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喝得太多了，她说。我们得好好想想。
他喝完了杯子里的酒，好把酒杯放在床上。他闭上了眼睛，就能够想得更有效率一点。耳朵也不太痛了。
我要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情，她说。你在听我说吗？别睡着。市政厅里的那些人知道他在提出申请，说他对这套住房具有使用权。他们手里掌握着信件，所有的文件。
他说，那又怎么样？他的申请完全是瞎胡闹。你对我这么说的。
没有权利，她说。他心里有股怨气，而且我和他有理由吵架。
你的意思是说有一个动机，他说。你是在说，那会成为我们的动机？我们像是那种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住房问题的人吗？
谁知道？她说。在这儿，要找一个住的地方这么困难。在柏林，有人为了比这儿还要差的房子杀过人哩。
照你这么讲，他说，他心里有股怨气，跑到这儿来打架，所以这是自卫。
当她觉得他们谈论得毫无结果，她就重新交叉起双臂。她说道，我在我干活的地方，从少校那儿听说了这个词语：过失杀人。是他对我说的。那是我在那儿干活的前一年。工场里的一个机械士，一个德国公民，在一间小酒店里和另外一个人打起架来，他杀了那家伙。他用一个啤酒瓶在那个人头上打了一下，把他打死了。他喝醉了，而且在发脾气。可是他并不存心想要杀死那个人。等他知道自己杀了人，他感到非常难过。
他后来怎么样？
他坐了五年牢。我想他现在还在牢里。
隧道里和平时一样。没有什么人，一切都井井有条，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这儿很好，世界上别的所有的地方都该像这儿那样好。他停下来张望。在一个灭火器上缚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最近的每周一次对这个灭火器的定期检查是在前一天上午十时三十分进行的。上面还有进行这次检查的那个工程师的签名缩写，他的办公室电话号码，下次检查的日期。完美之至。这儿还有一个电话站，旁边是一张电话号码表：值日官办公室，安全警卫办公室，消防队，录音室，窃听间等等的电话号码。这一束电线，像一个小女孩梳的辫子似的，用一个崭新明亮的夹子梳理成一绺绺，一股股的，从那些放大器通往窃听间。这些是通往窃听间里去的电线，这条把循环的水抽过去让电子管冷却下来，这些是通风用的导管，这条电线把一个分开的电流传到警报系统那儿去，这是和一个深深地插进附近的土壤中去的探测器相连的感受装置。他伸出去抚摸着它们。它们都在正常地运行。他喜欢这一切。
他睁开眼睛，他们两个都不说话已有五分钟之久，也许已经有二十分钟过去了。他睁开眼睛就说了起来。可是这一次和酒店里的打架不一样。是他来打我，他会把我打死的。他停下来想了想。他先打你，他掐住了你的喉咙。他刚才已经把她的喉咙受伤的事情忘了。让我看看，他说。它有什么感觉？她的头颈周围，一直到下巴，都有红色的印迹。他已经把这个忘了。
我吞咽的时候就觉得疼痛，她说。
你看，他说。你该和我一起去看医生。我们要共同作证，说明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要说的都是真话，都是事情发生的经过，都是实话。他差点把你掐死。
是的，他想。是我逼得他住手的。
她说，现在只有四点钟。没有一个医生会这么早替人看病的。而且，即使他看的话，我对你说……说到这里，她停住了。然后她松开了交叉着的手臂。我对你说，我一直在心里想那些警察，想他们到这里来的时候会看到些什么。
我们会预先把那条毯子拿掉的，他说。
她说，不关毯子的事。我对你说的是他们看到的会是什么。会是一具遭人残害了的尸体。
你别这么说，他说。
一个被人打碎了的头颅，她说，他的脸颊上还有个窟窿。而我们呢？我们有什么？一个红肿的耳朵？一个疼痛的喉咙？
还有我的睾丸，他想。可是他什么话都没有说。
有一两个技师在放大器那儿干活，他只要对他们点点头就行了，然后他在架子底上停了下来。这儿有一张书桌，那些东西就在书桌下面堆着，就和他记得的那样。可是他可以在回去的时候在这儿停留一下。他得把活儿干好。它会对他有帮助的。还不仅如此。他要干活，他一定得坚持干下去。他穿过了那两扇加了压的门，走进窃听间。这儿也有两个人，两个他只要对他们招呼一声但是不用和他们说话的人。其中一个戴着耳机，另外一个在写着什么。他们对他微微笑着。这儿是不准讲话的。如果你有什么非说不可的话，你也只好悄悄地耳语。仅此而已。那个正在写字的人对他的那只红肿的耳朵指了指，扮了个鬼脸，笑了。
两台录音机里面有一台，就是不在运转的那一台，需要更换一个阀门。他动手干起活来，在旋开板面上的螺丝的时候，故意慢吞吞地多花些时间。如果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他就是这么干活的。他要这活一直延续下去。他更换了阀门，然后，他到处摸索了一会，看看接头以及和激发器连接的焊接点。当他把盖子装回去以后，他干脆坐在那儿，假装在沉思默想着什么事情。
他一定是睡着了。他仰天躺着，灯还亮着，他身上穿得整整齐齐，他却什么都记不得了。然后他才想起来了。她在摇他的手臂，他就坐了起来。
她说道，你不能只顾睡觉，把什么事情都推给我去解决。
他逐渐想起来了。他说道，我说的你全反对。那就听你的吧。
她说，我不想告诉你该怎么办。我要你自己看出来，究竟应该怎么办。
看出什么来？他说。
好几个钟头以来，她第一次站立着。她把手按在自己的喉咙上，说道，他们不会相信我们说的自卫。谁都不会的。如果我们这么说的话，我们就会进监狱。
他在到处张望着寻找那只杜松子酒的瓶子。它不在他放的那个地方了。她一定把它移动过了。这倒对他很好，因为他现在已经有点不舒服了。他说，我想不一定会像你说的那样。可是他心里可不是这么想。她说得不错。他们会进监狱，进德国监狱。
这样的话，她说，只好让我来说了。总得有人把它说出来。所以让我来说吧。我们不必对他们说什么。我们什么都不说。我们把他搬出去，放到一个他们找不到的地方去。
哦，上帝，他说。
如果他们有一天发现了他，他说，他们来对我说了，我就会讲，啊，真不幸。可是他是个酒鬼还是个战争中的英雄，所以他迟早总会遇到麻烦的。
哦，上帝，他说。然后，他又说，如果他们发现我们把他从这儿搬出去，那我们两个就完了。人家会以为我们谋害了他。谋杀。
不错，她说。我们一定得做得很妥当才好。她在他旁边坐下。
我们一定得一起干，他说。
她点点头。他们俩握着手，半晌不说话。
临到未了，他一定得走了。他一定得离开那个舒适的窃听间了。他对那两个人点点头，而且用力咽了口唾沫来使他的耳朵适应较低的气压，然后他在书桌旁边跪了下来。这儿有两只空着的盒子，他决定把它们全拿去。每一只大得足以放得下两台巨大的安派克斯录音机，再加上备件，麦克风、录音带盘子和电线。它们是黑色的，边角上经过特别的加固，上面还有扣锁，此外还有两条帆布带，以便在必要时作为额外加固之用。他打开上面那个盒子。盒子上，里里外外都没有任何字句，没有军队的番号或者制造商的名字。盒子上还有一个很宽的帆布把手，供人提着它走路。他把它们提起来，开始沿着隧道里走去。他在走过正在放大器架子旁边忙着的那两个人身边时，差点挤不过去。可是其中一个人替他把一只盒子递到了另外一头，这才算过去了。然后，就得靠他一个人搬了，在隧道里磕磕碰碰的，一直来到了竖井那儿。
他本来可以分两次把它们搬上去的。可是上面的那个人看到他了，那人就把运货的那个起重机转了过来，开动了电动的绞车。他把两个盒子放在运货盘上，所以没等他从扶梯上走到上面，它们却已经比他先到了。他经过那些土堆，上去到了地平面上，穿过了一些难走的双扇的门户，再沿着路边去到了卫兵所在的地方。他得把盒子打开给豪威检查一遍——那只是做做样子而已——然后他就沿着大马路走了，去度假去。
他的那些行李够大的，使他走起路来很不方便。它们老是碰在他的小腿上，迫使他伸直了双臂，弄得他的肩膀好生酸痛。而这些还是空着的盒子。他在路上没有看见那个红头发的小孩。到了村子里，他在看公共汽车的时刻表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表上的那些数字斜着往上面爬。他就顺着它们看过去。他还得等四十分钟。他就把两个盒子放在一堵墙旁边，自己坐在它们上面。
他先说话。他说，现在是五点。我们可以把他从楼梯上拉下去，把他搬到一个炸弹坑里去藏起来。我们可以把那个酒瓶放在他的手里，使他看上去好像是别的酒鬼干的。他这么说了，可是他知道他没有这份力气。现在没有了。
她说，楼梯上面总是有人上上下下。他们上了夜班回家来，或者他们一早去上班。而且有些人年纪很大，他们从来不睡觉。这儿从来就不会清静。
她在说话的时候，他一直在点头。这是个好主意，可是它不是一个最好的主意。他很高兴，现在他们总算把一切都算计好了。他们终于彼此同意了。他们最终讨论出一个结果来了。他闭上了眼睛。这样就不会出问题了。
然后那个公共汽车的驾驶员在摇着唤醒他。他还坐在盒子上，驾驶员猜想他是来搭车的，这儿毕竟是终点站。他什么都没有忘记。他在睁开眼睛的时候，心里很明白。驾驶员帮他提了一个盒子，他就提了另外那个。有几个做母亲的已经抱着孩子坐在座位里，她们去市中心，去百货商店，那也就是他要去的地方。他什么都没有忘记。他会告诉玛丽亚，他仍然把这事记得清清楚楚。他的手臂和小腿软弱无力，他还没有让它们使出劲来。他就坐在前面，把行李搁在他后面的座儿上。他不必时刻不停地望着它们。
当这辆车往北面驶去的时候，一路上上来了别的母亲和孩子，还有他们的那些装着买来的东西的袋子。这就是那个目的明确、低着头一个劲儿往车子里挤的高峰。现在人人都兴高采烈，谈笑风生，有着喜庆节日般的心情。他坐在那儿，听他后面各不相干的说话声音此起彼落，以共同兴趣为基础的母亲们十分健谈，不时被短促的笑声，相互呼应的呻吟叹息，小孩们的并不相干的嘎嘎怪叫，指指点点的叫喊，一连串的德语名词，突如其来的乱吵乱闹所打断。他独自矗立在座位的前排，长得太高大，太笨拙，不能算个母亲，却记得他和母亲乘车从托特纳姆到牛津街去，就坐在车窗旁边，手里拿着车票，那售票员和他所代表的那个制度的绝对的权威——确实如此，预先声明的目的地，票价，找头，让你在到站时拉响的铃绳——而且你得紧张地坚持下去，直到那个伟大而不停地摇动着的重要的公共汽车停下来为止。
他和车上的别的所有乘客全都在选帝侯堤道下了车。
她说，别到五金店里去。到百货商店里去，那儿没有人会记得你。
马路对面就有一间新开张的百货商店。他和一群路人一起等一个交通警察把来往的车辆挡住了，挥手让大家穿过马路去的时候才走到街对面去。不可违反法律，这十分重要。那间百货商店是新开张，什么都是新的。他看了看告示牌上的一张通知。他得到地下商场去。他跨上一座自动扶梯。在战败国里，谁都不必从楼梯上走下去。这儿办事的效率很高，不到几分钟，他拿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为他服务的女孩把找头递给了他，说了声“这是您的，”就转过身去招呼他旁边的那个男人。他在维登堡广场乘上地铁，然后从戈特布斯门走到那寓所。
当他敲门的时候，她在里面问，“你是谁？”
“是我，”他用英语回答。
她开了门，对他手里提着的那两个盒子看了看，就转身进去。他们的眼睛没有相视，他们手儿没有相握。他跟在她后面进去。她的手上戴上了橡皮手套，所有的窗户全都开着，她已经把浴室清扫过了。这地方看上去好像刚经过春季大扫除似的。
那东西还在那儿——就在那条毯子下面，他一定得从它上面跨过去。她已经把桌子上的东西收拾掉了。地板上放着一堆旧报纸，在一张椅子上是她答应设法去弄来的一堆折叠起来的六米长的橡胶布。房间里明亮而寒冷。他把手里的盒子放在卧室的房门口，他要进去躺在床上。
她说，“我准备了一些咖啡。”
他们站立着喝了咖啡。她没有问他这个早晨是怎么过的，他也没有问她。他们各自办好了事情。她很快就喝光了她的咖啡，开始把报纸铺在桌子上，每层有两三张厚。他在旁边看着，可是当她朝他这儿转过身来的时候，他却掉转头去。
“好了，”她说。
屋子里很亮，可是后来就更加明亮了。太阳升起来了，虽然它没有直接照进房间里来，但是从巨大的层积云上反射下来的光芒把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细节都映照得十分清楚——手里的杯子，用哥特体印刷的头号标题那倒过来的字迹，以及从毯子下面突现出来的那两只皮鞋上裂开了的皮革。
如果这一切突然全都从眼前消失，他们就会茫然失措，过了很久还无法回复到他们之间一度存在的那种状态。可是他们即将动手干起来的这件事情，将会永远成为他们之间的关系继续发展的障碍。所以——这似乎很简单——所以，他们就要做的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可是关于这个，他们早已讨论过了，他们讨论掉了一个晚上。她的背对着他，她的眼睛望着窗外。她把手套摘下来了，她的手指头搁在桌面上。她在等他说话，他叫了她的名字。他累了，可是他仍然想要用他们平时用的那种方式说话。每当他们相互提醒彼此间的重大事件时，句末的语调总是像在发问似地略微上扬——爱情，性，友谊，共同的生活等等无论什么事情。
“玛丽亚，”他说。
她听出来了，转过身来，她的表情显得毫无希望。她耸了耸肩。他知道她是对的，它只会使这件事情变得更加困难。他点了点头，转过身去在一只盒子旁边跪了下来，把它打开。他从里面拿出一把橡胶板刻刀，一把锯子，和一把斧头。他把它们放在一边。然后，把那条毯子和那个楦头留在尸体上面不动，伦纳德抬着他的头，玛丽亚抬着他的脚，他们两个把奥托向桌子上面移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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