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你放弃真相，就是放弃了自由；总有一天，也会有人放弃你。

何况，我还是个记者。

是的，一个记者，一个还有热血的记者。我想知道真相。这可能并没有什么好处，但我觉得唯有这样追溯下去，我才心安。此刻我更加深切地理解了哈维尔的那句话：“我们坚持做一件事情，不是因为这样做了会有效果，而是坚信，这样做是对的。”

但是一个人的坚持总会受到来自各方各面的阻力。

付雪霏劝我不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找辛思思。她的理由很简单：这件事与我没有多大关系，就算找到辛思思，也无法改变谁的命运。

我固执地跟她表述我坚持的理由，但她认为一点儿意义都没有，说太虚无，说人得为眼前的生活着想。

她要我着想的是生孩子的事。

这事最早是我妈提出来的。我理解她，但理解归理解，我并不打算马上就要孩子。我很认真地跟我妈谈过，对我的选择，她表示接受，但也仅仅是接受。她不反对，但也没表示同意。

付雪霏知道我妈的态度。为女人来说，付雪霏似乎也很想要一个孩子。但我总觉得孩子会挤压我们两人的空间。这半年来，我其实已经发现我和付雪霏之间并没能融洽地了解彼此。当初结婚的决定做得仓促，婚后我才发现两人的生活习惯差距很大。比如我习惯在晚上看会儿书，她却严格地坚持十点之前必须上床睡觉，如此，我不得不将看书的阵地由卧室搬了出去；又比如我有时候兴致高涨会想要和她完成一些两人共同才能完成的事情，她却不屑一顾，觉得我幼稚；再比如，有时候我很想和她亲热，但她却冷静地扑灭我的热情，然后转身将所谓的排卵期算得清清楚楚，再做决定。

总之，各种大大小小的不快充斥了生活。这些虽让我感到心情郁闷，但尚且可以忍受。都说婚姻是相互之间的不断磨合，我一直记得这句话，所以尽可能地调试自己去跟随她的习惯。可是在原则性的东西上，我是铁定不会让步的。关于孩子，我早在结婚前就做了决定。那时候我征求过付雪霏的意见，她并没有反对，甚至是笑着点了头的。可自从我妈提出生孩子的事后，她就完全忘掉了之前与我的无声的约定，将适合受孕的日子算得清清楚楚，然后缠着我要做功课。我有时疲累，推说改日，她却不依不饶，赌气地说那以后都别亲热了。我不在状态，自然表现不佳，她便因此而生气。

所谓说变就变，难道就是如此？

大约一周后，有消息传来，辛思思被送进了井山医院。

得知消息后，我来不及想原因，驱车前往井山医院。井山医院在市郊，依山而建，是汉江一家有名的精神病院。

我的预感很不好，辛思思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

井山医院的门卫很负责，一番严格的盘问后才开门放我进去，又在背后对着我嘱咐道：“注意安全，这地方的人可都是疯子。”

疯子，这世界上的疯子还少吗？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也是个疯子。

我穿过正对着医院大门的宽阔大道，一路循着指示牌来到门卫大哥所说的疗养中心。疗养大楼并不高，所有的窗子外都加装了铁护栏，就连一楼也不例外。楼道很宽，两侧的半截墙壁刷了淡绿的漆，再往上都是白色，白色的墙体，白色的灯光，白色的天花板，刺眼而惨淡。若隐若现的怪异的声音从周围冒出来，与整栋大楼一起形成了一个阴森的空间。

我上了五楼，穿过一侧走廊，到了楼道尽头的一间房外。

朋友说，辛思思被安置在了这里。

心跳在这刻失了节奏，忽快忽慢。我屏住呼吸向里面看，果然看到了辛思思，她站在窗前往外看，我高悬的心总算落了一半。于是放轻手上的力道，缓缓推开门走过去。辛思思扭头向我看过来，她仍像以前一样淡淡笑着。我跟她打招呼，她点点头换了种笑容，又扭过头往外看。

我兀自笑笑，走到她身后。这时她转过身走到床边坐下，我随着她也转了个方向。

“又见面了，你可让我好找啊。”我打趣道。

她只是笑，一句话也没说。这时我才发现她的眼神虽然清澈纯净，却无神，也茫然。

我预感不妙，又问道：“我是周正，你不会这么快就忘了我吧？”

她突然伸出手，像孩子一样拽住我。她手上的劲儿很大，拉得我一个趔趄，身体随着惯性向前踩了两步，差点儿就扑倒在面前的床上。等我稳住脚下时，她却突然跪到了我身旁。她仍旧没有说话，似乎毫无意识，只是茫然地拽着我。

我半蹲下去，想扶起她，竟没扶动。她自己不出力，就那么瘫在地上，我试了几次都扶不动，索性也瘫坐在地上，与她对视。

“你给我讲的故事还没讲完呢，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一边喘着粗气，一边不甘心地问。

她不说话，手紧紧拽着我的衣袖，好像生怕我会离开。“辛思思！”我叫她，又展开手掌在她眼前晃了晃。连续叫了几声，她依然无动于衷。

这时候又有人走了进来，从穿着上就能看出是护士，她端着盘子、戴着口罩，一身白衣。“这怎么回事？”女护士随手将盘子放在手边的桌上，三步并作两步奔过来，“你是谁？”她朝我问了句，又急切地说，“快，把她扶起来。你这位家属是怎么回事，怎么能让病人坐到地板上呢？地板上多凉你不知道啊？”女护士和我合力将辛思思扶起来，让她坐到床上，然后娴熟地给辛思思打了一针。

打完针，她又扶着辛思思躺下，很快，辛思思就进入了睡眠状态。

我不解，问道：“这是？”

“打的是安定。”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略带鄙视，“你真的是她家属吗？这都不知道。”

我摇摇头：“我是她朋友。”

她诧异地看了我一眼，满脸都是不相信的神情。利落地收拾完盘子，她对我说：“你跟我来。”我心中想着辛思思的状态，脚下却很听话地跟着她走。一路无话，她带着我出了疗养大楼，向着后面的一座小楼走去。

“我们去哪儿？”我忍不住问道。

“我带你去见她的主治医生。”她摘下口罩，露出一张清秀的面容来，“你是第一个来看她的人，也是唯一一个，既然你是她朋友，你们关系应该不错吧。”见我点点头，她说，“所以啊，我猜你应该想知道她的病情。”

我道了声谢，问她：“她是什么时候被送来的？”

“有两周吧。”女护士说。

两周，那就是在我去监狱的前一周左右。

“到了。”女护士停下脚步，“我就不带你进去了，你从这个门进去，一楼左拐第一间就是。我还有事，先走了。”

我按照女护士的指示，见到了辛思思的主治医生。听说我是辛思思的朋友，医生愕然了下，又详细询问我和辛思思的关系。我虽然几次请求，但医生坚持患者的隐私不可向外透露，拒绝告诉我相关情况。我只能从他的不反驳中猜测到：辛思思真的失忆了，不止失忆，她还失语了。

从医生那里出来，我不甘心，又进了疗养大楼，想碰碰运气看能不能和刚才的女护士打个照面，顺便打听点儿消息什么的。运气不佳，我并没能碰到那位女护士。辛思思沉沉地睡着，仿佛已与这个世界隔绝了。我在她的床前站了一会儿，脑海中闪烁出她之前和我交谈时的语气、神态，她几次说她的记忆力越来越不好了。是呀，她是说过的。我也曾怀疑过她有早发性老年痴呆的可能，可这种念头只是燃起一缕青烟，连小火苗都没生出来就熄灭了。她才四十来岁，怎么可能呢？

门被推开，我心头一喜，估摸着是那个小护士，抬头看过去，却不禁头皮发麻开来。来人是一位女警，我在第二监狱探望辛思思的时候见过很多次。她对我的到来一点儿都不感意外，很安然地说了句：“是你？”语气轻得快听不出疑问的味道了，“你消息蛮灵通的嘛，怎么知道她被送到这儿来了？”

我没回答她的问题，回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啊？她怎么忽然变成这样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都是命。”女警察对我没回答她的问话有些不满，言语中夹杂着叹息，同时警告我，“以后别再来了。这次让你钻了空儿，我刚出去一会儿，你就来了，按规定，她这种状况，是不允许见外人的。”

“我不是外人，我是她朋友。”我刻意强调。

“朋友？”她显示出一种轻蔑来，“你叫她，看她答应吗？”

我无语，面前的人失忆、失语，被注射了安定，沉睡着，她如何能应我？争执没什么必要，我今天既然能见到辛思思，换个时间我自然也能见到她。“我还会再来的。”我怄气地撇下一句话，然后出了病房。

怏然而归后，付雪霏见我心情郁闷，问我是怎么回事。我不说，她追问，还各种猜测。我不愿意听她那些牵强附会的猜测，就将原委说给她听，没想却又惹得她生气。“不是让你别再管她的事吗，正事不干，你成天瞎鼓捣什么？”丢下这句话，付雪霏转身出去了。

我原本不快的心情更加沉重。累，累极了，有虚脱的感觉，几乎只想躺在床上睡三天三夜。身体是累的，思维却是活跃的。辛思思的样子不断闯入我脑海中，拉扯着我脆弱的神经，她的一言不发实在是铿锵有力，揪得我的心生出悲凉和痛楚，也生出无奈和感慨。“真是个可怜的女人。”我将身体嵌在松软的床间，对着天花板喃喃说了一句。

房间的门蓦然推开，我还没翻身起来，付雪霏就走到了床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她的话刺耳，也戳心，我甚至觉得有些刻薄。她却浑然不觉，冷着脸对我说：“吃饭吧。”

时隔不久，石小刀来找我，并带来了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

张先生口中的那个高个子落网了。

事情带了些巧合的性质，高个子的落网并不是因为宗越的案子，而是因为一起入室盗窃案。石小刀直呼上天眷顾，我也很高兴。末了问及原委，石小刀说自己还不是太清楚，都是听蒋警官说的。蒋警官就是老唐的那位警察朋友。石小刀接到蒋警官的消息后，没来得及问清楚就赶来了江州。他直接来找我，是想让我和他一道去见蒋警官。

这是天大的好事。我们当即去往蒋警官那里。

蒋警官也有些兴奋，很热情地将我们迎到他家里。直奔主题地说起我们关心的事情：他们原本负责侦破一起连环入室行窃案，抓到犯罪嫌疑人后，那人交代了入室行窃的全过程，他们顺藤摸瓜，又摸出了一条线索，是关于前不久的一桩买凶杀人案件，再往下挖，竟牵出了六七年前宗越的案子。

犯罪嫌疑人李三个头儿较高，体型偏瘦，他便是那年推宗越入水的人！

消息着实让人兴奋。

蒋警官说，李三指认现场的时候，说的几个细节很值得玩味：首先，根据李三的描述，宗越当天的着装很整齐，这很有可能说明宗越与妻子卓静虽然有争吵，但两人并未动手。当然，也不排除是事后宗越对自己的着装进行了整理。其次，宗越当天走得很慢，也很沉稳，像是在思索什么。李三说自己一度以为是宗越发现了他，故意试探他，后来转念一想，如果是发现他，就应该走得更快摆脱他才是，想通了这点，他才敢跟上去。试想，如果宗越在此之前刚刚杀了妻子，怎么会那么冷静又那么心事重重呢？石小刀说过，宗越是正常人，我在走访中也特别调查过，宗越并无精神病史。以常理揣测，普通人遇到此类事情的反应该是慌乱、害怕，宗越脚步稳健，应当是没有受到多大的刺激，所谓杀妻就有待商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宗越在临死前请求李三不要伤害他的家人。据李三交代，他将宗越推下水后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在确认宗越的确不会游泳且已经开始溺亡的时候才离开的。宗越在挣扎的过程中曾喊出“不要伤害我的家人”之类的话。蒋警官认为此处的“家人”应特指宗越的妻子卓静。宗、卓两人并没有孩子，两人的父母都在老家，且对两人争吵的事情一无所知。如果真如蒋警官所言，此处的“家人”特指妻子，那么宗越根本就没有杀妻！

虽然看上去一切都能推翻原案所定的宗越杀妻然后自杀的结论，但就卓静死亡一事来看，我们尚无直接证据证明她不是被宗越所杀。

这让我和石小刀陷入了另一种忧虑中。蒋警官很乐观，说既然都有机会找到杀死宗越的人，那也肯定能找到卓静这边的线索。

“你们难道不问问，凶手为什么要杀害宗越吗？”蒋警官突然神秘起来。

我和石小刀听蒋警官说这几个细节，反而把这么重要的一条线索给忽视了。

“哦，我知道了。”石小刀想到了什么，很是激动地说，“有人买凶杀人！？”

蒋警官点点头：“这人是个惯犯，进进出出几次了。之前都是些偷鸡摸狗的案子，谁也没想到他身上还背着人命，而且一背就是两条。宗越的案子，因为缺少目击证人，基本就是石沉海底。幸好之前我们有过沟通，我才多嘴问了一句。没想这一问，就真的问出了东西。做了贼的人都心虚，我刚提起个头，他就交代了。”

“是很巧，”我说，“巧合也是一种必然。”又抬头问蒋警官，“雇主是谁？”

“只说是一个中年男人，具体的他也不知道。他们这行最重要的规矩就是守信和保密，雇主出不出现都行，只要钱到位就可以。”

石小刀问：“没有别的线索？”

“没有。”蒋警官摇摇头。

“那他们怎么联系的？另外，对方出多少钱？”我问。

“联系就靠电话，但是当时的电话记录，我们现在没办法查。买主出价20万，预付5万，事成之后再付15万。”

“那后来付了吗？”石小刀问。

“付了，这种钱肯定要付的。”

“账户呢？对方的账户查了没？”石小刀继续追问。

“对方很精明，是直接打的现金，从境外汇款，查不到账户。”

“能不能让我们见一见他？”

“不行。”蒋警官很利落地拒绝了我的要求，“这违反纪律。”

我和石小刀有些失望，虽然早就预料到会见不到那人，但真正听到这话从蒋警官口中说出的时候，还是很失落。

石小刀第二天就赶回了江北，临行前他跟我说：“我相信这案子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我不相信是越哥杀了静姐，也不会放弃调查。”

石小刀的执着感染到我，让我找回了刚参加工作时的那种热情和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