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编辑之死

不该死的人,在不该死的时候,死了。

三十八岁,正是生命之火放射强光的时候啊!

几个月过去了。她的死,已在这座小城人们的心头淡忘了。本来,生前,她在这座二十八、九万人口的小城里,也只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并没有什么特别引人瞩目的地方。可是我,却忘不了她,心里时不时跳出来一个个问号:她为什么会死?她为什么要死?她的死说明着什么?凶手呢?是她自己吗?如果不是,那谁又是残害这个本该放射强光的生命的凶手呢?……

面对这一长串问号,我只能苦笑。

我总想从她的死中寻找到一点什么。

我想从这个知识女子的死中,寻找到一点什么呢?

“嘭嘭嘭……”

又是敲门声。

自然,又有人来找我了。

此刻,我正伏在案前写我的那部《美仙湾》,一颗心沉醉在那个令我迷恋的江边小城里。我多么需要宁静,宁静!连市委的常委会、书记们的碰头会,我都统统告假。可是,却偏偏经常有人找我。人,孤独的时候,渴望旁人的声音,盼望有人敲门。那将给他们带去安慰,带去生气。然而,此时此刻的我……唉,唉唉!

“嘭嘭嘭!”

敲得是那样理直气壮!

听得出,这准是熟人、好友。不能闭门不见。我只好起身去开门。

门开了。

果然,来的是我当年做新闻干事时,常在一起打扑克、“钻桌子”的“哥们”——如今市委宣传部那位小个子副部长。他走进门来,镜片后面的眼睛眨了眨,很认真地对我说:

“你,能不能挤点时间见见她?”

“谁?”

“一个女人。”

“女人?”

我的心警觉地跳了跳。

“嗯。市广播电台新来的一位女编辑。”

“莫不又是闹离婚的?又是告她的丈夫是当今的陈士美的?”

我来到这座小城半年多,已接触好几桩离婚案了。有语道:“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样的事一沾上手,就难得脱身。何况眼下我正在写我的《美仙湾》,不容杂事干扰。于是,我表情冷漠地回答我的朋友:

“你看我,不正在……”

我用手指了指摊在面前的稿纸,代替了下面的话。

“不一定马上。等你有时间的时候。”

“有必要吗?”

“有。”副部长很正经地点点头,“说不定,这又是你的另一部作品呢!”

“噢!”

我抬起了头,眼睛突然亮了。

“那天,她问我:听说那位作家市委书记,正在写长篇小说,你晓得他写的是什么内容吗?我的妈!她一句话把我问住了。一部长篇,三、两句话怎么说得清?我想了想,买了一个关子,说:写一个漂亮的寡妇。她听了叹一口气,说:他为什么老写寡妇?《山道弯弯》写的是寡妇,这一部又是寡妇。我反驳:为什么不能多写几个寡妇呢?她淡然一笑,世界上恐怕更多的是有丈夫的寡妇。他为什么不写写那些有丈夫的寡妇呢?”

我栗然。心,在颤抖着!颤抖着!

就凭她“有丈夫的寡妇”这句话,我应该见见她。我想见见她。她那句话的后面,不知有多少多少话啊!

两个月后。

我完成了《美仙湾》。恰巧这时,市电台准备给本市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一块园地,开辟一个文学节目。电台编辑部要我去为这个节目说几句开场白,打打开场锣鼓。作为作家,作为市委副书记,我不便推辞。

我去了。

路上,我很自然地想到了那一位女编辑。长篇写完了,心腾出来了,我应该去见见她,听听她那句话后面的许多许多的话了。

在编辑部的办公室里,除了几张熟面孔之外,有一张生面孔。我心里想,这大概是她了。她,修长、匀称的身材。略长的脸庞,显得端庄、秀丽,透出几分聪颖、灵秀之气。衣着朴素、整洁,不华,不丽,也不俗。给人一种很有教养的知识妇女的稳健、成熟、含蓄的美感。

“你是新来的?”

她很有分寸地点点头,笑笑。

“你是不是托副部长捎话给我,要见一见我?”

她又很有分寸地笑笑。

“那么,有什么话,你就谈吧。我一定认真听着。”

“……”

她没有说。为难地看看我,又看看周围的同事。

“不方便?”

“怎么说呢?……我们,能不能单独谈谈?”

“可以。”我理解她。我爽快地应允。“不过,今天不行,有好几件事等着我马上去办。”

“那就在你方便的时候吧。”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

终于有了这么一个“方便”的时候。

这一天,市人大会议正在进行。下午,听大会报告。作家,自由职业者,生活散漫惯了的,受不了这种端端正正坐着听报告的“正规化”约束,尤其是坐在主席台上,接受那睽睽众目的扫射。会议开始不久,我便借小解而溜号了。

三楼。

电台编辑部办公室。她正伏在案前看稿。与她相邻的几张办公桌前,空空如也。整个办公室里,只有她一个人。

“他们呢?”

“都到大会采访去了。”

“全体出动,留你值班?”

她含蓄地笑笑,点点头。

所谓“全体”,也不过三、四个人。小城市的小电台,可怜!

“那你就谈吧。我这次是专门来听的。”

“就在这里谈?”

“行。”

她还没有开始谈,接二连三地进来几位通讯员送稿。她一一热情地接待。看得出,她很爱自己的工作。她对工作是极其负责的。

“我们换一个地方吧。”

“到哪里?”

她领我走进编辑部办公室隔壁的房子里。这是一间大房子,里面摆了一张乒乓球台子。这大概是电台工作人员的娱乐室。工间休息的时候,打乒乓球的地方。她把乒乓球台前的条凳抹干净,又给我和她自己泡了一杯茶。一切就绪,该开口谈了。

却迟迟没有开口。

“你看我,你没有来的时候,我直想跟你谈,好多好多的话硬想吐出来。你来了,我却不知从哪里谈起了。”

她歉意地笑笑。

“随便扯吧。”

她沉默了片刻。渐渐地,眼眶发红了。

啊,她在酝酿情绪。

我静静地等着。

终于,她说起来了:“我,想先谈谈我的父母。”

“好呀!”

……

她是本地人,出生在资江边一个美丽的小镇上。而她母亲,却是一位安徽女子。这千里的姻缘,是一根什么线牵起来的呢?

生活里,常常充满戏剧性。

安徽女子十几岁的时候,就投身了革命,在大别山根据地一家红军医院里当护士。部队转移的时候,她留下来安置走不动的伤病员。阴差阳错,她脱离了队伍。后来,与一个从白军中逃出来的湖南人相识了。生活,不知是悲是喜地为他们做了戏剧性的安排,这一对一“红”一“白”的男女,走到了一起,组成了家庭。

不久,这个安徽女子,跟着这个湖南汉子,回到了资江边的这座小镇。然后,把她和她的兄弟,接到了这个世界上。

转眼,故乡的水土,母亲的乳汁,把她养育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美丽的少女。而且,她走出了小镇,考进了县城那家在湘中山区颇有名气的中等师范学校。这里,汇集了一群从山乡各地来的俊美姑娘。在这俊美的姑娘群中,她又是最惹人瞩目的。曾有人悄悄地赠她以“校花”的誉称。然而,眼下正是那个悲怆的年代!“白”汉子的父亲和“红”女子母亲,变成了两座无形的大山——伪军、叛徒,沉沉地压在这个该唱、该笑、该舞、该蹈的少女的身上。人们给她投去冷漠、鄙夷的目光。她滚烫烫的心,落进了冰海里……

她悄悄地躲进了生活的偏僻角落里,尽量避开所有人的日光。然而,却有那么一双眼睛老盯着她,给她送去几许慰藉、几许温暖。这是她的同学,一个并不英俊潇洒的男生。她心里喜欢他,却不敢接近他。他是红色保险箱里的人,自己不应该去碰他啊!

她把爱埋在心头,离开了生活、读了两年的师范,来到了一个小镇子上的小学校里,当上了一名教师。

不久,她结识了他,武汉某大学的一个标标致致的学生。她那爽朗的性格,她那丰富细腻的感情,她那花儿朵儿般的美貌,使漂亮的大学生倾倒了。她呢,愈和他接触,愈觉得他象一砣磁铁,对自己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他身上的什么东西,使她如此倾心于他?她说不出。爱情,这个奇异的魔方,谁能解得透彻?谁能说得清楚?世界上有什么标准的爱情公式吗?什么男人加什么女人,就会有最美满、最甜蜜的爱情?这其中的许多的许多,怕只能各自去意会,不可能公开地言传。

他们也“挂筒”了。什么原因?不用问,她心里清楚。

有一次,在一个小小的火车站,她意外地碰上了从家里返武汉去的他。他来到她的面前,愧意地低着头,要替她去买车票,想向她作一点什么解释。她头一偏,拒绝了。她的这个举动,不全是恨,是爱恨交织,爱中有恨,恨中有爱。是莫名其妙的恨,莫名其妙的爱。

她任教的学校里的教导主任,是一位有着慈母心肠的老教师。她同情她,喜欢她。把自己的侄儿子领到了她的面前。

也是大学生,且是北京某名牌大学的学生。他们见面了,接触了。可是却不知怎的,她觉得他身上似乎缺少一点什么。缺少一点什么呢?她说不出。反正,她觉得他不象那个武汉某大学的学生,那样沉甸甸地落在她的心头,那样的推不开,赶不走,那样的相聚后不想分离,分离后使她禁不住地想他、念他,甚至莫名其妙地生出一些非念来……而他却使她扬不起那种热情,那种女人对男人的热情……

这也许是人类学中一个奇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