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的推进，必须政企分开，那么，国有企业到底归谁管？于是，就有了一种特殊的“公司”和一群特别的国企老总，并且，围绕着这些国企老总，还有一群特殊的人。包括特区能源集团老总劳天容的秘书安小元。

1

安小元从大同返回北京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她事先没有考虑到的问题。

北京飞往特区的飞机是明天的，今天晚上安小元必须在北京过夜，她是住宾馆还是住在劳天容北京的家里？如果是劳天容自己在北京，安小元肯定住她家，事实上，两个人在特区的时候，安小元周末去劳天容那里玩，玩的晚了，或者玩的开心了，干脆就不走了的情况也不是没有，特别是安小元从能源办辞职下海，两个人不是直接的上下级关系后，这种情况更不少见。但是，这里不是特区，是北京，而且，劳天容此时在特区，她丈夫郑品浩在秘鲁，留在北京家里的，只有郑小彤。虽然郑小彤是个小弟弟，可小弟弟已经二十出头了，而安小元则三十不到，“大姐姐”和“小弟弟”住在一起合适吗？

2

姚中诚亲自找樊泰章谈话。一听口气像念悼词，尽说好听的，樊泰章就知道坏了。

樊泰章似乎天生就是当领导的命，从上小学当班长开始，差不多当了四十年领导，傻瓜也当精明了，每当遇到班子调整，凡是一把手亲自找谈话的，并且一上来就猛说好听的话，准是让他当黄继光。

果然，樊泰章没有进入市委班子，甚至连政府班子都没进。

“这个岗位相当重要，”姚中诚说，“是全国唯一的试点。特区的国有资产基本上都在这里了。你一定要替我管好这一块，要为全国的国有资产管理摸索经验，做出表率。做好了，经验向全国推广，万一有什么闪失，责任由市委承担。”

樊泰章心里想，说的倒轻巧，既然这么重要，你自己怎么不去？

樊泰章这么想也不能说他不知道天高地厚。大家都是京官，彼此太知道底细了。姚中诚在北京的时候是司长，樊泰章在北京的时候也是司长，虽然不在一个部，但都属于经济部门，彼此还是知道的。当初从北京出来的时候，樊泰章想着三峡再小也是一个省，特区再大也是一个市，级别不一样，意味着发展的空间也不一样，省里的发展空间怎么也比市里大，就像他自己，在北京工作这么多年，终于熬成了司长，如果不是在北京，而是在下面，熬上县长就算是奇迹了，怎么可能混上地市级，所以，为了更大的发展，当时他选择去了三峡，而姚中诚则来到特区。没想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才三年呢，三峡省不搞了，特区却成了气候，实际影响超过一个省。如果当初樊泰章没去三峡，而是来特区，那么，今天在这里打官腔的还指不定是谁呢。

“我听您的，”樊泰章说，“来特区之前我回了趟北京，见了谷老，谷老也教导我听您的。您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姚中诚愣了一下，愣的时间非常短，短到几乎没有间隔，马上就接上樊泰章的话，说：“好。我就知道这枚帅印交给你没有错。”

就这样，樊泰章到特区投资管理公司上任。

其实姚中诚也不是打官腔，投资管理公司确实不是一般的“公司”，一般公司的主要职能是经营，公司嘛，说到底就是一部赚钱的机器，而特区投资管理公司的主要职能是“管理”，具体地说，是代表特区政府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进行管理。姚中诚说它是全国第一家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也是实话。随着改革的推进，必须要政企分开，但是政企分开之后，政府不能干预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了，那么，国有企业到底归谁管呢？总不能不管了吧？于是，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率先成立投资管理公司，让投资管理公司来代表政府行使国有资产出资者的权利，包括资产受益、国有企业重大决策、选择企业经营管理者等等，这个位置确实相当重要。在姚中诚的眼中，投资管理公司的一把手甚至比市里面一个副书记或副市长还重要，正因为如此，他才亲自挑选樊泰章担任这一职务。但是，刚才樊泰章把谷老抬了出来，姚中诚不知道樊泰章这个时候抬出谷老是什么意思，所以他才愣了一下。

樊泰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抬出谷老呢？姚中诚想，是无意还是有意？应该不会是无意的，对于他们这种级别的领导来说，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无意的话，理性思考谨慎说话肯定已经养成一种习惯。可如果是有意，那么是什么意思呢？特区之所以叫特区，各方面都特，特到市委书记是省委副书记，市长是省委常委。不错，三年前他们在北京都是国家部委的司长，但是樊泰章在宜昌荒了三年，荒到三峡省不搞了，现在才来特区，所以他既不是省委常委，更不是省委副书记，当然不可能担任特区的书记或市长，而且，按照内地干部来特区要降半级使用的惯例，樊泰章连副市长都做不上，所以说，投资管理公司一把手是他所能担任的最高、最好职位了，难道他还不满意？

姚中诚现在只能往好的方面想，想着樊泰章刚才提到谷老就是想跟他拉近关系，并不是对职位安排不满意。姚中诚这样想也有根据，在官场上混久了的人都练就了这样一种本领，即便真的有什么不满意的，也绝对不会这么快表露出来，尤其不会在一把手面前表露出来，不但不会表露，而且还要装作非常满意，越是不满意越是要装作满意。这是常识，也是惯例，樊泰章不会连这个都不懂，否则，等于是不按牌理出牌，怎么跟上级保持一致？这么想着，姚中诚现在就把樊泰章刚才的表白理解成通过谷老来与他套近乎了。

其实这个近乎套不套也无所谓。谷老是姚中诚和樊泰章共同的老领导。姚中诚和樊泰章虽然不是一个部的，但他们这两个部当初都直接归谷老领导，并且他们俩都是当时最年轻的司长，是梯队人物，经常有机会聆听谷老的教诲，如果不是赶上机构精简部委合并，他们可能早就更上一层楼了。事实上，谷老现在虽然退居二线，但是对改革和经济发展还是十分关心的，对特区的工作当然更加关注。毕竟，特区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实验基地和前沿阵地，谷老又是当初成立特区的积极推动者，实事求是地说，当初作家决定设计经济特区的时候，很多老干部不理解，个别人甚至还说出“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天回到解放前”这样的话，而谷老则是最坚定的支持办特区的领导之一，所以对特区的发展特别关注。比如这次成立投资管理公司，姚中诚就是事先征得谷老支持的。谷老还特别叮嘱姚中诚要挑选好一把手。谷老说：同样一件事情，交给得力的同志去做，事情就能做成，就是好事情，改革就成功，否则就可能变成坏事情，改革就失败。

这就是谷老，说话非常实在，实在到把改革成败与具体用人是否得当联系起来了，虽然听上去是“人治”不是“法制”，但是在中国，事情不就是如此吗？其实，不光是谷老这么看，就按照姚中诚自己经验，也是如此。改革开放的思路再好，如果具体执行人没有选好，那么还是搞不好，好比在同样一个地段开饭店，有的人赚死，有的人赔死，而开饭店赔了责任由投资人自己承担，但一个地方或一家国企搞不好，承担责任的往往不是个人，而是替罪羊，最常用的“替罪羊”是体制，说失败的根源在“体制”，这样就谁也不得罪，就证明改革是必要的，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失败了可以说成是为探索改革开放“交学费”，因此，任何个人都没有责任，上上下下皆大欢喜，当事人作为改革的开拓者，十有八九换个地方继续开拓，说不定还能官升一级。所以，姚中诚也认为选择一把手最重要，他选择樊泰章来出任投资管理公司一把手，说到底，是他知道樊泰章底细，相信樊泰章的能力，相信他能挑得起这副胆子。

3

安小元出生在山西大同，大同因为出媒，所以比较有名。

中国是世界上煤炭大国，山西是中国的煤炭大省，而大同则是山西的煤炭大市，所以，大同不仅在山西出名，而且在全国出名，甚至在全世界都出名。

出名，但并不富裕，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同的煤炭属于国家统调物质，虽然产在大同，但不属于大同，甚至不属于山西，而是属于国家，被国家计划调拨了，所以，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化为经济优势，因此不富裕。安小元就出身在这个出名但是并不富裕的城市中。

安小元小时候的最大理想就是能走出大同，到太原去，到北京去。成年之前，安小元认为走出大同的跳板是当演员，因为她从小就漂亮，能歌善舞，谁都说她将来一定能成为一名演员。初中毕业，安小元尝试着报考了省艺校，本来以为是十拿九稳的事情，谁知道一到遇上真正的专业考试就宣判她这条路走不通，因为她是平脚板。学校认为既然是平脚板，那么在艺术上就不会有大的发展。

安小元不知道什么是平脚板，她也不知道自己是平脚板，更不知道平脚板在艺术上就没有发展。幸好，安小元那时候还小，还能继续上高中，只要好好努力，高中毕业的时候还可以报考普通大学，继续实现走出大同的愿望。

尽管因为平脚板的原因不能在艺术上有更大的发展，但是从小对艺术的学习还是有收获的，至少养成了做事情专心和刻苦用功的好习惯，所以，当高中三年安小元把全部精力集中到文化课上之后，她的学习成绩上马上就出类拔萃，最终，居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语文专业。大学毕业那年，安小元选择来了特区。

安小元上大学的时候，有很多男同学追求她。包括男老师也追求她，比如教现代汉语写作的年轻教师黄大卫。

黄大卫并不比其他男生帅，但毕竟是老师，因此具有很多有利条件。首先，如果随了他，安小元就可以留在北京，甚至留校任教；其次，老师的学历比同学高，黄大卫是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比师范大学的本科生肯定是要高；最后，经济状况比一般的学生好，毕竟，老师是有工资的，与他谈恋爱，生活自然更滋润和丰富多彩一些。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势，所以，安小元很快就被黄大卫追到手了。

所谓“追到手”，一开始是和黄大卫在黑暗中拉她的手，后来是拥抱、抚摩、接吻，最后，当然就是献出了自己的贞操。

献出的很突然，好象并没有准备好，一不小心就献出去了，与自己多年的想象相差非常大，一点都不浪漫，甚至也没有紧张和疼痛，以至于许多年之后，安小元还怀疑那次是不是被黄大卫下了药，迷奸了。但是不管是不是迷奸，反正安小元为黄大卫付出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既然付出了自己的第一次，那么就有第二次，第三次和第n次，到底有多少次，安小元自己也记不清了，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记。因为彼时她想着自己这一辈子肯定是跟着这个黄老师了，既然肯定要过一辈子，当然没有必要记多少次了。一辈子，也不是当会计的，谁能记得多少次呀。

事实上，安小元也差点就跟那个老师过一辈子，因为她已经开始调教黄大卫的毛病，比如调教他吃饭的时候喜欢吧唧吧唧的毛病。如果不打算过一辈子，调教对方的毛病干什么？要不是后来出现了“小香港”，她就可能真的跟老师黄老师过一辈子了。但偏偏出现了“小香港”，情况发生了变化。

“小香港”和安小元一个专业，比安小元低一级，应该算是安小元的小学妹。小学妹其实并不是香港人，而是广东人，准确地说是广东南海人。“南海”，安小元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如果不是听，而是看，差不多就能看成“海南”，可见，这是一个非常不出名的地方，至少没有大同出名。

同学们之所以要把“小南海”说成是“小香港”，是因为她的穿着打扮太像香港人了，不仅穿着打扮像，说话也像，所以气质也就像。

“小香港”夏天穿一种带口袋的肥大的短裤，比北京蹬三轮的爷们穿的那种短裤还要肥，还要大，上面的口袋还要多。这点跟其他女同学明显不一样，倒跟大夏天北京各景点上的香港来的游客差不多，“小香港”由此成名。后来时间长了，同学们慢慢有了见识，知道大夏天在北京各景点的那些游客大多数也不是香港人，其实就是广东各地的农民，包括来自“小香港”他们老家南海的农民，但此时，“小香港”已经成名，不可能再改成“小南海”。将错就错吧。

“小香港”冬天穿一身皮衣服，不仅上衣是皮革的，裤子也是皮革的。这点又跟其他女同学不一样。其他女同学一般只穿皮上衣或皮大衣，条件特别好的也就是既穿皮上衣也穿皮大衣，却很少有女生穿皮裤子的，但“小香港”穿，而且天天穿，因为她有好几套皮衣皮裤。

“小香港”冬天喜欢穿皮衣服不能说明她象香港人，而只能说明她家有钱。因为在北师大，即便是高干子女，也不可能有几套皮衣皮裤，能有一长一短两件就是很不错的了。

“小香港”家里确实有钱，据说他父亲是广东南海的一个大老板，做集装箱和液化气罐子的。彼时，这两样东西都还是稀罕物，同学们只听说过，大多数连见都没见过，可见，“小香港”的家境不一般，跟彼时北京开饭馆、摆地摊、到俄罗斯跑单帮的所谓老板不是一个数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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