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办案人员见劳天容态度这么好，心里都非常高兴，高兴得差点提前召开庆功会。本以为最难啃的骨头没想到这么好啃，那么后面就更不会有任何问题了，想开庆功会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案子越往后审，问题变的越复杂，复杂到几乎办不下去的程度。

主要原因是两条，一是有人在帮劳天容“活动”，严重干扰了案子的进展，二是劳天容态度太好了，好过分了，把该交代的问题交代了，不该交代的问题也交代了，反而给办案工作增添了许多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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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活动”不奇怪，事实上，如今只要有人被“双规”，就肯定有人出面为当事人“活动”。不仅特区是这样，内地也这样。在某些地方，“活动”甚至成为一种新兴行业，有人专门做这种生意，靠“活动”发财。在特区，就出现过这样的笑话，几个骗子冒充上面来的人，找某个领导干部“谈话”，说要对他“双规”，然后另外几个骗子出现，说能出面为他“摆平”，但是要“活动经费”，结果，该领导还真拿了钱交给骗子，结果果然“摆平”了。在安徽，原副省长王怀中被“双规”期间，也有人声称能“摆平”，并扬言能活动到中纪委，果然也骗取了“活动费”，只不过钱骗去了，没有“活动”成功罢了，所以有人说，特区人连腐败都比内地守规矩、有效率。

虽然不能“活动”成功，但是这些“活动”对办案工作的干扰作用还是有的。如果这个出面“活动”的人不是骗子，而是真正的“活动者”，并且这个“活动者”还有一定的来头，那么这种干扰作用就更大。具体到劳天容的这桩案子，为她“活动”的人肯定不是骗子，而是一个真正的“活动者”，并且这个“活动者”还是有一定地位，所以，就真的起到了很大的干扰作用。

按照惯例，真正出面为当事人“活动”的“活动者”通常是他们的直系亲属或利益相关的人员。直系亲属不用说了，亲情高于一切，家里人出了事情，出面“活动”甚至是“打点”可以理解，即便这些“活动”或“打点”最终并没有起到实际效果，对当事人起码也是一个安慰。至于说利益相关的人，比如生意上的合伙人，或者是有其他利益关系的人，无论是出于情面还是出于保护他们自身利益的考虑，出面为当事人“活动”甚至是“打点”也都是很正常的。具体到劳天容，从直系亲属方面说，出面为他“活动”或“打点”的应当是郑品浩和郑小彤，再不行就是安小元，但是事实上，郑品浩对特区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在劳天容辉煌的时候，郑品浩很少来特区，以至于很多特区人甚至认为“女皇”是当年样板戏中的女英雄，像江水英或柯湘，根本就没有丈夫，或者有，但是已经离婚了，所以人们根本就不认识郑品浩，更不知道他是劳天容的丈夫，再加上郑品浩本来就是学究型专家，寡言少语，不善交际，简单的事情能被他说复杂，似乎很难胜任这种“活动”和“打点”的角色。儿子郑小彤的情况也大同小异。有其父必有其子，郑小彤也不喜欢说话，而且学问和社会地位还不如父亲大，就是有心想为母亲“活动”，估计都不知道从哪里着手，可能连门都进不了。事实上，“活动”或“打点”是一项很复杂的系统工程，如果开展的不好，对当事人不但没有好处，说不定还要起反作用。比如安徽省前副省长王怀中就因为“活动”不当，把一位不该扯进来的大领导扯了进来，本以为可以拉大旗当虎皮，保住性命，没想到适得其反，为了“封口”，被提前执行死刑。这样，在直系亲属这方面，出面为劳天容“活动”的重担就落到了安小元肩上。实事求是地说，从郑品浩、郑小彤和安小元他们三个人的个人能力来看，真正能够胜任为劳天容“活动”的角色确实是非安小元莫属，并且自从郑品浩转达了劳天容邀请郑小彤和安小元回家过国庆节的信息之后，安小元也基本消除了对劳天容的前嫌，愿意为劳天容的事情奔波和打点。但是，也该劳天容运气不好，正好赶上安小元临产，临产的时候当然不能出去“活动”，而临产之后就是做月子，更不能出去奔波和活动。这样一来，直系亲属这边实际上就没有人能够出面为劳天容“活动”了，“活动”的重任只能落在那些跟她有利益关系的人的身上。

什么人跟劳天容有利益关系呢？当然是生意上的合伙人。但是劳天容不是私营企业，而是国营大型企业老总，既然是国营大型企业的老总，那么她就没有合伙人。甚至连生意上的合作伙伴都没有。因为能源集团是垄断性行业的企业，垄断性行业的企业开展业务不需要真正意义上的相互关照的合作伙伴，所以，对于处于垄断性行业国营企业老总来说，真正跟他们有关系的，只能是他们的同事。具体到劳天容这里，只能是她的副手，因为副手是跟她个人关系最密切的同事。考虑到劳天容的副手是劳天容一手提拔上来的，并且劳天容还刚刚把特区能源集团总裁的位置让给他，而且，一旦劳天容明年退休，能源集团一把手的位置很有可能就落到这个副手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副手出面替她摆平一些事情似乎是在情理之中。问题是，副手愿意为她出面“活动”吗？

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事实上劳天容一被“双规”，她的副手马上就“活动”了，不过，副手“活动”的目的并不是为劳天容，而是为了他们这个班子。本来，劳天容一“双规”，上面马上就要派一个庞大的工作组进驻能源集团，副手在第一时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反应：坚决不能让工作组进来！副手的主张立即得到能源集团除劳天容之外班子成员的一致响应，特别是得到了纪委书记和副书记的响应，于是，他们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并且罗列了抵制工作组进驻的几条理由。第一，劳天容一个人不能代表能源集团党委，劳天容有问题不能代表能源集团党委有问题，上面应该相信能源集团党委；第二，班子成员一定会积极配合办案人员的工作，包括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和取证工作，请上面放心；第三，特区的经济发展一天不能受影响，能源集团一天也不能停止供电，而进驻一个庞大的工作组，肯定对集团公司正常的工作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为了不要产生这种影响，所以不希望进驻工作组，但是欢迎上面立即委派一名新的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来主持工作，班子成员坚决欢迎，并保证摆正位置，积极配合；第四，法国电力公司受让特区能源集团百分之四十九股权的工作正处来关键时刻，而这次能源集团国有股转让是整个特区国有企业二次改革的关键，担负着为整个特区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和产权国际化改革摸索经验的重任，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往能源集团派驻一个庞大的工作组，不仅不利于资产重组工作的顺利完成，而且还会给法国方面留下非常不好的影响，对后面的特区国有企业引入外国资本实现国营企业深化改革工作非常不利。

应该说，以副手为首的能源集团班子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他们提出的几条理由也都是能站得住脚，并且他们是以“集团党委”的名义出面的，上面难道不相信“党委”吗？所以，果然取消了派驻工作组的计划，取而代之的是由特区委派了一名新的党委书记兼董事长，于是，劳天容原来的这个副手和能源集团整个班子成员都松了一口气，不但他们松了一口气，而且连下面二级公司的老总和副老总也都松了一口气。也难怪他们都松了一口气，因为，一旦真的让一个庞大的工作组进驻能源集团，虽然可能对了结劳天容的案子有利，但是很难保证拔出萝卜的时候不带出泥。毕竟，特区能源集团是劳天容一手创办的，毕竟，劳天容这个萝卜太大了，也根太深了，所以，在拔这个大萝卜的时候带出一些泥非常正常。现在工作组不进入了，带出泥的可能性就小多了，即便要带出，那么也只能带出一些小的泥块，自己动手抹掉就是，不会涉及全局，不会带出大块的泥巴和大片的泥巴，因此，上上下下有理由全部松一口气。

他们是松一口气了，劳天容就惨了，因为工作组不进驻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原班子成员必须积极配合办案工作。既然保证积极配合办案工作，那么当然就不能再为劳天容“活动”了，这样一来，无论是劳天容的直系亲属还是劳天容的原工作单位同事，实际上都没有人出面来为劳天容“活动”了。

没人出面活动是惨的。好比人出车祸了，没人出面抢救一般。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正当大家以为不会有人出面替劳天容“活动”的时候，正当大家以为劳天容会独孤而死的时候，有一个大家都意想不到的站了出来，而且是公开地站了出来了。

这个人就是程万里。

程万里站出来替劳天容“活动”是办案人员根本没有想到的。因为在上面来的办案人员看来，劳天容跟程万里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既然没有关系，这个时候他站出来替劳天容说话，不是没事情找事情嘛。

其实不光是上面来的办案人员没有意料到，就是特区本地的人，也没有想到程万里会站出来为劳天容说话。虽然如此，但真正了解程万里的人，对他今天的举动虽然有点意外，但仔细一想也在情理之中。特别是特区的一些局级领导，联想到当初储时建案子的时候，程万里在公开的场合替储时建打抱不平，那么今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劳天容的身上，程万里站出来说话有什么不可以理解的呢。

程万里还是那句老话，腐败是制度造成的，我们今天执行的分配制度不合理是导国企老总致腐败的根本原因，并且举例一、二、三、四、五，所以，程万里坚决主张要对待劳天容要网开一面，并且他上蹿下跳，到处找人替劳天容说话。

程万里的出面对劳天容案子的进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干扰作用。首先，程万里还不是一般的人物，而是特区正儿八经的一个局级领导，能量不可小视；其次，程万里在特区本来就有一张关系网，因此他的能量比一般的局级领导大；第三，程万里是以一个仗义执言和打抱不平的形象出面的，所以居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同情甚至是尊敬，不仅特区的有关方面对程万里同情和尊敬，就是上面来的办案人员，对程万里的举动也有点佩服，甚至不得不承认程万里说的话有一定的道理；第四，程万里不搞阴谋诡计，而是公开地为劳天容鸣冤叫屈，弄的办案人员奈何他不得。

正因为有上述因素的影响，刚开始的时候，程万里的行为对劳天容的案子干扰相当大，事实上，要不是程万里自作聪明地去找姚中诚，这种干扰可能还要继续下去，但是他去找姚中诚了，被姚中诚很很地说了一顿，程万里才偃旗息鼓。

程万里去找姚中诚也是迫不得已。程万里在特区为劳天容“活动”的时候，虽然获得了一些人的同情与尊敬，但真正敢于站出来与他一起干扰办案的人却没有，而且就是同情，也是私下的，真遇上较真的时候，没有人敢顶真。并且，程万里发现，毕竟他已经退下来了，而且他退下来之后，他原来的那张关系网好象也不如以前好使了。仿佛关系网的运转也是需要能源支撑的，这个能源就是他自己手中的权力，现在他退位了，手中的全力没有了，不能够提供关系网的运转能量了，所以，关系网的运作效率就大不如以前。如此，虽然他积极地在为劳天容“活动”，并且活动的有声有色，对劳天容案子的进展也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影响的只是进度，而并没有影响到案子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程万里深深感觉到了自己势单力薄，力不从心，于是他就想寻求新的支持，就然想起了姚中诚。虽然程万里知道，如今的姚中诚跟他差不多，也已经没有什么实权，但是，他相信姚中诚的为人，相信姚中诚对劳天容的看法，因为他知道，上次提名劳天容作为副市长的人选，其实就是姚中诚的主张。另外，程万里相信姚中诚的话对特区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至少影响力比他程万里大，所以，他就主动给姚中诚打电话，寻求支持。

姚中诚已经知道劳天容的事情了，但是知道的不是很清楚，本来很想往特区那边打电话问问，又怕影响不好，正在着急着，程万里的电话打来了。本来在这种情况下，姚中诚接到程万里的电话是非常高兴的，但是说着说着，姚中诚不高兴了，并且在电话里面对程万里拍桌子了。姚中诚以前在特区的时候，当面都没有对人拍过桌子，但是今天，在离开特区这么多年之后，居然在电话里面对老部下拍起了桌子。可见，程万里把姚中诚气得不轻。

那天程万里在电话里面把自己的观点跟姚中诚说了，刚开始姚中诚听着还蛮认同，甚至还有点感动，因为他没有想到程万里关键时刻对朋友还蛮仗义，所以，一边听还一边不时地恩哈两声，但是听着听着，不做声了。

这个时候，程万里说：“其实相对于她为国家创造的财富和为特区的经济建设所做的贡献来说，区区几千万算得了什么？”

“几千万还不算什么？”姚中诚问，“你程万里有几个几千万？”

程万里愣了一下，没有说话。

“不管劳天容有多大的功劳，”姚中诚说，“也没有资格逃避党纪国法的制裁。”

“不就是经济问题嘛。”程万里小声说。

“经济问题是小问题吗？！”姚中诚的声音已经有所提高。

“其实如今当领导的，谁没有一点经济问题。”程万里还要狡辩。

“我就没有！”姚中诚发火了，“问题就出在这里，出在如今人们普遍认为经济问题是小问题，认为当领导的就该在经济上捞点实惠。从见怪不怪到见坏变坏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这是判断是非标准的大问题。如果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判断是非的标准出现了问题，那就是从根本上出了问题。这还是小事情吗？判断是非的标准出了问题才是产生腐败的根本！我们还是不是共产党员？！劳天容是不是共产党员？！你程万里还是不是共产党员？！假如我们作为共产党员特别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对腐败现象都见怪不怪、见坏变坏，那才必然会产生腐败！”

姚中诚就是说到这里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拍起了桌子。并且，程万里也确实发现姚中诚说的“是非标准”和“见怪不怪”非常到位，非常有震撼力。后来，程万里就真的深刻反省了一下，觉得自己判断是非的标准确实是发生了偏差，而且是极大的偏差。他确实对于很多违背党纪国法的现象到了“见怪不怪”的程度。程万里突然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党纪国法严厉制裁的共产党员的贪污腐化问题成了“小问题”了，至少在一部分人的心中成了小问题了。如果贪污腐化是小问题，那么什么是大问题呢？毕竟，现在已经不搞阶级斗争了呀。难道真像老百姓传说的那样，只有“跟错认”才是最大的问题？

据说姚中诚不但对程万里拍了桌子，而且还上书中央，专门提出了“是非标准”和当前现实生活普遍存在的“见怪不怪”的问题，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建议中央加强党的建设，严肃共产党员的行为准则，重新树立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只是他作为一个已经退位的老干部，这样的建议是不是能转达到中央核心层，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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