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女子的强光

一

我来到这座又熟悉、又陌生的小城,两个多月了。

又是星期天。

星期天,给独身居住在这座小城的我带来的,不是欢乐。

我漫无目的地走上街头。

公共汽车站。混乱。拥挤。喊叫声一片。

我的心突地一动,向一辆公共汽车扑去。凭着我四十岁汉子的一身力气,终于挤上去了。我真说不出自己为什么要挤上车,也说不出自己要到哪里去,更不知道这辆车要往哪里开。也许,我这样做,一半是为了刺激自己这颗寂寞的心一半是想带一双作家的眼睛,上车去观察生活,观察人。

车厢颠簸着。

一个微弱的念头,从遥远的记忆中飘了过来。不知哪一个夜晚还是白天,听妻子说过,她有一个表姐,很苦。三十岁死了丈夫,拖着四个崽女。没有户口,没有工作。如今,总算苦出了头。两个孩子大学毕了业,老三也读大学了。大孩子大学毕业后,在一座小城里当中学教师。她,跟老大住在一起。我突然意识到,妻子那位苦命的表姐,不就居住在自己来深入生活,来兼任市委副书记的这座小城吗?她儿子好象就在市三中任教。这辆车,往哪里开呢?一打听,正好是开往三中方向。

我决心去看看这位没有见过面的、妻子的苦命表姐。

到站了。走下车来,我犯难了:我不仅没有见过这位表姐,而且不知道她姓甚名谁。她儿子的名,我就更不知道了,只依稀记得,听妻子说过,她死去的丈夫姓张。她儿子是在中学教政治的。

走进校园,一打问,学校里教政治的老师中,果然有一位姓张的,而且是个年轻人。

我们就这样见面了。

小张把妈妈喊回来了,说是来了一位“姨爹”。她妈在学校的食堂里洗钵子,做临时工。

我怔住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竟是一个如此矮小、单瘦的女人!身高,不过一米五,体重,最多四十公斤。就是她这么一个弱小的女子,把四个孩子拉扯大了?就是她,这么一个相貌平庸的母亲,为国家送出了三个大学生?

“你,读了多少书?”

真想不到,这竟是自己和这位表姐见面的第一句话。

“三年。”

“表姐夫死了多久了?”

“十三年。”

我默默地立在她面前,长久地没有开声。心在怦怦地跳。我真想知道,这个只念过三年小学的女子,是如何一个一个地培养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的?我真想知道,这个没有工作、没有户口、没有任何依靠的弱女子,这十三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我真想知道……

一个又一个的问号,涌上我的脑际。

“我,想采访采访你。”

“采访我?”

“嗯,你。”

“我又不是模范、标兵、先进,又不是改革者、知名人士,有什么好采访的呀!”

“谈谈你这十三年吧。”

“这有什么好讲的。讲起来,都是眼泪。”

“不!你应该还有欢乐,还有欣慰,还有笑声!”

我沉默了好一会,这样纠正她。

她有一副好歌喉。故乡的山水,妈妈的乳汁,养育了她一个好嗓子。四方八里,乡亲们都知道她的山歌唱得好。做姑娘的时候,她是乡村业余剧团、公社文艺宣传队里的“台柱子”;后来,嫁人了,当了妈妈,她仍然是公社文艺宣传队里的“主角”。

那一年,她带着四岁的老满,正在公社文艺宣传队里演“阿庆嫂”,唱《沙家浜》的时候,突然收到丈夫单位发来的电报,告她丈夫病危,催她速去。

她领着孩子们匆匆赶到时,丈夫已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默默地承受着生活给她的沉重打击,她勇敢地迎接命运的挑战。厂里安排她到丈夫工作的职工医院做临时工。他们母子五人,挤住在一间小小的房子里。她用自己的双手,挣来一点微薄的收入,养活着这五张吃“黑粮”的嘴。她盼着,有一天,厂里能帮她母子解决户口;她盼着,有一天,厂里能给她安排个正式工作。

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们,真诚地关心她,同情她。那年月,粮店里买粮搭红薯米等杂粮。她们把这些买粮时搭回来的杂粮统统给了她。她默默地收下,从内心感激这些好心人。

有那么一个男人,比别人显得更关心她,爱护她,同情她。他常常带着温暖的笑容出现在她面前。有时,说几句知寒知暖的话语;有时,动用他掌握的一点点可怜的权力,给她一点这样那样的方便。她又感激,又不安。

他又来到她的面前。

“你们的户口,我正在帮你们办。户口一解决,工作问题就好说了。”

“多谢了!”

他,只不过是这个小小的医院里的一个极普遍及普通的人员。他能为她解决难度这样大的问题吗?然而,在她的眼里,在这个乡间女子的眼里,他却是一个“官”,是一个能够帮她解决大问题的“官”。

她寄希望于他。

然而,一个女人应有的警惕性,一个女人的敏锐心,却又常常使她生出几分惧怕。一种莫名其妙的惧怕。

她是一个开朗的女子,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女子。她又开始唱歌了。做工的时候,她轻轻地哼着“刘海哥,我的夫”、“洪湖水,浪打浪”,或者来一段“临行喝妈一碗酒”。有时,回到家里,把孩子们叫到身边,捧起歌本,教孩子们唱一支新歌……

“你来一下。”

那天,这个男人又出现在她的面前。

“有事?”

“嗯。”

“什么事?”

“当然是好事罗!”

莫不是自己和孩子们的户口问题批下来了?那可真要好好谢谢他啊!她赶忙放下歌本,怀着美好的希望,跟着他去了。

这是一间保管室。

房里,堆满了供住院病人用的被褥、棉絮、席子什么的。这里,是他的“领地”。当她跟着他走进房间后,他随手将门关上了。

“什么好事,快告诉我呀!”

她催他。心嘭嘭的,很不踏实。

他不说话,双目圆瞪地望着她。

一种更大的不安和惧怕,迅速袭上她的心头。

“你……”

“我,我真想、真想听你唱一支歌。”

“就这么个事呀?”

她的心跳得更急了。

“还,还有,派出所说,户口问题,还要办一个证明……”

“什么证明?”

“医院里的证明,证明身体不好呀!”

“……”

“这个,我帮你办。不过,你也要帮帮、帮帮我……”

“……”

她站立着。双腿在微微地抖动。

对面,这个平日十分关心、帮助、同情自己的男人,换了一副面孔,目光里,燃烧着挑逗的火焰;脸腮上,浮现出淫荡的笑容。

“你,没了男人;我,女人不在身边。我们都命苦啊!我为你出力,你、你……”

…………

她慌乱地回到了孩子们身边。老三,是四个孩子中唯一的姑娘。这时,她见妈妈回来了,便捧着歌本,向妈妈扑来:

“妈,这支歌,我还没有学会。你再教教,再教教。”

“啪”的一下,老三手里的歌本,被她扫到了地下。她站到窗前,胸脯急促地起伏着。她扬起头来,面对窗外浩瀚的苍空,放出了走了调的、溶进了她心中的火与怒、仇与恨的歌来:

我恨、我恨……

孩子们一个个怔怔地望着妈妈。

一句歌还没有唱完,她突然闭合嘴巴,扑下身子,将孩子一把搂到怀里,放声痛哭起来。

“妈,你怎么啦?”

“妈,你莫哭、莫哭。”

“妈,你莫哭了,我们听话,我们一定听话啊!”

“……”

她捍卫了自己,捍卫了一个女人的尊严!

那位不是干部的“干部”,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对她,对这个弱女子,进行疯狂的报复。过去给她的“方便”,统统换做了“卡压”;过去对她的“同情”,全部变成了“仇恨”。她默默地忍受着命运给她的又一种打击,一步一步地艰难的朝前走着。

终于,这家她丈夫流过血和汗的医院,将她辞退了。她咬咬牙,领着孩子离开了这里,到附近农村租了一间农户的房子,住了下来。为了生计,为了孩子,她到处找事揽活,到建筑工地和灰沙,挑红砖,运煤渣,担土方……用大把大把的汗水,换回很少很少一点钱。每月挣到三十几元,还要交给住户六元“房租”。三十元钱,五张吃“黑粮”的嘴!想想,想想,每一分钱,在这个女人手里,是什么样的份量!

医院里好心的医生、护士们,依然悄悄地关心着她。每月从粮站买粮时搭回来的杂粮,仍都送给了她。碰上过节,那位因在国民党军队中做过中校医官而靠边站了的老院长(现已为共产党员、市政协副主席)和他的夫人,偷偷地来到她住的那间拥挤的小房里,给她和孩子们提来两斤肉,留下几块钱。自己和这位靠边站的院长,无亲无故的,怎么好意思一回又一回地收人家的肉,接人家的钱呢?她眼里闪着泪花,就是不伸出手来。

老院长用手轻轻地摸摸一个个孩子的头,将肉和钱往桌上一撂,无声无语地走了。

她苦苦地熬着。

有人在背后为她出主意,要她去找一找厂里的书记,向她叩个头,求她帮你们娘娘崽崽解决一个落脚的“户口”,安排一个事做。

她终于鼓起勇气,敲响了书记家的门。来开门的是一个富富态态的女人。这大概是书记夫人了。也许,这些年来,上门找书记的人多,使这位书记夫人大为伤脑筋。一见这类人进她家的门,她心里就烦,就火。

“你找谁?”

“书记在家吗?”

她颤颤抖抖地问。

“找书记,上办公室去。到了家,他是我的男人,归我管。”

“砰”的一声,门关了。

她在门边愣了半天,再也不敢敲门了。

这天,她终于找到了书记。

“我的男人死了。他在厂里干了十六、七年,没有功劳有苦劳……”

“什么鸡巴功劳苦劳!战场上死了那么多的人,他们的家属如果都象你一样,要户口,要工作,行吗?”

“……”

又是一鼻子灰。她立在那里,换不过气来。那些年,我们党的形象,就是被这样一些人抹了灰。如今,这类人物也许下来了,也许仍在台上,正演另一出戏,扮演另外的时髦角色……

她踉踉跄跄地奔向那间小层,那间在农村租下的、住着她和四个孩子的小屋。脑子里,这些年来许多许多的美好愿望,全破灭了。看来,不能再想着依靠别人,只能靠自己,靠自己这一双手!

推开自家的那间小屋的门,四个孩子一齐迎了上来。

“妈,爷爷又来了。”

“爷爷?”

“还有奶奶。”

“奶奶?”

大孩子桂平,双手捧来了一块肉,还有一张五元钱的人民币……

她心头一闪亮,一下子全明白了:这爷爷是谁,这奶奶又是谁!

她下工回来了。

往日,孩子们一看到她进屋,就立即摸起饭碗,准备吃饭了。今天,一个个都伏在桌上做作业,谁也没有动身。这是怎么了?今天,难道他们的肚子还不饿?

“快吃饭呀!”

她催促孩子们了。

“妈,我们已经吃过了。你快吃吧!”

十二岁的老大,显得很懂事,很“老练”地对妈妈说。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

“吃过了?”

“妈,你看,我们吃得饱饱的了!”

调皮的老满,才六岁,刚进学校启蒙。这时,他掀起衣服,故意把肚子鼓得大大的,亮给妈妈看。

她掀开锅盖,立时怔住了。

锅里,煮的红薯米全吃光了,唯独留下一团大米饭。大米和红薯米煮在一锅,不揽动,煮熟以后,大米饭在下面,红薯米则在上面。往日,是她吃红薯米,而把大米饭给孩子们一个分一点。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