧的牛仔短裤。在基加罗林的另一头，有一个公共海滩。任何一个有生意头脑的年轻人，如果运气好、有耐心的话，仅凭一把筛子，就可以在沙子里淘出不少硬币，一天可以进账五美元。我经常朝他挥挥手，他也会向我致意。我们俩没说过话，是陌生人，但又像兄弟，是终年居住在这儿的人。那些来这儿花钱、开着凯迪拉克、说话很大声的游客跟我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猜想，他可能住在半英里外那家邮政局附近的小村子里。
那天晚上，他经过的时候，我已经在门口坐了一个小时，一动不动，看着大海。之前，我把手上的绷带拆了。我痒得受不了，拿下绷带，它们可以通过它们的眼睛向外看，我也好受多了。
那种感觉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仿佛我是一扇大门，只要推开一半，它们就可以窥视这个它们既仇恨又害怕的世界。然而，最糟糕的是，在某种意义上，我也能看见。假设你的大脑被传输到一只家蝇身上，它正用几千只眼盯着你的脸，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哪怕周围没有人看着，我也总是用绷带缠住我的双手。
事情开始于迈阿密。我和一个名叫克雷斯韦尔的人有往来，他是海军部的一名调查员。他每年都要审查我一次——我曾经像其他人那样，有权接触太空项目的分类材料。我不知道他要找的是什么，我眼睛里一块变幻莫测的宝石？或者，脑门上的一个红字？天晓得！我的养老金很丰厚，几乎可以让旁人心生妒忌。
克雷斯韦尔和我一起坐在他入住的那家旅馆前面的草坪上，一边喝饮料，一边谈论美国太空计划的未来。时间大概是下午三点一刻，我的手指开始发痒。不是逐渐产生的，而是像电流，一下子就接通了。我将此事告诉了克雷斯韦尔。
“你在那个堕落的小岛上接触了某种有毒的藤蔓植物。”他笑呵呵地说。
“基加罗林岛上唯一的植物是一种矮小的蒲葵，”我说，“也许是七年之痒吧。”我低头看看自己的手，非常普通的一双手，可就是痒。
傍晚的时候，我在同样的文件上签了字（“我庄严承诺，我既没接受过也没泄露过什么信息……”），然后驱车回小岛。我的车是一辆老款的福特，带有手控刹车和油门装置。我喜欢——它让我感到满足。
沿一号公路往回开，路很远。到达基加罗林出口匝道的时候，我差不多快疯了。我的手痒得难受。如果你经历过砍伤或是外科手术，当伤口愈合的时候，那种感觉可以让你对我的描述有几分体会——好像手上有成群的虫子在爬，好像它们要钻进我的肉里。
太阳快要落山了，我借着落日的余晖仔细打量自己的双手。此刻，指尖已经发红，一个个红色的小圆圈相继出现在手指肚上，刚好就是练习吉他的时候容易生茧的部位。不仅如此，每一根手指的指关节之间也有这种红圈。我把右手手指按在嘴唇上，但随即又厌恶地拿开了。喉管里涌出一种莫名的恐惧，毛茸茸的，感觉要窒息了。有红圈的地方开始发烫，灼热，皮肉松软，反应迟钝，仿佛烂苹果一般。
我继续前行，努力说服自己，没什么可担心的，就是常见的植物过敏。然而，在我思维的深处，存在着另一个可怕的想法。我有一个姑妈，在我小的时候，她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与世隔绝地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十年。我母亲负责给她送饭上去，家里人谁也不许提及她的名字。我后来得知，她患有汉森病，也就是麻风病。
我到家以后，立刻打电话给大陆那边的弗兰德斯医生。医生不在，电话转到了代接电话服务站，他们说他外出钓鱼去了，但是，如果是急诊，巴兰格医生……
“弗兰德斯医生什么时候回来？”
“最早明天下午。你看……”
“可以。”
我慢慢把电话挂上，然后又拨通了理查德的电话。没有人接，响了十几声后，我才挂断。一时间，我呆坐在那里，没了主意。手痒得更厉害了，钻心地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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