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万里选择的目标是劳天容,因为只有劳天容与他才有可比性。他跟劳天容几乎是同时从北京到特区的,年龄差不多,级别也一样,属于“同类”,只有同类才能比较,只有可比性才有竞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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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万里是个不服输的人,从上小学开始,就天天想着争第一。小时候,程万里看过一本书,名字就叫做《为什么不是第一》,说美国一个总统,青少年时期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有次考了全校第二,欢天喜地地跑回家向父亲报喜,父亲只说了一句话:“为什么不是第一?”正是父亲的这句话,后来使他成为美国总统。
这本书对程万里的影响很大,以至于他已经养成了凡是都要争第一的习惯,这么多年来,这种性格都没有改变。
好争第一的人其实也就是喜欢竞争,或者是喜欢竞赛。无论是竞争还是竞赛,都需确定对手。在学校的时候,同学是对手,中小学的时候比谁的学习成绩好,上了大学之后除了比学习之外,还要比谁先入党。参加工作之后,与他同期毕业的大学生是竞争对手,竞争的标准是比谁的进步块。当然,“进步快”也就是提拔快。一开始是比谁先当副处了,谁先当正处了,后来上比谁先当副局了,再后来,就没有办法直接比较了,因为在从副局向正局进步,相当于部队上从大校晋升到将军,对手已经相当少,并且继续进步的影响因素相当复杂,复杂到并不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所付出的努力,甚至并不取决于工作业绩。程万里发现,越是往上走,道路越狭窄,而且不确定的因素越多。
但是,努力和不努力还是不一样的。在这个层次上,“努力”的内涵已经包括动脑筋和拉关系,还包括分析对手和认清路线,要看准人,跟对人,不能成为路线斗争的牺牲品等等,还要学会看准机遇,抓住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这些都是学问。当国家部委准备精简合并的时候,程万里原来的那些同僚们大多数都认为灾难来临了,至少是他们将要面临的危机,而善于动脑筋的程万里却认为,如果是灾难,那么无论如何也躲不过,既然躲不过,不如主动承受,如果是危机,那么危险之中必然包含机会,不然怎么叫“危机”呢。与其被动地等待,不如主动出击。于是,程万里主动出击,找部党组书记谈话,谈他对精简机构的认识和看法。程万里说,他认为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非常英明,非常正确,非常及时,并且说,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本来就是人民公仆,不应当计较个人的得失,甚至为精简机构作出个人牺牲等等。
当时部党组书记正在为精简的事闹心,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听了程万里的话,马上就眼睛一亮,接着略微沉思,最后发觉了突破口,决定就从树立正面典型开始着手,并且这个典型非程万里莫属。书记自己就是老“典型”,并且当年就是因为当了“典型”才脱颖而出有了今天政治地位的,因此,对树立典型很在行,可以说是得心应手,果然,程万里这个特殊时期的特殊典型一树立,沉闷的空气立刻就被打破,精简机构居然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而一旦成为“运动”,党性原则就得到了弘扬,谁也不敢与组织讨价还价了,原本棘手的工作得以顺利推进,该部受到中央的表扬,党组书记居然在合并之后的大部委获得更好的位置,而作为“典型”的程万里,也收获了小利益,也从危险中获得了机会,不仅赶上末班车把司局级从副挪到正,而且离开北京后顺利地来到特区,说起来是离开了北京,离开了行政机关,启示并未吃亏,至少比那些挨到最后任人发落的人合算。因为不管怎么说,程万里终于实现了从副局向正局的进步,好比从大校熬成了将军。
程万里是个有事业心的人,他选择特区,当然是打算要大干一番事业,因为他已经看到了特区未来的发展前景与发展优势。当时从北京来特区的干部很多,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人来了,心却留在北京,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他们不把配偶和子女带过来,甚至连自己的户口也不迁过来。不仅一般干部这样做,处级干部这样做,就是司局级领导甚至是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当中都有这种情况。可程万里不这样,程万里把全家老小的户口全部都迁到了特区,以表明自己誓与特区同发展的坚定决心。或许,在程万里的思想中,“进步”永远是第一位的,至于在什么地方进步,以什么方式进步,无所谓。
程万里人来特区了,心也来特区了,并且把好胜睁强的性格也带到特区来了。
要争强就要找目标,程万里选择的目标是劳天容,因为只有劳天容与他才有可比性。他跟劳天容几乎是同时从北京到特区的,年龄差不多,级别也一样,属于“同类”,只有同类才能比较,只有可比性才有竞争性。程万里老婆有个亲戚是“反动学术权威”,曾经发配到安徽某农场接受管制,恢复职务后,程万里和夫人去看望他,嘘寒问暖,说他这些年在农场吃苦了等等,可对方却说:“错了。我在安徽农场过得非常好。比在北京好。”亲戚说,老百姓根本没有“管制”他,相反,还非常尊敬他照顾他,他没有吃任何苦,相反,还非常温暖。亲戚还还出感慨,说只有同样作为知识分子那些人,才恨他、嫉妒他,才把他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说只有知识分子才能伤害知识分子等等。这些话,因为与他之前的认识不一样,所以,令程万里非常震撼,终生难忘,并且不知不觉融入自己灵魂。所以,他现在的竞争对手必须是同类,只能是劳天容。
多年要求进步的努力使程万里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善于跟领导多沟通、多联络,多向领导请教,就是要建立关系网,建立信息网,网是人的“根”,只有建立了这些“网”,才能掌握最新最全面的资讯,才便于正确的人生决策,才能是自己茁壮成长。
由于在程万里和劳天容之前,特区已经有一大批从北京来的干部,这些干部中的相当一部分祖籍就是特区或广东省的,所以他们被最先被派到了特区。程万里认为,这些人应当是他未来在特区关系网上的一个一个坚实的接点。程万里到达特区之后,从这些人当中找到了许多跟他过去在北京有某种关系的人,比如像樊泰章那样在北京的时候一起开过什么会的“会友”,还有就是他老婆或他的某个同学的某个朋友或同事,或朋友的朋友同事的同事,以及他那个曾经是“反动学术权威”亲戚的某个学生等等,总之,只要用心去找,总能找的到,实在找不到,还可以通过儿子的关系,比如他儿子是北京五十六中学的,而特区经济发展局的一个副局长的女儿也是北京五十六中学的,这样,也能扯上不少关系。或许,这些关系在北京的时候根本就不能算什么“关系”,但是,到了特区之后,只要能接的上,这些关系就都成了“关系”。
程万里就是从这些关系中了解到特区率全国之先成立投资管理公司的事,并且知道投资管理公司班子的情况。
他知道,自己进班子是不可能的,不但他不可能,连跟他同期到达的劳天容也不可能,因为早在他们来到特区之前,投资管理公司的班子就已经定好了。这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处境还不如劳天容。因为有“关系”向他透露:由于特区用电特别紧张,所以准备破格成立市政府能源办公室,并且劳天容极有可能担当市政府能源办主任。如果这样,按照程万里当时的分析,劳天容只要做的好,熬几年,沾“女同志”的光,等下届改选进入政府班子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那时候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班子成员要照顾“无知少女”的说法,但是,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这四种人肯定是要在班子当中得到体现的,中国既然不能推行主流民主,就必须在枝节上彰显民主,而上述四种人在各级班子中的体现,就是这种“影子”的需要。如此,劳天容至少占了个“女”字这一条,进入政府班子的可能性肯定比一般人大。所以,最初,程万里在和劳天容的比较当中并不占优势。
后来,程万里还是通过“关系”获悉,投资管理公司下面准备成立几个集团公司,并且最强的集团公司将是石化集团,而且“关系”还为程万里出主意:与其把目光盯在并不占优势的政府大楼里面那几个可怜的位置上,不如下去闯一下。说今后国家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谁掌握了经济,谁就掌握了实权,当国企老总,前途未必比在机关差,只要干得好,将来直接升任分管经济工作的副市长也完全有可能。
“出了机关大院,还能回来吗?”程万里不无担心地问。
“嗨,那是一般干部,对领导来说,哪有这种限制。不要说国企老总和政府部门首长之间,就是地方和军队之间,经常调动不也很平常嘛。”
“关系”还举出许多例子,比如河南省副省长最近调到武警黄金部队担任政委等等,听得程万里直点头。
“关系”的话对程万里很有启发。程万里在北京的时候就知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是今后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所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居然排在两个基本点的前面,可见矫枉已经过正。既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与其在党政机关混个虚职,还不如到经济实体中占据一个实位。如此,才有了他主动找樊泰章的那段对话。由于他是有备而去的,并且事先通过“关系”获得了相关的资讯,所以在那次对话中,句句都能让樊泰章有发觉“知音”的感觉,因此,樊泰章理所当然地坐上了特区石化集团的第一把交椅。
再后来,劳天容竟然放着好好的能源办主任不做,主动承担组建能源集团的重任,并且担任能源集团一把手,跟程万里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于是,程万里很自然地就把劳天容当成了竞争对手。
明确对手之后,程万里的步伐就自然加快了一些,具体地说就是加快向银行融资的步伐。根据程万里对经济活动的理解,一切经济活动,最终都落实在资金上,如果没有资金,企业经营活动就运转不起来,至于创造效益谋求发展,一切都成了空话。
程万里把整个特区四十九家大小石化企业重新整合之后,发现虽然总资产加起来确实有二十来个亿,但是这些资产绝大部分都是固定资产,并不具备流动性,而资金不流动,就不可能产生效益,好比血液不流动,就不能发挥血液的作用,弄不好还要发生血栓,所以,程万里认为融资是当务之急。
程万里特意成立了集团资金部,专门跑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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