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香港”学习成绩一般，相当一般，准确地说是不好。不知道是他们那里普遍不好还是她自己不好，反正学习成绩不好。不好，还不用功，不知道是不习惯用功还是不需要用功。考试主要靠“行贿”。“行贿”同学，“行贿”老师。当然，她有有点，主要是大方，把钱不当钱，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节省，与许多同学会算计形成鲜明对比，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凡是集体活动，大家都沾她的光，比如买汽水，她出钱，在场的所有人全部有份。还有大家如果一起乘公交或上地铁，她一个人把大家的票全部卖了，因此，学习成绩不好的“小香港”人缘极好。

“小香港”跟黄大卫的关系也是从“行贿”开始的，因为她居然送给黄大卫一副价值千元的水晶眼镜，还有几百块一条的领带。在当时，一条这样的领带差不多相当于黄大卫两个月的工资。或许，“小香港”最初“行贿”黄大卫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考试过关，但是后来肯定就别有用心了。等到安小元察觉之后，已经晚了，“小香港”已经被黄大卫“迷奸”了，或者是黄大卫被“小香港”“迷奸”了。更为可气的是，明明是“小香港”充当了第三者，但是同学们居然普遍站在“小香港”一边，搞的倒像安小元自己是第三者一样。

从那一刻开始，安小元价值观陡然发生了变化，她觉得，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钱就等于有了一切。都说女人喜欢有钱的男人，其实，男人也一样，除了钱，自己哪一点比“小香港”差？可北大毕业的黄大卫，还不是把情感的天平倾向了“小香港”吗？还有那些同学，谁不清楚她安小元跟黄大卫在先？之所以站在“小香港”一边，还不是因为之前得到过“小香港”的好处，今后还想继续得到好处，所以放弃公理，昧着良心说话？

安小元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赚大钱，一定要比“小香港”更有钱，最好还能够成为真正的香港人，比“小香港”还要“香港”。正是为了实现这两个目的，大学毕业的时候，安小元义无返顾地选择了特区。可惜，只能到特区了，要是有直接分配到香港的指标，打破头她可能都要争取到香港。

4

实事求是地说，没能进入班子，樊泰章多少有点失落，不过这种失落很快就被化解了，因为紧随其后从北京直接来的两个司局长成了他的部下，立刻就让樊泰章发觉到自己位置的重要，而且有一种自己实际上是被提拔重用的感觉。

这两个人就是程万里和劳天容，都是国家部委的正局级领导，现在调到特区，调到樊泰章的手下，由樊泰章安排工作。

发觉自己其实是被超值重用之后，樊泰章干劲上来了。

樊泰章突然发觉投资管理公司的工作其实非常适合他做。投资管理公司虽然名称是“公司”，其实自己并不参与经营，而是管理下面那些国营大中型企业，这跟当初自己在部里担任企业司司长的工作和后来准备担任的“三峡省”经委主任的角色基本一致。樊泰章豁然发觉，市委书记姚中诚是非常有水平的，至少在选用干部方面很有水平。而做一把手的，只要选用干部有水平，就等于全面有水平。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并体现改革精神，樊泰章马上就把投资管理公司的职能进行了定位，定位在主要从事国有资本的产权管理和资本运作，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上。定位后，为了方便记忆和汇报宣传，根据以往在部里面的工作经验，参照自己以前分管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惯用做法，樊泰章把投资管理公司主要职能概括为“投资、经营、管理、服务”八个字。

樊泰章的“八字方针”很快得到了姚中诚的认同，当然，得到姚中诚的认同就等于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肯定。像这种花架子的事情，肯定是“班长”怎么说，大家怎么吆喝，谁也不可能为这种事情影响“班子团结”的大好局面，更不会因为这种小事得罪“班长”。

职能搞清楚之后，樊泰章开始落实干部，其中重点是下属大中型企业一把手的选拔任用。樊泰章认为，“八字方针”中，核心是“管理”，至于“投资”，在他上任之前，或者说是在投资管理公司正式设立之前，国家早就已经“投资”了，他能把这些已经“投资”的企业管理好就不错了，暂时还考虑不到新投资的问题。至于“经营”，前面已经说了，主要是靠下面被管理的企业去经营，而不是管理公司自己去经营。至于最后的一条“服务”，则主要是为了好听，就像各级领导都谦虚地自称自己是“公仆”一样，理论上当然也能这么说，好比牧羊人当然也可以说自己是为羊群“服务”的，不过实际操作过程中，羊还是要听牧羊人的，不可能让牧羊人听从羊群的指挥。如此，剩下的就只有“管理”了，而管理不就是“管人”嘛。

投资管理公司本身的班子暂时不需要樊泰章操心，事实上他也没有办法操心，因为班子早定好了，包括他自己都是被别人“定”的。樊泰章被“定”的职务是特区投资管理公司董事局主席兼党委书记，与他同时定的还有杨昆仑，总裁兼党委副书记，另有副书记一人，副总裁若干和纪委书记一名，几乎没有给樊泰章留下任何“管人”的空间。如此，樊泰章所谓的“管人”，其实只能是管下属企业的“人”，而不是管投资管理公司本身的“人”。

樊泰章见怪不怪，觉得这很正常，如果樊泰章是刚刚从国外回来的，那么他可能就觉得不正常，既然让我负责投资管理公司，而班子成员却不是我自己挑选的，责和权不是不对称吗？好在樊泰章不是从国外回来的，而是从北京来的，或者说是从中途夭折的“三峡省”来的，所以对“中国特色”非常了解。不仅非常了解，而且非常理解，理解到他认为这种现状其实是非常合理的，或者说这种状况真正体现了责和权的高度对称。如果不对称，那么姚中诚在跟他谈话的时候，为什么会说“万一有什么闪失，责任由市委承担”呢？正因为整个班子都是市委定的，所以将来万一有什么闪失，责任当然要由市委承担。尽管“让市委承担”就等于是没人承担，但至少是不要他承担了。只要不要他承担了，那么他的权力和责任就对称了。

这么一想，樊泰章又觉得有点不对劲，如果责任不落实到人，而集中到一个集体，比如集中到市委，或者集中到投资管理公司党委，那么就等于谁都没有责任了。樊泰章发现，这种责任不到人的“中国特色”可能才是国有企业搞不好的真正根源，但是他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这就是我们现行管理体制的妙处，这种妙处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或者说是充分体现了官本位的思想，换句好听的话说，就是体现了党对领导干部的一种特殊保护的思想。试想一下，一句“党委承担”，等于是把个人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倒也确实能挽救许多干部，但是正因为个人都没有责任，比如企业的一把手对企业的经营好坏没有责任，所以企业当然搞不好，而如果企业都搞不好，企业都垮了，谁挽救工人呢？谁挽救国有资产呢？谁挽救我们国家呢？这么想着，樊泰章自己就感觉到了一种责任。他觉得既然是试点，而且是全国性的试点，就一定不能走老路子，一定要尝试新的管理模式。

虽然这么想了，并且也打算这么做了，但是樊泰章并没有向姚中诚汇报自己的想法。他担心自己的想法还不成熟，还是暂时不向上面汇报为好。他还担心向上面汇报了，上面不是表示反对就是表示支持。樊泰章现在既不要市委反对也不要市委支持。如果市委表示反对了，那么他的想法就没有办法实践了，而如果市委表示支持了，那么他就有压力了。他决定学习当年安徽凤阳小岗村那十八户农民的做法，先自己私下里悄悄地干，干失败了，自己悄悄地收场，干成功了，再向上面汇报。

樊泰章准备改一改“党委承担责任”的做法，让他下属企业的一把手承担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否则肯定还是老样子，搞不好。所以，樊泰章在安排程万里和劳天容担任下属两个集团公司的董事长的时候，既没有对他们说“将来万一有什么闪失投资公司党委承担责任”，也没有直接指派总裁和副总裁，除了按照上面明确规定的必须派的纪委书记之外，其他一切人员都由程万里和劳天容自己提名，然后报投资管理公司审批。只要不离谱，樊泰章就打算充分尊重他们自己的意见。

后来的实践证明，樊泰章的这种把权力和责任同时下放的做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起到了相当好的作用。

5

因为长得漂亮，或者是其他什么缘故，安小元来特区人事局报到后，当场就被人事局留下了，说是暂时留下帮忙。

也确实是暂时帮忙，因为编制的问题，安小元并没有长期留在人事局，正好赶上成立能源办，就被安排进了能源办，做了能源办主任劳天容的秘书。后来，特区能源办撤消了，全班人马归并能源集团，劳天容宣布了一个政策，走留自由，愿意跟随她去能源集团的，欢迎，不愿意离开政府机关的，自己找接收部门，她这边保证不为难。结果，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之外，绝大多数同事都跟着劳天容一起来到了能源集团。出乎劳天容意料之外的是，一直跟随她身边并且让她感觉是最不会离开她的安小元，却选择了第三条路，既不留在机关，也没有去能源集团，而是下海。

安小元早就想下海了。

安小元来到特区后，把目标锁定在赚钱和成为香港人上面，这两个目标相结合，就是她要结识香港人，嫁给香港人。只要嫁给了香港人，那么她的目标就实现了一半，假如嫁给一个有钱的香港人，两个目标全部都实现了。安小元当然希望两个目标全部实现，于是，她把目标又进一步锁定在有钱的香港人身上。

因为漂亮，加上又处在政府能源办这个位置，使她果然就结识了不少有钱的香港人。

安小元发现香港的男人普遍比较尊重妇女，至少表面上比较尊重妇女，因此，安小元在他们中间比较得宠。另外，香港人一方面客气，另一方面傻，这两条结合在一起，倒常常让安小元感到好笑并占了不少便宜。比如，安小元明明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但是香港人在相互介绍她的时候，每次都说是北京大学毕业，或许在香港人看来，北京师范大学就是“北京大学”，但是在大陆人看起来，差远了。还有就是安小元明明是市政府能源办公室主任的秘书，香港人硬是说不好，常常把她说成“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秘书”。刚开始安小元每次还要纠正和解释，后来发觉完全没有必要。久而久之，安小元就变成“北京大学毕业的市政府办公室秘书”了。这种身份加上相貌，使她在特区的地位很快就超过当年上海滩上的露露小姐。

安小元跟那些香港人有没有上过床，或者有没有利用自己“政府秘书”的身份为这些香港老板办过什么事情，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当她离开劳天容而下海的时候，她手中已经积累了一笔不大不小的钱了。可能是几十万，也可能是几百万，不管是几十万还是几百万，在当时的特区足可以支撑起一个门面了。事实上，这些钱正是后来安小元起家的本钱。

从市政府能源办出来，安小元是真正的下海，不象很多人，声称自己“下海”，其实并没有下到“海里”，而是在岸上换了一个地方继续打工，比如从政府机关下到企业工作，或者说是从国营单位“下”到外资企业工作，打工的性质并没有改变，而只是为之打工的老板换了，所以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下海”，最多只是从大陆“下”到“海岛”上，或者是“下”到“船上”，只有像安小元这样，从政府机关出来之后，不为任何人打工，立刻自己做生意，除了依靠自己之外，没有任何依靠，自己承担自己的全部风险，脚底下不生根，这才叫真正的“下海”。

话虽然这么说，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真正下海的，因为真正的下海，除了胆量之外，还必须要有本钱，大多数人没有本钱。既然没有这个本钱，那么就没有资格“下海”，就只能是换一个地方继续打工。

安小元当初离开劳天容的时候，没有直接对劳天容说她下海，而只是说去给私人老板打工，不是安小元存心欺骗劳天容，当时她只能这么说，如果说实话，说自己直接“下海”，那么如果劳天容问她哪里来的本钱，她该怎么回答呢？所以只好说是换一个地方继续打工，但事实上，安小元就是直接“下海”了。

安小元下海之前是经过充分准备的。

安小元一开始的想法是嫁给一个有钱的香港人，但是在香港人堆子里面混了一圈之后她发现，原来的想法要修正，不能想着鱼和熊掌都要得，至少不能在同一时间段里面既想得到鱼，又想得到熊掌。她决定先得熊掌。

经过认真的比较，安小元发现在成为香港人和成为有钱人两个目标中，有钱是熊掌，香港人是鱼。因为她发现，并不是所有的香港人都有钱，而所有的有钱人都受人尊敬。她甚至回想了一下，当初“小香港”之所以能够夺走黄大卫，主要原因不是她长的象香港人，而是因为她有钱，所以她才能“行贿”同学，“行贿”老师，“行贿”黄大卫。如果“小香港”没钱，不要说她是假香港人，就是真香港人，黄大卫也绝不会看上她，同学们也不会吃了她的嘴软。所以，有钱是关键。有了钱之后，成为香港人其实是非常容易的。有了钱之后，是不是香港人都无所谓。

这么想了，安小元就把全部的精力锁定在搞钱上。她能够坚持在能源办公室干那么长时间，一直干到机构发生变化了，允许大家有多种选择了，才正式下海，也是为了搞钱，或者是为将来搞钱做准备。

安小元分析了自己的长处，觉得自己的长处关键在两头，一头是大同那边的关系，另一头是特区能源集团这边的关系，只要把这两头关系都搞顺了，赚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安小元认为，这才是她长处的实质。至于年轻，至于漂亮，至于学历，安小元认为都不如这两头的人际关系重要。做生意靠什么？不就是靠人际关系嘛。至于年轻，至于漂亮，至于学历，也都是为人际关系服务的，如果没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仅凭这些条件，充其量就是谋的一份好工作，如果那样，安小元还不如留在政府机关，说不定真能混上一个“政府办公室主任秘书”的角色，哪里用得着下海。

安小元在劳天容手下当秘书的时候，就做好了将来利用这个关系的准备，于是非常注意跟劳天容搞好关系，建立感情，把自己打造成劳天容的贴心人。

为了建立相互信任，安小元不惜编造一些自己的“隐私”向劳天容倾诉，并“讨教”劳天容的解决办法，搞的劳天容也不得不向她透露一些自己感情生活上的不如意，比如她丈夫是个书呆子，在夫妻生活上从来都不热情主动等等。透露完之后，劳天容又有点后悔，后悔自己不该一时冲动对自己的秘书说了自己的私生活，甚至担心自己跟安小元太亲密了之后，反而会影响正常的工作关系。但是劳天容很快就发现她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安小元不仅守口如瓶，而且不久就辞职下海了。既然辞职下海了，那么就说明她跟自己交心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并不打算要劳天容提拔她。都辞职下海了，还怎么提拔？所以，安小元离开劳天容后，她们的关系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更加亲密了。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安小元最后的发迹，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于她和劳天容这种特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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