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到长银滩村办事，绕不开村小学，因为村小学与村委会在一栋楼办公。

刚来时，我还以为是村小学借村委会的房子办学，没有想到房东竟然是村小学。用农民的话来说，是村委会沾了村小学的光。

从外表上看，村小学还有几分气派，三层主楼，一个附楼，一个小院，占地面积有500多平方米，这在周围都是低矮破旧的民房之中，有点鹤立鸡群的味道。不过，没有生机，没有出场，被民房堵死在一个角落，唯一的出道刚好容纳一辆小车通行。

在我印象中，但凡学校门口都有一个大操场，当初规划时难道忘记了这个重要指标？骆河生支书说没有忘记，预留了，怎奈长银滩村土地资源稀缺，老百姓无处建房时就打起这块空场的主意，开始是试探性占一点，没有人管，也许是管了没人听，没有起到作用，慢慢胆子就大了，打主意的人也多了，向前推进的步伐就快了，于是空场被蚕食得越来越小，小到最后只剩下一条路可走。

如果没有熟人带路，第一次到长银滩肯定找不到村小学，即使到了村小学门口，也不知道村小学在什么地方，因为进口处两边堆满柴火、建筑材料、垃圾之类的杂物，还有菜园以及路中间觅食的鸡鸭豚等，感觉不出里面还有一所小学。

更让我不解的是，主楼千疮百孔，附楼“健壮”如碉堡。

骆河生支书说不是同一天所建，是两个独立的工程，前后相隔上十年时间。主楼建于20世纪末，附楼是最近几年才建。主楼是教室及老师宿舍，附楼是厨房、厕所。

严格地讲，附楼不应该叫楼，因为只有一层，不过地基下得结实，上面再加两层没有问题。

我问主楼何时成为危楼。

骆河生支书语焉不详，最后干脆说不知道。

其他干部回答不一，有说是最近几年，有说发现了上十年，有的干脆装作没有听见。

没有准确或标准答案。

听得出都不愿意讲真话。

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难道是村里有名望的人或者是得罪不起的人或是支书所干的事？

骆河生支书说，接手时就是这个样子。

那就是上任，可惜人不在。

没有人告诉我内幕，但是我相信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最终还是有人揭开了这个秘密，不过不是主动说出，而是无可奈何。

涉及利益的事不得不说。

骆河生支书希望工作队为长银滩村建一个村委会，颜飒爽副市长也答应了，叫我们做好选址工作。我们看了几个地方，均不够理想，最后我提议在大泉口、也就是工作队住所旁边位置，因为大泉口是全村版图中心，并且地型相对宽阔，适合建一座带有广场的村委会办公大楼。开会讨论时，只有二组村组干部不同意，因为现有村委会在他们的地盘，“改变位置”意味着二组将失去全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怎奈孤掌难鸣，少数服从多数。会后，二组组民纷纷找到我，阐述不能“改变位置”的理由。在长银滩的历史上，无论是小长银滩村还是大长银滩村还是长银滩大队，二组的地位从未改变。现在撤走，在感情上有些舍不得，在面子上有些说不过去，让他们活着无颜面对父老乡亲，死后无脸见祖宗十八代。

我说搬离二组有两个原因：一是二组没有空地，前面是湖后面是山，有一块空地需要填湖，增加了建设成本。即使填好，也不能给村委会建房，因为这块地已经规划上报为易地搬迁安置点；二是二组人没有大局意识、全局观点，好好的一个村小学，被“围追堵截”得没有出路。毛主席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为了不让历史重演，为了避免新村委会成为第二个村小学，所以多数人同意从二组搬出村委会。

其实村委会建在什么地方还没有最后确定，上一次只是议一议，有了意见后骆河生支书好去做工作。大泉口是个好位置，但是要拆迁一栋老房子，正好这户人家是贫困户，符合易地搬迁政策。骆河生支书找过他几次，但是对方开价过高，还得慢慢做工作。

二组有一块空旷位置，是大慈公路改道、拉直、穿湖留下的产物，面积有万把个平方米，最适宜建村委会，可惜他们准备建一座容纳千人的宗庙祠堂，并且已付诸实施，18门程派来了代表，酒也喝了，风水先生也看了，方案敲定了，只待一个男丁2000元集资款收齐后开工。

南山农村有建宗庙祠堂的风俗习惯，并且相互攀比，相互炫耀，结果是越做越大，越做越气派，好似谁家气派谁家发人、人丁兴旺之意。

其实是撑面子。

请求村委会留在二组也是撑面子。

现在他们将要失去这个面子，没有人愿意。特别是那些老太太、老大爷，见面就请我高抬贵手，千万不要将村委会搬走。

我的回答始终是两点不变：没有空地，没有大局观念，除非这两点不存在。

话有点直接有点难听，但是透露了希望。

有希望就要努力，否则就失去原有地位。

开会、磋商、征求意见，几轮协商过后，最后签字表决，结果是32：1，即32户赞成把建宗庙祠堂的地用来建村委会，只有1户坚持建祠堂。

不能不说是破天荒之举。之前的口头禅是：宗庙祠堂大于天，所有建筑都靠边。

不能再说他们没有大局意识、全局观念。

我问上门沟通的长者，18门程同意吗？要知道，建宗庙祠堂的酒喝了，风水先生看了，方案定了，现在擅自决定把地给村委会是犯了众怒。

长者拍胸说，土地是他们的，他们说了算。

的确是掌握了主动权。但是，对18门程也得有个交代。

长老说有交代，即缩小规模，建一个小祠堂，够用就行。

看来土地的问题不叫问题。

不过，我怕他们是权宜之计，等村委会做好后又是剩饭一碗。谁能保证村小学的“悲剧”不会重演？

这次要建的村委会不同于以往的村委会，应该是一栋综合办公大楼，内设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卫生室、老年活动中心、超市等。还要建一个小广场，方便群众举行文化、娱乐、体育活动。

长者说他能保证。

我不相信。虽然他年纪大、辈分高，但是不买他账的大有人在，他只能代表他一个人。

长者说我不知道内情，这次村委会建在东头，东头的人比西头的人善良、讲道理，不会出现西头那种情况。

村小学就是建在西头。

他说长银滩小学搞成今天这个局面，都是西头作的孽，危房也是他们搞出来的。

危房？我正想知道这件事。

他说，农村义务教育“普九”时期，长银滩小学被列入“过期房屋拆除、更新”学校之一，即使不找关系，学生也会住进新教室上课，只不过是迟早的事。由于周边学校拼命找关系，校舍改造纷纷上马、开工，只有长银滩小学没有动静。村干部坐不住了，请本村在县城工作的一名局级干部出面。这名局级干部说行，但是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钱搞到手后，工程得由他的亲戚承建。

村干部想，谁建都一样，只要早日开工，于是就答应了。

有了这个承诺，这名局级干部加大办事力度。没过多久，便把钱要来了，村委会也兑现了诺言。

到此为止，应该是皆大欢喜。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亲戚不争气，所建成的房子出现质量问题，被认定为危房，不能使用，也不敢使用。

如果追究责任，教委、村委会、这名局级干部都脱不了干系，于是采取捂的办法，悄悄整改。

必须肯定的是，整改工作没有马虎，谁都知道人命关天，特别是村干部，知道这些教室是给自己的子孙准备的，万一出事，伤亡的就是自己的亲骨肉。于是该花的钱不能节约，该请的专家不能不请，该买的质优价高钢材不能不买，办法就是给每根大梁焊上钢筋、钢板，等于给大梁穿了一身铠甲，牢固、结实、可靠。

不再是危房，就是不好看，伤痕累累。

房子是拿来住的，不是拿来好看的。专家说可以交付使用，这才安排学生进教室上课。

我问这名局级干部的名字。长者说算了，反正是西头的人，时间长了你也会知道。

二

既然我知道这件事，但是我不能不闻不问。虽然这栋楼过去没有出事，但是时间过去一二十年，大梁“铠甲”上的钢筋、钢板已经生锈，会不会有质量问题，得找个权威机构进行鉴定。

我不知道谁是权威机构，但是我知道找教育局应该没有找错人。

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找县教育局反映最合理。但是人不熟，直接找市教育局。

我敲开市教育局分管副局长龙海燕办公室大门，说明来意。

龙副局长第一反应是不会有危房，因为人命关天，教育部门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何况教育部、省教育厅对校舍安全非常重视，实行安全等级管理，每年新学期开学前都要对中小学校舍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对所有d级危房（承重结构承载力已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房屋整体出现险情，构成整幢危房）和其他不能安全使用的校舍立即停止使用，并切实做好师生的安置。对c级危房要及时进行修缮，对容易引发安全事故和影响安全疏散的设施、通道等要立即进行整改清理。正是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全市没有危房。

我是外行，是不是危房我不敢断定，只能是怀疑有质量问题。我从手机中翻出几张图片，请龙副局长过目。

第一感觉是危房。

龙副局长说做了加固处理，说明过去是危房，现在怎么样他还得问问南山县教育局。

他马上打通南山县教育局分管领导电话，问长银滩小学的教室是不是危房。

对方干脆、果断回答：不是危房。

龙副局长问他能不能确定。

对方回答能确定，因为是他分管，全县校舍质量他最清楚。他组织过专家赴长银滩小学进行检测过，检测结果记忆犹新。

好。

龙副局长这才告诉他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是因为市驻长银滩扶贫工作队关注这件事，怀疑有质量问题。

对方说，长银滩小学的房子县教育局也非常重视，每隔几年就要检测一次，最近一次检测是前年，没有问题，可以继续使用。

前年？龙副局长认为时间过去太久，建议他们最近再做一次检测。

对方说行。

龙副局长放下电话后对我说，你放心，在校舍质量安全问题上，我们教育部门绝对不会马虎，绝对不会拿头上的乌纱帽开玩笑。

没有质量问题就好。

三

尽管不是危房，但是总看不顺眼，特别是大梁上那身铠甲，在脑子中挥之不去。

王爱勤老师从教室出来，问我是不是有事找她。

我说没有，看看。

她不知道我想看什么。

我还想往里走，听到于亚苹老师提问学生的声音。我怕打扰他们上课，赶紧收起脚步下楼。

长银滩小学就2名老师，32个学生，分成两个班上课。高峰时有4个班级，150多名学生。现在仍然是4个班级，但是每个班级只有七八名学生。老师少、学生少，上课还得正常进行，办法就是复合式教学，一、二年级一间教室，三、四年级一间教室，老师为这个年级上课时，那个年级的学生要么做作业，要么温习功课。等讲完课后再布置作业，再上另一个年级的课，如此循环往复，居然相安无事。

有点触景生情，想到我自己小学一、二年级也是这样度过，所以不陌生，反而有一股亲切感。

严格地讲，长银滩小学不叫小学，叫教学点。如果按照南山县教育部门规定的学生规模人数，长银滩小学可以撤销，考虑到长银滩村距离最近小学也有5到10里路程的实际，从方便小孩安全上学出发，保留了长银滩小学，但是只允许招一、二年级学生。由于三、四年级的孩子照样没有自理能力，学校又不具备住读条件，还没有校车接送，所以放宽到三、四年级。

放宽之前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增班不增老师，由村委会自行解决。

等于是好事没有做到底。

按教育部门的说法，不是不想做到底，而是没有老师愿意来。

这种现象在边远山区小学普遍存在。长银滩这个地方既是边远山区，又是贫困库区，更是没有老师愿意来。

来的都是民办老师。但是，随着民办老师慢慢转正，民办老师越来越少，加之不准新增民办老师，像长银滩这类小学等待的只有两种命运：要么撤销，要么村委会自行请老师。

村委会自己请的老师还不能叫民办老师，只能叫临时老师或者叫代课老师，因为民办老师也列入了地方编制，由财政发工资，并且是只减不增，直到消失。

王爱勤老师是民办老师，没有多少话语权，哪里艰苦、哪里没有人去，她就去哪里。正如八十年代流行的那句话：革命干部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王爱勤老师今年41岁，当了20多年民办老师，在十多个地方教过书，两年一动，离城镇越来越远，离大山越来越近，直到扎根山区库区。不变的是每到一处就她一个老师，变的是每个月工资由最初的几十元长到现在的1000多元，超过2000元的日子不多。

爱人劝她转行，她不为所动，她太爱教书育人这个职业。正因为爱，她差点“献身”在这个岗位上。有一次划船家访，突然下起狂风暴雨，她从船上掉到湖中，幸好被路过的另一艘船救起，不然就要葬身湖底。爱人知道后疼她，逼她辞职，让她随他一起到武汉打工。她说她只会教书，其他事不会做。爱人说不过她就与她斗气，干脆不去打工在家陪她。她的工资养自己都成问题，怎么能养全家。她不怨天尤人，日子难过天天过，不能过好日子就过苦日子，不能吃干饭就吃稀饭，依然故我，不为所动。

改变不了别人就改变自己，她爱人宣布投降，重新踏上打工的路。

这一回她感动了天感动了地，就在我们工作队进村不久，她被录取为正式老师。

不过，正式手续还没有办下来，每个月仍然是1000多块钱的工资。

她和于亚苹老师还有另一个角色，就是为远途不能回家的学生做中餐，有时还要贴上买菜买油的钱。

于亚苹老师是长银滩媳妇，是湖北省十堰市郧县人，嫁到长银滩将近十来年。她爱人是二组组长，一个勤劳朴实的小伙子。两人是在打工时认识，第二年就谈婚论嫁。

郧县与南山县虽然同属湖北省，但是一个在东一个在西。由于路途遥远，迎亲队伍不能到她家门口，她只能先坐公汽再坐火车，一路向东，到达都宁火车站时已经有十几个小时路程。人虽然有些疲惫，但是坐上新郎准备的迎亲小车，顿时忘记了旅途的劳累。

她是中专毕业，在长银滩算得上知识分子。正好村小学缺老师，就怕她不干。

夫妻俩原计划办完婚礼后出门打工，没有想到要她当孩子王。留下吧，每个月只有800块钱工资，只及打工收入的四分之一；不干又怕辜负全村人民的期望，权衡再三，决定留下。

她留下，她爱人也得留下，等于为二组贡献了一名组长。

四

我没有想到于亚苹老师工资这么低，问骆河生支书能不能找教育部门加一点。

骆河生支书说有这样都不错了，因为村干部每月只有450元工资。

我说两者不能比，因为村干部是兼职，还有时间做其他赚钱的事，而于亚苹老师是全职教师。

骆河生支书说于亚苹老师一年1万多块钱的工资全部由村里出，村里没有收入，每年年终结账时村里为钱发愁……要不，工作队想办法解决。

我没有想到板子被打回来，更没有想到于亚苹老师的工资由村委会支付。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教育局发工资。

骆河生支书解释，不是要工作队出钱，即使工作队有钱也不要工作队出，因为工作队只能出一两年，如果工作队走了，以后找谁要？长远的办法就是，将于亚苹老师的工资列入财政预算，由南山县教育局出钱。

我认为想法不错，要求也不过分。教育扶贫是“五大扶贫”措施之一，长银滩村是全市35个重点贫困村，凭什么还要贫困村分担理应由公共财政负担的经费。

上教育局找局长评理去。

敲开南山县教育局陈局长办公室，骆河生支书介绍了我的身份，我说明来意，骆河生支书递上报告。

陈局长不看报告，而是从抽屉中拿出一本全县教职员工花名册，翻到长银滩村那一页，喃喃自语：一名正式教师，一名临时教师，32名学生，四个班级……以班计算得配2名，以学生数计算得配1.7名……稍停片刻，又想了一会，说行，给长银滩增派一名正式老师。

正式老师？我可没有听错，真是意外收获。没有想到陈局长这么爽快。

我问几时能到位。

他说九月一号。

也就是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

我说好，谢谢局长对长银滩的支持。

出门后，我问骆河生支书，陈局长平时办事是不是这么爽快。

骆河生支书说不知道，稍后问我，与爽快有什么联系。

我说有联系，正由于太爽快，我怕他是忽悠我。

骆河生支书说什么人不好忽悠，去忽悠市工作队。

也有道理，不看僧面看佛面，毕竟我们工作队是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队。不过，我还是有些不放心，说路过大场镇时，与镇教育组组长对接一下，不然过了九月一号就是有劲使不上。

正值放假，不知教育组夏组长去向。骆河生支书没有他的电话，书记、镇长不在家，只好委托在大场镇挂职的镇党委副书记余斌帮忙办理。

余斌很快来了电话，说没有找到夏组长本人，不过与他通了电话，谈到长银滩小学增加老师的事，没有想到夏组长脾气相当不好，没有讲几句就挂机了。余斌以为自己是新来的，夏组长不认识他，所以请分管教育工作的王镇长过问此事，谁知道情况一样。

还有这样的教育组长？我决定会会他。

打了几个电话才通，我问夏组长为何迟迟不接电话；他反问我是谁。

我自报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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