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已不健在，他是一九八七年春天去世的，至今已告别我们十七个年头。一般的人，在去世这么多年后，肯定已经有缘登上701近年来一年一度的解密名单。但老陈不是一般人，他是破译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里到外的见证人，曾先后在几个处当过处长和副院长，有的处还几上几下，破译局的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真真假假的内情和机密，都在他漫长而丰富的经历中、史料里。可以不夸张地说，他的解密，意味着大半破译局的秘密将被掏空。也许，正因如此，解密名单公布一次一次，他都“名落孙山”。因为没有解密，我有关他的“明察暗访”工作，只能陷入僵局。

僵局在701去年的解密日：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不期而破。这一天，我有幸见证了解密日这个奇特的日子的“样子”：从上午八点半开始，陆陆续续有人来到701档案室窗台前，向值班同志出示一份通知单，然后领了东西就走，整个感觉似乎跟到邮局提取包裹没什么不同，稍有不同的无非是在这里的交接过程中，双方的态度要亲善、友好一些，仅此而已。在零星的来人中，我注意到一个拄拐杖的人。他并不老，也许才五十来岁，按说正当是干事业的大好年纪。但是两年前，他不幸患上严重的眼疾，一夜间世界在他眼前变成漆黑一片，虽经多方治疗，依然是白茫茫一片，走路还需要拐杖帮助，更别说什么工作。他就这样离开了—白茫茫地离开—701。说是离开，其实离开的还没留下的多，比如他的青春、才干、友情、恩爱等，还有他在此十二年间产生的所有收发信件、日记、资料什么的，都留在了这里面。有的是永远留下了，有的也许是暂时的，比如那些信件日记资料什么的，今天就可以如数带走。因为，他上了解密名单。

后来我知道，他曾经是陈二湖的徒弟，名叫施国光。更令我振奋的是，我在他那天领取的解密件中，发现了不少与陈二湖直接相关的书信和日记。由此，我们不难设想，老陈的解密日，也许指日可待。不过，在指日可待的“这一天”尚未真实降临之前，我们只能凭借这些恰巧涉及到陈二湖事情的解密文档，来间接地认识陈二湖。

不用说，由此我们看到的肯定不是陈二湖的全部和明朗的真实，也许只是他的一个飘忽的影子而已。本章标题：陈二湖的影子，指的也是这意思。这几乎是我“捡来”的一章，在此，我特别感谢陈二湖徒弟施国光的慷慨支持，并衷心祝愿他早日康复。

虽然只是一个“影子”，但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又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影子的主人是非凡的；作为一个破译家，是神采奕奕的，绝不像安院长说的那样。在安老的讲述中，我感到陈二湖的形象是含糊的，黯淡的，也许是他太想突出黄依依—为了突出黄依依有意收缩了陈二湖的光彩。也许还有其他别的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但有一点足以明确的就是：当我看过施国光的这些解密文档后，我对陈二湖肃然起敬。

下面就是施国光提供的解密文档，请看—

一几则日记

3月25日

宿舍。夜。雨。

今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师傅的儿子打来的。开始我听电话里声音幽幽的，以为是个女的，问是谁，他说是陈思兵。我想了一圈也没想起陈思兵是谁，他才说是陈二湖的儿子。

陈二湖就是我师傅。

师傅儿子的来电，多少有些令我吃惊，一来是这电话本身，来得唐突，去得也唐突，只说他给我寄了一封信，问我收到没有。我说没有，他就开始说挂电话的话了。我以为是他那边打长话不方便，就问他电话号码，说我给他打过去。他说不用了，明天再跟我联系，就挂了电话。二来是听他电话里的声音，我感觉他好像情绪很不对头，加上他又说给我来了一封信，就更叫我觉得蹊跷，有种不知深浅的隐隐虚弱的感觉。说真的，虽然我同他父亲包括跟他家里的关系一度很亲密，但跟他本人却一向不太熟悉。他是在城里外婆家长大的，很少到山谷里（一号山谷）来，直到上大学后，在寒暑假里，我有时会在排球场上看到他。他个子有点高，弹跳又好，球场上特别引人注目。因为他父亲的关系，我们见面时总是客客气气的，有时间也站下来聊聊天。他非常健谈，而且说话喜欢一边比着动作，一会儿耸肩，一会儿摊手，跟个老外似的，而站立的姿态总是那么稍稍倾斜，重心落在一只脚跟上，让人感到他是那么自在，满不在乎的。我很容易从他的言谈举止中看出他跟他父亲的不一样，这是一个热情、乐观、身上集合了诸多现代人气息的年轻人，而他父亲则是一个沉默寡言，性格又冷又硬的孤独老头。父子俩表面上的不同曾经令我感到惊讶，但仔细想想又觉得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父子相异就跟父子相似一样其实都是正常的。不过，总的说我对他并不熟悉，以前连他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只记得那时我们都喊他叫阿兵。这自然是小名，今天我才知道他大名叫陈思兵。他来信要跟我说什么事？我告诉自己：不要去想它，等明天看信吧。

3月26日

办公室。夜。还在下雨。

难道是因为连续的下雨影响信的正常传递了？今天还是没收到信，阿兵的电话倒是又来了。他一定是有很急的事要问我，但我没收到信又似乎无法问。听声音，今天他情绪要比昨天好，说得也比昨天多，包括工作单位、联系电话都跟我说了。现在我知道，他已读完研究生，分在南方×市的出版社工作，想必是当编辑。我不清楚，他在电话里没说起。不过，从出版社的单位和他学的专业看，我想很可能是在当编辑。他是研究欧洲当代文学的，让他去出版社工作，不当编辑又能当什么呢？我想不出来。

那个城市我去过一次，是一个很美的城市，街上种满了花，很抒情的。花以优雅素白的樱花居多，几乎城市的几条主干道两侧都排着或大或小、或土或洋的樱花树。眼下，春意飘飘，正是樱花盛开之际，我可以想象现在那个城市的基本姿态：满街的樱花灿烂如霞，像雪花凌空，像白云悠悠，空气里弥漫着樱花绽放出来的袭人香气。此刻，我甚至都闻见了樱花缥缈的味道。

关于那个城市，我还有一点认识，是从历史书上捞来的。据说，一个世纪前，那城市曾闹过一次大地震，死者不计其数，也许有好几十万。而五十年前，又有一场著名的战役在那里打得不可开交，阵亡者书上又说是“不计其数”。因此，我常常想，那儿地底下埋葬的尸骨一定有好几吨。这和樱花本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可我不知怎么就将它们想到了一块。想就想吧，反正意识太多不算错误。意识太多是一种病，但绝不是错误。既然不是错误，扯远一点也没关系吧，我想。事实上，我知道，我想这些都是想为了摆脱一点什么，因为我觉得心里乱乱的。乱七八糟的。

3月27日

宿舍。夜。晴。

今天终于收到阿兵的信了。尽管这两天我一直在想阿兵信上可能要跟我说的，但就没想到居然会是我师傅去世的噩耗！师傅是三月二日去世的，都快一个月了。信上说，师傅临死前很想见我，老王局长给我单位挂电话，我却正回老家在休假，怎么联系也联系不上。没办法，最后师傅给我留了遗言，并再三嘱咐阿兵一定要转交给我。他这回便是把父亲的遗书给我寄过来了。

遗言是师傅亲笔写在一张十六开的信纸上的，字比孩童写的还要差，歪歪扭扭，大的大，小的小，横不平，竖不直的。我是熟悉师傅字的，从这些变得不成样的字中，我可以想象他当时有多么虚弱，手握不住笔，气喘不上来—看着这些歪歪斜斜的字，我仿佛见了师傅奄奄一息的样子，心情陡然变得沉重，手忍不住地发抖……我还是第一次接受死者的遗书，没想到它会如此震撼我的心灵。看着这遗书，我简直感到害怕，一个个醒目的字，杀气腾腾，犹如一把把直逼我心脏的刀子。我就这样哭了，泪水滴落在遗书上。

遗书是这样写的：

小施，看来我是要走了，走前我要再一次告诫你：那件事—你要相信它对我的重要，不管怎样都要替我保守这秘密，永不外传。

陈二湖一九八七年三月一日立言

遗言中说的“那件事”是什么？

这一定非常叫人寻思，一定也引起了阿兵的深思深想。今天，他又打来了电话，知道我已收到信，就问我这是什么事。他不停给我电话，就是想问我这个。他说既然父亲这么重视这事，作为他的儿子，他本能地想知道，希望我能告诉他。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只是他也该理解我，因为白纸黑字的遗书清清楚楚叮嘱我，要我“保守秘密，永不外传”。这里没有指明儿子或什么人可以除外。没有人除外，所有的人都是我保密、缄口不语的对象。这是死者对我的最后愿望，也是我对死者的最后承诺。

其实，即使没有死者遗嘱，我也是不可能跟他说的，因为这牵涉到国家机密。作为一个特别单位，我们701可以说整个都是秘密的，秘密是它的形象，它的任务，它的生命，它的过去、现在、未来，是它所有的一切。而我师傅—陈思兵父亲—陈二湖，他的工作是我们701的心脏，是秘密中的秘密，我怎么能跟一个外边人说呢？不行的。儿子也不行，天皇老子都不行。事实上，我理解遗书上说的“不外传”，指的不是像阿兵这样的外人，而是指我们破译局的内部人。是的，是内部人，是指我老单位的同仁们。没有人知道，只有我知道，“那件事”不是破译局的什么秘密，而是我师傅个人的秘密，是他对组织、对破译局、对701的秘密。就是这样的。师傅在701不是个平常人，而是响当当的，一生获得的荣誉也许比701所有人加起来还要多。这些荣誉把他披挂得光彩夺目，即使死了701照样不会忘记他，照样会怀念他，崇敬他。我相信，师傅的追悼会一定是隆重又隆重的，701人追悼他的泪也一定是流了又流的，而所有这一切，起码有一半是建立在人们不知道“那件事”的基础上的。现在，我是“那件事”唯一的知情人，师傅为什么临死了还这么郑重地嘱咐我，也就可以理解了。其实，他曾以各种形式多次这样嘱咐过我。这就是说，即使没这遗书，我照样不会跟任何人说的，包括他儿子。老实说，陈思兵还没这资格。让我说的资格。

当然我想得到，我这样拒绝后阿兵心里一定会难受。是硌一块异物似的难受。也许从今以后，他，还有师傅的其他亲属，都将被我手头这神秘的遗书乱了心思，心存顾虑，耿耿于怀。遗言叫他们笼罩了一团雾气，一片阴影，他们不理解也不允许死者和他们相依为命一辈子，到头来却给一个外人留下这莫名其妙又似乎至关重要的遗言。这中间藏着什么秘密，死者生前有什么不是之处，会不会给他们留下隐患，带来麻烦？等等，等等，有疑问，有担忧，有期待，有恐惧，我几乎肯定他们一定会这样那样的想不开。我想，虽然遗言只有寥寥几行字，但他们一定是反复咀嚼了又咀嚼，他们一边咀嚼一边琢磨着里头的名堂，猜想着可能有的事情。他们一定思想了很多，也很远；他们恨不得一口将这散布着神秘气息的遗书咬个血淋淋，咬出它深藏的秘密。当一切都变得徒劳时，他们不免会对我产生顾虑，防范我，揣度我，怀疑我，甚至敌视我。我忽然觉得自己没能和师傅作别真是天大的憾事。千不该万不该啊。我想，如果我跟师傅临终能见上个面，这遗书必将属于我独个人的，可是现在它左传右转，到最后才落到我手上。虽然给了我，但他们心里是不情愿的，阿兵的请求最说明这点的，父亲明明有言在先，不能外传，他居然还明知故犯，心存侥幸，这不是荒唐就是厚脸皮了。而且，我有种预感，这几天我还会收到一封信或电话，会有类似的要求：荒唐的，或者厚脸皮的。对阿兵，我可以没什么犹豫地拒绝，但对那封信或电话，也许就不会这么简单了。那封信或电话，那封未知的信或电话，我敢说一定将出自他姐姐。

说真的，我情愿面对的是信，而不是电话。

3月28日

宿舍。夜。有风。

担心中的电话或信都没来。这不说明是没这事了，我知道，事情肯定跑不脱的。从阿兵接连不断的电话，还有昨天电话里的口气看，他不会这么死心的。他不死心，就一定会把姐姐搬出来。他姐姐叫陈思思。

陈思思人长得高高的，下巴上有颗黑痣，将她白的肤色衬托得更加白。在我家乡，对人长痣是有说法的，“男要朗，女要藏”，意思是说男人的痣要长得醒目，越醒目越有福气，而女人则相反。这么说来，陈思思的痣是长错了地方，或者说这颗痣意味着她不是个有福之人。福气是个神秘的东西，很难说谁有谁没有。对陈思思，我不能说不了解，总的说，她像她父亲，是个生活在内心中的人，不爱说话，沉默寡言，脸上经常挂着谦逊得几近羞涩的笑容。说真的，那时候她默默无语又腼腆的样子非常打动我，以至她父亲都看出我对他女儿的喜欢。作为师傅，老陈对我的好是超乎正常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他的儿子。他军龄比我年龄还要长，他待我就像对自己儿女一样。有一天，师傅问我谈女朋友了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吧。他介绍的就是陈思思。我们谈恋爱从时间上说有半年，就内容而言只是看了两场电影，逛了一次公园而已。就是逛公园那次，她表示希望我们的关系还是回到过去那样。我们确实也这样做了。我是说我们没有因为爱不成而就怎么的，没有，我们还是跟过去一样，围绕着她父亲运转着，直到我离开那里。

我是一九八三年夏天离开701机关，来到这里的。这里是701破译局的一个分局，因为它重要—越来越重要，也有人说是701破译局的第二局。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一方面是工作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自己需要。所谓自己需要，是指当时我已经结婚，这里离我爱人所在的城市要比总部近一半路程。所以，在很多人都不太情愿来这里的情况下，我是少有的主动要求来的人之一，理由就是离家近。我记得，在我离开山谷的前一天夜里，师傅送我了一本做纪念的笔记本，扉页有他的赠言，是这样写的：

你我都生活在秘密中，有些秘密需要我们极力去解破，有些秘密又需要我们极力去保守。我们的事业需要运气。衷心希望你事业有成！

从那以后，师傅一直以笔记本的形式和我在一起。我相信师傅之所以送我笔记本并留下这些话，目的之一就是提醒我要保守“那件事”的秘密。换句话说，这是师傅对我远走他方后而苦心作出的一种特殊告诫，和直白的遗言相比，这当然要婉转一些。不过直白也好，婉转也好，我都感到“那件事”对师傅的压力。那件事给师傅带来了巨大荣誉，也给他留下了沉重的顾虑，总怕我有意无意地将它大白天下。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再以各种机会和形式告诫我，我都可以理解。但留遗书说这事，我认为师傅是失策的。首先他对我的告诫已足够多，无需再作强调；其次这种强调方式—遗书—实为极不恰当的，有“此地无银”之嫌。说真的，本来完全是我们俩的事，无人知道，无人问津，这下好了，以后会涌出多少个陈思兵？遗书其实是把原来包在秘密之外的那层保护壳剥开了，这对我保守秘密很不利。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看过遗书，但我知道，凡是看过的人，有多少人看过，就会有成倍的人像陈思兵一样来挖我深藏的秘密，来考验我对师傅的忠心。眼下，我最担心的是陈思思，我相信她一定会做陈思兵第二，对我提出无理的要求。我在等她的电话或信，就像在等一个难逃的劫。

4月2日

宿舍。夜。晴。

陈思思的信没像我想的一样很快来，但还是来了，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摸着就知道不是一封通常的信，里面也许堆满了用来挖我秘密的铁镐、洋铲什么的。我捏着它，久久地捏着它，甚至有些不敢拆封。当然，信不可能不看的，只是我需要作好足够的心理准备。为了给自己增添受考验的信心和防卫的力度，我居然把师傅的照片和遗书一齐放在案头，让我在看信的同时随时可以看到师傅临死的嘱咐。

我就是这样开始阅我曾经的恋人陈思思的信。等阅完信，我才发现自己种种的担心是多余的，整封信，从头到脚，有关遗书上的事提都没提，好像是知道我怕她提，所以有意不提。这使我怀疑师傅给我留遗书的事她可能不知道，给阿兵打电话问，果然是这样的。阿兵说，给我留遗书，他父亲要求不能跟任何人提起，包括他姐姐思思。这也成了我彻底拒绝阿兵的最好理由，我对他说：师傅这样做，就是考虑到我和你姐姐过去有的关系，怕我经不起她盘问，所以才特意对她隐瞒这事。阿兵听我这么一说，似乎才有所悟道，感叹着说了一句“原来是这样”，挂了电话。我相信，阿兵以后再不会来找我问这事了。这样很好。真的很好。

我没想到的是，思思会把信写得那么长，十六开的信纸，总共写了十八页，每一页的字都满当当的，长得简直不像一封信。从变化的字体和断断续续的格式看，这信起码分了几天时间才写完，最后的落款时间是三月二十五日—这也是我第一次接到阿兵电话的时间。从信的内容看，与其说这是一封信，倒不如说是一份小说手稿，里面有感情，有故事，看着扣人心弦，令人欲罢不能。

二一封来信

第一天

……红色的围墙，高高的，上面还拉着铁丝网，两扇黑色的大铁门从来都是关着的，开的只是一扇窗户一样的小铁门，荷枪实弹的哨兵在门口走来走去，见了人就要看证件。小时候，我曾多次跟院里的孩子一道偷偷翻过山，站在铁门外，看自己的大人一个个跨进小铁门，便消失了。我们偷着想溜进院子去看看，但没有谁是进去了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长大了，我才知道，父亲从事的是秘密工作，所以红墙里头也是秘密的，没有证件，任何人都进不去。

因为保密，我们到现在也不清楚父亲具体工作的性质和内容，但从组织上对父亲的重视程度看，我相信父亲的事业一定是很神圣崇高的，同时可能也很艰巨，需要他竭尽全力地投入进去。母亲在世的时候经常唠叨，要父亲早点退休，因为父亲老待在红墙里，身体眼看着一年比一年差，人一年比一年衰老。所以，以前我常常想，什么时候父亲才可以不工作，从红墙里解脱出来，做个平常人，过平常人的生活。你调走后第二年，父亲终于有了这样一天。他已经六十五岁，是早该退休的年纪了。

想到父亲这下终于可以轻轻松松地过一个正常老人的生活，享享清福，我们别提有多高兴了。你也许不知道，父亲虽然一直忙于工作，很少顾念家庭，对我们的关心也少，但我们对父亲的感情依然是很深很真的，我们从不埋怨父亲给我们太少，相反我们理解他，支持他，敬重他。我们相信父亲的晚年一定会过得十分幸福，因为我们都觉得父亲的生活太需要弥补了，他应该也必须有一个称心如意的晚年。为了让父亲退下来后有事情做，我们专门在家里种了花草，养了鱼鸟，一到节假日就带他去走亲眷，逛公园。那阵子，阿兵还没去读研究生，也没谈女朋友，我要他没事多陪陪父亲，他也这么做了，一有空闲就围转在父亲身边，和他说话，陪他散步。阿兵小时候在外婆家长大，后来又一直在外地当兵、上学，跟父亲的感情上有些疏淡。起初，我还担心他们不能太好地交流，后来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们相处得很好，比我想象的还要好。我想，也许正是因为他们以前一直没有太好地交流，现在交流起来，常常有说不完的话，就像两个久违的好朋友，坐下来总有感兴趣的话题冒出来。就这样，父亲休息后的开头一段时间还是过得比较充实而快乐的，这让我们都感到由衷地高兴。

但你简直想不到，没过多久，也许有一个多月吧，父亲便对这些开始腻味了，看花不顺心，看鸟不入眼，和阿兵的话似乎也说光了，脾气似乎也变了，变得粗暴了，常常没个缘故地发牢骚，怨这怪那，好像家里的一切都使他困顿、烦躁、不安。这时候，我们说什么做什么都可能会叫他不高兴，甚至一见我们挨近他，他就会不高兴，挥着手喊我们走开。有那么一段时间，父亲简直活得难受死了，每天都闷在房间里，像个囚犯似的，东转转，西转转，使我们感到心慌意乱。应该说，父亲不是那种喜怒无常、变化难测的人，他对我们向来不挑剔，对生活也没什么过分要求，可这下子他似乎全变了，变得挑剔、苛刻、专横、粗暴，不近人情。有一天，我不知说了句什么话，父亲竟然气愤地冲上阳台，把笼里的鸟放飞走了，把几盆花一盆一盆地都打个粉碎。这些东西一个月前他还很喜欢，现在说不喜欢就不喜欢了。父亲对玩物是那么容易厌倦，像个孩子一样的。可他又哪像个孩子？每天老早起床，却是哪里也不去，什么事也不做，什么话也不说，从早到晚都在灰心、叹气、生气、发呆，好像受尽虐待。

有一天，我看见他在阳台上呆呆地立了小半天，我几次过去请他出去散散步，都被他蛮横地拒绝。我问他在想什么，有什么不高兴，需要我们做什么，他也不吱声，光闷闷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个木头人，冬天的阳光静静地抹在他身上，照得他满头银发又白又亮，泛发着银光。我透过窗玻璃看出去，几乎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出他此刻的神情，那是一种我最熟悉不过的神情：绷紧的脸上有深刻的额纹，两只眼睛痴痴的，不会转动，嵌在松弛的眼眶里，仿佛随时都会滚出来，无声地落地。但是注视这张面具一样的面孔，透过表面的那层死气，你又可以发现底下藏着的是迷乱，是不安，是期望，是绝望。

父亲的这种神情，陌生又似曾相识，常常使我陷入困顿。起初，我们看父亲不愿去老人俱乐部，以为是那里的气氛不好，于是我们就专门去请了一些父亲的老战友上家来会他。可他仍旧爱理不理，和他们亲热不起来，常常几句话，几个眼色，就把人家冷淡走了。真的，父亲没什么朋友，在他临终前，我注意到来看望他的人，除了红墙里头的几位首长和我们家个别亲戚外，就没有多的一个人，你是他临终唯一想见的人，可能也是他唯一的朋友。父亲在单位里的人缘会这么差，这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什么？荣誉？还是性格？还是工作？让他变得这么孤独，这么薄情寡义，缺朋少友，你能告诉我吗？算了，还是别告诉我的好。还是让我来告诉你，父亲为什么不能像其他老人一样安心愉快地欢度晚年。

有一天，天黑了，父亲还没有回家来吃晚饭，我们几个人到处找，最后终于在红墙那边找到他，他寂寞地坐在大铁门前，身边落满了烟灰和烟蒂。听哨兵说，他已在这里待一个下午了，他交出了证件，知道哨兵不会放他进去，所以就在门口坐着，似乎就这样坐坐、看看也叫他心安。他是丢不下红墙！丢不下那里面的工作！我想，这就是他无法安心休息的答案。你知道，父亲一直待在红墙里，一直专心致志于他神秘又秘密的工作，心无二用，毫无保留，其认真程度几近痴迷。他沉醉在红墙里面，心早已和外界隔离，加上特殊的职业需要他离群索居，封闭禁锢，年复一年，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其实早已在他心目中模糊了，消失了。当他告别那世界，突然从红墙里走出来，看到听到和感到的一切都让他觉得与己无关，恍若隔世，所以就感到无聊、空虚、枯燥、不可容忍、无法亲近。这是一个职业狂人对生活的态度，在他们眼里日常生活总是琐碎的、多余的、死气沉沉的。我记得巴顿将军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真正的军人应该被世上的最后一场战争的最后一颗子弹打死。父亲的悲哀大概是他没倒下在红墙里，没有给那颗子弹击毙。

哦，父亲，你哪有什么幸福的晚年，今天当我决定要把你晚年的生活情形告诉你唯一的朋友时，我突然觉得这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现在才说了个开头，可我已经感到有说不下去的难受，心痛欲哭。我真想把一切都忘了，我的感情经不起对你的回忆。可作为你的女儿，我又希望你的朋友了解你，认识你，真正地了解和认识你。只有真正了解了你的晚年，才能真正认识你的一生。你的晚年真苦啊……

第二天

自腻味了养花弄草后，有将近两个月时间，父亲一直无所事事，郁郁寡欢，时常一个人坐在沙发里，偻着腰，一边吸烟，一边咳嗽。不知怎么回事，那段时间里，父亲的健康状况特别不佳，老毛病高血压常常犯，而且越升越高，最高时竟达到二百多，平时都在一百六十左右，真急死人。同时又新犯了气管炎，咳嗽咳得地动山摇的。这一定与他当时抽烟太多有关。父亲的烟瘾原本就凶，天天两包烟还不够，那阵子因为无聊，抽烟就更多了，一条烟一眨眼便没了。我们劝他少抽点，他说，他抽的是自己的钱，不是我们的，简直叫我们无话可说。听说他曾几次找到部队首长，要求重新回红墙里去工作，但都没有得到同意。我想，可能是父亲经常去要求，让领导烦了，有一天老王局长还找到我，要我们多想想办法，尽量安顿好父亲的生活。天哪，我们又何尝不想呢？我们是想了又想，努力又努力，只是无济于事而已。

到了冬天，有一天晚上，父亲吃罢夜饭，照例坐在沙发上吸烟。烟雾从父亲的嘴巴和鼻孔里吐出来，像是父亲心中叹出的气流，弥漫在屋子里，成为一种沉重气氛，笼罩着我们，令我们心情紧张，唯恐稍有不是，惹了父亲一触即发的脾气。阿兵打开电视，希望有父亲爱看的节目，打开来一看，是围棋讲座，黑黑白白的棋子像甲壳虫一般错乱地散布在一面白板上，一男一女，一边讲解一边演示，不懂的人看着一定莫名其妙。阿兵是有围棋瘾的，见了这东西下意识地看起来，我虽然也爱看（被阿兵熏陶出来的），可想父亲怎么会喜欢这玩意儿，就叫阿兵换频道。阿兵看看父亲，父亲眯着眼，百无聊赖地看着，问他看不看，他不理也不搭。等阿兵换了频道，他却说要看刚才的，好像刚才他没听见阿兵问话似的。阿兵换过频道，父亲看一会儿问这是什么棋。阿兵告诉他，并简单介绍了一些围棋的知识。父亲听了，也没有什么表示，只是看着讲座，居然一直安静地看完为止。

第二天同时，父亲又看起了讲座，而且好像看出了什么滋味一样，神情专注，若有所思的。我问父亲看懂了没有，父亲却说我们下一盘吧，听得我很久才反应过来。我的水平很一般，但对付似懂非懂的父亲应该还是绰绰有余的。我们下棋时，阿兵一直站在父亲一边，准备随时指点他。开始，父亲还乐意让阿兵指点，不过也就指点了十几招棋后，他已经不准阿兵指点，说要自己下。下得虽然很慢，每一步棋都深思熟虑，但下的棋似乎总是有点离谱，缺乏连贯性，感觉溃不成军。但到中盘时，我和阿兵都愣了，刚刚还是没气没势的棋面，转眼间变得活灵起来，变出很怪异的阵势，开始压制我，捣乱我，弄得我不得不也放慢节奏，子子计较起来。很快我又发现，我要想挽回主动已经很难，父亲步步为营，几乎毫无破绽，逼得我经常不知如何出子。父亲一方面极力压制我的气路，咬紧我，切割我，围堵我，虽然吃力、被动，却坚定不移，顽强不屈；另一方面父亲似乎自身有一套预定的计划在展开、落实，意图隐蔽，设置巧妙，弄得我危机四伏。局势不断演化，黑白棋子交错着，棋面上越来越形成一个特殊的图案，我争抢优势的用心也越来越良苦，出手越来越顾虑重重。收官时，父亲的优势是明摆的，但也许求胜心切，父亲想吃我一目棋，结果白白让我吃掉几目子。后来，父亲虽然机关算尽，东敲西击，极力想扳回局面，力挽狂澜，到底没有回天之力。第一盘就这样告终，父亲输了三目子给我。

但第二盘父亲就赢了我。

接着，我们又下三盘，父亲连连赢我，而且愈赢愈轻松，到最后一盘，我甚至下不到中盘就败下阵来。然后阿兵上阵，两人连下七盘，结果跟我一样，阿兵只赢了第一盘，后面六盘又是连输。想想看，父亲几天前甚至连围棋是方是圆都还懵懂不清，转眼间却杀得我们两人都稀里糊涂的，父亲在围棋桌上的表现使我和阿兵都感到十分惊讶。

第二天，阿兵去他们单位请来了一位围棋手，棋下得比阿兵要高出一个水平，平时阿兵和他切磋一般都要他让两手，这样下起来才有个较量。那是一个雪后初晴的日子，冬天的第一场大雪来得仓促，去得也匆忙，而世界却突然被简化得只剩下温柔和洁白。应该说，这真是个居室对弈的好日子。首盘，父亲开局不佳，没投出二十手，就收子认了输。我不清楚你懂不懂围棋，要懂的话应该明白开局认输绝不是平凡棋手的作风。古代有“九子定输赢”的典故，说的是一位名叫赵乔的棋圣跋山涉水，周游全国，为的是寻找对手，杀个高低分明，终于在渭河岸边，凤山脚下，遇到一个长发女子，丈夫从军在外，家里无米下锅，便日日以摆棋摊谋生。两人依山傍水，坐地对弈。赵才投出九子，女子便起身认输，称自己必输一目子。赵不相信，女子叙叙道来，整盘棋讲得头头是道，高山流水，滔滔不绝，但怎么说都是一目子的输赢。赵听罢，甘拜下风，认女子为师。就是说，父亲能从十几目子中看出输赢的结局，正说明他有深远的洞穿力，善于通盘考虑。由此我怀疑来人今天必定要输给父亲，因为棋术的高低，说到底也就是个看棋远近的能力。果然后来五盘棋，父亲盘盘皆赢，来人简直不相信我们说的—父亲昨天晚上才学会下棋！

我可以说，父亲对围棋的敏感是神秘的，他也许从第一眼就被它吸引爱上了它，他们之间似乎有一种天然的默契。围棋的出现救了父亲，也帮了我们大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父亲都迷醉在围棋中，看棋书，找人下棋，生活一下子得到了充实，精神也振作起来。人的事情说不清，谁能想得到，我们费尽心思也解决不了的难题，却在一夜之间迎刃而解。

起初，父亲主要和院子里的围棋爱好者下，经常出入单位俱乐部，那里基本上集合了单位里的大部分围棋手。他们水平有高，也有低的，父亲挨个跟他们下，见一个，下一个，却是下一个，赢一个，下到最后—也就是个把月吧，跟他下过棋的人中，没有哪一个是不服输的。当然，俱乐部不是什么藏高手的地方，那些真正的棋手一般是不到俱乐部下棋的。他们到俱乐部来干什么呢？他们倦于俱乐部的应酬，因而更喜欢安居家中，藏而不露。一个月下来，父亲就成了这样一位棋手—不爱去俱乐部下棋的棋手。俱乐部锻炼了他，使他的棋路更为宽泛、精道，但这里的棋手水平都一般化，父亲已经寻不见一个可以与他平等搏杀的对手。没有对手的对弈有什么意思？父亲感到了胜利的无趣，就断了去俱乐部的念头。这时候，父亲开始走出去，和驻地镇上的棋手们接触、比试。但是不到夏天，驻地县城一带的高手也全做了父亲手下败将。就这样，短短半年时间，父亲竟然由当初的不懂围棋，迅速成了当地众所公认的围棋高手，独占鳌头！

那以后，我和阿兵，还有我现在的爱人（你就喊他小吕吧），经常上市里去给父亲联系棋手，找到一个，邀请一个，安排他们来和父亲对弈，以解父亲的下棋瘾。尽管这样找棋手是件劳力费神的麻烦事，但看父亲沉醉在棋盘上的痴迷模样，我们乐此不疲。起初，寻棋手寻得有些麻烦，主要是靠熟人介绍，找来的棋手水平良莠不齐，有的虽然名声不小，却是井底之蛙，并无多少能耐，好不容易请来了，结果却叫父亲生气。因为他们棋艺太一般，根本无法跟父亲对阵。后来，阿兵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个人，他爸是体委主任，通过主任引荐，我们跟本市围棋协会接上了头。从此，我们根据协会提供的棋手情况，按他们棋术的高低，由低到高，一个个去联络邀请。

围棋协会掌握了三四十名棋手，他们基本上代表了本市围棋的最高水平，其中有一位五段棋手，是本市的围棋冠军。这些人都身经百战，下棋有招有式，身怀绝技，于无声处中暗藏着杀机，而父亲充其量是一个聪灵的新手。可想而知，开始父亲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一比试，父亲就同鸡蛋碰到石头一样。但是怪得很，简直不可思议！最好的棋手，只要和父亲一对上阵，他那截原本高出的优势，很快就会被父亲追上、吃掉，然后就是超过，远远超过！

就是说，面对一位高手，父亲起先也许会输几盘，但要不了多久，父亲肯定会转败为胜，并成为他永远不可战胜的对手。父亲的棋艺似乎可以在一夜之间突飞猛进，同样一位棋手，昨天你还连连赢他，而到第二天很可能就要连吃败仗。说真的，来了那么多位名人高手，几乎没有谁能与父亲对弈、相持一个礼拜以上的，他们来时盘盘是赢，称王称霸，但结果无一例外都成了父亲的手下败将。父亲完全是一个神秘的杀手，任何对手最终都将败在他手下。这对父亲来说简直像定理一样不能例外。后来父亲经常说，他每次跟一位新棋手下棋，担心的总不是输给对方，而是怕对方一下子输给他。父亲也知道我们寻一个棋手的不容易啊，好不容易请来一个如果上来就落败，非但叫我们沮丧，父亲自己也会非常懊恼。父亲是渴望刺激的，他总喜欢有一个强敌立在面前，然后让他去冲杀，去征服，浑身解数的。他受不了那种没有搏杀、没有悬念的对弈，就像平常无奇的生活叫他厌倦一样。

记得那是中秋节前后的一天下午，我坐在阳台上看书，客厅里父亲和市上那位五段冠军棋手在下棋，一盘接一盘，从中午一直杀到下午很晚的时候。期间，我不时听到他们开始又结束、结束又开始的简单对话，从不多的话中，我听出父亲又是在连赢。偶尔我进去给他们添茶水，看父亲的神情，总是坦坦然然，呷着盖碗茶，吸着香烟，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而那位冠军棋手则是烟不吸，茶不喝，两只眼睛死死盯着棋盘，显现出一种不屈、一种挣扎、一种咬紧牙关的劲道，偶尔举手落子，举起的手常常慎重地悬在半空中，好像手里捏的不是一枚棋子，而是一枚炸弹，投不投或投向何处都是慎之又慎又犹豫不定的。他的沉思一目了然，脸上的肌肉绷紧、发硬，似乎思索是一种肉体的使劲。相比之下，父亲似乎更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平静、泰然、悠闲，好像思绪的一半已从棋盘上飞开，飞出了房间。后来，我又听见他们在收子的声音，接着是冠军棋手在说：我们再下一盘吧？我听到，父亲回答的声音很断然，说：就这样吧，再下我就得让你子了，我是不下让子棋的。

父亲总是这样不客气地拒绝所有手下败将，这多少使人接受不了，何况是一位众星捧月的冠军棋手。冠军棋手走之前对我丢下一句话，说我父亲是个下围棋的天才，他会杀败所有对手的。

听见了吧，他说，我父亲会杀败所有对手的。

然而，你想想看，在这个城市里，谁还能做父亲的对手？

没有了！

一个也没有了！

呵，说起这些，我总觉得父亲是那么陌生、神秘、神奇、深奥。也许你要问，这是真的吗？我说是的，这是真的，全是真的。然而，我自己也忍不住要怀疑它的真实，因为它太离奇了。

第三天

……

下午已过去一半，而我的三位同事还没来上班。他们也许不会来了。天在下雨，这是他们不来的理由。这个理由说得出口，也行得通，起码在我们这。然而，我想起父亲—对父亲来说，什么是他不上班的理由？在我的记忆中，我找不到父亲因为什么而一天不进红墙的日子，一天也没有。哪天我们要是说：爸爸，今天你请个假吧，妈妈需要你，或者家里有什么事，需要他一天或者半天留在家里。这时候父亲会收住已经迈出的脚步，站着默默地想一下。你虔诚地望着他，希望用目光争取把他留下来。但父亲总是不看你，他有意避开你的目光，看看手表或者天空，犹豫不决的，为走还是留为难着。每次你总以为这回父亲要留下来了，于是上前去，接过他手中要戴还没戴上的帽子，准备去挂在衣帽钩上。就这时，父亲似乎突然有了决定，重新从你手中夺回帽子，坚决地对你说：

不，我还是要去。

总是这样。

父亲要拒绝我们的理由总是简单，却十分有用，而我们要挽留他的理由虽然很多，却似乎没有一个有用的。就是母亲病得最严重，不久便要和他诀别的那几天，父亲也没有完整地陪过母亲一天。

我母亲是病死的，你也许不知道，那是你来这里前一年的事。母亲的病，现在想来其实很早就有了症状，我记得是那年春节时候，母亲便开始偶尔地肚子疼。当时我们没有多想，母亲自己也没当一回事，以为是一般的胃病，疼起来就喝一碗糖开水，吞两片镇静剂什么的。疼过后就忘了，照常去上班。听说母亲开始是在省级机关工作的，嫁给父亲后才调到这单位，却不在701机关，在另外一个处，有十几里路远，一天骑自行车来回两趟，接送我们上下学，给我们做饭洗衣，十几年如一日。说真的，在我印象里我们这个家从来是母亲一个人支撑着的，父亲对家里的事情从来不问不顾。你知道，家属院区离红墙顶多就是四五里路，走路顶多半个钟头，但父亲总是很少回家来，一个月顶多回来一次，而且总是晚上回来第二天早上就走。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是父亲很久没回来的一个晚上，当时我们都在饭厅吃饭，母亲的耳朵像长了眼睛似的，父亲还在屋子外头几十米远呢，我们什么都没觉察到，母亲却灵敏地听见了，对我们说：你们爸爸回来了。说着放下碗筷，进了厨房，去准备迎接父亲了。我们以为是母亲想爸爸想多了，出现了什么幻觉，等母亲端着洗脸水从厨房里出来时，果然听到了父亲走来的沉重的脚步声……

在家里，父亲总是默默无言，冷脸冷色的，既不像丈夫，也不像父亲。他从不会坐下来和我们谈什么，他对我们说什么总是命令式的，言简意赅，不容置疑。所以，家里只要有了父亲，空气就会紧张起来，我们变得蹑手蹑脚，低声下气，唯恐冒犯了父亲。只要我们惹了父亲，让他动了气，发了火，母亲就会跟着训斥我们。在我们与父亲之间，母亲从来都站在父亲一边，你说怪不怪？我可以说，作为丈夫，父亲比世上所有男人都要幸福，都要得到的多。母亲的整个生命都是父亲的，好像父亲把自己一生都献给红墙里一样，母亲则把她的一生都献给了父亲，献给了她的迷醉在红墙里的丈夫！

我一直没能对生活，对周围的一切作出合乎逻辑的理解，你比方说我母亲，她似乎天生属于父亲，然而她嫁给父亲既不是因为爱，也不是因为被爱，而仅仅是“革命需要”。母亲说，以前父亲他们单位的人，找对象都是由组织出面，对方必须经过各种政治的、社会的、家庭的、现实的、历史的等等审查。母亲就是这样嫁给父亲的，组织安排的，当时母亲才二十二岁，父亲却已经三十多。母亲还说，她结婚前仅仅和父亲见过一次面，而且还没说上两句话。我可以想象父亲当时会怎么窘迫，他也许连抬头看一眼母亲也不敢。这是一个走出红墙就不知所措的男人，他不是来自生活，来自人间，而是来自蒸馏器，来自世外，来自隐秘的角落，你把他推出红墙，放在正常的生活里，放在阳光下，就如水里的鱼上了岸，会怎么尴尬和狼狈，我们可以想得到。想不到的是，一个月后母亲便和父亲结婚了。母亲是相信组织的，比相信自己父母还要相信。听说当初我外婆是不同意母亲嫁给父亲的，但我外公同意。我外公是老红军，打小是个孤儿，十四岁参加革命，是党把他培养成人，受了教育，成了家，有了幸福的一生。他不但自己从心底里感谢党和组织，还要求子女跟他一样，把党和组织看作比父母还亲。所以，母亲从小就特别信任组织，组织上说父亲怎么怎么好，她相信，组织上说父亲怎么怎么了不起，她也毫不怀疑。总之，父亲和母亲的婚姻，与其说是爱情的需要，倒不如说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可以说，嫁给父亲，母亲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的—我这样说母亲听见了是要生气的，那么好吧，我不说。

母亲的肚子疼，到了五月份（一九七二年）已经十分严重，常常疼得昏迷不醒，虚汗直冒。那时阿兵在外地当兵，我呢刚好在乡下当知青，虽然不远，就在邻县，来回不足一百公里，但很少回家，一个月回来一趟，第二天就走的，对母亲的病情缺乏了解。父亲就更不可能了解了，不要说母亲病倒他不知道，就是自己的病他也不知道，何况母亲还要跟他隐瞒呢。你看看，母亲关心我们一辈子，可她要我们关心的时候，我们全都失职了。而母亲自己，她忙于顾念这个家，顾念我们仨，忙里忙外，哪有时间关心自己？她心中装我们装得太重太满了，满得已经无法装下她自己。这个从小在老红军身边长大的人，从小把党和组织看得比亲生父母还要亲的人，我的母亲，她让我们饱尝母爱，人间之大爱，却从来没有爱过自己。呵，母亲，你是怎样地疲倦于我们这个不正常的家！你重病在身却硬是瞒着我们，跟我们撒谎；你生了病，内心就像做了一件对不起我们的错事一样的歉疚。呵，母亲，现在我知道了，你和父亲其实是一种人，你们都是一种不要自己的人，你们沉浸在各自的信念和理想中，让血一滴一滴地流出、流出，流光了，你们也满意了。

可是，你们不知道—谁也不知道—我们内心的无穷的悔恨和愧疚！

母亲的病最后还是我发现的，那天晚上，我从乡下回来，夜已很深，家里没有一盏灯亮，黑乎乎的。我拉开灯，看见母亲的房门开着，却不像往常一样出来迎接我。我喊了一声，没有回音，只是听见房间里有动静声。我走进房间，打开灯，看见母亲蹲在地上，头靠在床沿上，因为痛苦而扭曲的脸上，流着两串长长的泪水，蓬乱的头发像一团乱麻。我冲上去，母亲一把抓住我，顿时像孩子似的哭起来。我问母亲怎么了，母亲呜咽着说她不行了，喊我送她去医院，泪水和汗水在灯光下明晃晃的耀眼。我从没见过母亲这样痛哭流涕的样子，她佝偻的身体像遭霜打过的菜叶一样蔫趴趴的，在昏暗的灯光下，就像一团揉皱的衣服。第二天，医生告诉我母亲患的是肝癌，已经晚期，绝不可能救治了。

说真的，写这些让我感到伤心，太伤心了！我本不愿意讲，但是讲了我又感到要轻松一些。我想，无论如何母亲是父亲的一个部分，好像红墙这边的家属区是这整个大院的一部分一样。母亲是父亲的妻子，也是战友，以身相许的战友，让我在祭奠父亲的同时，也给母亲的亡灵点上一根香火，啼哭一声吧……

第四天

黑暗已经把整个院子笼罩，还要把它的气息和声音从窗户的铁栅中塞进屋来。灯光柔和地照亮着稿纸，也照亮了我的思绪。凝视稿纸，不知不觉中它已变成一张围棋谱，父亲的手时隐时现，恍恍惚惚的—我又看见父亲在下棋。

然而，谁还能同父亲下棋？

到了第二年秋天，父亲的围棋已经彻底走入绝境，我们再也找不出一名棋手来满足父亲下棋的欲望。因为名声在外，偶尔有不速之客慕名而来，但正如我们预料的，他们的到来非但不能叫父亲高兴，而是常常叫父亲生气。不堪一击的生气。父亲不愿意与那些棋艺平平的人下棋，更讨厌下让子棋。然而，现在周围谁的棋艺又能被父亲视为不平常？没有。父亲在一年多时间里一直潜心钻研围棋技术，已经洞悉围棋技术的奥秘，加上经常和四面八方找来的行家高手比试、切磋，久经沙场，已经使他棋艺炉火纯青，登峰造极，起码在这个城市里。

找不到对手，没有棋下，父亲的生活再度落入无聊的怪圈，危机四伏。我们曾再次想在其他方面，诸如旅游、书法、绘画、气功、太极拳等方面培养父亲一些兴趣，但父亲对这些东西表现出来的冷淡和愚钝，简直令我们泄气。有一回，大院里来了一位气功师，组织大家学打太极拳，我硬拉着他去，天天拉，天天催，总算坚持了一个礼拜，结果三十几位老头老太都学会了，我偶尔去了几次，也看在心上，打起来有模有样的。而父亲天天去，天天学，却连最基础的一套也打不好，打起来别别扭扭的，记了前面忘了后头，真正要气死人，笑死人。他在这些方面表现出来的愚笨，与在围棋运动中显露出来的深不可测的智商和聪敏相比简直判若两人。父亲似乎是个怪诞的人，一方面他是个超人，具有超常的天赋，而另一方面则冥顽不化，迟钝不及常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容易囿于某种单一思想而不能自拔的人，因为他用来局限自己的范围愈小，他在一定意义上就可能愈接近无限。令我疑虑的是，父亲凭什么能够在围棋运动中有如此出色的表现？他真的是个天生的好棋手吗？或者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据我个人经验，我深感围棋是考验、挖掘人类智能的一门运动，它和象棋、军棋以及其他棋类都有严酷的区别。拿中国象棋和围棋比较，象棋更浓游戏、玩弄的成分，而围棋则要复杂、深奥得多。围棋的每一目子杀伤力本身都没有高下大小之别，同样一个子，既可能当将军，也可以做士兵，只看你怎么投入、设置，一切均在主人的机巧与否中。象棋则不同，车、马、炮，各有各的定式：车走一溜烟，炮打隔一位，马跳日，象飞田，兵卒过河顶头牛。这种天生的差别、局限，导致象棋的棋术总的说比较简单，不深奥。而围棋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如果说象棋对棋手的智力存在着限制，那么围棋恰恰具有对智力无限的挑战性，围棋每一目子本身都是无能的，它的力量在于棋盘的位置上，在一个特定的位置上，它的力量也是特定的。所以，围棋更需要你有组合、结构的能力，你必须给它们设置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努力连接它们，贯穿它们，连贯的过程也是壮大的过程，只有壮大了，才能生存下来。但围棋的组合方式又是无限的，没有定式，或者说定式是无限的。这无限就是神秘，就是诱惑，就是想象，就是智能。围棋的胜负绝不取决于任何刁钻的偶然性，它是下棋双方尖利心智厮杀与对搏的游戏，是坚硬人格的较量和比试，它的桂冠只属于那些心智聪颖、性情冷硬专一的天才们。在他们身上，想象力、悟性、耐心，以及技巧，就像在数学家、诗人和音乐家身上一样发挥着作用，只不过组合方式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父亲在围棋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怪异才能，莫名其妙的出奇制胜的本领，以及他明显不甘于应酬、不愿同手下败将们对弈的孤傲和怪僻，不但令我们迷惑不解，就连那些鱼贯而来的棋手们，他们同样也感到神奇而不可理喻。

很显然，光用“偶然之说”来解释父亲的“围棋现象”是难以令人满意的，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父亲对围棋有如此非常的才智？我自然想到了神秘的红墙世界。我要说，这是我见过的世上最神秘深奥的地方，这么多年来，每天每夜她都在我的眼皮底下，然而她却从来不看我一眼，也不准我看她一眼。她外面高墙深筑，警戒森严可怖，里面秘不示人，深不可测。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父亲在里面究竟干着什么样的秘密工作，但我感觉父亲的工作一定跟围棋有某种暗通。换句话说，围棋有可能是父亲从事的秘密职业的一部分，是父亲职业生涯中的一个宿命的东西，他不接触则罢，一旦接触，必将陶醉进去，就像陶醉于他过去的职业中一样的陶醉，想不陶醉也不行。因为是职业病，是身不由己的……

第五天

父亲是个神秘的棋手，他的棋艺比愿望还长得快，到了第二年秋天，他已找不到一个对手，可他还常常坐在铺好棋布的桌子前，等待他梦想中的对手来挑战。他认为，在这个几十万人口的地区级城市里，总会有那么一些身怀绝技的黑道棋手，他们蛰伏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有一天会嗅到这个角落里藏着他这位神秘棋手，然后便赶来和他绞杀。时间一个月接连一个月地过去，慕名而来的棋手一拨又一拨，可就是没有一个称得上对手的棋手出现，甚至他们赶来本身就不是准备来搏杀的，而是来讨教的，见了父亲无一不是谦虚谨慎的。

一般来了人，只要是不认识的，以前没交过手的，父亲总是喜滋滋的。但等下上一两盘后，父亲的脸色就越来越难看，并以他擅长的沉默表示不满。有时候对方水平实在太差，父亲还会训斥他们，气急败坏的样子，叫人难堪。看着来者一个个不欢而走，我知道以后来的人只会越来越少，父亲要找到真正能对阵搏杀的棋手的可能性也将越来越小，在这个城市里，简直就没有这种可能。于是我跟阿兵商量，建议他考研究生，考到省城里去。我是这样想的，等阿兵考上研究生，我们就把家搬到省城，这样小吕也会高兴的，他父母就在省城。但说真的，我这不是为小吕想的，主要是想这样父亲就找得到下棋的人了，毕竟省城围棋下得好的人要多得多。事实上，阿兵就是这样才决定去考研究生的。等到第二年春天，阿兵的研究生已经考过试，但父亲却似乎无须再去省城了。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下午，又有一人来找父亲下棋，连着下了五盘，父亲居然没有赢一盘。这是父亲沾手围棋以来从没有过的事，开始我们以为这个人的棋下得很好，没太在意，甚至还庆幸，想父亲这下可以过上一阵子棋瘾了。但随后一段时间里，父亲接二连三都输给了好多来找他下棋的人，而且一输就是连输，下几局输几局，节节败退，毫无往日的风光。这些人去外面说他们赢了父亲，过去跟父亲下过棋的人都不相信，纷纷打电话来问有没有这些事。我们说有，他们就觉得奇怪，因为他们了解这些人的棋其实下得都很一般。于是，一时间找父亲来下棋的人又多了，他们中很多是父亲以前的手下败将，而现在父亲无一例外都输给了他们，包括连我和阿兵他都要输，简直像是不能下棋了，昔日他神秘的“见棋就长”的棋艺，如今似乎在一夜间都神秘地消逝了，变成了“见人就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慢慢地，我们发现父亲现在下棋有个毛病，好像不相信自己眼睛似的，常常是明摆的好棋不下，非要下个莫名其妙的棋，弄得你哭笑不得，以至我们有时想故意让他赢一局都做不到。还有一个怪是，父亲现在对输赢似乎也无所谓，不像以前输了要生气怎么的，现在输了他照样乐滋滋的，感觉好像是他赢了一样。我们觉得这有些不正常，但看他平时又好好的，甚至比以往什么时候都要开心，人也爽朗得多，所以没往坏的方面去想。直到有天晚上，阿兵回来，父亲居然把他当作你又喊又抱，像傻了似的。我们一个劲地跟他解释阿兵不是你，可他就是不信，真正像是傻了。我们这才突然警觉起来，决定带他去医院看看。有趣的是，等阿兵进房间去换了一套衣服出来后，父亲好像又醒过来了，不再把阿兵当你了。要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父亲发病。那种怪病。那种你简直不能想象的怪病。

去医院看，医生认为这只是一般的老年性糊涂，叫我们平时注意父亲的休息，不要让他过分用脑费神什么的就是了。这样，我们基本上挡掉了来找父亲下棋的人，同时也给他配了一些缓解心力疲劳的药吃。没有棋下，我担心父亲一个人在家待着难受，想到阿兵读研究生的事基本已定，原单位对他也比较另眼相看，于是我就让他请了一段时间假，专门在家里陪父亲。每天，我下班回家，总看见父子俩围着桌子在下棋。我问阿兵父亲赢了没有，每一次阿兵总是摇头，说：父亲的棋现在下得越来越离谱了，你想输给他都不可能，就像以前你想赢他不可能一样。

围棋下不好，我就怀疑父亲的糊涂病还要发。果然，有一天清早，天才蒙蒙亮，我和阿兵还在睡觉，突然听到父亲在外头惊动的声音。我先起来看，父亲竟把我当作了我妈，问我这是哪里。我说是在家里，他硬是不相信，要走。后来阿兵从房间里出来，他居然吓得浑身哆嗦起来，跟阿兵连连道歉，那意思好像是我们—他和我妈—进错了家门，要阿兵这个“陌生人”原谅似的。就这样，我们又把他送去医院，要求给父亲作住院治疗。结果当天晚上，父亲就从医院跑出来，你怎么劝也不行，拉也拉不住。父亲自己认为他没病，医生给父亲作各种检查，也认定父亲没什么病，神志很清醒，不会有什么精神错乱。

但我们知道，父亲的精神肯定是有了问题，只不过他的问题表现得有些怪异，好像他犯病不是在犯病，而是周围的事情在跟他捉迷藏。有一天晚上，我陪他去散步，走到楼道口，见地上丢着一个小孩子玩的红皮球，回来时候皮球还在老地方放着，父亲认真地盯着皮球看，看了一会儿，掉头走了。我问他去哪里，他说回家。我说我们家不就在这里嘛，他居然指着皮球跟我说了一大堆道理，意思是说：这个皮球并不是我们家门口固有的东西，既然不是固有的，它出现在这里就可能是用来迷惑人的，而迷惑人的东西不可能一成不变等等，等等，说得我简直云里雾里。我看他这么在乎这个皮球，趁他不注意把皮球踢到黑暗里，然后父亲看皮球没了，确认不在了，才嘀嘀咕咕地回家了。那段时间他经常这么嘀嘀咕咕，嘀咕的是什么，我和阿兵始终听不懂，感觉好像在背诵一首诗，又像在教训谁。但这天我终于听懂了这个嘀咕声，是这样说的：

你肯定不是你

我肯定不是我

桌子肯定不是桌子

黑板肯定不是黑板

白天肯定不是白天

晚上肯定不是晚上

……

这算什么？诗不像诗，歌不像歌，说民谣都算不上，父亲怎么老是念念不忘的？我很奇怪，到了家里，就问父亲这是什么意思。父亲很茫然的样子，问我在说什么，我就把他刚才嘀咕的几句话复述了遍，不料父亲顿时睁圆了眼，问我这是从哪听来的，好像这个是什么说不得的事。我如实说了，父亲更是大惊失色，再三要我把这事忘了，并一再申明他绝没有这样说过，好像这是个天大的秘密被他泄露了。看着父亲这么惶惶恐恐的样子，我马上敏感到，这一定是红墙里头的东西……

第六天

红墙！

红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