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前，司徒震通过红线电话向省委书记黄春江提出约见，说有重要的情况当面汇报。
有着南方人温润的性格和细腻、缜密办事的黄春江知道司徒震打来这样的电话，意味着什么。立刻同意，并安排了见面时间。
司徒震任江河市委书记时，黄春江先任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两年后又升任省长，他对司徒震不仅很熟悉，而且很尊重和欣赏，觉得像司徒震这样德才都很突出的干部用迟了，轻用了。
原定安排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两人见面谈了一会儿，黄春江叫秘书夏晗取消后面原定的所有安排，下午全部时间都与司徒震谈事。
黄春江今年五十九岁，山东人，长着一副北方人魁岸的身材和粗犷的外表。一双眼睛深邃而和蔼，思考问题时由于喜欢咬着下唇，厚厚的唇上隐约留着一道牙痕。
谈了一段时间，该说的都说了，司徒震轻松了许多，语速也缓慢下来，他对黄春江直话直说道：“以前在一线工作的时候，除了工作关系外，我从来不与领导套近乎，也不主动与领导谈心，使有的领导对我产生了误解。但我从不后悔，因为我认为拉关系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德和作风，在临近退休之前找您汇报，完全出于对江河市领导班子的担忧，出于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担心，没有一点个人所求。退下来以后，我作为一名普通共产党员，仍会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生，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今后恐怕难有机会见你了，所以今天谈得出格了一些，还望你谅解。”
黄春江道：“司徒主任，我首先要感谢你，在你即将退休之前，仍然怀着对党和人民的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我谈起这些有见地的意见，使我深受感动。依我看，你今天所谈的事，没一件是出格的。不过，这些问题的解决，恐怕还有一个过程，还得考虑方式方法。比如说，关于江河市委的班子问题，我很尊重你的意见，但还要看省委考察组的考察情况。现在的考核机制当然有些缺陷，有时甚至水分很大。但多数时候，还是能够反映民意的。江河市的事我会亲自过问。再比如，你对于政治体制的弊端和改革措施有独到的见解，也有一些可操作性。这里也有个与中央统一部署相协调的问题。党中央改革的决心是坚定的，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模式，究竟从哪些方面作为突破口，还在酝酿摸索之中。我最近想到一些市县跑一跑，在十八大召开前为中央提供点材料。至于说你所反映的潘省长的事，看来不只是疑点。我这里有一份材料，按纪律是不能让你看的，但我充分相信你，希望你看后帮我出出主意。”说完，将一个大信封递给司徒震。
信封里有一叠照片和一封举报信，举报信的落款为：一名女贼。大致内容如下：
大学毕业前三个月，我回老家太平洲市看望父母，顺便寻找工作，在一个歌舞厅里偶然遇到当时的市委书记黄忠明。他一下子就黏上了我，为我安排了工作，并很快占有了我。不久，他调到江河市任分管城建的副市长，我也被他安排到“竹柳茶庄”任挂名的副董事长。这个茶庄实际上是由黄忠明利用职权以低价买下，名义上由他的亲信经营的。我被他包养了两年多时间。有一次，他带我到省城吃饭，桌上有潘省长的儿子潘吉。潘吉看中了我，用酒把我灌醉，带进了他的别墅奸污了我。后来我才知道，是黄忠明把我玩腻了，像牲口一样送给了潘吉，并说我是他的远房亲戚，从来没动过我。潘吉刚开始时还觉得我比较新鲜，时常把我带到家中，跟他父亲说与我正式谈恋爱了。一年多以后，这个花花公子又同时交了几个女朋友。因为我的酒量还可以，他只是把我作为生意场上的陪酒女郎，有时甚至要我陪大人物过夜，我经受不住这样的污辱，就向他的父亲诉说，他的父亲作为一个堂堂的省长，借着安抚我的名义居然奸污了我。他是个性虐待狂，每次都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我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耻辱和煎熬，又无法申诉告状，最后横下一条心，重金招聘了两名经过特殊训练的私人侦探，并购买了一些作案工具，先从潘省长家盗出了四十件文物，后来又从黄忠明家盗出了十二件文物。这些文物都是他们受贿而得，为使证据真实，我们在盗窃之前都拍了背景照片。我对文物知识略知一二，知道这些文物的价值绝不会低于五千万。我料定他们不敢报案，因为他们怕东窗事发，毁了自己的前程。我的举报信和证据材料，一份送给您黄书记，另一份送给了中纪委一位副书记。为了将这两份材料送到你们的手中，我只能用金钱来买通关系。如果你们对此事置之不理，甚至官官相护，那天下就没有公道，这个社会离毁灭也就不远了。
窃物者为盗贼，窃权者为将相，窃国者为王侯。我知道自己这样做是犯罪，但一旦潘若安、潘吉、黄忠明这些大盗能够落入法网，我定会带着证物当庭作证，我愿意与他们同归于尽，为民除害。
司徒震看完材料，轻轻摇了摇头，长吁一口气：“真想不到一个风尘女子会有这样的胆略，更想不到我们有些领导干部会如此卑鄙。春江同志，这件事你总不可能置之不理吧？这种事查起来也不会太困难吧？”
黄春江也摇了摇头，鼻翼抽动了一下：“并不那么简单。潘省长的儿子虽然也是官员，但他几年前就经商了，他喜欢古玩，买一些放在家中难道不符合逻辑吗？至于生活作风上的事，到省部级层次有几个是真正追究的？按理，涉及到这么高层次的干部，数额又如此大，上面又有举报者留下的联系电话，中纪委会很快就调查的，但到现在迟迟没有动静。我曾与一位负责同志通过电话，他说有老领导打过招呼，认为此事暂时不宜调查。非常时期，老领导的话分量是很重的。看来中纪委刚接到举报信，被举报者就得到了信息。现在，我担心举报人的生命安全随时都会有危险。”
司徒震情绪有些激动：“不管什么人的分量有多重，总重不过共产党的政权，重不过民心吧！黄书记，恕我直言，如果你能少考虑一点个人得失，坚持彻查，把实情告之于天下，对人民作一个交代，什么人也难以把你怎么样。”
黄春江缓缓地吐出一口烟，咬了一下下唇，然后说道：“司徒主任，我当然不会无动于衷，我现在考虑的是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怎么做才能取得最佳效果。潘省长的事不是我所能查的，我只能向领导反映。在我的权力范围内，我已与省纪委书记叶志超同志商定，结合黄忠明以前的人民来信，由省纪委组成调查组，对黄忠明进行立案调查，从黄忠明身上打开缺口。启动国家安全系统，对‘新宇宙集团’及其在大陆的负责人秘密调查。我责成省公安厅成立一个专案小组，对举报人和盗窃犯进行秘密抓捕，以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和保留人证、物证。这些事我亲自布置。江河市那里，我将指令祝一鸣亲自负责，你和姜克己同志进行协助。我知道你在江河市的根基和威望，有些事紧急情况下你可以先斩后奏，我为你负责。司徒主任，你看还有问题吗？”
司徒震站起来紧紧握住黄春江的手：“春江同志，姜不一定是老的辣，你使我进一步看到了希望。今天已经打扰了你不少时间，我这就回去了。”
“慢！”黄春江说完，走向自己的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两瓶药，对司徒震说：“我听说你血压有些高，这是我不久前从国外带回来的，自己用下来感到效果不错，你带上两瓶试试，这大概不算行贿吧。”
司徒震现出了少见的开怀大笑：“这也是一种行贿，是领导向老百姓行贿，这样的行贿越多，老百姓的日子就越好过。”
在回江河市的返途上，司徒震再一次脑子里过电影一样出现了黄春江的履历故事——
黄春江的发迹带有传奇色彩。他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届大学生，上大学前已当了两年的大队书记，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他家乡所在的地级市科委工作，不久就成了科委主任的秘书。两年后，一个偶然的机遇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大学毕业时的毕业论文为《论青年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成因及其意义》，这篇文章两年后经他的导师推荐，在当时哲学界的最高权威杂志《哲学研究》发表，文章署有作者的真实姓名和所在单位。论文发表后不到一个月，恰被当时很喜欢哲学理论的一位中央领导看到，更巧的是，三个月后这位中央领导到黄春江所在的市来视察工作，向市领导问起了黄春江的情况，提出要见见这位年轻人。市领导立即作了安排。
这位中央领导与黄春江谈了一个小时左右，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谈的哲学理论问题，最后领导才询问了一下他的工作情况，问他有没有什么要求。黄春江说没有什么要求，只是希望有机会能到基层锻炼锻炼，把理论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领导听了很高兴，说你这个想法很好，有理论的人就怕好高骛远，死搬教条。说完就握手告别，与市领导也没有提及有关黄春江的任何事。
当时正值中央大力倡导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时候，中央领导点名要见黄春江，江河市领导根本就不知道他俩有着怎样的特殊关系，但立即就感觉到黄春江是“四化”的典型，应该破格重用，很快就让组织部到科委考察。科委许多人都以为黄春江会在内部提拔，虽有不少人说了他的好话，也有少数竞争者挑了他一些毛病。没想到市委是准备把黄春江作为团市委书记来使用的，由于考察意见不太一致，就拖了半个月。也就在这期间，黄春江接到这位中央领导的来信，询问黄春江是否愿意当他的秘书，黄春江没有任何犹%，立即回信表示愿意。黄春江的突然调走，使当时的市领导感到懊悔甚至有些惶恐。
突然，司徒震耳边响起黄春江的话：江河市那里，我将指令祝一鸣亲自负责，你和姜克己同志进行协助！司徒震顿时感到一种不安？“新宇宙集团”搞的那个“新宇宙国际金融大厦”不是祝一鸣为潘若安做的吗？怎么还能让祝一鸣亲自负责，而姜克己与自己只是协助。这黄春江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省公安厅专案组组长郑国华根据贾秋瑾留下的电话，很快就与她取得了联系，他们在郊区一个宾馆的房间见了面。
贾秋瑾问身着便衣的郑国华：“怎能相信您是黄书记派来的，而不是被举报人派来的呢？”
郑国华拿出了自己的工作证：“如果我不是黄书记派来的，那你根本不可能在这里与我谈话，早就被人灭口了。我要把话向你说清楚，今天我们既是拘捕你，因为你犯了盗窃罪；同时也是为了保护你，因为你可能主动赎罪。我们今天就不用铐子了，你必须无条件地配合。不用犹%了，车就在楼下。”
贾秋瑾觉得郑国华说话有道理，再说事已至此，自己也只有“华山一条路”了，赌也得赌一把。她说：“我一定配合，但请允许我回家拿点换洗衣服。”
“不行！许多事情往往就出在不经意的细节上。不仅你立即要跟我们走，你还得带上你的两个助手，否则，会留下后患。”郑国华说得斩钉截铁。
贾秋瑾拨通了助手的电话，叫他们到指定的地点“商量急事”。
郑国华和另两名专案组成员把贾秋瑾和她的助手带到省城郊区的一幢楼房中，楼房四周都是很高的围墙，显得森严而神秘。这幢楼只有四层，楼里除了几个武警战士，一个烧饭的老头外，再没其他人。
郑国华向贾秋瑾和她的助手交代了严格的纪律：“你们谁都不允许走出这幢楼，除了吃饭、睡觉、看电视，其他什么事也不要做，哪天需要你们交代或作证，上级会有指令。”
与省公安厅采取行动的同天上午九时，负责调查黄忠明的省纪委专案组兵分两路：一路由组长、省纪委副书记蒋进带着助手史重庆来到江河市；另一路由副组长、省纪委一处处长高峰带着邵子明、梁华直奔上海市黄忠明的住院处。
蒋进和史重庆先到市纪委与姜克己取得了联系，然后由姜克己领着他们来到了祝一鸣的办公室。祝一鸣正一边抽烟一边看着文件，听得有人敲门，抬头一看，见姜克己陪着素有“铁面杀手”之称的蒋进站在门外，心中猛地一惊，以为自己有什么麻烦了。官场历练使他能够保持镇定，笑呵呵地站起来迎接：“蒋书记呀，你这个杀手进谁的门谁都不欢迎呀，不过，我老祝知道你是来帮我抓刺客的，请坐请坐。”说完，给蒋进和史重庆每人递了一根烟，并吩咐姜克己沏茶。
蒋进平时沉默寡言，脸色像冰冻一样，但祝一鸣毕竟是省委常委，对自己又向来客气，也就点燃了烟，脸上挤出一丝笑意：“祝书记，黄书记向您通过电话了吧？”
祝一鸣有些茫然：“没有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能否向我透露一下？”
蒋进答：“由我告诉您不符合办事的程序，那就等一等吧，黄书记一定会给您来电话的。”
蒋进刚说完，祝一鸣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祝一鸣拿起电话，一听是黄春江的声音：“一鸣同志嘛，我是黄春江。本来早应给你通电话，有一点急事耽误了，请谅解。省委根据人民来信举报，决定对黄忠明同志立案调查，由蒋进同志任调查组组长，请你和姜克己同志给予配合。详细的情况，我以后再向你说，你有什么意见吗？”按照办事程序，祝一鸣作为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在黄忠明被正式调查前，黄春江应向祝一鸣告知一下。而黄春江之所以电话来迟了一点，一是出于保密的考虑，二是因为他在等待省公安厅专案组对贾秋瑾等人抓捕的消息。现在，抓捕的人已经到手，他可以给祝一鸣打电话了。
这个电话，让祝一鸣敏锐地感到，不管黄春江作任何解释，行动太反常，其中必有蹊跷。但他不露声色：“黄书记，我完全拥护省委的决定，一定做好配合工作，不过，黄忠明现在患癌症在上海住院，这该如何操作？”
“我们已经有人赶往上海，看看黄忠明的身体状况再定。如果身体状况许可，就临时出院接受调查；不行的话，就在病房内接受调查。”黄春江回答得干脆利落。
祝一鸣立即表态：“一定按黄书记的指示精神办。”
放下电话，祝一鸣来到蒋进旁边坐下：“蒋书记，这下可得辛苦你了。克己，你那里不仅工作上要全力配合，生活上也得照顾周到。蒋书记如说你半个不字，我就拿你是问。”
姜克己满口答应：“一切请祝书记放心。”他心里却在嘀咕：这个人我早就说要查了，你非要保他，现在自找麻烦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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