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万里、劳天容都曾经非常有理想、非常优秀，不然，也不会走上国企一把手的岗位，他们的结局，拷问着我们制度本身。其实，经济特区的行政体制改革未必要向国外学习，一河之隔的中国行政特区香港，廉政建设成就卓著，经济特区为什么不能向其学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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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万里的干扰排除之后，劳天容的案子本以为可以顺利地往下进行了，没想到又遇上了新的问题，由于劳天容的态度太好了，好到把不该交代的问题也交代了。比如前面说的她儿子和儿媳妇的问题，就属于不该交代的，她一交代，办案人员就不能不过问，而一旦过问，又找不到适用的法律条款，这不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吗？不是给专案组找麻烦了吗？这还是小问题，大问题在后面。后面是劳天容把有证据的问题交代清楚了之后，把没有证据的问题也交代了，这下麻烦大了。问题交代了，但是又提供不了证据，并且她现在已经被“双规”了，连儿媳妇生孩子都不能回去看一眼，哪里能完成艰巨的重新取证工作？如此，这项光荣而艰巨的工作就落到办案人员身上，这不等于给办案人员找天大的麻烦吗？

这个不能提供证据的交代是：侯峻峰等人先后向她行贿总共差不多一千万。

侯峻峰不承认，根本不承认，一分钱都不承认。

侯峻峰坚决不承认，而劳天容又一口咬定他就是行贿了，却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搞的有关方面非常为难，总不能凭劳天容的一面之词就对侯峻峰采取措施吧。如果这样，那么假如劳天容咬住的不是侯峻峰，而是中央某个领导怎么办？是不是也能凭她的一面之词对中央领导动手段？显然不行。

尽管如此，有关方面还是更加相信劳天容，决定程序照走，传讯了侯峻峰。

“你跟劳天容是什么关系？”

“校友关系，”侯峻峰说，“长江水利电力大学的校友。”

侯峻峰说的非常坦然，坦然到甚至有点得意的地步，因为毕竟，侯峻峰现在真的已经拿到了长江水利电力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结业证书，可以堂而皇之地称自己是长江水利电力大学的校友了，当然得意。

“你跟劳天容有没有什么业务关系？”

“没有。”侯峻峰说。

“没有？”办案人员问。

“真的没有，”侯峻峰说，“我跟她能有什么业务关系？”

“你敢说你没有卖煤卖油卖液化气给她？”办案人员问。问的口气有点胸有成竹，甚至有点嘲笑侯峻峰说谎都不会。

“我卖煤给劳天容？”侯峻峰反问，“她家没有装煤气？还用烧煤？不会吧。这是是特区啊，哪里还有烧煤的。”

“你少跟我们装糊涂，”办案人员说，“我们是问你跟能源集团有没有业务关系。”

“有，”侯峻峰说，“跟能源集团当然有，但是跟劳天容没有。”

本来就能说会道的侯峻峰，经过研修班的学习，更加能说，要不是嘴下留情，肯定把办案人员的问题装在袋子里面了。

办案人员显然是经过专门训练的，即便真的被装进去，也没有关系，还能及时跳出来。他们不跟侯峻峰纠缠，继续直本主题。

办案人员问：“你在跟能源集团开展业务关系的过程中，有没有得到劳天容的关照。”

“有，”侯峻峰说，“当然有。经常关照。说实话，这年头，如果没有人关照，怎么做生意？”

办案人员嘴角露出一丝有节制的得意，为自己的顺利跳出，也为终于触及到实质性问题而得意。

“得到关照之后，你有没有给劳天容什么好处？”

“给了，当然给，”侯峻峰说，“这还用问嘛。这年头，找谁帮忙是白帮的呀？肯定给好处。每次都给。”

办案人员终于把得意清楚地写在脸上。所谓写在脸上，就是这种得意不仅表现在嘴角，而且也表现在眼角，一个人的嘴角和眼角如果都表现为得意，那么就基本上可以说是整个脸上都写着得意了。

但是，侯峻峰没有让他们得意太长的时间。

“不过，那是以前，”侯峻峰说，“后来没有了。”

“后来没有了？”办案人员问。

“后来没有了。”侯峻峰说。

“真的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的？”办案人员问。

侯峻峰想了一下，说：“差不多有半年了。”

“为什么没有了？”办案人员问。

“她不要了，”侯峻峰说，“坚决不要了。她说如果我要是硬给，那么她就下令二级公司不要买我的煤，所以我就不给了。”

办案人员相互看了一看，好象还微微互相点了一下头，表示侯峻峰说的跟劳天容交代的基本上一样。

“你先后总共向劳天容行贿多少？”办案人员趁热打铁。

“行贿？”侯峻峰一脸无辜地说，“谁行贿了？向谁行贿了？行贿可是犯法的，我是生意人，只求财，绝不会做违法的事情。”

办案人员又互相看了一眼，但是这次相互看一眼的含义跟刚才那一次明显不一样。

“你刚才不是承认每次都给劳天容好处了吗？”办案人员问。

“是给好处了，”侯峻峰更加无辜地说，“但是给点好处跟行贿是两码事。刚才您还给我一根烟，这能说是行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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