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场镇有一个部门我自始至终没有对上号,也没有打个交道,但是我的工作与他密不可分,这就是大场镇扶贫办。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构,但是我感受到他的存在。
工作队到长银滩村没几天,他就取消了工作队房东的贫困户资格,接着工作队要取消的4户贫困户他却不同意。过完年后,长银滩村突然冒出3户贫困户,我不知道是怎么冒出来的,直到这3户到工作队来报到我才知道。
确切地讲不叫报到,是来领取产业扶贫项目补贴。
我怕有假,问骆河生支书怎么回事。
骆河生支书回答是不知道。
我觉得奇怪,支书怎么不知道,难道真是假贫困户?
骆河生支书肯定地说,不会有假,是扶贫办偷偷搞的小动作。
我不知道骆河生支书指的是哪级扶贫办,但是可以肯定不是市扶贫办。
就是小动作也不会绕过支书兼村主任这一关,谁都知道申报贫困户要办手续,要层层审批,第一个公章就是村委会的公章。如果没有这个公章,扶贫办干部胆子再大也不敢审批。
骆河生支书说公章在文书程至裕手里,估计是他盖的章。
有点不可能,文书只有公章管理权,没有支书同意他是不敢擅自做主。这里面一定有原因,或许是有先例,或许是有支书授权,不然文书没有这个胆量。
印证了我的猜测,骆河生支书说这种事不需要村委会开会讨论,也不需要支书签字,文书有权决定,因为这是在做好事,不占村里指标,又不要村里出一分钱,多一个比少一个好,谁有板眼谁去争取,村委会不阻拦、不制止。
也就是说还鼓励。
这才是实话。
也是矛盾的根源,还是村干部失去威信、失去信任的本质所在。
工作队到村后,老百姓总在工作队面前讲村干部特别是主职干部的坏话,讲得最多的就是不主持公道、私心重。在之后共事过程中,我发现村干部办事还有分寸,也有公心,还讲原则,不像老百姓所说的那么严重。是什么让老百姓对村干部产生如此大的误解和隔阂?时间长了后我找到了原因,就在上面所说的小动作。
拿低保户评定来说,村组干部严格按照文件规定的18条标准进行遴选,选出的人也是一审二审再审,搞鬼的可能性为零,意见达到统一后上报。
然而批下来的结果比上报人数要多,多出的人就是上面塞进的人,就是关系户。还没有完,就像孵鸡崽一样,时不时出现一个,没完没了,跟贫困户评定如出一辙。特别一些完全不符合条件的人也吃上低保也评上贫困户,让人气愤。
坛口捂得住人口捂不住,知道的人越多,民愤越大,特别是那些边缘人(民政部门对靠近低保条件者的称谓)反应更加强烈,他们不知道内幕,不怪上级,只怪村干部。村干部扛不住就如实招供,甚至点名道姓说出是某某打的招呼,某某点名要办某某为低保。
不办不行,打招呼的都是得罪不起的人,村里的工作还需要这些人支持。
招供能平息一定民愤,但是不是人人都能理解,有人认为是村干部在找借口,甚至有人认为是村干部与搞鬼的人狼狈为奸,还有人认为是村干部故意隐瞒指标数量,留下几个做人情、照顾关系户。也有人举报,但是多数时候是石沉大海。
没有回音更加激怒了老百姓,更加对村干部有意见。
村干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反而问心无愧。
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村干部也是受害者,因为之前他们所坚持的原则被自己否定,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村干部形象受损,出现信任危机,即使在某一件事情上做得很公平,丁是丁卯是卯,但是没有人领情,享受的人不感激你,觉得自己应该享受;没有享受到的人说你黑,甚至还会骂人抖狠,村干部难当。
面对这些找关系钻进贫困户队伍的人,工作队明知道条件不符,但是不能拒绝。工作队在地方党委政府领导下开展工作,年终总结评语还要地方来写,对地方做出的决定一是要服从,二是要执行,否则就是不合作的表现。有位队长就因为与地方关系不和,被级级上报,没少挨所在单位和指挥部领导的批评。
当然可以提意见,但是无凭无据不能瞎说。你说人家搞鬼,但是从档案资料上看,他程序合法,手续合法,过程合法,一级级盖章,一层层审批,走的都是正常、正规渠道,鬼从何来?
不能盲目下结论,不能打击一大片,要搞好团结,否则是两败俱伤。怀疑归怀疑,但是不能当作不承认的理由。贫困户进出审批机制主体在地方政府,由村乡县三级审批,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和严肃的纪律约束,权威性不容挑战。工作队只有帮扶权,没有知情权、审批权和建议权,贫困户自己不说,村干部不讲,工作队就不知道谁是贫困户谁不是贫困户,这就是现实,必须承认并遵守这个现实。
可是市扶贫指挥部偏偏不干,硬要工作队来鉴定识别贫困户。我进村的第一件事就是精准识别,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结果是自作多情。吃一堑长一智,我再不过问此事,专搞扶贫、脱贫工作,没有想到我一边扶贫,他一边扩贫,导致越扶越多。我刚到长银滩村时贫困户是65户,我出长银滩村时变成82户,短短一年四个月时间,贫困户增加了17户,增长率达到26%。谁之过?
抑或说谁的功劳。
不知情者还以为扶贫工作队不是来扶贫,而是来制造贫困户,或者是来破坏扶贫工作,不然贫困户怎么会越来越多。
按照这个增长率,我这个扶贫工作队队长不是撤职的问题,而是该拉出去枪毙的问题。
南山县提出2017年全县脱贫,按照这个增长率恐怕是任重而道远。
也许我是杞人忧天,过去2袋米能让人脱贫,现在上了那么多产业扶贫项目,没有脱不了之理。
二
其实长银滩村还有一支工作队,那就是南山县委、县政府的扶贫工作队。
这支工作队由于不住村,不下组,不到贫困户家中去,不参与村集体组织的活动,很少来长银滩,所以不为人知,只有几名村干部知道。
这种“五不”工作队顾名思义就是挂名工作队。
按理讲,如今这个形势应该没有挂名工作队,可是却真实存在。南山县委、县政府对工作队的要求与市委、市政府对工作队要求一样,吃住在村,工作在村,与家中工作脱钩。然而,没有单位配合,没有人执行,也没有像市指挥部那样检查、抽查、暗访之类的动作,偶尔有一点也是应付差事,很容易蒙混过关。因为有村干部配合,每次他们都是有惊无险。
不是县委、县政府领导好糊弄,而是会装糊涂。要谈打假,县领导都是高手,他们都是从基层一级级干上来,处事无数,阅人无数,像这类小动作、小把戏一看就知道,只是不说而已。
不过一点不说也不行,不说不能平“民愤”,不说就要负领导失察责任,万般无奈之下、迫不得已才说上两句,不痛不痒,不轻不重,听不听由你,起不起到作用是另外一说。
至少我听到三次,都是在市工作队队长会议上所讲,说得很气愤、很严厉,也很严肃,说县工作队不是那个鬼事,住村看不到鬼毛……话相当难听,像是要动手术刀。开始我还以为要动真格,观望多日后依然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这才知道县领导是说给我们听的。
有一天骆河生支书带领一群人到工作队,说是县纪委来检查扶贫工作。我已经习惯了检查,自从住村后明察暗访来了不少,有单独组团而来的,有联合组团而来的,有纪委的,有指挥部的,有新闻媒体的,也有普通来访者,谁都可以检查工作队,不说是县纪委检查组,就是镇纪委来检查也得积极配合。
尽管我们的牌头不小,是市扶贫工作队;尽管我的级别也不低,比书记、镇长要高一级,但是市委、市政府对工作队明文指示,到村后必须接受乡镇党委的领导,也就是说我们是乡镇党委的下级,一切行动服从乡镇指挥。
我没有多问,将柜子里的资料全部搬出,坐在一旁听候调遣。
他们翻个遍,不时问这问那。
资料看完后还要填表,方式是一问一答,他问我答,我说他填。他们问我每个月住村几天,我说有时是20天,有时是24天,最多时住过26天,平均约是22天……
我不记得问了多少问题,反正问了半个多小时,内容涉及两大块:一块是贫困户情况,一块是工作队情况。好在我情况熟,记性好,基本做到了有问必答,并且答得很顺口、很流畅。临走时县纪委的同志表扬我,说我工作做得好,做得扎实。
正在我受宠若惊时,得知检查不是冲我们而来,而是来检查县工作队。
我有上当的感觉,说骆河生支书是以真乱假。
不过比以假乱真好听一点。
骆河生支书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县工作队到现在为止连个窝都没有,上那儿去检查。
我说你就讲实话就行了。
骆河生支书说县工作队可怜,担子不小,责任不轻,县委、县政府什么都不给,让他们两手空空来扶贫。怎么扶,拿什么扶?不像你们市工作队,每年财政还给20万元经费,有钱就好办事。
这就是搞假的理由?
但是不能拿别人的工作往自己脸上贴金。
骆河生支书说不是贴金,是帮他们过关。
等于是在做“好事”。
这一次过关下一次怎么办,不能老是这样靠撒谎过日子,总有拆穿的时候。
也许他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撒谎不是长久之计,万全之策还是住进来。
过了一段时间,我在村委会遇见两个陌生人,他们跟我打招呼,我却不认识。问骆河生支书才知道,是县工作队的同志,住在村委会三楼。
住进来了?太阳从西边出了?我很是吃惊,还专程跑到三楼参观他们的宿舍:两间房子,四个床铺。室内空空,只有日常生活用品,没有办公用品。
我还以为他们从此就会住下来,没有想到十天半月就不见人影。
开始床铺还放在那里,我以为他们还会再来,谁知道个把月后床铺都不翼而飞。
不得不佩服他们胆大,竟然到了连作假都懒得做这种地步,说明他们没有敬畏之心,有点天不怕地不怕。
相比之下,市工作队就是个胆小鬼。
他们就不怕检查,就不怕暗访,就不怕撤职,就不怕处分,就不怕开除公职?
这些对他们而言就是危言耸听。
不过不是一点都不怕,也怕,偶尔来一下、关键时刻来一下就是最好的证明,就是怕的表现。
我佩服他们每次来得正是时候,也是恰到好处,是谁通风报信?
不用观察就知道,是村干部。村干部就是他们的内线,小事扛着,大事提前告之,他们只需演一场戏就够了。
其他不说,就拿市领导来长银滩视察这件事,平时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但是只要有市领导来长银滩,他们的身影总会在领导面前出现,没有一次遗漏。
领导不会天天来,检查不会天天有,躲过这几天就是万事大吉。
现在我不佩服他们胆大,佩服他们与村干部的关系。相形见绌,我就没有他们那么会搞关系,几十年没有休年休假,好不容易休个假却被人反映到市长那里,说我一个月不在村里。
不说原因,只说结果,市长一听火了,胆大,要严肃处理。
按照劳动法连续15天不上班要开除公职。的确严重。
我休的是个造孽假,人不在村心在村,每天都有接不完的电话、处理不完的事,甚至有人找到家中要求解决问题。
假期结束后,我当着四位村干部的面感慨,我说我长期住在村里,好不容易休一次假,却有人向领导反映我不住村;县工作队长期不在村,却有人打掩护说他们在村。“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一家人,做人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我用赵本山和范伟小品里的话来自嘲。
村干部也会开玩笑,说长银滩离不开我。
现在这个社会高手如云,谁离不开谁。
我知道他们不是有意告我的状,正因为我长期住村他们才敢说我不在长银滩,如果是县工作队那就是一告一个准。
俗话说得好,好人说不坏,坏人说不好。
还说,身正不怕影子斜。
这期间我总在思忖,为何村干部“誓死”都要保护县工作队?
仅有同情还不够,关键是有“好处费”。县工作队每年可以什么事都不做,但是必须要做一件事,那就是给村委会一笔钱,少则3万元,多则5万元,这笔钱由村委会自行掌控,村干部自然高兴。不像市工作队,一年拿出一二百万元,村干部却没有份,钱都用在扶贫项目上,用在贫困户身上,村干部没有得到一分,凭什么为你说话。
所以县工作队来长银滩还有酒喝,我们就只能自行解决。
骆河生支书曾当面埋怨我,村里用钱一分都不给,老百姓用钱大把大把地送。
也就是说我不够意思。
我批评骆河生支书不讲实话,工作队最大的一笔钱用在村里,仅村光伏发电站一笔就是16.8万元,工作队一次性结清。
我知道骆河生支书所说的用钱不是指这方面用钱,而是指像县工作队那样的钱,只不过不好说、不敢明说。
我只能装糊涂,因为市工作队的钱都是有用途,都要用在项目上,不能给村干部发福利、发补贴。尽管我同情村干部工作量大、工资低,但是同情归同情,纪律红线不敢碰。
像长银滩村这样“保护”县工作队的行为在社会上不是孤立存在,其他村也是一样。
南山县境内每个村几乎都有工作队,除省市13支工作队外,其余工作队都是由县直行政机关抽调干部组成。由于僧多粥少,有的县直单位要联系几个村,像县人社局局长胡虎冰就挂三个村的第一书记,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要求他每天住在一个村。
住村对于那些小单位而言是个额外负担,人少事多势必只能挂名。
也许正是这个事实,所以县领导至今不敢说狠话,也不敢动真格。
听县工作队同志讲,他们之所以不好好住村,不是没有廉耻观,不是不想好好做人,不是不想学市工作队,而是县情不允许,根本无法学到。拿市工作队每年20万元经费这一项来说,南山县就学不到。市直行政单位与县直行政单位个数差不多,人数也差不多,而组建的工作队个数却大相径庭。市直是保重点,只派出35支工作队、130多名队员,所以能实打实地住下来。而南山县是遍地开花,每个村都派有工作队,每支工作队3名左右队员,一下子就要拿出600多人住村,哪来这么多干部?只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能是搞假,只能是阳奉阴违或者敷衍了事,结果是人很累戏还没唱好。
话有几分道理,但是我认为不是搞假、阳奉阴违、敷衍了事的理由。既来之则安之,来了就得办几件实事,办几件贫困户称道的事,而不是给村委会几个小钱就了事。
三
住村挂名其实不是新鲜事,过去都是这样在做,中央八项规定之后坚决杜绝。
我住了几次队,唯有这次是动真格,并且很认真,不放过每一个细节。譬如说,现时手机是最好的通信工具,可是扶贫指挥部却偏偏要求每个工作队必须安装固定电话,并且将之列入考核内容之中。
我的两个队员也提出一个必须,就是必须安装有线电视,这样有电视看就不觉得空虚。
我也有一个必须,就是必须要有网络。
三个必须注定了要跟通信部门打交道。
农村没有选择,有线通信这一块只有中国电信一家运行服务商。
由于工作队住地离慈口乡政府近一些,骆河生支书打电话慈口乡电信所,请求他们派员安装。
电话打出十分钟后,业务员小朱骑着摩托车到达长银滩。
小朱长得很精神,身高在1米8左右,年龄30岁的样子,走路带风。
他做了自称介绍,并报了价格。
我不担心价格,国有控股公司不敢乱收费,我只关心服务质量,最怕断线、掉线,上网速度慢、卡机等现象。
他让我放心,说中国电信是世界500强,服务质量一流,客户满意至上。
那好,施工。
他开始忙碌,却没有帮手,一个人梯上梯下很不安全。
我怕他出事,安排人扶梯。
他似乎习惯了空中操作,没有胆怯,手脚麻利,像是个经验丰富的大师傅。
大约忙了个把小时,电缆拉进家。
电脑、电视机已准备就绪,电话机是他带来。
开始连接、调试、设密码,又忙了个把小时,大功告成。
第一个电话当然是打给市扶贫指挥部办公室,告诉他们工作队名称、地址、电话号码,然后打开电脑安装微信、qq软件。
一会工夫,两个聊天平台安装完毕。
与此同时,隔壁老黄、老雷房间传出电视机声音。
有了网络的感觉就是不一样,朋友群、同事群、办公群顿时出现没完没了的信息,刚才还感觉离家、离单位很远,现在就没有这个概念,仿佛亲朋好友、领导同事就在身边,就像王菲歌中唱的“我一直在你身边从未走远”。
我握着小朱的手,谢谢他的辛勤劳动。
他掏出已写好的发票,要钱。
没有钱只有签字,还得去大场镇财政所跑一趟才能拿到钱。
他有点不情不愿,但是没有办法,只得接受事实。
不出两天,唯一的邻居陈敬珀找到我,说工作队电话接到他家电话线上,来了许多陌生电话,都是找工作队的。还有他女儿打来电话,总是工作队的人在接。正说着,指挥部办公室小张打来手机,说工作队的固定电话号码不对,是不是搞错了号码。
听他口气是怀疑我们作假。
我问他在不在电话机旁,他说在。我让他不要挂断手机,我用固定电话打他办公室的座机。
他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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