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举行了订婚酒会以后，这两个年轻人一夜未睡，一直在谈话，这就是伦纳德在天亮后两个小时，当他在上班高峰的队伍里等待乘公共汽车去鲁道时所想到的。他认为自己需要有个顺序，一个故事。他需要次序。一件接着一件。他上了车，找到一个座位。当他在做着事情的时候，他的嘴唇在形成那些词语。他找了个座位坐下。打架结束以后，他刷牙刷了十分钟之久。然后，他们在尸体上盖了一条毯子。或者是这样的：他们在尸体上盖了一条毯子，然后他到浴室里去刷了十分钟牙齿。也许二十分钟。他的牙刷在地板上，和那些碎玻璃在一起，就在那个倒下来的架子下面。牙膏落在洗脸盆里。那酒鬼打翻了那个架子，牙膏就掉落在脸盆里了。那牙膏知道他需要它。那牙刷则不知道。牙膏在负责，牙膏是头脑……
他们没法把那个铁楦头搬走，它在地毯下面矗立着。玛丽亚笑了。它还在那儿。他们把它遮起来，它就留在那儿了。那个插头和那个楦头。那个插头找到了一个座儿，而那个楦头却只好站着。
当汽车沿着海森哈德驶去的时候，车子里就挤满了乘客。只有供人站立的地方。然后驾驶员对等在人行道上的人喊道，车子里挤不下了。这倒好，没有人再上得了车。这一会儿他们是安全的。当他们往南驶去，和上班高峰的人群的流向相反，公共汽车就开始空起来了。等他们到了鲁道村，车上就只有伦纳德一个人孤零零地对着一排排的座位。
他开始走那段熟悉的路程，那儿的正在建造中的房子要比他所记得的要多些。从昨天以来，他没有到这里来过。昨天早晨，在他订婚以前。他们从床上拿下一条毯子，把它摊开。这不是尊敬，他怎么会想到它和尊敬有什么关系？他们一定得保护自己，使自己不让它看见。他们一定得动动脑筋。他将会把那个楦头拔出，也许这就是尊敬。或者隐藏。他跪下去，把它抓在手里。它在他的手的触摸下面动了起来，就像厚厚的泥淖里的一根手杖。这就是它拔不出来的缘故。他要不要把它擦抹干净，在浴室的水龙头下面冲洗冲洗？
他们想法子把那块地方遮盖了起来。可这事看上去挺傻，一头是一只穿烂了的鞋子，而在另外一头，则是一个神秘的隆起了的形状。捏住了整床毯子，而它本该捏住的是一只鞋子，玛丽亚开始笑了起来，可怕地、全身颤抖地笑着，充满了恐惧。他也可以像她那样笑起来的。她没有想要注视他的眼睛——像笑着的人往往会相互对视那样。她独自一个人在笑。她也不想停下来不笑。如果她停了的话，她就会开始哭泣。他本来也可以和她一起笑，可是他不敢。事情会弄得不可收拾。在电影里，当女人像这样傻笑起来的时候，你就应该走上前去，狠狠地抽她几个耳光。然后，她们就会知道事情的真相，然后她们就开始哭泣，而你就再去安慰她们。可是他太累了，而且，如果他也抽她耳光的话，她也许会抱怨，会责备他，会还手打他。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
已经发生了。就在他给尸体盖上毯子以前或者以后他刷了牙。那牙刷不够作为一个工具，它不顶用。当他向她要牙签的时候，她就去拿给了他。他一定得用这个去剔除那些夹在门牙和犬牙之间的东西。他并不感到恶心。他在想托特纳姆和星期天的午餐和他的父亲和他自己拿着牙签，在吃布丁以前。他的母亲从来就不用它们。不知怎么的，女人不用牙签。他没有把他从牙缝里剔出来的东西吞下去以加重他的罪孽。现在，每一样小小的东西都是一个有利的条件。他在水龙头下面把它冲掉——连看都几乎没有看清它，只是一眼瞥见它是什么撕裂成碎片的很淡很淡的粉红色的东西，然后他就吐了口唾沫，接着又吐了一口，又用水把嘴巴里面洗了洗。
后来他们喝了一杯。或者他已经喝过一杯，为了要让他好把那个楦头拔出来。上好的莫塞尔葡萄酒已经没有了，倒在裙子上了。只剩纳菲杜松子酒了。没有冰块，没有柠檬，没有滋补剂。他把它拿进卧室里去。她把衣柜里的那些衣服挂起来。它们没有给小便弄脏——这又是一个有利条件。
她说，我的在哪儿？于是他就把他的给了她，又去另外拿了一杯。他在桌子边上斟酒，想法子不去看，可是他还是看了。它动过了。现在毯子外面露出两只鞋了，还有一只黑袜子。他们没有把它翻转过来。他们事实上没有检查，看看他是不是死了。他望着那条毯子，看它有没有呼吸的迹象。它因呼吸而有动弹过了。有没有一丝颤动，微微的一起一伏？如果有的话，岂不更糟？那样的话，他们还没来得及彼此谈谈，编好一个故事，就得先去叫一辆救护车来。不然，他们就得重新把他杀死。他望着那条毯子。望着它，就使它动了起来。
他把酒杯端到卧室里，对她说了。她不愿去看看，她不想这么干。她已经下定了决心，他已死了。那些衣服都已经挂好，她关上了柜子的门。她到隔壁去找香烟。可是他知道，她是去看看他死了没有。她回来说，她找不到香烟。他们就坐在床上，喝着酒。
当他坐下来的时候，他的睾丸疼痛起来。还有他的耳朵，他的锁骨，都很痛。他该请医生看看。可是他们得谈谈。要谈，就得想。为了想，他们就需要喝酒，就需要坐下来。而坐下来就会疼痛，还有耳朵也疼痛。他一定得赶快摆脱这些太快、太紧密的圆圈。于是他喝了杜松子酒。他望着她，正当她在望着她的脚前面的地上。她很美丽，这个他知道。但是他感觉不到。她的美丽并没有对他产生像他所希望的那种作用。他要自己受她感动，要她记住她对他有何感觉。然后他们就可以一起面对这个，可以决定他们应该把什么告诉警察。可是，对她望着，他却什么感觉都没有。他伸出手去触摸她的手臂，而她没有因此而抬起头来。
他们一定得一起商量，这样他们才有把握使他们说的话让人相信。警察也许会认为她长得很美，他们甚至也许会感觉到她的美丽。可是他只知道她的美丽是个事实而已。如果他们感觉得到，他们也许就会懂得，这也许就是他们的出路。她会对他们说，这是自卫。这样就没事了。
他把手从她的手臂上移开，说道，我们怎么对警察说呢？她没有说话，她甚至没有抬起头来。也许他根本就没有说话。他曾打算说，可是他自己也什么都没有听见。他记不得了。
他正在走过难民住的那些棚屋。走路很痛，他的锁骨只有当他举起手臂来的时候才会痛。他的耳朵则在他碰它的时候痛，可他的睾丸在他坐下来和他走路的时候都会痛。当他走远了，看不见那些棚屋的时候，他就会立定。他看见一个长着姜黄色头发的小孩——一个红头发的人，他穿着很短的裤子，膝盖上有不少疤，他像个小拳击手，他像个英国小孩，伦纳德在上班去的路上常常看见他。可是他们两个从来没有交谈过，甚至没有相互招过手。他们只是四目相视，就好像他们在前一世人生里面彼此相识似的。今天，为了要替自己招来运气，伦纳德举起了他的手招呼，并且微微笑着。他举起手来的时候感到很痛。那孩子即使知道了这个，他也不会在乎的，他只是瞪目而视。这个成年人这次打破了常规。
他继续走着，绕过转角，停下来倚在一棵树上。对街在建造一幢公寓大楼，不久这里就不再成为乡下了，住在这里的人不会知道这儿曾经是个什么样子的地方。他会回来对他们说的，他会说，这儿从来就不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所以不要紧。一切都不要紧。除了思想以外，等等。
他不能做什么。他又摸了摸她的手臂，或者这是第一回吗？他又问了那个问题，或者这是他第一回问，而且他仔细让这些词语真正说了出来。
我知道，她说道，意思是我也想问这个问题，我也和你一样担心。或者也许，你已经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已经听见了。或者也许我刚回答过你。
为了把话继续说下去，他说，这是自卫，这是自卫。
她叹了口气。然后她说，他们认识他。
对，他说。所以他们会理解。
她急急忙忙地一口气说道，他们喜欢他，他们把他看作一个英雄，他对他们编了一些故事。他们以为他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酒鬼，是为了战争的缘故。他是一个一定得让人原谅的酒鬼，下了岗的警察常常买一杯啤酒给他喝。他们还认为是我害他成了个酒鬼。这是有一次我叫他们到这儿来的时候，他们自己对我说的。我要求他们保护我，他们就说，可是你自己把这个可怜家伙害得快发疯了。
他从床上站起身来，使疼痛缓解一下。他要去拿杜松子酒，他要把那酒瓶拿过来，他要去寻找香烟，烟盒里还有三支，可是走路就会疼痛，而且，他走到那儿去的话，也许他会看见他又在动了起来。
他站在衣柜旁边，说道，那只是当地的警察局，奥农斯警察局。我们要报到克林米纳尔警察局，他们是属于另外一个部门管辖的。他在这么说着，可是，当然，没有罪犯，没有人犯罪，这是自卫。她说，可是本地区的警察局还是会被牵涉进来的。这是他们的管区，他们一定得过问的。那么，他说，我们怎么对他们说呢？
她摇了摇头。他想她的意思是说，她不知道。可是她却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这时才两点半钟。她已经想好一个完全不同的办法。
他走在熟悉的路上，他可以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他在上班去的路上——仅此而已。他会下去到那个隧道里，他在盼望着那个隧道。他已经出去拿那瓶杜松子酒，香烟找不到。他望着那些鞋子，它们离开得远了些——他没法怀疑这个。他两只袜子都能看见，还有一段裸露着的小腿，上面长着稀疏的毛。他急忙回到卧室里去，告诉了她，可是她没有抬起头来。她交叉着双臂，凝视着墙壁。他关上了房门，给他们两个都斟了酒。他一边喝酒，一边想到了纳菲。
我对你说，他说道，我们去报告英国宪兵队。或者美国宪兵队。我和他们有联系，你知道。我就这么办。
她几乎把手臂松开了，然后她又把它们交叉在一起。她说，这件事情还和我有关。德国警方一定会知道的。
他仍然站着。他说，我会对他们说，这件事只和我一个人有关。这是个发了疯的主意。
她并没有微笑，也没有让她的声音变得柔和一些。她说，你很体贴也很善良，可是他是个德国人，而且这间公寓是我住的地方。这个人以前还是我的丈夫。他们一定会通知德国的警察的。
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他倒为了这个感到很高兴。他说，我们正陷入困境了。他们也许会认为他是战争中的一个英雄，可是他们知道他为人凶暴，他们知道他是个酒鬼，而且生性妒忌，我们的证词对他不利，而且如果我们存心要杀害他，我们就不会打碎了他的头再去报警。
她说，如果我们认为杀了人可以免受刑罚，那我们为什么不呢？伦纳德没有回答，因为他不懂她的意思。她说，过失杀人，他们就是这么叫它的。
他正在走近那两个卫兵站立的地方。在门口值勤的是杰克和豪威。他们对他很友善，而且就他的那个肿了起来的耳朵开了个玩笑。可他还得把他的通行证拿出来给他们看。就和前一天一样好，不是什么都变了，不是什么都不好。他穿过了门卫，经过了岗亭，沿着小径走去——这是他走的那条老路。他来到他的那个房间里时，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人。
他的门上钉着一张葛拉斯写的字条。下午一点钟在食堂里和我见面。房间里面和他离开的时候一个样子——工作凳，电烙铁，欧姆表，伏特计阀门测试设备，一卷卷电缆，一盒盒备用件，一把坏了的、他想用电烙铁把它修好的雨伞。这些都是他的东西，这就是他的工作，这才是他真正在干的事情——一切都是那么合法，那么公开。也许只能说半公开，半合法——因为有些人可以知道，另外一些人则不该让他们知道；至于合法与否，那就得看你所谓的“法”是什么定义下面的“法”。有些定义他们视之为敌，有些定义他们正在把它们连根铲除。他想，我一定得阻止它。我一定得慢下来。
过失杀人，她说。他一定得过去坐在床上——且不去管那疼痛。这听上去好像比“谋杀”更糟。杀人。它听上去更坏。它听上去用在隔壁的那个东西上面倒很合适。
他尝试了另外一种法子。他说，我对你说，我得去看医生，立刻就去。
她打了个呵欠说道，真的痛得这么厉害？这是她不愿意想到的另外一件事情。
他说，我得让一个医生看看我的锁骨和耳朵。他没有提他的睾丸。它们现在很痛。他也不愿让医生看看它们，把它们挤压着，还叫他咳嗽。他在坐着的地方扭动着身子，说道，我该去看医生。你不懂吗，这是我们的证明，证明我这是出于自卫。我应该在痛得厉害的时候就去，他们会照相。
可是，他想，不替我的睾丸照相。
而她却说道，你会不会也对他们说，他脸上那个洞也是出于自卫？
他坐在那儿，气得差点昏倒。
他沿着走廊来到了饮水泉那儿。他要让水冲在他的脸上。他经过葛拉斯的办公室，查了一下。外出——这又是一个有利的条件。他能够对孩子招手致意，他可以对卫兵说声“你好”，可是他没法和葛拉斯交谈。他从自己的办公室里拿了些阀门和别的这样那样的零碎东西，把门上了锁。昨天还有一件小小的活儿没有办完。它也许会对他缓慢下来有利。有个借口留在隧道里，去收集他一定得从那儿拿到手的东西。
如果你去看医生的话，她说，你就一定得告诉他，这也就等于报了警。
他说，可是至少我们可以证明，我和他有过一次斗殴，一次斗殴。他差一点把我撕成碎片。
啊，是的，她说。自卫的证据，可是他脸上的那个洞又作何解释呢？
好吧，他说。你不妨告诉他们，为什么我一定得这么做。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说。告诉我，你为什么把他咬得这么狠？
他说，难道你没有看见？你没有看见他在干什么？
她摇了摇头，于是他就对她说了。当他说完了以后，她说，我没有看见这个。你们两个靠得太近了。
我说的是真话，他说。
她啜了一口杜松子酒，问道，你痛得这么厉害，非得在他的脸上咬一个洞？
当然很痛，他说。你一定得对他们说你看见的。你这么说很重要。
她说，可是你说我们不必说谎，你说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们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我说了吗？他说。我的意思是，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可是我们得让他们相信我们。我们得把事情说得合情合理。
啊，好吧，她说。如果我们得说谎的话，如果我们得假装的话，那么我们就一定得装得像真的一样。她说着话就松开了交叉着的双臂，看着他。
他走过一直堆到地下室天花板上的那些岩石泥土。他们说，有时候那些阴暗的斜坡上会长出蘑菇来，可是他却一个蘑菇都没有见到过。他现在却不想看见。他正站在竖井的边上，而他这时已经感到好些了。发电机的声音，隧道口的那些明亮的灯光，上面的那些暗淡的灯，那些电缆和通往下面的野战电话线，那通风，那冷却系统……系统，他想，我们需要系统。他显示了他的权威，并且对卫兵说，他要拿几件东西上来，因此他需要用升降机。“行，先生，”那人说。
那个垂直的铁扶梯已经被拿走了。这些日子，你下去就从竖井墙边的那一节半的扶梯盘旋而下。他想，那些美国人什么都想到了。他们会想法子把事情办好，并且办起来容易一些。他们喜欢关心人。譬如这座轻型的、防滑的、有索链栏杆挡着的扶梯，安置在走廊里的那些可口可乐自动销售机，食堂里供应的牛排和巧克力牛奶。他看见过成年人在喝巧克力牛奶。换了英国人的话，就会保持那个垂直的扶梯，因为困难本身就是秘密工作的一部分。美国人会想得出《伤心旅馆》和《百果糖》，还会在外面的那个粗糙的场地上玩抛球和接球的游戏，胡须上沾了牛奶巧克力的成年人在玩球！他们是天真无邪的人！你怎么能够从这种人那里去偷他们的机密？他什么都没有给麦克纳米。他没有真正地尝试过。这是个有利的条件。
从扶梯上下去使他很痛。当他到了下面，他觉得很高兴。关于纳尔逊的技术——如何把明码电讯从加密码的电讯里分离出来——他毫无所获。他们既有这些机密，又有他们的巧克力牛奶。他没有对麦克纳米撒谎。而且他也没有偷什么东西，所以他也没有必要对葛拉斯撒谎。
她又在说，如果我们对他们说谎的话……她停住了，把话悬着，现在轮到他接着话头说下去。
他说，我们一定得一起把要说的话商量好，我们一定得事先弄清楚。他们会把我们分开，在两个不同的房间里盘问，在我们的证词里寻找相互矛盾的地方。然后，他停下来，过了一会，又说，可是我们甚至不能对他们讲什么谎话。我们能够说什么呢，难道说他是自己在浴室里滑倒了？
我知道，她说道，我知道。她说这话的意思是，你说得很对，那么你就继续把那个不可避免的结论也讲出来了吧。可是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他坐在那里，想要站起来。他又倒了一些杜松子酒。他好像一直没有把它喝到肚子里去似的。这半温不热的酒。
在隧道里，他目之所及，处处都是经过机器筛过的空气，墨黑而恍若丝绸般柔滑和顺，处处都是人为的寂静，良好的效率，出色的独创性，和谨慎而细致的精神。他手里拿着那些阀门，他在干活。他在那些老铁轨的中间走着——那些铁轨是让那些把脏东西搬出去的敞车行驶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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