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个天使，但并不完美。
嘿，她是一个有问题的天使。
她就是701破译局欧洲处第五任处长黄依依。
在701，有关黄依依的传闻并不比瞎子阿炳平淡，人们因着自己的好恶和见闻，以不同的感受向我讲述着同一个人的故事和传闻。他们的讲述是那么引人入胜，使我对这位701历史上唯一的女破译处长—黄处长—充满写作冲动。但我一直不敢贸然下笔，因为一个对黄依依故事最知情的人，一个像讲阿炳故事的钱院长一样的人物，我迟迟未能谋面，他就是701历史上的第四任院长，安院长。
安院长资格甚老，系701初创时著名的九位元老之一，曾有“九君子”之称。现在九君子相继辞世，他是唯一在世的，已经八十好几。但身体似乎还好，跟我握手时，我感觉他手上的气力很充足，说话的声音也有气有力，只是浓重的浙西土语让我听来有些吃力。他离休后一直生活在北方某个偏僻小镇，那里既不是他家乡也不是他的工作地，只是他刚满周岁的小孙子胡乱确定的一个地方。据说，安老这人颇为怪异，离休时面对北京上海等大好城市都不去，只要求组织上给他任意安排一个陌生的城市去生活。不管哪里，只要陌生！这可把组织难住了，因为中国这么大，他陌生的地方多着呢，怎么来确定呢？最后，还是他自己做主，让只满周岁的小孙子在一幅中国地图上随便丢一枚硬币，硬币停落之处，便为他归宿之地。这有点宿命的意思。就这样，这些年来，他有如一只失散的鸟，过着几乎与701人隔绝的生活，时间长了，要找到他谈何容易。
后来当然找到了，但可以想见，要请他开口绝非易事。无疑，当初他选择“失散”的目的大概本身就是为了免开尊口。所以，我理解。但我不能接受。最后，我以巨大的耐心和诚恳战胜了他的固执，不是全胜，只能算半胜。他同意跟我讲关于黄依依的故事，但同时要求我，是签字画押地要求：在本书中不能写他离职前后的故事。是有所指的故事。那故事，我在701已经有所耳闻，相信如果写出来，也许比阿炳和黄依依的故事还要好看。现在，我跟他签字画押过，这故事成了我的禁忌，讳莫如深，在此不敢有半点涉及。连暗示也不敢。他还要求我，关于黄依依的故事只能采用“他的说法”。这也是签字画押过的。所以，现在我只能以他的口吻讲述本故事。
不过，说真的，他的讲述远没有我的乡党讲得好，也许是年纪大的缘故吧，讲得特别拉拉扯扯，我几乎花了多于对付阿炳十倍的精力，才勉强整理出下面这个样子，应该说，依然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我没办法，因为我不能添加材料，不能变腔改调，只能删繁就简，作些词语的调整而已。如此这般，也只能是这个样子—
01
我的故事要从莫斯科开始讲起。我是个革命的孤儿，从小在莫斯科长大。一九三一年，我才四岁，就去了莫斯科，回国时已经二十岁，是一九四七年。我在莫斯科学的是无线电业务，回国后组织上安排我进了701工作。开始干的就是最基础的侦听业务，后来因为我俄语好，做过一阵子情报收集、整编工作。一九五七年，组织上把我和妻子小雨都派去莫斯科，我妻子小雨在外交部驻苏联大使馆工作，我则在莫斯科大学数学系编码研究中心学习破译技术。这是改变我命运的一件事，我一生的功与过、荣与毁、幸与不幸都跟破译有关，包括现在，我走出人们的视线，蛰居在这里，也是它的后遗症。我的导师安德罗经常说，这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个阴谋，一个阴谋中的阴谋。一个人长期从事这种阴暗、秘密、高智力强度的工作，身心都会受到某种伤害。日积月累，潜移默化，最后你无法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按理我应该是一九六○年七月毕业，但是这年三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组织上通知，让我迅速回国。是一个代号叫“飞机”的同志来通知我的，她是女性，长春人，长得很高大，皮肤像游泳运动员一样棕红棕红：一种健康的颜色。她是我在莫斯科期间的领导，当时我名义上是个留学生，实际上是有秘密身份，说白了就是间谍，主要收集当时苏联破译美国军事秘密的情报。我的导师叫列夫列耶·安德罗，是世界著名的数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令美国人头痛的破译专家，组织上把我安排到他身边，目的是要利用他的地位搜集西方军事情报。三年来，我们朝夕相处，友情与日俱增。他不但是我的先生、导师，也是我一生事业的“生身之父”，我后来所以改名为安在天，正是出于对他的敬意和纪念。知道要走后，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他，尤其是我的学业尚未结束，突然走，眼看就要到手的毕业证拿不到，心里觉得非常遗憾。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不仅仅是遗憾了。就在我把一切离校手续办完，准备落实回国火车票的前一天，我突然—又是突然—接到噩耗，说我妻子小雨出了车祸！她乘坐的小汽车被一辆大卡车撞出山道，跌落悬崖，车子坠毁，车上的人全都遇难。人死不说，连个尸体都见不着。据说车子在坠落悬崖时着了火，车上的人都烧得不成样子，肉眼根本无法分清谁是谁，最后是医院根据化验确认死者。当我看到小雨时，她已经成了一只黑色的盒子。
骨灰盒呐！
我带着小雨的骨灰盒离开莫斯科，至今我还记得那天莫斯科突降大雪，火车站结着一层厚厚的白雪，我的心情就像这冰天雪地一样寒冷。一列满载着来自中国的苹果、生猪等货物的闷罐火车停靠在月台上，苏方和中方的很多人员正在卸货、验货。这些货物是中方作为还债用的。正如人们听说过的一样，苏方对货物有严格的检查手续，月台上摆放着好几台滑轮机，卸下来的苹果都要经过滑轮机的检验—大小都有“科学而死板”的规定，过大的不要，过小的也不要。对生猪，苏方人员也一一检查，凡是猪身上有伤痕或青疤，都不要。
当时中苏关系已经非常微妙，我的行李在火车站也受到严格检查，我的导师安德罗见此再一次劝我别回国。那几天，他一直在劝我留下来，就在头天夜里，我们曾有过一次长谈，他给我分析了中苏关系的前景和我个人可能有的前途，认为回国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差的选择。他似乎已经预感到中苏关系必将交恶，怀疑我回国后可能会去破译他们苏联密码，把我俩深厚的友情玷污。他希望我留下来，读完本科读硕士，甚至读博士，今后专心做学问，不要卷入破译领域。导师说：这是意识形态的事情，说到底跟学问是没关的，我自己的经历应该成为你的教训。我已经不可能走回头路，但你完全可能不步我后尘，做一个单纯的学人。可我知道，这不可能，可以说，我生来就是个“意识形态的人”。我说过，我是个革命孤儿，是党把我培养成人，在党和国家需要我时，我不可能有自己的愿望和选择。
检查完行李，导师问我知不知道刚才检查我行李的是什么人。我说不知道，他说是克格勃。我估计他对我的秘密身份可能已经有所觉察，故作惊讶，“怎么可能呢？”他笑道：“我的朋友，我认为你应该对我说实话，你除了中国科学院密码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身份外，还有没有别的身份？”
我说：“安德罗先生，你为什么会突然问这个？”
他说：“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你给我了很多秘密和疑虑。”
我说：“先生，我对你没有任何秘密。”
他说：“朋友，你没有说实话。”
他指着我抱在手上的骨灰盒，问我妻子小雨到底是怎么死的，他说他不相信只是一起偶然的车祸。我发誓事实就是这样。其实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只能这样说，哪怕我对他非常信任。最后，他郑重地要我记住他一句话：回国后，如果组织上要求我破译他们国家密码，无论如何我都不要接受。
他说：“我这么说一是因为从感情上我接受不了，另一个你现在的技术也无力在这方面有所建树。”
我说：“是啊，所以我还要回来继续学习。”
他摇着头说：“没机会了，就像我们两国的关系已经没机会回到从前一样，我们也没有机会再做师生了，还是做朋友吧。”
他脸上露出一种伤感来，将我拥到他胸前抱了抱，说：“上车吧，祝你一路平安。”
就此分手。
我走进车厢，不久便有人来敲门。进来的是“飞机”同志，她手上拎着一只黑色皮箱。我也有一只同样的皮箱，此刻放在茶几下。她把皮箱放在我皮箱的边上，告诉我她箱子的密码。走的时候，她带走了我的皮箱：一模一样。我不知道她的箱子里留的是什么东西，但我知道那东西一定比我的性命重要，如果我在路上遇到不测，我首先要保护的不是我的生命，而是箱子里的东西。
感谢安德罗先生的祝福，我一路平安。
02
到了北京，第一天，有人来我住的招待所取走了“飞机”同志交给我的皮箱。
第二天，总部一位主管业务工作的副部长接见了我，他姓铁，五十多岁的年纪，半头白发，有点显老。但说话的声音宏亮，干脆果断，像个将军。他曾是701的第一任院长，因为脾气大，部下们在背后都管他叫“地雷”。他是两年前离开701，提拔到总部当常务副部长，全面负责业务工作。他的秘书姓李，是个年轻人，会俄语，在我去莫斯科之前，我们曾做过几个月的同事。因为时间不长，不是很熟，但几年不见，见了面反而变得亲热起来。在铁部长接见我之前，他先来招待所跟我大聊一通，对我问寒问暖，介绍部里的情况，很热情。他跟我透露，为了我这次回来铁部长跟部里其他几个领导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他说：“你可能不了解，这几年我们先后破译美国、英国和台湾等敌对势力的好几部高级军事密码，其中你搞回来的资料立了大功。所以，部里领导对你的工作十分肯定，这次喊你回来几个领导都不同意，觉得你在那边工作很出色，回来可惜了。”
我说：“现在的形势要再开展工作也难，他们现在对我限制很多，不像以前。”
他说：“是啊，今非昔比。”并问我对中苏关系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我说不妙。
他说：“确实不妙。当然，对我们不妙，对有些人来说就妙了。不知你看到没有，香港的报纸上说，蒋介石准备要回南京做大寿呢。”
我说：“他说什么都可以，反正是说说而已，过过嘴瘾。”
他说：“前两年是说说而已，现在是又说又做，不一样。你在外面，不太了解国内的情况，现在我们国家是最困难的时候，国内，连年自然灾害，国外，中苏关系微妙，中印边界局势紧张，真正是内扰外困啊。你有困难，他就来劲，企图趁人之危，落井下石，搞翻你。这就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小人的算盘。”
我说：“十年前朝鲜战争刚爆发时，他不是也很来劲，天天派飞机在沿海轰炸，还派遣大批特务，企图里应外合，反攻大陆，结果怎样？鸡飞蛋打，把仅有的老本都蚀了。”
他说：“历史又重演了，跟十年前不同的只是叫嚷的口号变了，那时叫‘反攻大陆’，现在叫‘光复大陆’。为此，他们已经把紫金号密码换成‘光复一号’密码。”
我知道，紫金号是台湾本岛与国内特务联络的通讯密码，很高级，是一个美国专家给他们设计制造的，保险时限是二十年，现在最多用了就十年吧。我们是两年前才开始对它有所突破，突破的程度远没有达到必须更换的地步，突然更换说明他们可能真的想打仗了。
我问：“破译任务交给了谁？”
他说：“你的娘家，701。”
这么说701又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十年前他们是听不到，今天是听得到但看不到。我问他现在701谁在当院长，他说是一个姓罗的。这人我认识，是一个女中豪杰。我在侦听处时她曾当过处长，据我所知她并不懂破译。我这么说后，他对我笑道：“是，她是侦听出身，不懂破译。不过她不懂没关系，只要你懂就行，你现在是701副院长，光复一号密码破译小组组长。”
我一听简直愣了！我说：“我才学了点皮毛，怎么可能担当这么重大的任务？”
他说：“已经决定，昨天文件已经下发，我先跟你通个气，下午铁部长肯定要见你，他现在有会议。”他真诚地祝贺我连跳三级，说我现在是全系统最年轻的副院长。可我像是丢了魂，一直发着呆，直到他起身要走，才紧急向他申辩，要求组织上重新考虑人选，我难当此任。我说：“这个不是其他东西，可以拼一拼，搏一搏，可以赶鸭子上架。”
他干脆地说：“有什么你下午跟铁部长说吧，跟我说没用，跟铁部长说我认为也不大可能改变。”
果然，下午铁部长一见我便直截了当对我指出：我没有任何推辞余地。“不要再有这个念头！”他大着嗓门教训我说，“连犹豫都不要有，干干脆脆，高高兴兴地上任，现在就上任，就进入角色。组织上把你从安德罗身边召回来是下了狠心，所以也不可能有商量的余地。这是一。二，你的任务很重要，还是这句话，组织上下狠心把你从安德罗身边召回来，说明现在破译光复一号比破译任何密码都重要，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我们的头号任务。为什么这么急，这么重要，原因也是明摆着，因为老蒋在做美梦，并且采取一系列切实的行动。你应该知道，去年台湾一次性向美国购买了十七亿美元的先进武器装备，‘光复大陆’的军事演习搞了一次又一次，向大陆遣送了一批又一批的特务，现在又把通讯密码换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说明这一次他们喊‘光复大陆’不是嘴上说说，是准备大干一场的。话说回来，即使是嘴上说说，那么多特务派过来，在我们眼皮底下，他们在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我们不清楚，不了解，不知道，今天在这里搞个破坏，明天去那里造个谣言，怎么行？不行。所以，这部密码—光复一号—必须破，作为我们的头号任务来破！第三，有什么要求和困难都可以提出来，组织上，包括我个人，都会尽最大努力给你解决。我知道，当然一定会有很大的困难。我听柳处长说，这是国民党方面迄今启用的最高级的密码，保险期限高达三十年。把一部这么高级的密码交给特务部门用，不是军方，也不是高层，这本身说明这些特务在本次‘光复’行动中担任着非同寻常的角色。你现在刚回来，对这部密码情况不了解，不知道有什么困难，想提要求可能也不知怎么提。没关系，柳处长很了解，完了我把他交给你，好好了解了解，想一想，把你的行动计划，包括困难和要求，写个报告交上来，我在第一时间内答复你，怎么样？”
还有什么好说的？当然只有说行。
如果说这件事—工作上的事—个人前途的事，让我感到意外的话，那么关于我妻子小雨的事我感到的就是震惊—万分震惊！铁部长告诉我，明天外交部要举行小雨的追悼会，他将要以小雨老师的身份去参加追悼会。
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反问我：“难道你不觉得小雨是你的得力助手？你在安德罗身边收集的那些情报没有小雨协助，你能那么顺利地传给‘飞机’同志吗？”
当然不能，我一个在校学生不可能老是去社会上抛头露面，跟一个比我大好多岁的女人去接触。事实上，我的情报大多是通过小雨传给“飞机”同志。她在大使馆做文秘工作，“飞机”同志是她部门领导的家属，两人关系不错，经常见面，传递个东西很方便。可是，我一直以为小雨是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更不知道我和“飞机”同志的秘密关系。原来—啊，天大的秘密啊！铁部长告诉我，其实小雨都知道，她早就是我们的同志，只是为了减轻我的压力和工作需要才对我隐瞒。从某种意义上说，小雨秘密的级别比我还高！正因此，他将代表本部领导去秘密出席小雨的追悼会，因为她是我们部的同志，外交部不过是她的名头而已，是面具，是伪装。
这对我确实是个巨大的震惊，由此我马上想到小雨的死肯定另有隐情。铁部长说：“要说隐情，何止只有一个‘死因’。”确实，“隐情”太多，多得我无从说起。事实上，从我认识小雨之初，一切都似乎已经注定。这是一个真正的秘密世界，夫妻关系不过是工作关系的附属，是掩护，是安全保护措施的一部分。同样是为了掩护的需要，第二天，外交部为小雨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外交部内部报纸刊登了相关消息，似乎恨不得尽可能让人都知道，小雨是在外出办事途中“不慎车毁人亡”，因公殉职。这还不够，追悼会后，铁部长让李秘书把小雨的骨灰盒带走，后来等我到701赴任时，发现骨灰盒比我还先来到我的屋里：一个像模像样的灵台，香火缭绕，遗像上的小雨透过缭绕的烟雾看着我，仿佛我们之间真的隔着千山万水。
我知道，这样做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小雨已走。怎么走的？当然是“不慎车毁人亡”。只要灵台设在屋里，这个消息很快将不胫而走，慢慢地，701的人都会知道。这个系统里的人，做这种掩护工作总是技高一筹。
03
话说回来，那天铁部长接见我时，有一个人在场，就是柳处长。
如果说李秘书是铁部长的身体，帮他跑腿，端水泡茶，待人接物，打理日常事务，那么柳处长则是他的心脑，他的智囊，替他看云识雨，出谋划策，指点江山。柳处长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破译家，他麾下的处主管着下面各院、所的破译工作。我从外交部参加完小雨的追悼会回来后不久，柳处长到招待所来看我，对我很客气，口口声声叫我“安副院长”，让我很不习惯。开始我们主要是闲聊天，聊一些共同的熟人、同事，后来聊着聊着就聊到密码上去：他现任的工作，也是我不久后的工作。聊到光复一号密码时，他突然问我：“安副院长，你在苏联这么长时间，不知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人，一个数学家。”
我问：“谁？”
他说：“列列娃·斯金斯。”
我说：“当然听说过。”此人在苏联可是大名鼎鼎，一个十足的奇女子，数学上的成就极高，但为人也极其傲慢。据说有一次斯大林请她吃饭，她居然因为要看一场球赛谢绝，后来自然被斯大林整惨了，最后被迫流亡到美国。
柳问我：“她到美国后干什么你知道吗？”
我说：“知道，帮美国人制造密码。”
柳说：“看来你确实很了解她，因为她是你老师安德罗的大学同学，两人关系一直不错。”
我说：“是的，安德罗经常说起她。你应该知道，她到美国后曾帮美国军方制造过一部叫‘世纪之难’的密码，据说是当今世上最深难的密码之一，但美国军方最后还是不敢用，因为她毕竟是苏联人。”
柳说他知道这件事，并问我：“你知道这部密码后来的下落吗？”
我说：“不知道。”
他说：“我知道。”说着递给我一沓资料让我看，一边说，“我们现在要破译的光复一号密码，其实就是列列娃·斯金斯一手研制的世纪之难密码。”
我简直不敢相信！
但事实就是如此，用柳处长的话说，美国人自己不敢用这部密码，废掉它又觉得可惜，便转卖给台湾，国民党则把它当宝贝接受了。资料从我手里掉下去……我几乎有一种生理的反应，双眼发黑，双腿发软，身体里的血像在倒流……当天晚上，我便给铁部长写了一份报告，特别指出这是一部世界顶尖高级的数学密码，不是一般的数字密码。在我看来，就我们现在的人力资源看，根本不可能破译它，要想破译它，必须从外面调人，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人，必须要优秀的数学家才行。同时，我又一次提出，我力不胜任，建议组织上重新考虑负责破译光复一号密码的组长人选。
第二天午后，李秘书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身后竟是铁部长。铁部长走进屋，笑着对我说：“看来你比谁都了解列列娃·斯金斯。”
我说：“她是我导师安德罗的大学同学。”
他说：“现在知道了吧，为什么我非要点你的将？”
我说：“可我的能力远不能胜任，我不是数学家……”
铁部长打断我说：“你已经胜任，能及时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就是胜任的标志。老实告诉你，早已经有专家告诫过我，凭我们现在的破译力量不可能破译这部密码，所以调人是必须的。说，你想调谁？我们是祖冲之的后代，我们国家不乏优秀的数学家。有就去找，就去请。你们请不来我去，我也请不来，我找人去请。总之，不要怕请不来，就怕找不到，不会找。”
说真的，我怎么去找呢？我是个土八路，半路改行过来，属于那种在理论上没有什么根底，跟师傅学艺的破译人员，对国内数学界的情况根本不熟悉，就是一队数学家排在我面前，我也不知道要谁。
铁部长听了我的话，又批评我说：“你有困难说出来是对的，但不要被困难吓倒。我知道美国密码界对这部密码评价很高，但我们破译它也有我们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斯金斯是苏联人，她研制的密码难免落入苏式密码的套路。这些年，我们跟苏联不论是密码界还是数学界，深深浅浅都有一定的接触，有接触就有了解，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其次，你在斯金斯的同学安德罗身边待了这么长时间，想必也不会一无收获吧。所以，我想，你的畏难情绪可以少一点，即使少不了也只能迎难而上，没有退的余地！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要求我马上行动，该招兵招兵，该买马买马，不要耽误，现在就开始行动。先找人，找到了人，马上回701，把工作开展起来，不能等，不要拖。
第三点，铁部长对我们这次行动取了一个代号。他说：“我们要破的密码名叫‘光复一号’，我们的行动就叫‘天字一号’吧，你不愿当组长可以，我来当，你就当副组长。这是我对你唯一能让的步，如果你再跟我叫难，想撂挑子，别怪我不客气！”
下最后通牒了！
我别无选择，可又不知如何开展工作。好在还有柳处长，他是清华大学数学系的高才生，又长期在破译圈子里转圈圈，他很快给我提供一个人选。此人叫胡海波，从美国回来，几年前被海军情报部门挖去搞破译工作，建功卓著，短短时间就破译过境外好几部中高级密码，在破译圈内颇有些令人称奇。
柳处长对我说：“他肯定是比较合适的人选，但要把他挖过来的可能性我看不大，除非铁部长亲自出面。”
我向铁部长汇报后，铁部长没有任何犹豫，亲自出面去海军找到相关领导，要求见他一面。人就在北京，第二天胡先生便来了，四十多岁，穿一身蓝色的海军装，上校军衔，戴着眼镜，头发透顶，说话慢条斯理的，看上去很斯文、很智慧。我赶去的时候，铁部长和柳处长已经跟他聊了一会儿，好像是在动员他过来，已经被胡上校推辞。铁部长把我和他介绍认识后，有点快刀斩乱麻的意思，干脆地对他说：“这样吧，我们先不说调动，估计要调你过来难度不会小，即便你愿意也不一定行。就折中一下吧，我们借用你几个月，我跟你们领导去商量，行不？”
上校想了想，诚恳又无奈地说：“首长，不是我不愿意来，而是……怎么说呢，斯金斯的密码，我破不了。她研制的密码属于苏式密码，那边的密码我从没有接触过，更谈不上研究，来也帮不了你们忙。”
铁部长说：“要说接触，苏式密码谁都没有接触过。我们两国关系这么好，起码是以前吧，怎么可能去破译他们的密码？而且，谁也想不到，斯金斯的密码最后会转到台湾去。”
胡上校说：“是啊，他们以前一般都用的是美式密码。”
铁部长说：“所以，这是第一次，从来没有过，开天辟地的。因此，我们的行动叫‘天字一号’行动。不过我想世上的密码总是相通，你破译了那么多密码，经验、技术都是无人能比，我还是非常希望你能来助我们一臂之力。”
上校摇摇头，笑道：“首长，您说的不对，世上的密码恰恰是不相通的，尤其是苏式密码和美式密码完全是两回事，一个追求的是深难，是复杂和深奥，技术含量特别大；一个追求的是疑难，主要以诡秘、机巧取胜，可以说有天地之别。一个往天上飞，一个往地下钻，区别就有这么大。这也是双方研制密码的科学家有意为之的结果，要的就是要有区别，区别越大越成功。然后到破译界就有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律，就是一个破译美式密码的人，一般不去破译苏式密码，去破也是破不了。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人就是这样，你在这方面强了，往往在那方面弱了；这方面越强，那方面越弱。现在我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们觉得我很强，但针对光复一号密码我其实毫无长处，只有短处，你们哪怕随便找个数学家来，都比我强。”
铁部长指着我说：“他这不到处在找嘛，但让一个新人开始就独当一面，我心里总觉得没底，所以专门来找你。原来想有你心里就有了底，不知道这里面还有这么多道道。”
上校说：“只要能找到合适的人，新不是问题。破译密码就好比男女之间谈恋爱，不是说你谈多了就容易谈成，关键是要有感觉，有缘分，有灵性。”他建议我们不妨去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去找找，这些年海外回来了不少数学家，多数都在那里面。他说：“虽然不是每个数学家都可以干这个，但要想干这个离不开数学，那边人多挑选余地大。我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选拔资料，也许能帮助你们找到想要的人。”
资料在他单位，铁部长吩咐我随他去拿资料。我们一行人从办公室出来，在门口等车时，他突然想起一个人，回头对铁部长说：“如果你们能找得到这个人，应该就是你们现在需要的最合适人选。”他介绍说，这个人曾在美国兰登公司工作过，据他所知她在那边曾经破译过苏联密码。铁部长一下睁圆了眼，问他怎么样才能找得到。上校说几年前他曾在哈军大跟她见过一面，是个女的，很年轻，也很漂亮，但后来听说她离开那里，去了哪他也不知道。
“她叫什么名字？”铁部长问。
“黄茜。”上校说。
“有名有姓有地方，哪还会找不到？”铁部长当即指示我们兵分两路，一路由柳处长负责，马上出发去哈尔滨军工大学寻找这个叫黄茜的人，一路由我负责，去中科院数学所看看。
04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位于海淀区北郊，一个寂寞得有点荒凉的院子。这天下午，我去胡上校他们单位取了选拔资料后，回来的路上恰好经过这里，便以一个闲人的身份溜进去闲逛了一下。一进门，就看到祖冲之的塑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远处，一个年轻人正凝望着太阳，好像在试图计算太阳的高度。在我离开时，又看到一个戴着深度近视镜的老者，正一路俯首在地上拾捡着刚刚不慎从菜篮子漏出的几颗土豆。有一颗土豆滚入了下水道，他还是不甘心，把它当宝贝似的捡进篮子。看来，我们国家确实正处在一种我想象不到的贫困中。
当天晚上，我以杨小纲的名字，住进这里的招待所。这招待所在当时看也许是很高档，因为要接待外国专家。门口设有一个保安，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对进出的人好像都很熟悉。我在总台登记房间时，看到有两个外国人，一男一女，坐在大堂的椅子上聊天。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但可以肯定不是苏联人。
大约是三个小时前，研究所党委书记王某就已接到科学院主要领导的一个重要电话，说的就是我即将“莅临”的事。领导对他说：人一到你就通知我。挂电话前，领导又交代：他是个有特殊使命的人，你们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于是书记放下电话便直奔招待所，守在招待所刚修缮一新的大厅里，诚惶诚恐地等我出现，不时还冒着雨到外边来翘首张望，想象着我的如期而至。可以说，他在心里早把我盼望了又盼望，也许还用心推敲着“觐见”时应有的辞令。但当我真正出现时，他却仅仅多看了我几眼而已，没有上来招呼，更没有“热情接待”。
书记同志怠慢我的原因，我猜想有二个，一个是当时外面下着大雨，天又黑，我在雨中像一个逃兵一样冲进招待所，脸上的神情和身上的衣衫都透露出一种落魄和慌张，太不像一个“要人”；二个是我在服务台登记时用了一个假名字：杨小纲。我注意到，开始书记同志对我的到来还是有点敏感，我走进大厅后，他始终用警疑的目光忽明忽暗地打量我，在我身边转悠，像个探子。我到服务台作登记时，他也跟着我磨蹭到旁边，装模作样地跟服务员说事。低级的探子！但当我掏出的那张介绍信函—它不但纸质普普通通，而且足以证明我只是南方某高校一名叫杨小纲的教职工时，他顿时对我了无兴趣，迅速从我身边滑开，我的背脊骨甚至可以真切地感觉到，他在拖着沉重的步子背离我。当我办完登记，往楼上走时，我看到他在门前不安地踱着步，焦虑的目光时不时扎进黑暗的雨丝中，好像我还在来路上，随时都可能从黑暗中向他走来。
说真的，我没想到我一个平常为之的老习惯，竟然让年迈的书记同志平白增添了一个多小时的焦虑不安。我是说，用假名字登记住宿或办事，是我素有的习惯，也是需要。我身上备有各种各样的空白介绍信，我以什么身份和名姓住进该招待所，完全是随心所欲和偶然的，就看我当时伸进挎包的手率先摸到“哪一页”—那里面有许多页差不多大小和硬软的介绍信函。当时，我率先抽出来的是一张由北方某省政府给一个名叫辛小峰的处长开的介绍信，只是觉得这个职称跟我此刻落汤鸡的模样不太符合，于是又重新摸了一张，即杨小纲的那张。不用说，杨小纲和某省政府处长都不是我的真实面目，我的真实面目是—真名叫安在天，身份是特别单位701副院长，代号a705，即701五号人物的意思。但如果要说我使用过的名字之多，绝不亚于一个江湖老骗子，可以说，一本百家姓氏谱里，我至少用过半本的姓氏。别的不说，就说在这次为期八天的回国途中，我先后用过李先进、陈东明、戴聪明、刘玉堂等六个名字，它们一定程度上说明我此行经事之多，和我固有的谨慎。是谨慎，不是胆怯。谨慎和胆怯，跟冷漠和郁闷一样，看起来有点相似，骨子里却有云泥之别。
本来，王书记已经替我开好房间：三○一房间。这是个套间，里间有一张暗红的古典雕花大木床，床上叠着绸缎的花被，蚊帐是尼龙的，如蝉翼一样透明，还有单独的卫生间；外间宽敞，物什齐备，有舒适的沙发，派头的电话，还有吊扇、衣帽架、台灯、茶几、茶具和烟缸等大小设施和用品。就楼层说，是顶楼，就方位说，在走廊尽头，不但安静，还有保密性，安全感。我需要这样一个房间，因为我是特别单位701的人。但是，这个房间现在只属于“安在天”，不是“杨小纲”，杨小纲只配住一般房间。一般的房间比较多，任意性比较大，根据我的要求，最后安排给我的是二○一房间。这个房间在三○一的脚板底下，一样处在走廊尽头，也是套间，虽然没有那么多配备，但基本符合我的要求。所以，我进屋后，就决定住下来。由于一路雨中奔跑，我似乎有点累，进屋后，简单擦洗一下，就上了床，而且很快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过，一个惊天动地的霹雳很快又把我惊醒，我听到有个东西在不停地拍打窗棂。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走过去看，发现窗外的右手边，有一棵跟楼房差不多高的枣树，正是盛夏季节，枣树枝繁叶茂，有条枝桠出格地伸到我窗口，借助风力的鼓吹，冒昧地拍打着我的窗棂。再看下面，有一根分枝完全贴着墙头长过来，要不是有人砍断它的头，没准它早已破墙，钻进屋来。也因为砍断了头，所以它变得格外粗壮，粗壮得像一根独木桥一样吊在我窗下，只要稍有点脚力和不犯恐高症的人，都可以凭它翻进我房间里来—破窗而入。
这怎么行？
绝对不行！
于是，我下楼去要求换房。
服务台不准我换，我临时编的几个理由，都被视为无理取闹，遭到拒绝。我的态度因为有恃而无恐，于是我的声音因为情急而变大，而服务台里的人一点也没有被我吓倒，他一边偷偷地注视着我背后的书记同志，一边以蔑视和沉默对待我。无奈之下，我很不像一个有秘密权威的人一样吓唬他。
我说：“我是你们王书记的客人，请你配合一下我行吗？”
你知道，这时候，书记同志其实就在我身后，他已经被再三的等待焦了心，听我这么一说，似乎已经有所敏感，不乏客气地对我说：
“我就是王书记，请问你是哪位？”
我说：“我是从701来的。”
他问：“你姓安吗？”
我说：“是的，我叫安在天。”
他啊一声，一个箭步冲上来，紧紧握住我的手。他手上的力量和气息让我感觉到他有种急于叙事的冲动，我不知道他将叙述什么，但我知道在这里有些话是不可以说的，说了就可能给我带来不便。所以，我十分职业（机智）地将握手临时转换成亲密的拥抱，借此将头架在他肩膀上，悄悄说：
“这里不便多说，请带我去房间。”
05
当然是三○一房间。
进房间后，我马上走到窗前，看窗外那棵枣树，它在风中摇曳着，一股声浪像海潮一样朝我扑来，而摇曳的树枝好像极力想拍打我，却怎么也够不到，总是在一两米之外又反弹回去。我想，如果是只猫，它也许可以凭此跳进我房间，但人大概只有《水浒传》中的时迁有此本领了。我相信，我是个谨慎的人，但我更相信，对701人—每一个人—来说，所有的谨慎都是必要的。因为，正如总部首长所说：我们701一个人的价值，抵得过一个野战师。
的确如此，当时joc电台每天都在对我们系统的人广播，希望我们跑过去，人都明码标价，高的已经超过几十万美金，低的也有几万。像我这样的，不值几十万嘛，至少有十几万吧。这就是说，只要谁把我弄到×国，就可以得到十几万美金。重金之下必有勇夫。说实在的，那时出门我的心态很不好，老是疑神疑鬼。也许是我经事太多，也许是形势的问题……说到形势，大家都知道，形势很严峻，而且还在继续严峻，谁也不知最后会严峻到何等地步。想想看也是，要是在以前，谁想得到，昔日的老大哥，苏联老大哥，如今也会成为我们的对手。反目成仇。剑拔弩张。明争暗斗。还有日益紧张的台海局势，蒋介石妄图“光复大陆”……这种形势下我分明感到自己真的是越来越胆小，越来越多疑，越来越谨慎。是的，是谨慎。谨慎不是胆小，但我的谨慎里已经藏着胆小。这个房间比刚才的房间好多了，听说隔壁还专门安排有两名保卫干事。我喜欢这种感觉。安全的感觉。看来，书记同志不像我事先听说的，“是个世事不谙的学者”。
高个子，大块头，堂堂的相貌，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说话声音亮堂，举止气度不凡，这就是王书记。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大厅里看见他，而没有想到他就是王书记的原因，他给我印象更像个秘书，或一般领导。他甚至连副眼镜都没戴，和我想象中的一个科研机构的领导人完全不是一回事。
但很快我又发现，他身上有种科研工作者特有的精细和固执，比如我们谈话开始和结束时，他都在下意识地看手表，表明他有强烈的时间观念；对我提出的要求，总是不轻易表态，要深思熟虑后才作答。在谈话之前，他甚至要求看一下我证件，以证明我就是特别单位701来的安在天。看了证件，还是不放心，还要这个那个地盘问我。
他说：“恕我直言，我接到的通知上说，你应该乘一辆吉普车来。”
我说：“通知上应该还说起，这辆车的车牌号为×××。”
他说：“是的，可你为什么没乘车来？”
我说：“车子在路上抛锚了。”
其实，我是为隐蔽起见故意只让车送我到门口，没让车子进来。没想到，就几百米的距离居然天公不作美，突然降下一场大雨，搞得我很狼狈。他对车子抛锚的说法显然不信任，却又不知怎么质疑，只是沉默着。为取得他信任，我索性给下午通知他我要来的上级领导同志拨通电话。其实，下午领导给他挂电话时，我就在旁边。我把电话递给他，让他来接。他听着领导的电话，笑逐颜开起来。放下电话，他就紧紧握住我手，说失敬失敬。说着，客气地拉我到沙发上坐下，还给我敬烟、泡茶。我坐下后，开门见山告诉他：我是来向他要人的。他问我要什么样的人。我想了想，一边打开挎包，一边对他说：
“还是你自己看吧。”
我从挎包里，先是抽出一只八开大的牛皮信封，然后又掏出一只小瓶子—像一只墨水瓶，然后又摸出一支小毛笔，一一放在茶几上。接着，我又从信封里抽出一沓文件，从一沓文件里又翻出一页零散的纸—它夹杂在几份文件里，像一页多出来的废纸。我过分在乎地端详它一会儿，然后将它铺开放在茶几上，给他看。
我带点儿幽默口吻地对他说：“看见了没有，我想要什么人，都写在上面呢。”
他近看，远看，左看，右看，拿起来看，又放下来看，却是什么也没看到。
“这分明是一张白纸，我什么也没看到。”终于，他忍不住疑惑地望着我说。
确实，这是一页白纸，只是比一般白纸看起来要异样一点，好像要厚一些，又好像被浆洗过似的，纸面显得有些粗糙。
我说：“你别急，你该知道的都写在上面。”说着，我拧开瓶子，拿起毛笔，往里面蘸了水，开始在白纸上作业起来。但不是写，而是涂刷。轻轻地涂刷，很小心，像作画一般。说是涂刷，纸上却并不显现任何色泽，倒似乎有一缕白烟泛起，与此同时，还有一种轻微的哧哧声，好像那页纸是火烫的，水落上去，就马上被蒸发掉了。
他惊奇了，问我：“你在干什么？”
我说：“你看。仔细看。”
我说着，纸上就慢慢显出字迹来，一笔一画，一撇一捺，像有只无形的手在写，笔画先后顺序是乱的，但字是完整的，第一个字是“兹”。接着又一个，接着又一个，就这样，一个个字，像幽灵鬼符一样冒出来……
这是一份经过隐形处理的文书。
为什么要作隐形处理，当然是为了保密和安全。这样，即使我在路上有个长短，比如不慎丢失什么的，别人得了文件，也不至于马上暴露我秘密的身份和此行绝密的重要任务。我的任务是来这里—我国数学科学的第一阵地—寻求一位为我们701去破译光复一号密码的高级人才。
破译他国密码，本身就是一个阴谋，一桩阴暗的勾当，是国与国之间，或不同的政治集团之间，你死我活的隐蔽斗争。当时台海局势已经相当紧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破译光复一号密码迫在眉睫，已成了国家的最高机密，不容有丝毫意外，哪怕只是一点风声，一旦泄露出去，对我方必然会造成各方面都极为不利的局面，甚至影响到我们在“光复”与“反光复”行动中的成败问题，也就是新中国的安全问题。说到底，这事情绝不能败露。说得难听一点，即使要败露也不能败露在我手上，否则我这辈子就完蛋了。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和担心，我在出来前专门慎重地做了高级隐形处理，在书面上刷了一层白色的隐形粉。
隐形粉在双氧水的化学作用下，化成白烟消失，如同雪在阳光下消融一样。伪装褪去，我的秘密任务便成了白纸黑字，醒目而庄严地看着书记同志，看得书记神情陡然变得庄重十分。完了，他问我要多少人。我伸出一个指头：
“就一个。”
“就一个？那么……”他疑惑地问我，“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首先，”我说，“必须是一个在数学科研活动中有突出建树的专家。”
他掏出笔来记录，一边喃喃着：“必须是个数学家，这是一。”
“那么二，”我接着他话说，“必须懂俄文，最好是在那边留过学。三，政治上要绝对可靠。四，年龄不要太大，最好是中青年，单身汉更好。”
他问：“就这些？”
我说：“就这些。”
他说：“总共四条，只要一个人。”
我说：“对，主要是这四条，最重要的是前面三条。总之，我们的原则是人不要多，越少越好，有理想的一个就够。这不是人海战术，人多力量大。这是一个数学家破解另一个数学家精心布置的迷魂阵，不论是布迷魂阵的数学家，还是破迷魂阵的数学家，都必须是百里挑一，非他莫属。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百里挑一、非他莫属的人。但我希望你能多提供一些候选人。”
他问：“大致要多少？”
我说：“难道你有很多吗？”
他说：“十几个还是有的。”
我说：“那让我都见见他们吧。”
他问：“什么时候？”
我说：“尽快。”
他说：“最快也要明天了。”
我说：“你就按最快的去落实吧。”
也许是我过于严肃，也许是他过于紧张，总之我们的谈话充满公事公干的味道，没有废话，没有幽默，没有轻松，没有客套，以致他走的时候，我们连个再见都没有说。
06
第二天上午，我吃完早饭，从楼下餐厅上来，看到隔壁保安的房间里走出来两个人，一个是王书记，另一个没见过。书记给我们作了介绍，我知道他就是来应试的，是个数理学博士，去年才从苏联回来。他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候选人。随后，陆续有人出入我房间，到晚上我已与十二个人（其中有两名女同志）进行了面晤。这些人中，只有一半同志在我房间逗留的时间超过五分钟。就是说，来人中一半人在我房间停留的时间是短暂的，比如刚才那位留苏博士，事后书记说他以为这是最可能被我入选的，所以安排他第一个来，还亲自带来。但事实上，他跟我进房间后，我们连一句话都没说，仅仅是被我明里暗里地多看了几眼，我就请他走了。
为什么？
书记不解地问我。
是这样，当时我们进房间后，我有意摆出一言不发的傲慢样子。这其实是在测试他的心理素质。他也许不知道，看我一言不发、目中无人的样子，脸上始终坚强地挂着殷勤而空洞的笑容，对我小心翼翼，我想抽烟，他马上冲上来给我点烟，还主动给我泡茶什么的。我想，他这种人也许更合适去从事与人周旋的工作，而不是去干在沉默中沉默的破译工作。安德罗说，破译密码是跟死人打交道。所以，无需你观人言察人色，更不要你小心翼翼，而是要你想方设法去聆听死人的心跳声。
是的，破译密码是听死人的心跳声！
死人怎么会有心跳？这是个悖论，而破译密码的事情本身就是个坚硬而巨大的悖论。为什么说破译工作是世上最残酷又荒唐的职业？就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所有密码在它有限的保险期内是不可能被破译的，破译不了是正常，破译了才是不正常。天机不可破，但你的职业却是要去破，你的命运由此而变得残酷又荒唐。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破译员必须要具备绝对沉着—在绝对残酷又荒唐面前绝对沉着—的良好的心理素质，如果面对一个刻意装弄出来的傲慢，你就乱了方寸，忘记了自己身份，低三下四去取悦他，迎合他，这类人的内心可想有多么懦弱，怎么可能让我看到光明的未来？要知道，我们求索的那束光明原本就像游丝一样纤细，而且还在风驰电闪中，也许我们只有像一个死人一样沉着，处乱不惊，处变不惊，这样地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才可能有幸不期而遇。
当然，密码技术作为一门数学科学，尖锐而深邃的数学能力，跟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一样必要又重要的，两者犹如一对飞翔的翅膀，缺一不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敢肯定自己对他们数学能力高低优劣的判断标准是绝对科学而合情理的，或许存在着某些偏狭和蛮横。但我敢肯定对他们心理素质上的直觉，自己是不会错的。我的原则是宁缺勿滥，不要凑数，多了未必是好事，少了也未必是坏事。所以，我固执地按照我的要求选拔人，首先从十二人中选出六名候选人，然后组织他们笔试。
笔试的内容就是我从胡上校那边要来的选拔资料，是由两部已经破译的中级密码演变过来的两道高等数学题。它们当然不是密码的全部，但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数学才华和对密码的某种亲近。在目前情况下，这也是我考察人选的唯一有效的方式。我决定先拿出一题作考题，考试时间是两个半小时，形式是开卷，各人可以带资料，但必须绝对独立完成。为了表示我的诚意和谢意，中午，参加考试和监考的工作人员的伙食由我提供，按每人两元的标准准备，另外参考和监考人员每人发三元钱的补贴。我交给书记一百块钱，和可以到附近任何粮站或肉店买十斤大米和十斤猪肉的票据。我发现，书记看着厚厚的一沓钱和两张真假难辨的票据，有些受宠若惊地发愣。这就是那个年代，任何人在吃的问题上都有问题。
考试的纪律非常好，结果也还行，有三个人胜出，遗憾的是书记极力推荐的两个人都交了白卷。下午，我把答出题的三个人的名字报给王书记，要求约见他们。书记安排我在他的办公室跟他们一一见面，我把另一道试题发给他们，要求他们独立答卷。这次，我有意不集中安排考试，目的就是要试探他们的品德，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能否“遵纪守法”。不用说，正常的话，我要的人必在他们中产生。我明显地感觉得到，书记同志对我选拔的结果有点失望，也许是因为他重点推荐的几个人，我一个都没看中的缘故吧。但这没办法，青菜萝卜各有喜欢，我不能以他的胃口来确定我的菜单，就像晚上他设宴款待我，三番五次劝我喝酒都被我坚决拒绝一样。
出门滴酒不沾，这是我养成多年的习惯。
所谓设宴，只不过是多了几个陪我吃饭的人而已，都是所里的领导和名人。人多了，话就多，吃饭的时间被无聊地拉长。用完餐，我们从餐厅出来，经过大厅往外走时，我突然注意到，在临时会客的沙发那边，坐着几个人，其中有个女人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目光大胆又热烈，有点风骚女子的味道。她的年纪也许有三十来岁，也许还要大一点，嘴唇涂得红红的，穿着一件黑白细条纹相间的列宁装，头发用一块白手绢扎起，很洋派的样子，有点电影上女特务的时髦和妖艳。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她好像冲我暧昧地笑了一下，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宁愿相信这是幻觉。但即使是幻觉，我也感觉到一种像被火烫着的惊吓，吓得我不敢再侧目去看她。
事情从此变得有些荒唐起来。不一会儿，我送走书记他们，回来时，见女子正立在我房间门口，见了我，还是刚才梦幻似的一个甜甜的笑容。我心里有些虚实不定的无措，为掩饰这种无措，我带点儿指责口气地对她说：
“你在这干什么？”
她脱口而出：“找你啊。”声音和笑容一样甜美。
“找我干什么？”我问。
“你不是在找人嘛，我想来了解了解，不欢迎吗？”她理直气壮地说。
“你是干什么的？”我冷淡地问。
她把头天真地一歪：“你猜呢？”
我很粗暴地顶回去：“我不想猜。”
她略显尴尬，但很快又露出笑颜，说：“看你这么凶巴巴的，好像我是国民党的残留分子似的。”哈哈一笑，又说，“我不是国民党的女特务，我是爱国知识分子，从美国回来报效祖国的教授，周总理还接见过我呢！”
我听着，云里雾里的，一时愣在那。
她敲敲我房门，落落大方地要求我：“开门吧，请我进屋吧。”
我手已经伸进口袋，去掏钥匙，但临时又放弃。我问自己，对她一无所知，贸然请她进屋是不是合适？答案是否定的。于是，我请她去楼下大厅里坐。她似乎不乐意我在大厅里接待她，到了楼下，她要带我去专家楼，说那里有爿咖啡屋，是专门招待外宾的。
我说：“我又不是外宾。”
她说：“我们可以装成外宾。”接着流利地说了一串外语，也不知说的是哪国话。
我还在犹豫去不去，她掏出一张十元钞票说：“小姐请先生，你好意思拒绝？”
我心里想，这人怎么好像不是真的，跟书里的人似的，说话酸溜溜，做作得简直叫人心烦。最后我还是跟她走了，路上，我对自己说，她身上有种惹是生非的东西，你最好离她远一点，见机就撤。她似乎看见我心中所想，用一种宽慰的口气说：
“不要用老掉牙的眼光来看我，那样你会觉得我是个怪物，其实我不怪，只是有些特立独行而已。在这里，他们都是一个样，千篇一律，我是唯一的，与众不同，所以也值得你认识。”
黑暗中，我觉得她的声音也是做作的，常常夹杂着一些外语单词，叫我听着一阵阵地起鸡皮疙瘩。我疑问着，这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07
她叫黄依依，正如她自己说的，是个爱国知识分子，归国前曾在世界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手下工作过，算得上是个小有名气的数学家。我记得安德罗曾对我说过，当今世上冯·诺伊曼是最伟大的破译家，他有两个脑袋，一个是东方的，一个是西方的……世界上只有他既可以破东方的密码，又可以破西方的密码，他收罗了大批东方学子，为的就是领略东方智慧的玄奥……所以，有人说他的脑袋比爱因斯坦还要复杂，还要深不可测。
黄依依与诺伊曼博士的缘分，似乎很多人都知道，是得益于她打得一手举世无双的好算盘。她打算盘的绝活是祖传的，在广东英德县大源镇的黄家祠堂里，至今还挂着慈禧太后的御书：两广第一算盘。说的是她爷爷。老人家晚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当过一阵子临时国民政府的收支总管，后人将此演绎说他是孙先生的账房先生。黄依依从三岁就开始跟爷爷练习珠算，到十三岁赴广州读中学时，算盘打得之快已经与年迈的老祖父相差无几。老祖父临终前，将他一生视为宝贝的一个价值千金的象牙金珠算盘赠予她，引得黄家几十个嫡传后裔们无不眼红心绿。
老祖父遗传下来的这算盘实为稀世之宝，其大小只有半只烟壳子一般，有如一块玉佩，可以合掌护爱，而奇特的用料和工艺更是令人惊叹。整个算盘由一枚野生象牙浑然雕刻而成，手艺和功夫大有盖世绝伦之高超，而且上面一百零五颗算珠子个个着有纯黄金粉，看上去金光闪闪，拿在手上凉手称心，可谓美不胜收，举世无双。
算盘小巧又珍贵到这般地步，与其说是个算盘，还不如说是件珍宝，只有观赏性，而无使用性。因为算珠子太小，小得跟一粒绿豆似的，常人已根本无法使用，要想使用，只能用指甲尖尖来点拨。然而，黄依依却可以拿它来跟所有珠算高手比试算速，开头几年用的是真指甲，十指尖尖的，后来改用假指甲，跟弹琵琶似的，却依然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将细小的算珠子点拨得骤风暴雨的快，飞沙走石的响，那感觉如同你看艺人踩着高跷，依然健步如飞。这是她的手艺，也是她的骄傲，不论何时何地，她总是随身带着这件宝器，高兴或不高兴时，需要或不需要时，都拿出来热热手，有时候是展示，是炫耀，是露一手，更多时候是习惯，是无意，是下意识。靠着这门绝活，她到哪里都能引人瞩目，叫人铭记。
一九四二年，黄依依以优异成绩被国民政府教育部保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数理学博士。有一次，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来给他们开讲座，也许是有意想引起这位大数学家的注意吧，课间休息时，她从身上摸出算盘，戴上纤巧、朱红的假指甲，噼噼啪啪地击打起来，一下把这位数学巨人吸引过来，看得如醉如痴。一年后，在博士答辩会上，她再次见到这位大数学家，后者对她说，我有一个助手刚离开我，如果你今天的答辩依然像你的算盘术一样打动我，我将热烈欢迎你来做我的助手。后来，她果真做了冯·诺伊曼的助手，于是转眼成了国际数学界有名的人物。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人事部、外交部、教育部、中科院等六部院联合发表公开书，欢迎海外爱国之士归国建设新中国。该公开书由周总理签发，上面具体点到二十一位人名，其中就有黄依依的名字。她就这样回到祖国，成了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女教授，年仅二十六岁。后来她又去莫斯科做访问学者八个月，带回来一个苏式绰号：伏尔加的鱼。至于有何寓意，少有人知晓。
这一切，当然是我后来才逐渐了解到的。那天晚上，我们到咖啡屋后并没有说什么就分了手。是我溜走的。咖啡屋不大，是以前的一个教室改成的，老板是个中年妇女，长得像新疆人，其实是个哈萨克，苏联人。据说，她丈夫曾经是最早来这里工作的苏联专家，她开这爿咖啡屋本来是为那些苏联专家服务，如今专家走掉一大半，包括她丈夫也走了，而她却留了下来。听黄依依说，她现在跟这里的某个人好着，留下来就是舍不得他—不是舍不得咖啡屋。在大批专家撤走后，咖啡屋的生意已经日渐惨淡，我们进去时看见只有一个客人，国籍不明，但肯定是个外国人，留着满脸大胡子，跟马克思似的，正如醉如痴地听着电唱机里放的《友谊地久天长》的曲子。音乐一遍放完后，他用蹩脚的中文要求老板娘再放一遍。因为没什么客人，屋里空敞得很，也许就因为空敞吧，等音乐再起时，黄依依心血来潮地邀我起舞。
我当然不从。
我说：“我不会跳。”
她说：“不会我教你。”坚决要求我跳。
我坚决不从。我简直觉得荒唐，在咖啡馆跳舞，还跟个陌生女人。这种事我想一想都不敢，更别说做了。但黄依依像中了邪似的，看我死活不肯，不知是想报复我还是怎么，掉头即去找那个大胡子跳。大胡子欣然起身，还对我说声谢谢，好像是我恩赐给他这个机会。在起舞前，黄依依对老板娘说了一句俄语，老板娘听了，笑嘻嘻地从柜台里出来，陪我坐下。老板娘的中文说得不错，除了腔调难听外，意思基本上能正确表达。她问我是不是“卡门”的男朋友。我问卡门是谁，她指着黄依依说，就是她。我说她不是叫黄依依吗？老板娘笑说，看来你不是卡门的男朋友。然后她对我解释说，黄依依是她的名字，卡门是她的昵称，这里人都这样叫她。我问为什么要叫她卡门，老板娘反问我：
“你不觉得她很可爱吗？像卡门一样可爱。”
说真的，当时我不知道卡门是个文学形象，但说到可不可爱，我知道：不！一点也不！我想，这也叫可爱？这叫神经病！十三点！疯子！
看着两个人恶心得像苍蝇一样在我身边转着，我浑身都觉得不舒服，所以，很快就抽身走了。不辞而别。
第二天上午，我去找书记要三名候选人的档案看，顺便问起黄依依这人。书记将她的情况大致作了介绍，总的说，我感到书记对她的才学和科研精神是推崇有加，目前所里进行的两个被国际上看好的研究课题，其中就有由她主持的“数字微分和质量划分”这个课题，只是对她“放任自由的性情”略有微词。
“我认为她典型属于那种大脑发达、小脑不发达的人，智商很高，但自控能力较差，管不住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平时说话行事太任性，太无拘无束，放任自由。所以，也容易遭人非议，有人就批评她身上资产阶级的东西太多。”看看我，书记又说，“不过，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人？人总有缺点，她本来就在美国生活多年，思想上难免受影响，我们一方面要改造她，另一方面也要理解她。我理解她，所以经常劝她要入乡随俗。她的问题，说到底一句话，没有入乡随俗，或者说还没有很好地入乡随俗。但我相信慢慢地，她会的。”
我想，既然她业务那么强，为什么又不把她推荐给我？我这么问书记，他哈哈笑道：“你不是已经跟她有一面之交，你觉得合适吗？她这样子，用你的话说，疯疯癫癫的。”
我想也是，我们怎么可能要她？她充其量不过是一只“有思想的苍蝇”而已。
走出书记办公室，我想把黄依依也从脑海里甩出去，但似乎不那么容易，她的形象、声音、话语、舞姿等，老是像苍蝇一样在我眼前飞来舞去。说真的，书记对她不错的口碑引起了我对她的好奇，我以为像这种人在单位里肯定会叫领导头痛，没想到还这么好，这说明她在业务上可能真有过人之处。看上去疯疯癫癫的，实际上才学满腹；我觉得可恶，有人觉得可爱，比如那个老板娘……看来，她并不是个简单的疯女人，不能等闲视之。我甚至想再见识见识她，但想到昨天晚上我无疑给了她难堪（不辞而别），若主动去见她，没准还要被她奚落一番。再想，她这样子去我们那里确实也不大合适，毕竟我们是个特别单位，纪律性强，思想作风要过硬。这样一想，心里也就淡了她。
我夹着候选人的档案回到招待所，开门进房间时，看见地上躺着两只信封。我不想也知道，这一定是他们交来的答卷。昨天，我给三位又出一道数学迷宫题，我将根据他们三人解题的情况，对错、快慢、简繁等，最后来裁定录取谁。现在已有两人交了答卷，我坐下看，发现两人的答案都是正确的，心里一下子很高兴。刚才我还在想，如果三人都不能及时交来答案，或交来的都是错的，最后还不知怎么来作裁定呢。现在看，起码有两人可供我选择。从答题的思路看，虽然两人各有千秋，但从感觉和简繁程度看，几乎都不差上下，难分高低优劣。这就是说，我几乎可以在两人中任意选一个，最后选谁将主要取决于档案材料。于是，我准备好好研究一下他俩的档案，从中来明确我的抉择。就这时候，我听到有人敲门，开门看，是黄依依。她立在门口，见了我，还是昨天那种梦幻似的笑容。
“有事吗？”我问。
“当然。”她说，“但不是请你跳舞，放心吧。”
“什么事？”
“可以让我进来说吗？”不等我作答，她已经进来，一边说道，“我是来应试的，你不会不准我进来吧？”
“应什么试？”我有意装糊涂。
“你不是在招揽人才嘛。”她瞪大了眼。
“是。”我不想跟她啰唆，只想打发她，“但我已经招到人，所以这工作已经结束。”
“啊，这么说我来迟了？”
我说：“是。”
她说：“你还没有告诉我尊姓大名，让我认识一下吧。”
我说：“我姓安，安在天。”
她问：“安同志是哪个单位的？”
我说：“跟你一样，一个研究所的。”
她又问：“你们要人是去做什么的？”
我又语焉不详地答她：“做一个数学家能做和作为一个公民必须做的事。”
她说：“别说得那么酸溜溜的行不行？安先生。”
我说：“这里没有先生，只有同志。”
她说：“告诉你，这又是一句酸话。”说着径自咯咯大笑起来。适时窗外吹来一股风，把茶几上的试题吹开一页，露出了题目。黄依依对上面的那些符号显然很敏感，扫了一眼问我：“这是你在做吗？”
我说：“不是我做，是我要的人做。”
她说：“这就是你选人的试题？”
我说：“是。”
她说：“我能看看吗？”
未经我同意，已经拿在手上看起来。
我冷笑着说：“这可不是光靠大胆和笑声可以解答的。”
她答非所问，像进入了无人之地，自言自语地说：“这是一道数学游戏题……题面有意复杂化……出题的人肯定是心理变态狂……”一边跟梦游似的，飘飘然地坐直身子，嘴唇无意识地翕动，完全是一副半梦半醒的样子。我惊诧于她这种突然间的变化，从刚才喜笑颜开的样子，到现在恍若隔世的样子，中间似乎没有任何过渡，没有起承，没有接口，像她身体里有个神秘开关，可以自便地转换状态。
迷迷糊糊地一会儿，她突然又似醒非醒地抬起头对我说：“我可以破这题，但需要一点时间。我可以带走吗？要么我就在这儿做？”我同意她带走，并把另一道题也找出来一并给她。她拿了题半梦半醒地走了，感觉和她刚才进来的样子完全判若两人。
我送她到门口，看她梦游似的样子，自己也变得梦游似的。
08
我确实开始梦游了。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我听到走廊上响起她的脚步声，咚咚地朝我房间走来。但临到门口脚步声止了，却没有响起敲门声，而是看见门缝里塞进来一些东西。我拾起来看，是一份答卷，还有一张纸条。有趣的是，纸条的抬头处画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我的漫画头像，似乎以此来代替称呼我，下面是这样写的：
我用二十七分钟走出了你的第一个迷宫，相信一定是满分。我也看了你的第二个迷宫，如果有时间我照样走得出去。但我现在没时间，我要去上课了。顺便告诉你，以我对同仁的了解，能按时把这道题破掉的大概只有谢兴国、张欣和吴谷平三人，而能把第二题又破掉的，可能只有谢和吴，张欣只能交白卷了。嘿嘿，认识你很高兴……
我相信此刻我的瞳孔一定被震惊放大了，因为她说的一点不错，到现在为止真正做完两道题的确实只有谢和吴！我对着她的纸条不禁浮想联翩起来，耳边不由又响起安德罗的声音：大部分密码都是在有意无意间破译的，大部分破译天才也都是在有意无意中被发现的……
真的，我怎么也想不到，仅仅是我抽两支烟的工夫，她就把第一道题破了，简直不可思议！我兴奋地在房间里踱步，不时走到窗前去张望，期待她尽快上完课回来。有一次我往窗外看，恰好看见她夹个讲义夹，像个骄傲的公主一样，挺着胸脯从路上走来。我痴迷而兴奋地望着她。突然，她像有灵感似的也抬头往我这边看过来，我们的目光碰在一起，她显得意外又高兴，潇洒地对我做了一个飞吻。
呃，这个人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她，怎么说呢？但我当时已经想好，不管她做人有什么问题，只要政治上没问题，我会对她网开一面。就是说，当黄依依轻易地将那道题破解之后，我也轻易将她列入了候选录取的名单中。所以，我希望她尽快破掉第二道题。考虑时间快到中午，我决定给她开个房间，要求她下午两点钟之前给我交答案。
她说：“用不着了。”
我说：“怎么用不着？既然你来应试，就必须按我要求，完成所有测试内容。”
她说：“那你告诉我，你要人去是干什么的？”
我说：“这你不必问，你要被录用，自然会知道，否则永远知道不了。”
她说：“这不公平的嘛，我去干什么都不知道，又怎么能知道我愿不愿意去呢？”
我说：“这没办法的。事实上，这也是考核的内容之一，就是你必须有一种把国家利益看得至高无上、不管去干什么都心甘情愿的革命精神。”
她说：“看来我暂时还没有这种崇高的革命精神。”
我说：“那你只有放弃。”我拿起刚才两个候选人交来的答卷，对她晃了晃，“正如你所说的，已经有两名同志把两道题都解了，现在你只完成一道题，如果我就这样来选拔你，把你作为他们的竞争者，对他们是一种不公平。”
她说：“不过我实话告诉你，这两个人我都很了解，你招他们去如果是准备让他们去独当一面，干出石破天惊的事，那么你是找错人了，尤其是谢兴国更别提了。”
我问：“为什么？”
她说：“这人我太了解了，钻研精神十足，做研究特别细心扎实，典型属于那种耐力极好的人，但就是缺乏创造力。如果你要搞个什么课题研究，他是最好的合作伙伴，你只要把大的想法告诉他，他会一步一步给你求证得漂漂亮亮，无可挑剔，比你期望的还要好。但你如果想让他单独开创一个东西，他就不灵了，他缺少的就是这种平地拔楼的勇气和本领。”
我问：“你们合作过？”
她又回到先前轻佻的口吻，卖起关子，“你是问什么合作？工作上的还是其他的？告诉你吧，我跟他什么合作都有，工作上他现在跟我是一个课题组，其他的合作则是我的隐私，是什么你自己去想吧。”说着，露出一脸坏笑。
我有些反感她这种做派，冷冷地对她说：“我对你们的其他合作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你为什么要在我面前说他坏话。”
她说：“你没听到我夸他吗？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说：“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这么说的结果有可能影响我录用他。不过，我想这恐怕也正是你的目的，因为你的课题研究需要他，所以怕我把他挖走。”
她哈哈大笑道：“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我君子之腹矣，太小视我！说实话，我希望他走，免得……嗯，跟你直说了吧，我们曾经好过，但现在不好了，就是这样的。你应该想得到，一对好过的人不好之后会怎么样，即使不反目成仇，总是有些解不开的疙瘩，谁愿意跟谁每天搅在一起，低头不见抬头见？你要喜欢他，就让他跟你走吧。如果你请他是去做你或者谁的副手，那就更好，他是最好不过的搭档，做事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过如果你想让他一个人去开天辟地就难为他了，他真的没这本领。”
这时外面传来脚步声，朝我这边走来。黄依依听到脚步声，说：“一定是我们书记同志来请你去吃饭了，我告辞了，反正你也不会请我吃午饭。”
我提醒她：“那你还想不想应试呢？”
她笑笑说：“免了吧。”说着，走了。
脚步声其实不是书记的，而是食堂炊事员，他来叫我下楼去吃饭。吃完午饭，我约见了谢兴国和吴谷平。我已经看了他们的档案，想跟他们聊一聊。然而，我自己都奇怪，我与他们聊的几乎都是黄依依，好像我心里装满了她，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可以想见，黄依依已经以她的“放任自由的方式”引起了我强烈的兴趣和好奇，我与他们谈论她，事实上是在向他们打探她的真实。而两位对黄的评价，给我一个印象就是：我看到的黄依依是真实的，在真实的基础上又是不全面的，不充分的。他们眼中的黄比我看到的要更天才、更乖张、更无耻、更邪乎、更诡秘……用她前相好谢兴国的话说：她身上既是天使，又是魔鬼—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应该说，我也有类似的感觉，他们不过是证实了我的感觉。这感觉不寻常啊。这感觉刺激我啊。我分明感觉到，两位闪闪烁烁的说法和各种举证，非但不能平息我对黄的好奇心，反而如火上浇油，更添了黄在我心目中挤拥的感觉。而当我将他们与黄依依放在一起看时，我感到，后者身上明显要多一些邪气和野性，感觉他们是家养的，黄依依是野生的。是的，我真有这种感觉，而且很强烈，强烈得我要一吐为快。
事情到这个地步，其实我心里已经很明白，我要的人不是他们，而是黄依依！因为在密码界，谁都知道，密码是反科学，反人性的。反科学也是科学，所以研制和破译密码都需要智慧、知识、技术、经验、天才。但同时更需要一颗“恶毒的心”—不管是研制还是破译密码，因为它是反人性的。密码，说到底，玩的是欺骗，是躲藏，是暗算。兵不厌诈，密码是兵器，是兵器中的暗器，是人间最大的诈。在这个充满奸诈、阴险、邪恶、惨无人性的世界里，一个桀骜不驯、带点儿邪气和野性的人，或许要更容易生存下来……想到这里，我抓起电话，通知书记同志，下午我要见他。
下午，我去找书记。
书记的办公室在三楼，我上楼的时候，在楼梯上，恰好和一个女同志劈面相逢。我为什么记得她，是因为我们擦肩而过时，我看到她在掩面而泣，一只手捂着嘴巴，一只手捂着胸口，头低低垂着，是一种很悲伤、很无奈的样子。后来，从书记那里又知道，我看到的女人正是刚从他办公室里走，所以他的情绪不是太好，见了我不像前几次那么客气。他问我有什么事，我直截了当说：我想看看黄依依的档案。
“黄依依？你怎么想要她？你……”书记沉吟着，脸上堆满了惊疑和不屑，而不是原先的谨慎和不安，“你不会被我说她的一些好话迷惑了吧？”
我摇摇头。
书记接着说：“老实讲，当时你没说要她，所以我都是拣了些好话来说。但如果你想要她，我可以说，我的态度很明确，不合适，绝对不合适。”看我不语，他又说，“当然，她有她的优点，人聪明，见识广，业务能力强，专业上有建树，工作上可以独当一面。但……有些话我不好说，不过你相信我，她这人有问题，不合适。”
我问有什么问题，书记说这是她本人的隐私，不便说。我说，在我们701面前，没有任何隐私。确实，跟我们谈什么隐私是不聪明的，甚至是不尊重我们，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最大的隐私。再说，对我们谁还有什么是隐私？个人？还是国家？我们为探寻他人隐私而活，我们自己也成了他人的隐私。我们不喜欢这种感觉，我们要平淡这种感觉，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隐私这个词从我们面前消失掉。抠掉。像抠掉一粒恶心的粉刺一样抠掉。
书记看我态度有些硬，笑了笑说：“我可以跟你说，但仅限你知道。”又笑了笑，说，“就像你的事，仅限我知道一样。”
我没有答话，等着他往下说。
书记说：“其实你要早来几分钟，就会看到她的问题，黄依依同志的问题。就在你进门之前一分钟，一个女同志刚从我这里哭着走了。”
我说：“我在楼梯上碰见了，是不是一个中年妇女，穿一件白色毛线衣？”
他说：“是的，就是她。”
我问：“我看见她在哭，她为什么哭？”
他说：“你去问黄同志是最清楚的，她把她男人勾引了。”
我脑海里一下浮现黄依依撩人的目光和笑容、笑声，嘴上却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你调查过吗？是谁勾引谁？”
书记说：“那还用调查，肯定是她勾引人家丈夫。”
我说：“没有调查，你怎么能这么肯定？”
他说：“你不了解，我是太了解了。”说着，从抽屉里翻出几封信件让我看。我大致翻一下，发现都是告状信，有匿名的，也有落名的，说的都是一个内容：黄依依思想腐化，乱搞男女关系。有的还指名道姓的，跟某某某，什么时候，在哪里。我一边看着，一边问书记这些是什么人。书记说，什么人都有，有的是所里的，有的是外边的。
我说：“怎么有这么多人？不可能吧。”
书记说：“应该是不可能，可到她身上就成了可能。不瞒你说，这些人我大多都找她问过，我倒希望听到她否认甚至是狡辩也好，可就是听不到啊，听不到。”叹一口气，接着说，“说真的，影响很坏啊，反应很大啊，现在所里开领导会，每一次都有人提出来，要处分她，开除她。幸亏她手上还有把尚方宝剑，是周总理点名要回来的，否则早有人把她轰走了。这个黄依依啊，黄依依，人家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可她回到中国后还在唱西方那边的歌，这怎么行嘛，完全不同的伦理嘛，能这样乱来吗？”
我问道：“她有家吗？”
书记说：“哪个男的能接受她？”
我说：“也许结婚就好了。”
书记说：“你以为她没结过婚？结过两次呢，都离了。”
我问：“这是以前还是现在的事？”
书记说：“有以前的，也有现在的。据说她在美国就有过婚姻，丈夫是个化学家，老家是福建的，回国前两人离了。回来后不久，她跟长春电影厂的一个摄影师好上了，婚后不久又离了，就因为她在外面有男人。”
我又问：“那个男人呢，她离婚后，没跟她结婚？”
书记说：“结婚？她这样子谁愿意跟她结婚？她自己都跟我说过，现在她对婚姻已经不抱希望，因为没人真正想娶她，那些人都跟她逢场作戏而已。所以，她也索性自暴自弃，更加放任自由。说实在的，我们这儿毕竟是个学术单位，人的思想相对要开放一点，很多人也是有在国外生活的经历，所以多少还能迁就她，要在其他单位，她还能有今天？早就当毒草铲除掉了。你说这样的人你能要？我劝你还是别要她好，关键是没这必要，我可以负责地说，谢兴国和吴谷平两位同志专业上不比她差，她能干的事他们都干得了。这几个人的思想和生活作风都没问题，去了会踏踏实实给你干事，她去了，说不定事还没干出来，尾巴就露出来了。尾巴一露出来，你们这种单位能不处理她？到那时，她想干事都没机会，这不是害人害己，何必呢？”
书记哪里知道，他把黄依依说得越邪乎，却是越发坚定了我要黄依依的决心。因为我明白，在密码这个充满奸诈、阴险、邪恶、惨无人道的世界里，一个桀骜不驯、带点邪气和野性的人或许要更容易生存。我还想，虽然701人的思想没这边开放，但只要她能破译光复一号密码，有什么不能容忍？所以，王书记说得苦口婆心，我却是依然贼心不死，要求把她的档案调给我看。
书记绝望了：“你真要她？”
我安慰他说：“我要看过档案才能决定。”
但其实，我心里已作决定：只要没其他问题，我要的就是她！
09
从书记那里回来，刚进房间，我就听见有人敲门。开门看，门口又立着黄依依，她脱掉了外套，藏青色的紧身毛衣让她身体的曲线毕露，胸前鼓鼓囊囊的，像长着两个小脑袋。我的目光无意地碰了一下她的胸前，便触电似的躲开了。
我说：“我正找你呢。”
她说：“我都来第二次了。”
我问：“你找我有什么事？”
她递上来一页纸，说：“给你交卷啊。”
原来，她嘴上说是“免了”，其实回去后又做了。我当场看她解答的程序和结果，完全正确，心里一下子生出满满的喜悦，嘴上怪怪地喊她一声“黄博士”。
她说：“你别这么喊，现在我是你的学生，在被你考试呢。”
我说：“那你觉得你考得怎么样？”
她说：“错不了的。”
我说：“不愧是博士。”
她又阻止我：“说过的，不准叫我博士，什么博士，你知道我是怎么看博士的？”
“怎么看？”
“白天博士，晚上不是。”
“什么意思？”
“就这意思，博士也是人，到了晚上，照样要寻欢作乐。”
说着，自顾自哈哈大笑起来，笑得身子都勾起了。在她勾下身子时，我无意中又看见她胸脯，满满的，像要从衣服里膨胀出来，诱人得很。我想，看来书记说的没错，我带她走合适吗？这念头刚闪现，又被我掐掉。我想，这不是合不合适的问题，而是去哪里找像她这样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
笑完，她一本正经地问我：“你刚才不是说在找我嘛，什么事？”
我也是一本正经地说：“想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如实回答。”
她作出发嗲的样子，说：“别太难的。”
我说：“不难，但你必须说真话。”
她说：“这没问题，你说吧，什么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以前有没有接触过破译密码的工作？”
“接触过。”
“愿意再去从事这种工作吗？”
“不愿意。”
“为什么？”
“因为那不是人干的，是魔鬼的职业！”
“那你知道我的身份吗？”
“知道一点，好像是保密单位的，是吗？”
“是的，你愿意去吗？”
“不愿意。保密单位就更不愿意了。”
“为什么保密单位就更不愿意？”
“那哪是我这种人待的地方？”
“你是什么人？”
“生性自由，生活浪漫，最害怕受纪律约束，最喜欢无拘无束。”
“那你干吗还来应试？”我有点生气，责问她。
她哈哈大笑道：“你以为我来应试是真想去你们单位？你们是什么单位我都不了解，怎么可能呢？”笑完了，正了正神色又说，“说真的，我来应试是想来见识见识你，这几天同事们都在说你这个那个的，我很好奇，就来了。”
我又生气，又暗喜。生气是觉得她这人太玩世不恭，喜的是，我想既然这样，说明我看到的是真实的—起码不会是有人帮她答题。她本是无心，我也本是无意，无心无意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往往真实，经得起检验。
话说回来，上午我跟胡上校通过电话，希望他过来帮我看看谢、吴两人的答题情况，以便我最后确认录取谁（那时我还没考虑黄）。正好，这会儿他来了。进了门，胡上校对黄依依左看右看一番，一个箭步上去，紧紧握住黄依依的手，惊喜地叫起来：“黄茜！你不认识我了，我是胡海波！”转而兴奋地对我说，“嗳，她就是我叫你们找的人，黄茜！”
后来我知道，她跟摄影师分手后很痛苦，一度想自杀，为此组织上安排她去苏联当了一年访问学者，有点出去散散心的意思。也许是为了跟过去告别吧，她去苏联时改了名。也是为了跟过去告别，访问结束后她没有再回哈军大，而是到了北京，这儿。
总之，她就是黄茜。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要她！
就这样，我告诉黄依依：“现在我正式通知你，你已经被我录取，我们马上将给你办理调动手续。”
“你在跟我开玩笑吧？”她笑吟吟地问我。
“不是玩笑，”我说，“是真的，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不。”她提高声音，“你需要我，可我不需要你们！”
胡上校劝她有话好好说，不要冲动。她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我，静静地说：“不，我不会跟你们走的，你们不了解我，我是个……坏人……”
我说：“我了解你，我相信你去我们单位可以干出一番大事业。”
她又冲动起来，大声叫道：“可我不想！我不会跟你走的！”
我说：“现在已经不行了。”
她呼地冲到我面前，威胁我，“那不是听你的！”说着要走。
我拦住她，问她去哪里，她说：“我去找领导，我不走！”
胡上校说：“你们领导也要听他的。”
她盯着我好一会儿，突然咬牙切齿地责问我：“你到底是什么人？我讨厌你！”
胡上校劝她坐下后，我对她说：“看来你对我们确实还不了解，那么你想不想了解我们呢？我想，反正我已决定要你，我可以跟你说实话，我是特别单位701研究院的副院长，我现在手上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只要是我看中的人，谁都不能拒绝，只能跟我走。”
“我要不走呢？”
“没有这种可能。”
“我恳求你。”
“我不同意。”
沉默一会儿，我开始做她工作，我说：“小黄同志，你自己说过，我也知道，你是爱国知识分子，如果国家的安全需要你，我想你总不会拒绝吧，而你将要去从事的工作直接关系到我们国家安全，很神圣的。我希望你不要有抵触情绪，调整一下心情，跟我走。”
她死心塌地，坚决不从，死活也不肯跟我走。最后胡上校想出一计，劝她，也是骗她，“他不过是个小领导，跟他闹没用，我建议你先跟他走，等见了大领导后再表明你的态度，那才有用。”
这一招还真灵，她同意跟我走。
同时，上校私下又教我让铁部长怎么跟她说，“到时铁部长见了她，不要跟她做什么思想工作，讲什么大道理，对她说这些意思不大。”
说什么好呢？上校说：“先发制人，来，必须来，这是个先决条件，没什么好谈。可以谈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在来的前提下，让她谈她的条件，这样显得尊重她，又显现出你们的权威。”
我说：“万一她要胡搅蛮缠，提些我们根本满足不了的条件怎么办？”
上校说：“她能有什么事是你们办不了的？再说，这本身是一种策略，在心理上先压倒她，让她明白你们的决心，也知道你们的权力。”
我想也是，就带她去跟铁部长见了面。两人关在屋里谈的时候，我在外面走廊上忐忑不安地等着。我了解铁部长，办事雷厉风行，说话掷地有声，很有权威的，但我心中依然没有把握。铁部长那一套对我们这些人有用，可对黄依依有用吗？她像一匹小疯马，在草原上放任自由惯了，想撒野就撒野，还从来没有上过套子呢！我不知道铁部长能不能像胡上校说的那样，在心理上压倒她。我在外面紧张得心里咚咚直跳。
半小时后，门打开，铁部长兴冲冲走出来，拍着我肩头说：“好啦，她已经是你的人啦，明天就带她走吧。”我愣在那，不知道铁部长到底跟她说了些什么，让她已变成我的人。我感到不可思议，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快乐像血液一样，从心脏流到心脏，流遍全身。
铁部长见我乐得那般傻样，侧身过来，在我耳边小声说：“人家可是提了条件的。”
我说：“什么条件？”
铁部长说：“破了光密就要离开，还要带走一个人。”
我问：“谁？”
铁部长很奇怪地盯我一眼，说：“这是人家的隐私，我怎么知道。”
我咧着嘴笑，“她真要是帮我们破了光密，别说带走一个人，就是带走一座山也行！”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黄依依出发了。同时带走的还有铁部长交给我的一个箱子：一只很大很沉的铁箱子，一根红线露在那箱子外面。里面装的什么，铁部长没说，可我一看那伸在箱外的燃烧弹导火索（红线），就明白它的保密等级很高，属于绝密类，肯定与我们这次破译光密有关，丝毫不能出差错。换句话说，我在路上要是遇到意外，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保护自己的生命，而是拉燃导火索，让它里面的秘密顷刻之间化为灰烬……
10
小伙子，你觉得我说的行吗？
可我不行了，我累了，明天再说吧……
11
先别急着叫我说，先还是来看看这几张照片吧。
这是我年轻时的照片，你看这一张，很清楚的。年轻时我就这个样，还是比较英俊的吧。有人说我鼻子长得很好，鼻梁坚挺，鼻翼收紧，是个可信赖的男人；有人说我嘴巴长得很好，嘴唇厚实，棱角分明，是个沉得住气的男人；有人说我额头长得很好，方正，印堂发亮，是个有出息的男人。再看这一张，我高大着呢，有人说我这身子板是个真正男子汉的身板。人们说，女人都喜欢我这样的男人，沉默、稳重、坚韧、英俊、有前途、有魄力。但说真的，年轻时没有哪个女人喜欢过我，我谈对象谈得很困难，谈了三个都不成功，最后还是组织出面解决的。我给你说这些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虽然在别人看来我很有男人气质，可我见到黄依依时，已经是四十好几的人，而且是有妇之夫，有子之父，女人对我已经没有秘密。也就是说，尽管黄依依像朵花一样在我身边开放，并且古怪灵精地说了一些魅惑人心的话，但我始终没有激动，也没有慌乱，只是一笑置之。
应该说，我们去701的路上还是很顺利的，不顺利的是在赶火车时遇到了麻烦。
那时候火车车次不像现在这么多，而且，我们701驻地仅仅是个偏僻的小县城，弹丸之地，在我们单位入驻之前，这里甚至还没设火车站，火车每天从它身边喧嚣而过，却从来不肯停下来。火车不是汽车，火车傲慢着呢，不是见人就停的。当然，也要看是什么人，对我们701人来说，火车向来是跟着我们走，跟着我们停，没有铁路，铺过来，没有月台，造起来。就这样，这个弹丸之地，由于我们的到来，就有火车乖乖地停下来。但从首都北京过去的火车，每天只有一趟车次停靠，而且时间很短，只停三分钟。这趟火车的发车时间是中午十一点整。由于黄依依不愿意跟我走，走得有情绪，老是刁难我，一会儿要办这个事，一会儿又要见那个人，把时间耽误了，结果十一点钟的火车，十一点钟时我们才冲进站台。我还要说，火车不是汽车，可以叫得停。火车傻得很，任凭我叫着，依然傻乎乎地开着，不停下来。我几乎眼看着一节一节装满黑压压人头的车厢，从我跟前缓缓驶过，然后驶出站台，把我气得恨不得把铁轨掀了！
错失了它，正常情况下，我们只有改天再走。就是说，要再耽误一天。关键这不仅仅是个时间问题，还有安全问题，我的安全，和我随身携带的秘密的安全。我的安全是有一条线在为我负责，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负责的，但我知道他们一定在负责，有时在我身边，有时又离我远远的，有时候到处都在。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对我的行踪比我自己还了解，我还没来，他们就知道我什么时候要来，我还没走，他们也知道我什么时候将走。然后，我有理由相信，到这天的十一点钟，看我搭乘的火车哐当着驶离站台，他们可能都大功告成地回家，心里不再有我这个人。这样想着，我心里禁不住起鸡皮疙瘩。人心里一慌，不免会做出一些过激行为。我私自找到火车站治安大队，亮出我的证件，要求他们替我接通某个电话。我不完全知道这是个什么电话，只知道万一我有事需要紧急处理，可以打这个电话。我在电话上只说几句话，还没把事情完全说清楚，电话那边的人就对我下达两条命令：
一、原地不动待着；
二、有人会马上安排我们走。
十分钟后，火车站站长出现在我面前。
半个小时后，站长又亲自把我们送上一辆特快列车的一间上等的软卧包厢。站长告诉我：这趟火车将专门为我们两个人在那个弹丸之地停靠半分钟。我受宠若惊，一下想到那个神秘的电话。我确实不知道那是个什么电话，包括至今也不知。但我直觉，并且有理由相信，那一定是一个很权威的电话，也许在中南海里面，也许在更秘密的地方。
不用说，这个电话不但免除了我可能有的担惊受怕的等待，而且还让我享尽旅途的舒适和安静。我以前坐过软卧包间，但都夹杂在生人中间，像这样，包间里无一外人，还是第一次。包间里只有我和黄依依，感觉像是从701切出来的一片空间，我们可以无忌讳地谈701的事情，如果要谈情，也是可以的，无需夹尾巴，躲躲闪闪。正是这种独特的条件，促使黄依依开始放肆地对我“吐露衷肠”。
黄依依说：“你这样生拉硬扯地把我调去你们单位，总不会是因为看上我，想弄我去跟你培养感情吧？”
老实说，几天来，我对她这种我行我素的谈话，包括行为方式已深有领教，不会再有唐突和惊乱。所以，我平静回敬道：“你以为我还是什么人，我儿女都成对啦。”
她说：“有家有室照样可以培养感情嘛。”
我说：“那不成了搞腐化？”
她说：“不叫腐化，叫浪漫，难道你从来没有浪漫过吗？”
我说：“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里，我们就是靠革命浪漫主义的乐观精神，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最终解放全中国，”她接过我话头说，“让我们这些流亡海外的爱国知识分子，有了自己的国，自己的家。”
“对。”我说。
“可我至今还没有家。”
“会有的。”
“是安慰我吗？”
“不。”
“可我感到很绝望。”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的人并不喜欢我。”
“你喜欢谁？”
“你！”
接着她告诉我，她为什么来招待所找我，是因为那天下午她从操场走过时，不经意抬头看见我站在窗前，凝视着窗外。虽然隔得有点远，但她还是被我英俊和凝重的样子深深吸引。
“我相信你也在看我。”她说。
“不可能，”我撒谎说，“我第一次见你是你来找我。”
“哦，那你见了我是什么感觉呢？第一印象。”
“有点与众不同。”
“没有暗生欲念吗？”
“没有。”
“你不喜欢我吗？”
“是。”
“你是不敢喜欢我。”
“也许吧。”“你是个胆小鬼，枉有一副男子汉身材。”“也许吧。”
“可我还是喜欢你，握一下我的手好吗？”
我理所当然拒绝了她。
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一件常人难以启齿的事，她竟可以如此轻松，这般堂皇，没有窘迫，没有顾虑，光明磊落，直截了当，如同一个平常的问候，一个正当要求一样，随便吞吐于唇齿间，这令我惊诧又惊诧。以前只是听说，现在算是亲身经历了，感觉有点晕眩和紧张，如临深渊。由此，我真切地感受到，她确实是个魔鬼附身的天使。是的，不论怎么说，她确有天使的一面，她有天生丽质的容貌，同时她的智识和身份、地位与其漂亮的容貌一样过人，一样耀眼。这种女人是尤物，亦梦亦幻，可遇不可求。然而，我又觉得她身上有一种妖精的气质，热艳，妖冶，痴迷，大胆，辛辣，放浪，自私，无忌，无法无天，无羞无耻，像个多情的魔女。
尤物—魔女—漂亮—多情—智慧—放浪—哐当—哐当—火车越驶近701，我心里越发担心，我带回去的不是一个破译光密的数学家，而是一棵饱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侵害的大毒草！
12
我找来的人，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成了我的一部分，她将来好，有我的一部分，她将来孬，也有我的一部分。出于我一贯的谨慎，加上对黄依依已有的出格之言行的忧虑，我回单位后，没有在首长面前过分显摆她的神奇性，包括她对破译光密的种种有利条件，比如当过冯·诺伊曼的助手，还在莫斯科待过等，只是笼统地说她是个数学家，生性开放，甚至有点野性子，应该是比较适宜搞破译工作。这是我的心计，开始不要让人产生过多过高的期望，保守一点，低调一点，这样等出成果时就更有一份意外，有出奇制胜的效果。
但701的人却似乎等不及了，我们到达的次日上午，罗院长就召集有关人员，在她办公室里跟我们开了个见面会。来的人中有副院长兼破译处长陈二湖，演算科蒋科长，分析科金科长等，总之都是各处室的业务骨干。说是见面会，其实是动员会，我们不仅当场宣誓、签名，开启了铁箱子里的秘密（里面装着一部斯金斯研制的商用密码机，三本斯金斯的数论专著，还有一只装着国民党三军连以上军官和地方各大安全、警务部门科以上官员花名册的黑色牛皮袋），还宣布成立特别行动小组，由我来当组长，同时抽调十名业务水平一流的演算员和五名分析师专门来配合这次行动。蒋科长和金科长主动请缨，要求加入特别行动小组，我自然热烈欢迎。我也邀请陈二湖加入，可他不想加入，我也不便强求。他大致向我介绍现在处里的几位破译骨干，建议我去与他们碰个头，熟悉一下，只要我看中谁他都会放给我。我说好的。黄依依却没大没小地跟他抬杠说：“那如果我们看中你呢？”
老陈冷冷地说：“我听从组织的安排。”
会议开下来，我明显觉得老陈对黄依依有情绪，我觉得这是黄依依的问题，她初来乍到，不应该随便发话，尤其对老陈，更应该谦虚谨慎，他不但是领导，也是这里的破译高手。至少在黄依依来之前和走之后，老陈是这里破译上的绝对权威。但在黄依依的字典里，也许根本没有谦虚这个词。这就是她的问题。
会议结束后，我打算带黄依依去演算室、分析室和破译室这些业务部门看看，算是熟悉熟悉情况吧。可她神情恹恹，不想去，而是要我陪她在院子里随便转转。我只得带着她四处转悠，也算带她认识一下环境吧。我发现，几乎每到一处，总有一些眼睛好奇地在打量着她和我，好像看见什么稀奇，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她兴致很好，一会儿看这，一会儿问那，看到好看的花要摘，见到好看的鸟要追。我们就这样从戒备森严的办公区转出来，转到外面生活区，最后走进了警卫处的小院。院子里有棵高大的白玉兰树，满树的白花正含苞欲放。黄依依一见树上的花和花蕾，竟兴奋得尖叫起来。树下有一张水泥乒乓球桌，一大堆战士正围着在下象棋，见了我们，都抬头朝黄依依傻看。警卫处的袁处长见黄依依喜欢玉兰花，就叫旁边一个战士上树去给她摘。那战士正准备爬树，黄依依却阻止他，看着球桌上的那盘残局，问他们这里谁的棋下得最好。众人都推小张，是连里的文书。黄依依对袁处长说：“我不要无功受禄，我跟你的象棋高手下一盘，如果他输，你派人上树给我摘花，行不行？如果我输了我只有自己上树喽。”
处长自然说行。
于是黄依依走到球桌前，嚣张地抹掉一边的车、马、炮，还让小张先走。战士们全都惊愕地看着她。但让战士们更为惊奇的是，她落子极快，灵巧的小手在棋盘上令人眼花缭乱地上下翻飞，几乎是不假思索，三下五除二就赢了小张。于是，就有人爬上树去，给黄依依摘了一大把玉兰花送给她。
黄依依捧着花，跟着我高高兴兴地离开警卫连，一路上都有人在看她，看她手里的花，也看花一样的人。半路上，黄依依看见有人拿着碗筷在路上走，问我是不是下班了，可以去吃饭。我看她这样子怎么能去食堂，要她先把花拿回去，换套衣服再去。但是，黄依依回去放了花，换了衣服出现在食堂时，简直把大家的眼睛都烫了！怎么回事？原来她回去换了一套非常低领的毛衣，没有穿外套，里面的白衬衫上面两个纽扣都没有扣，露出很大一片白生生的肉，甚至还隐隐看得见乳沟，嘴唇也画得红鲜鲜的。本来我让她回去换衣服是想让她穿得朴素一点，谁想到她……打扮得像个女特务似的，往人堆里一站，一下子大家都傻眼了。众人的目光都往她身上泼，泼了她又泼我，那意思很明显就是：你带来的到底是个什么人！
如果说多数人是用眼睛在这么责问我，那么老陈后来是当面责问我的。
和老陈见面，是在老陈的办公室里。除了办公室，老陈还有专门的破译室，在办公室的南边。我和黄依依先是去办公室，见没人才去破译室。听到敲门声，老陈出来，看见黄依依，跟见了鬼似的马上关闭破译室门，带我们去办公室。听说老陈这人很迷信，从不允许女人进他的破译室。其实搞破译的人都有些莫名的禁忌，因为破译工作除了必要的知识、经验、智慧和才情外，似乎更需要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运气是个神秘的、神乎其神的东西，要抓住它，似乎需要我们也变得神神秘秘的。
进办公室后，老陈直截了当地问我：“是来要人的？”
黄依依抢先说：“算是吧。”
老陈显然不喜欢她这种喧宾夺主的样子，有些抵触情绪，找出一本花名册，递给她，“人都在这，你看吧。你可以从这些人中任意挑选一至两名同志，做你的助手。”
黄依依随便翻了翻，还给他说：“这能说明什么，只有名字。”
老陈说：“那你还要什么？难道要我把人全喊来，当面让你一个个挑？”
黄依依说：“这就不必了。”说着走到老陈的办公桌前，认真地看起压在玻璃板下的一张合影，问，“这是你的全体同志？”
老陈说：“差不多。”
黄依依仔细地看了一会儿，指着其中一个戴眼镜的老同志问：“他是谁？是破译员吗？”
老陈说：“这个人你不能要。”
黄依依好奇地问：“为什么？”
老陈示意我来回答，我就说这位老同志现在身体不好，无法正常工作。其实，这人是患了精神分裂症，疯了。
不料，黄依依一语道破：“他是不是疯了？”
我问：“你怎么知道？”
她说：“猜的，你看他的目光，多么神经质，这种人离疯狂只有一步之遥。”
我说：“他曾经是这里最了不起的破译家。”
她说：“这种人离圣人也只有一步之遥。”
我说：“他是因为破译密码疯的，用脑过度，脑筋像琴弦一样绷断了。”
她说：“像纳什。”
我问：“谁？”
她说：“世界著名数学家，博弈论大师约翰·纳什，他也是被密码逼疯的。”
这时，老陈突然插话：“其实你也疯了。”顿了顿，又说，“我们都疯了。”
一句话把黄依依弄得稀里糊涂的。
其实，我知道老陈想说什么，在关于破译光密的问题上，老陈始终保留着自己独立的看法，他认为我们决定破译光密是武断的，毫无理智可言，荒唐透顶，是异想天开，是疯子的决定。至于理由，他昨天晚上就到我屋里来说过，现在他又准备对黄依依说一遍。
老陈说：“首先，谁都知道，光复一号密码是一部目前世上少有的高级密码，保险期限至少在十年之上。这就是说，十年之内，正常情况下任何人都难以破译它，而我们决定破译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想在目前紧张的台湾问题上取得主动权。那么，这种紧张关系究竟会延缓多久？一年？两年？还是十年？二十年？我想顶多就是一两年吧。这就是说，我们要使这部密码具有理想的破译价值，就要求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破译它，顶多就是一两年，而一两年时间我们也许连破译它的门都还摸不到。你们现在信誓旦旦的样子，老实说，我的感觉就是你们疯了，痴了，是痴人说梦，疯人做傻事，不信走着瞧……”
老陈这人就是这样，平时不说话，但一说都是实打实的，不会拐弯，不会躲藏，不会变通，经常把人和事逼入绝地，让人尴尬。其实，他说的道理我们不是不明白，但这是上面的决定，我们除了服从又能怎样？我这么一说，老陈又跟我顶上了。
他说：“是上面的决定不错，但既然我们明知这是个错误的决定，我们又何必认真，这么兴师动众地执行，还专门找一个数学家来呢。当然，数学家来，我们欢迎，但要我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我们应该安排她去破其他密码，至于光密，随便叫两个人破译，给上面做个样子看看就行。”
这哪像处长说的话？上面首长要听了，还不撤他职！不过，我知道，他也不稀罕这个职务。破译局作为一个业务单位，业务强就是最大的职务。无冕之王。
老陈的那套说法，我听了就听了，懒得跟他去辩解。不料黄依依却跟他较上了真。黄依依说：“听你这话的意思，好像我们是肯定破译不了光密的。”
老陈说：“起码在短时间内吧。”
“那也不一定，”黄依依简直是抢着往枪口扑，坚定又坚决地说，“所有的密码不就是几道深奥的数学题而已，有那么可怕吗？”
说得我和老陈一时都愣在那，许久老陈才回敬道：“行，那就看你的。”
黄依依说：“不，也要看你的。”
然后回头对我一字一顿地说：“安副院长，我希望陈处长积极参与到我们破译小组当中来！”说罢拂袖而去，我喊都喊不住。
老陈是破译处的元老，当处长都十多年了，现在又是我们701的副院长，只不过没有到位，因为还兼着破译处长。她竟让老陈去给她当助手，这怎么可能！可我出去跟她商量时她竟毫不退让，坚决要求老陈来。“我不需要助手，我需要竞争对手！”她果决地说，还振振有词地跟我讲起她为什么要老陈来的理由，“因为你和我都不知道国内的这些破译员在怎么破译密码，他们一直都没有破译过真正的高级密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破译光密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这也就是说，我们了解了他们破译的思路，等于是看清了一条死路。”这让我想起安德罗也曾这样说过：破译密码不是单打独斗的游戏，它需要替死鬼！只有别人跌入了陷阱，你才会轻易地避开陷阱。
我不由惊愕地望着她，为她的“险恶”用心所震惊。但我又无力拒绝，因为她这个想法不是没有道理。现在，破译光密已经成了我们最急迫的任务和最高的目的，至于采用什么手段无所谓，不管是对敌人还是对自己人，都可以无所顾忌。这就是破译密码，一个阴暗的职业，充满阴谋和阴险！
尽管我对黄依依的这个要求有些不满，但还是去找罗院长汇报。罗院长竟然很爽快地同意，当即给老陈打电话，把他叫来，当着我的面，让他去我那儿报到。本以为老陈会跳起来反对，没想到他沉默一会儿，对我表态说：“既然罗院长和你都是这个意思，希望我加入进来，我还能有什么不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但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我对破译光密不抱任何信心，我自己没信心，对你请来的这位专家我也没信心，她有点不知天高地厚，这种人，凭我的经验，天生不是破译密码的人。”
我说她以前在美国破译过苏联密码。
老陈说：“道听途说而已吧。老实说，我对这种说法根本不相信，为什么？因为，首先真正破译密码的人，对自己的身份讳莫如深；其次，真正破译过密码的人，也不该像她这样口出狂言，好像密码就是一道复杂的数学题。破译密码是什么？你的导师安德罗不是说，是听死人的心跳声，需要我们有死人一样的清心寡欲和荣辱不惊的定力，但你看她……虽然我同她刚认识，不了解她，但从她的目光可以看得出来，她内心充满欲望，她是个心气浮躁的人。我不知道你在安德罗身边待了这么久有没有学到什么真功夫，依我看，我们能不能破译光密，就看你的啦。所以，我过去愿意做你的助手，好好配合你。”
我只得老老实实地说：“我在那边其实根本没学破译，都在做其他事。我刚才跟罗院长研究决定，由你来担任破译组组长，负责破译工作。”
老陈痛苦地叫了起来：“安副院长啊，你这是把我往火坑里推，我都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你就别拉我下水了。”
我笑着说：“老陈，怎么是拉你下水？如果破译了光密，那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我这是给你锦上添花呢。”
老陈只是干笑，很苦涩地干笑。
13
这天晚上，我在屋里收拾房间，黄依依敲门进来，很快就从一大堆我从苏联带回来的行李中，发现了我与安德罗的合影，并认出他来。我们的话题自然就扯到安德罗和斯金斯身上。她说：“安德罗擅长破译的是美国密码，而光复一号密码作为斯金斯研制的密码，它本质上属于苏式密码，你学的技术对它不灵。”
我点头说：“你知道斯金斯研制的一部叫世纪之难的密码吗？”
她说：“知道，那是斯金斯专门为美国军方研制的。”
我说：“美国人之所以雇用斯金斯研制密码，目的是想躲开安德罗的破译。”
她说：“是这样，因为安德罗破译过美国好几部密码，美国人害怕他。而斯金斯是安德罗的大学同学，两人关系很好，彼此很了解。所以，如果请斯金斯研制密码，她一定会设法避开安德罗的智慧。”
我说：“从某种角度说，当初美国人请斯金斯研制世纪之难密码，目的就是想躲开安德罗的智慧。也只有斯金斯才有这个本领，只有她最知道，安德罗长于什么，短于什么。”
“可以想象，斯金斯一定在世纪之难密码里暗藏了好多专门对付安德罗的暗道机关。所以，如果请安德罗来破译世纪之难密码，一定会吃亏，破译不了。”她笑吟吟地望着我，“如果是请安德罗的学生，那更是死路一条。”
我知道她说的“安德罗的学生”就是我，但我的思路不在这儿，我沉默一会儿，对她说：“事实上，光复一号就是世纪之难。”
她即刻瞪大眼睛：“你说什么？”
我将我的话重复一遍，她的脸色一下就阴沉下来：“怎么可能？”
我平静地说：“事实就是这样，美国高层因为考虑到斯金斯的身份，谨慎起见，最后没敢用世纪之难，结果卖给了台湾，台湾把它改名为光复一号。”
她站起身说：“你没开玩笑吧？”
我摇头：“这么大的事，我敢开玩笑吗？”
她突然大叫起来：“那你怎么还敢接这活？你也太不自量力了吧，明明是死路一条，还敢往前冲，你以为你是什么人，可以开天辟地？！”
我只得耐心地给她解释：第一，我回国之前不知道这个情况；第二，知道这个情况的人又不知道破译界的这些内幕。她竟气得在屋里团团乱转，连说：“荒唐，荒唐，喊你来带领我们破译世纪之难，岂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嘛。”
我静静地说：“不是喊我，而是喊你。”
她叫道：“可我需要帮手，你这样子能帮我吗？这部密码就是专门为你的安德罗老师挖的坟墓，你还能帮我，你帮我是瞎子帮忙越帮越忙。早知这样，我就根本不会跟你来！”
我笑了笑，“所以，我要等你来以后才跟你说这些。其实我在安德罗身边所谓学习破译密码只是个名义，你想我连高等数学都没怎么学过，怎么可能在这方面有发展？”
她说：“那你在那儿干什么？”
我说：“利用那个位置，收集国内破译界需要的资料。”
她瞪眼说：“那不就是间谍嘛。”
我无言。
她气咻咻地说：“你是个魔鬼。”
我说：“你是个天使。”
她说：“你会把我害死的。”
我说：“不会，如果我是魔鬼，也是个欣赏你的魔鬼。我刚回来，听说让我来负责这摊子，我感觉也是组织上找错了人，但是当我找到你时，我相信我又是最合适的人。如果换一个人来，我相信即使你出现在他面前，他都不一定会要你。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地欣赏你。也许这就是安德罗给我的。欣赏你需要智慧和勇气，还需要……国外的生活阅历，而这些我都有……”
那天晚上，我忍不住跟黄依依说了许多话，就像两个惺惺相惜的人，面对面述说着。我让她看见了我不少的秘密，但我想她也看见了自己不轻的任务。我希望沉重的任务能够把她压得沉稳一些，能使她紧张起来，尽快投入到破译工作中。但是，第二天上午，破译组第一次开会，黄依依就无故缺席。我们等了一会儿，见她迟迟不来，只好先开会。
开会的目的主要是明确人员关系和各自的职责：陈二湖为特别行动小组副组长兼破译组组长，老羊是他的助手；黄依依也有个助手，叫小查，一个年轻女孩。此外，全组还有一个秘书，叫小费，是个类似办公室主任的角色，主要负责上情下达，下情上传，迎来送往等日常事务。他们都是我亲自去政治机关找来的，政治觉悟高，业务能力强，社会关系单纯。尤其是小查，跟我一样，是个革命孤儿，从小在701长大，人很单纯，有很强的上进心。作为黄依依的助手，我觉得她最合适。
会后，依然不见黄依依来上班，我让小查去找她，看她究竟在干什么。结果小查发现她竟被一只小松鼠吸引，跑到树林里去逗小松鼠玩了！小查把她叫回来，我透过窗户看见她披着一件大红的极具俄罗斯风格的披肩，在路上东张西望，像是一位游客在观光，心里不觉有些生气。我忍不住批评她：“别人都要下班了你才来上班，你上班也太迟了吧。”她说她有事，还说给我请了假，假条就塞在我房间的门缝里。我说：“你以后请假就跟小查说吧，她是你的助手。”当她得知小查是个革命孤儿后，她又没正经地说：“怎么我身边的人都是革命孤儿啊，是因为我不够革命吗？所以尽安排一些革命孤儿来教育我，改变我。可我是不能改变的，你知道吧？”
我说：“谁都不要改变谁，但是谁也不要给谁制造不愉快。今天是我们特别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会议，你就没到会，以后别这样。”
她说：“那你以后也别这样，回家先看看门底下，万一有我的请假条呢？”
我盯着她：“看来我要启动一定的程序，让你明确知道我是谁，你是来干什么的。”
她笑了笑，说：“别生气，对不起，我知道。今天我确实有事，你看，我昨天晚上四点钟还没睡觉，就在做这个。”说着就从身上摸出几页纸来递给我。
我接过来，问她：“这是什么？”
她说：“这是我以你的身份给安德罗写的信，当然我的口吻肯定不对，你需要彻底换成你的口吻，但事情主要就是这些。总的说，我希望你能从安德罗那边了解一些斯金斯的个人资料，比如她最崇敬的数学家、她的生活习性、家庭背景、婚姻状况等。了解这些对我们破译光密没有坏处。”
我说：“这样去信太冒昧了。”
她说：“那你觉得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如果你有更好的方式了解到这些当然更好。”
我把信塞在抽屉里，冷淡地对她说：“我想一想，现在你跟我走吧。”说完即走，有意不跟她道明去哪里。
她追出来问我：“你要带我去哪里？”
我说：“去了就知道了。”
我带她去了金科长那儿，分析室。分析师的工作就是对具体的每一份密电作形而下的分析，然后揣摩出密电中可能出现的一些字和词。有人也因此把分析师戏称为“分尸”，因为一份没有破译的密电无异于一具尸体，他们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分尸”，对一具整尸进行分解、剖析。用安德罗的话说，分析师和破译师的关系，就像文字和文章的关系，你要写文章，首先必须认识足够的文字。分析师是教字的，破译师是识意的。由此你可以看出分析师在破译中的重要作用。
我们走进分析室时，金科长正与几位分析师在给一份密电“分尸”，他们面前的密电上面已有几个分析揣摩出来的词语：共军、光复、演习……像这样被他们“分尸”的密电已有二十七份，可依然还有近千份密电等着他们去“分尸”。在与金科长的闲谈中，我说黄依依早就是教授，套过来是正厅级，工资比我还拿得高。金科长听后惊讶不已，不觉瞪着黄依依问：“你今年多大了？”
黄依依说：“老大不小了。”
金科长说：“我看你很年轻嘛。”
黄依依笑着说：“是吗？知道我为什么年轻吗？”金科长正要说什么，她不等人家开口抢着说：“这是我的秘密，不告诉你！”说完掉头就走，把金科长晾在那里一愣一愣，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出去时，她却凑上来神乎其神地说：“想知道我为什么年轻吗？我可以告诉你。”
我斜她一眼，“也可以不告诉我。”
她说：“还是告诉你吧，因为我心里有爱。知道吧，女人需要爱情来滋润，没有爱就会老，有了就不会。”
我说：“现在你就好好爱你的密码吧，到时破不掉密码，我看你满头乌发就会变成白发！”
她说：“太急了吧？现在才分了二十七具‘尸体’，你让我现在就去爱它（密码），等于是让我去爱一个未成年少年，要犯大错误的。”
她就是这样，总是怪话连篇，但话总有一定道理。我记得安德罗也曾经对我说过类似的话：对一些高难度密码，与其早揭盖碰它，不如多闷头想它。
我说：“你说话放正经一点行不行？别老是嘻嘻哈哈，怪腔怪调，尤其是跟下面的那些人，说话一定要注意影响，少跟他们开玩笑。”
她说：“我就想通过开开玩笑，让他们觉得我还是挺平易近人的。”
我说：“要深不可测，不是平易近人。”
她说：“你这是愚人逻辑。”
我说：“记住，听我的没错，你跟他们说话没轻没重，结果他们就把你当愚人看，当十三点了。”
她说：“你才是十三点，给我配个女助手！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里有那么多大男人，你非要给我配个小女孩。我知道你的鬼点子，就是想把我比老呗，让我觉得惭愧，少些花花肚肠。”
我说：“从今天起，你就收起那一套吧，这里没有男人，也没有女人。”
她说：“既然这样，我和你没有男女之别，也就无所谓授受不亲了。”说着凑上来拉住了我的手，满副亲昵的样子，吓得我连忙抽出手，跳开去。她看我一副狼狈的样子，高兴得哈哈大笑，放肆的笑声回荡在沉静的山谷里，我恨不得往地下钻。
14
据我所知，老陈一向不吃午饭，不是因为有胃病，而是因为要保持脑子清醒。人在饥饿中，大脑的思维能力比较活跃，饱了容易瞌睡，古人说弱食强脑，大概指的就是这意思。这就是老陈，陈二湖，把职业当作性命看，为了破译一部密码，经常把自己弄得苦海无边。对黄依依，我就希望她有这种精神。换句话说，我是担心她没有这种精神，破釜沉舟的精神。用安德罗的话说，上帝在造人时是公平的，聪明的人往往缺勤奋，智慧的人往往爱出世，爆发力好的人往往没耐力。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是上帝开小差的结果，上帝让他什么都有了，却让自身的公平没有了。黄依依给我的感觉是天资极好，悟性极高，数学上又有非凡的能力。这种人天生是密码的克星，但她性情中有玩世不恭的东西，这又是人要做大事成大事的大毛病。
如果说她的毛病我还能理解、容忍的话，老陈简直忍无可忍，也不想忍。所以，两人的合作开始就不对头，磕磕绊绊，多有龃龉。这事是我后来从小查那里了解到的，那天黄依依来上班，小查拿着几份“分尸”电报递给她，说是分析室刚拿来的，请她马上看，看完交给老陈看。她只随便翻一下，就丢给小查，让她给老陈送去。
小查惊讶地望着她：“你不看？”
她说：“现在有什么好看的，等有一定的量时再看吧。”说着拿起旁边的报纸翻阅起来。不料电报刚送过去，老陈就撵过来。黄依依开门见是老陈，竟不让他进门，堵在门口说：“嗳，止步，什么事，我出来说。”出来后，笑嘻嘻地对老陈说，“你的破译室只准男人进，我的只许女人进，有事我们到小查办公室谈。”老陈怔了怔，脸色非常难看，但他还是跟着她进了对门小查的办公室。
老陈晃晃手上的电文说：“你都看了？”
她说：“翻了一下。”
老陈说：“这是第一手资料，你还是要认真看。”
她说：“我看了。”
老陈说：“你刚才不是说就翻了一下吗？”
她还是那般笑容可掬，“陈处长，我知道，你这是为我好，也是在行使你处长的权力。”
老陈说：“不是权力，而是责任。来，给你，还是仔细看看吧。”
她不接电文，“不用了，老陈，你要看你看吧，我现在是看报的时间，不看这个。”
老陈提高声音：“我要求你看，行不行？黄依依同志，我们俩现在是绑在一起的，荣辱与共，我希望以后我们能够同心协力，不要一开始就互相拆台。”
她笑了笑说：“老陈，我说一句你可能不爱听的话，搞破译就像写日记，写多写少写好写坏都是自己的事，你不用替古人担忧。老实说，我会跟你同心，但不一定协力，因为无法协力啊。”
老陈怔在那里，像被什么东西噎着一样，许久说不出话来。当然，事后老陈不免要找我来数落她，我能说什么呢？我的赌注肯定都压在黄依依身上，听老陈一味数落她心里很不是滋味，却又不便流露。我安慰老陈，她是对铁部长立了军令状来的，敢来就说明她一定有道道，我们要给她时间。时间会告诉我们她到底是个什么人，能干什么，想干什么等等，反正就是和稀泥。
好在没有让我等太久，黄依依开始“显山露水”了。
这天上午，我们从总部带回来的那台商用密码机的拆卸报告出来了，我立即让小费给蒋科长送去，要求他们尽快演算，演算结果要出报告。下午，我连着去演算室几次，他们都没算出来，我有些急，问蒋科长今天下班前能不能出结果。蒋科长说肯定不行，演算量太大，就是加班加点也要等到明天才能出来。我只有耐下心来，要他们辛苦点，明天早晨，务必要出结果。
第二天上班，熬了一个通宵的蒋科长把结果给我送来，一式三份，厚厚的一大叠。我接过来翻了翻，赶忙将其他两份交给小费，吩咐他给老陈和黄依依送去，请他们马上看，看完大家开会研究。
报告很长，又全是些复杂深奥的数据，我看得很慢。但黄依依很快就看完，急匆匆来找我，见我还在拿着报告看，气愤地说：“别看了，别看了，没什么好看的，斯金斯是个流氓！”
我让她坐下慢慢说，同时让小费去把老陈叫来一起听她说。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急着要说。我示意等老陈来了再说，她没有理会，擅自嚷开了，“也没什么好说的，这是密码界的一个丑闻，我现在可以肯定，美国人之所以不用世纪之难密码，要送给台湾，一定也是发现了斯金斯的这个丑恶，对她的人格发生了怀疑。一个造密码的人如果人格令人怀疑，那么谁还敢用她的密码呢？何况她屁股上还拖着一根长长的苏联人的尾巴！”
一席话说得我和中途赶来的老陈都满头雾水，懵懂地望着她。
她解释说：“其实我要说的很简单，两位都是破译界混迹多年的人，你们一定知道，二战时候德国曾启用一部很著名的密码，叫‘谜密’。”
我说：“是不是就是英格玛密码机？”
她说：“对，就是英格玛。”
老陈说：“英格玛，我知道，不就是世界上第一代实用的机械加密密码机嘛。”
她说：“对，破译界一般都叫它谜密，因为密码本身的名字叫谜密，制造成密码机后密码机的名称叫英格玛，但其实是一回事。”
我笑着对老陈说：“就像你，名字叫陈二湖，但有职务后一般人都喊你陈处长，一回事。”
黄依依说：“对。当时这部密码难度并不是很大，但它转换成机器，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真正的密码机，以前有些所谓的密码机充其量不过是加密机而已，理论上没有密码技术作支持。或者说，之前还没有人能把一部密码转换成机器，英格玛是第一部，所以被公认为是密码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如果我说，斯金斯研制的这部商用密码机是照搬英格玛密码机的，你们信吗？肯定不信，因为英格玛名声太大，研究者也很多，要偷也不能偷这种显眼的东西是不是？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这部密码机就是照搬了英格玛密码机，虽然有些改动，但都是换汤不换药的，比如把齿轮换成滑轮，二十六个组合增加到三十四，连动变成驱动，仅此而已，理论和技术上的支持完全一致。打个比方，就像有人把翻译的作品当作自己的著作出版卖钱一样……”
这个发现确实让我们大吃一惊，用黄依依话说，这足以说明斯金斯是个无赖、流氓。跟这样一个做人做事没有道德和科学底线的人打交道，我们的底线似乎也摸不着了。
晚饭后出去散步时，我和黄依依分析起斯金斯剽窃谜密的心理。我们都认为，斯金斯之所以不偷别的密码，专偷谜密，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不是傻，也不是无奈，而是她的一种狡猾和绝顶的胆识。偷谜密，正如偷大街上的广告牌，偷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你大鸣大放去偷这些东西，警察见了都想不到这是偷。斯金斯是数学界的名人，一般人谁想得到她这种人还会去偷，去抢。一个常人看来不可能偷盗的人去偷了一个常人看来没人敢去偷盗的东西，你想想，这种偷盗往往成功率很高。其实，这也是一种智慧，当然是流氓的智慧。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看到这些数据，我们的任务就是破译它，我们很可能就被她的流氓举动蒙骗了，挖空心思地破啊破，根本没想到谜底就在教科书上，在我们的身边。
黄依依说：“她这样做，是要被人耻笑的。”
我说：“可她目的达到了。密码作为应用技术，只要破译不了，它就是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也无权耻笑她。”
黄依依说：“看来我们也只得跟她耍耍流氓了。”
我问她打算怎么耍，她还是让我给安德罗去信，挖挖斯金斯的底细。我知道安德罗是个很敏感、严谨的人，恐怕很难达到目的，所以那封信我一直没寄。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我们确实没有接近斯金斯的其他办法，似乎也只能试试看。
当天晚上，我按黄依依的意思，给安德罗写了一封信。
信的内容表面上看很平常随便，但措辞都经过精心考虑，原文我现在记不清，大概意思就是说我回来后一直忙于办理妻子小雨的后事，未能及时给他去信，请他原谅。还说我刚到一个新单位报到，这是一所密码学校，我将在这里把从他那学到的知识传授给更多的人。我除了给学生讲密码知识外，还附带给他们讲点密码史，主要是苏联的密码史，其中就要讲到他以及另外几个苏联著名的密码专家。然后我就在他的名字后面罗列一长串苏联密码专家的名字，中间当然就夹了斯金斯的名字。我说我缺乏讲课资料，希望他力所能及地给我找点这些专家的个人资料寄来。总之是绕来绕去，就是绕着圈子跟他挖斯金斯的底细。
信寄出后，我并不敢奢望得到回信。
15
我本以为黄依依洞悉斯金斯剽窃谜密的无耻行为后，会乘胜追击，一门心思扑在光密上，哪想她又故态复发，疯疯癫癫的，今天去树林里给小松鼠喂饼干，明天跑到警卫处去跟人下棋，甚至木工房也成了她寻开心的地方，常去串门。到办公室，大门紧闭，不跟人交流，不看简报，不关心敌情。老陈看她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常在我面前抱怨，“你看，你看她，像话吗？”
确实不像话。
这天，我去她宿舍找她，准备跟她好好聊一聊。一进门，我愣了，你猜她在做什么？在用扑克牌给自己算命，好像算的是“爱情运”，算得一个人在屋里哈哈大笑。我沉着脸问她在干什么，她竟满脸认真地问我：“嗳，我听说你妻子去世了，是真的吗？”
我没好气地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她理直气壮地说：“当然有关哦，你看我在干什么，我在算命，我要算一算，我和你到底有没有爱情运。”
我对她吼：“我和你之间只有密码！”
她对我笑：“所有的爱情都是一部密码，需要我们破译。我已破译了你的爱情密码，那就是我。”
这天晚上，我回到家里，把本来设在书房里的小雨的灵台（骨灰盒、香炉、烛台）移到客厅。我要请小雨告诉黄依依，我和她之间没有什么“爱情密码”，即使小雨走了，我心里依然容不下第二个女人。没想到，这反而又成了她向我发起爱情攻势的武器。一天晚上她来找我，第一次看到小雨的灵台，震惊之余，烧了一炷香，对着小雨的遗像，流泪满面地吐露起衷肠。她口口声声称小雨为“姐姐”，要姐姐在天国同意她爱我，并且帮助她，让我接受她的爱。
她说：“姐姐啊，我是真心爱他的，老天和你的在天之灵可以作证。为了他，我离开了心爱的事业，从偌大的北京来到这个偏僻的山旮旯里。我不仅爱他那卷曲的头发，青色的胡子碴，连每一根细小的汗毛也都爱……”
我实在听不下去，一把拉她起来，对她吼起来：“你还有完没完！”
她顺势扑倒在我的怀里，一口咬住我的下巴，寻找我的嘴巴。我只好丢下她，像在别人屋里行凶作案的罪犯一样，畏罪而逃。我像只丧家的狗，待在外面，不敢回屋，懊恼地等待她离去。黑暗中，我再一次强烈地怀疑，我带回来的不是一个天使，而是一个魔鬼。
事后我几天都没有理她，直到老陈来找我，气咻咻地向我反映，黄依依整天在办公室里敲敲锤锤的，让他无法安心思考问题。“你玩就玩吧，在树林里喂松鼠也好，到警卫处跟人下棋也罢，可你别在破译室里闹啊，叮叮当当的，别人还工不工作了？”老陈说着，脸上是一副忍无可忍的恶气。
我起先不信，黄依依会贪玩到如此不分场合的地步。结果我跟老陈去他破译室，果然听见隔壁黄依依的屋里，时不时叮咚作响，似乎是有个木匠在那边干活。我有些恼火，过去敲她的门，可怎么敲她都不开。我拍着门大喊道：“黄依依，开门，我有话给你说！”只听她笃笃地跑过来，猛地拉开门，露出一张脸，满脸怒气地对我嚷道：“你干什么，你不是不理我了嘛，嚷什么嚷？”然后砰的一声又把门关上，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那样子仿佛不是她影响了别人，而是我打搅了她什么好事一样。我气得不行，真想一脚踢开门，但想想又克制住了。
“你看看，她这样子，怎么跟她合作嘛？”老陈又对我唉声叹气，“请个菩萨来，忙帮不了，反而老给你添乱，你说这密码怎么能破嘛？不瞒你说，这么多天我连根毛都没摸到，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安慰他说：“没事，正常的，现在的密码入门都很难，入了门就好了。”
安德罗说过，现在的密码不是迷宫，而是黑洞。迷宫是走得进走不出，所以你即使不能破译整部密码，但照样可以破译部分电报，因为你不管从哪一段闯进去，前面总有一截路可以走的；而黑洞是走不进的，但一旦走进去又一通百通，问题是你要想找到入口，比找到走出深奥的迷宫出口还要难！
老陈说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在我的意料之中。我知道，黄依依让他参与破译，本就是让他来当替死鬼，就像打仗时的尖刀班、排雷兵，就是让他们去送死，用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扫清障碍，清理陷阱，你还敢奢望他们去攻占山头打胜仗吗？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老陈是我们701一位很受人尊敬的破译专家，他自始至终都不知道自己在破译组扮演的真正角色。直到后来黄依依奇迹般地破了光密，他还蒙在鼓里。后来的几十年间我一直抱愧于老陈，原因就在这里。不过，这都是后话，我们还是接着说黄依依吧。
一天下午，罗院长特地给我送来铁部长的一封密件，是从机要转过来的，上面特别注明由我“亲启”。罗院长以为这一定是光密的资料，其实不是。是什么呢？我后面再说吧。当时罗院长可能听到关于黄依依的一些闲言闲语，再加上那天她看所有的人都在办公室里忙着，唯独不见黄依依，就对我说：“我听到了一些不好的说法，说她工作态度不是很好。”
我说：“也不能完全这么说，每个人的工作方法不一样，她表面上看是有点不……那么刻苦，但听她的有些想法，你会发现她是在认真工作的。”
罗院长指着她空荡荡的办公室，“这像认真工作的吗？上班时间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我说：“有些事情……她带回家去做了。”
罗院长看我一眼，笑着说：“嘿，我看你总是说她好话，有没有感情因素在里面啊？”
我矢口否认。
罗院长说：“有也不是错，你现在有这个权利。嗳，小雨的葬礼你还是要考虑一下，不要再拖，人走了，还是入土为安好。”
我说：“现在哪有时间，我想等破译了光密再来操办她的事。”
罗院长想了想说：“这样也好，至于黄依依，我看你还是要找她谈一谈，让她充分意识到肩上的担子，专心致志，不要再……我听说她很不尊重老陈，这样不好，你一定要设法把他们两个人的心捏到一起去，不要搞同行相轻，更不要搞内讧。”
罗院长的话提醒了我，我决定找黄依依认真谈一谈，尤其是要让她正确看待我，不能让她陷入个人感情的泥淖中，影响光密的破译。我还在这么想，她似乎已经感应到。这天晚上，我踏着夜色回家，看见门把上挂着一只布袋，里面装着一只酒瓶、一封信、一本书、一副扑克，还有一张纸条。我打开纸条一看，上面写着这样几句话：这里有四封密信，请你按编号次序破译，时限半个小时。不说你也知道，是黄依依搞的鬼！我虽然感到惊讶，但还是将布袋提进屋去，将里面的东西拿出来，摆在桌子上，开始破译她的“密函”。
我先看了看酒瓶，发现酒瓶里装的不是酒，而是一张有两个指头宽的纸条。我拿出纸条看，只见上面写着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中文，有英文，有俄语，还有乱涂乱画的东西，比天书还天书。我对着纸条琢磨一会儿，预感到这可能是一份古老的“罗马密码”，酒瓶其实就是密码筒。于是，我把纸条以各种方式绕在酒瓶上，当我以螺旋的方式往上绕时，“天书”中出现一行清晰的文字：
美酒和我一样香醇，光密和你一样重要！
我不觉摇头笑了笑，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女人，自比美酒，还说自己和美酒一样香醇！
接着去看信封，信封里是空的，但信封上面写着一句乱七八糟的俄语。我很快识破其中的天机，提取出一句完整的俄语：
俄语是很复杂深奥的，俄国人造的密码也深奥吗？
然后我去看那本书，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还夹着一页写满数字的纸。我同样马上识破了它的“密锁”，对着“电文”一页一页地翻起书来，最后我把从书中选出的文字组合在一起，竟是这样一句话：
冬妮娅爱保尔，就像保尔爱革命。
扑克牌中潜藏的密语也很快被我破译。当我按一定的先后次序重新排列扑克牌后，扑克牌侧面便显露一行文字：
为什么你的安德罗迟迟不回信？
我不觉陷入沉思，是啊，我给安德罗的信已经发出一个多月，但至今没收到回信，这是为什么？还有，黄依依煞费心机地给我出的四道密题，总不会只是为了好玩吧？她葫芦里装的什么药？还有，这些天她关办公室里老是咚咚咚地敲打着，究竟在干什么？如果真像老陈说的那样，她在玩什么稀奇玩意儿，会那么神秘吗？可不是玩又在做什么呢？破译密码是高强度的脑力劳动，不需要在屋里搞得跟杂货铺一样，老是叮叮当当的。
我正这样糊里糊涂地想着，不料黄依依敲门进来。她一进门就问我密信破了没有，我指着那四封密信，说她精力过剩。她不客气地反驳我说：“你也太实用主义了，就算这是游戏嘛，一个搞破译密码的人做做这种游戏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做这种游戏说明她生活在密码世界嘛。”我请她言归正传，说说她给我出这四道密题的真实意图。她便给我讲起来，意思是这四封密信分别代表的是不同时期的密码，酒瓶是原始密码，信封是移位密码，书本是替代密码，扑克牌是数字密码，现在我们将这些密码都称为初级密码。
“但是，”她解释道，“不管是中级密码还是现在的有些高级密码，其实都是在这上面打转转，在做各种复杂的加减法。比如说谜密（即英格玛密码机），理论上说它的技术就是数字密码加上替代密码。这样相加出来的‘和’—新的密码，依然还是数字密码。”
我懂她的意思，“只有当这个‘和’值大到难以数计时，它才成为数学密码。”
她说：“对。那么你说这个巨大的难以数计的和值，产生的途径有多少种？”
我说：“不外乎几种，一、超大值的数字密码和中大值的数字密码累加；二、超大值的数字密码和移位密码相加；三、超大值的数字密码和替代密码相加；四、超大值的数字密码和移位密码又和替代密码相加。主要就这么几种，一般原始密码技术是不可能出现在数学密码中的。”
她说：“对。既然我们可以肯定光密是一部数学密码，那么我现在想问你，凭着我们对斯金斯的了解，你觉得斯金斯在事隔二十年后设计的光密，可能采用哪一种‘加法’？你不要深思熟虑，凭直觉说。”
我说：“第一种，‘超大值的数字密码＋中大值的数字密码’。如果你给我第二次机会，我选择……”
她立刻打断我：“没有第二次机会。”
我问她：“那你选择什么呢？”
她沉吟道：“坦率说，我现在没直觉，所以我头痛。我本来直觉很好，但这次就是没感觉。”
我说：“是斯金斯剽窃谜密的流氓行为在影响你的感觉。”
她问我：“你觉得她这次有可能再耍流氓吗？”
我说：“我刚才说了，如果有第二次……”
她断然说：“没有第二次，第二次毫无意义。”顿了顿，她又说，“我真希望现在站在我面前的不是安德罗的学生，而是安德罗本人，如果安德罗作出这样的选择，我会坚决地把这个可能性排除掉。你觉得安德罗为什么不给你回信呢？”
我说：“不知道。”
然后她邀我出去散步。散步回来的路上，她又邀请我去她屋里坐一坐。我说算了吧，时间不早了，该休息了。她说还早，才九点多钟，走吧。我觉得今天晚上她一直都在跟我谈密码，不能太驳她面子。我甚至想，也许她还要继续跟我谈密码。所以，虽然我觉得不妥，但还是跟她走了。
这是我第一次去她房间，布置得温馨典雅，但也很热艳，其中贴在她床头墙上的美国影星玛丽莲·梦露的海报画给我突出的印象：那尤物撅着臀双手撑在膝盖上，仰头望着你，丰厚的嘴唇微微翕开着，浑身上下都充满欲望！
我禁不住在心里暗想：真是什么人崇拜什么样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