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是这样，老八会不会是在9月12日杀害了女孩赵丁萱，之后将尸体放在地下室待了一天，13日自己出去与战友聚会，13日半夜回来后再把尸体拖到了外面呢？

这是个大胆的设想，老贺不认同，他觉得张印是在带着答案找问题。

老贺反对的理由很直接：老八收破烂的皮卡车早坏了，他没法运尸。如果是把尸体拖过去的，那就太远了，半小时也不一定能到，而且太冒险。他完全可以把尸体抛在距家很近的地方，比如某个下水道、河沟，或者灌木丛里。

不过别人的话，对张印都是耳边风。那天晚上他带着老贺第二次去了老八家。

“老八，你家有地下室是吗？上次怎么没跟我们说？”

“地下室？”老八像第一次听说这三个字。

“对，上次不是城管还来查过一次吗？”

“后来再没人来了，封了。”老八说得坦然。

“你再想想，你最近进过地下室吗？”

老八看似想起地下室的存在，也承认现在那里还放着一些东西。但说地下室没电，只能拿电筒下去，张印注意到说这话时老八的口齿有些不清不楚。

张印和老贺走进地下室，那里像一口深井，又热又湿，走廊把房间一分为二，每边各有四间房。电筒光把走廊里的人影拉长，张印心想着这是老八第几次撒谎。

地下室中间有台除湿器，管子下面有个铁盆，里面有层薄薄的水，显然最近开动过。一个破旧书桌靠在墙边，上面有几个啤酒瓶。张印四处细查，盼望着奇迹出现，比如在角落发现女孩遗失的银质心形项链。

他兴奋极了，脑海里浮现出犯罪现场的模样，但是他一无所获。突然间，张印注意到墙壁缝隙里有个银白色耳钉，他没吱声，偷偷揣进兜，像是生怕老八看见。

“你最近一次下来是什么时候？有带什么人下来过吗？”张印问。

“哦，我下来过一次，但忘记哪天了。我想找点什么来着……反正我下来之后感觉有人盯着我，我害怕，就上去了。”

张印眼睛死死盯着老八的眼睛，看见他心虚地咽下口水，喉结耸动。

“你那两天见到她了吗？”张印并没有说是谁。

但老八马上就反应过来：“记不清了。”张印记得万分清楚，同一个问题，上次问老八他说的是“没见过”。

张印眼神丝毫不动，就盯着老八的脸。老八搓了搓脸，开始喃喃自语：“我觉得吧，这种人应该枪毙且立即执行，要是我有个女儿被人弄死，我一定找哥们把他干了。哎，警官，你们案子查到什么程度了，不行我可以帮帮忙，我人脉挺广的。”

老八说他在地下室感觉到“有人盯着他”，他是想暗示那个死去的女孩曾经在这个地下室里被捆绑过吗？老八第一次还说对这个女孩一点不关心，现在查到地下室了，他又反过来要帮警察的忙——老八就是凶手！不顾老贺反对，张印再次带走了老八。

警察的一生中总会碰到这样一起案件，有些难以言传的东西瞬间击中了你，那可能是嫌疑人的一个表情，可能是死者手机上一条诡异的短信。它们会让你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坚信对方就是你要找的嫌疑人。

更奇妙的是这种线索不属于别人，只属于你自己，只有你看得见，那是属于你一个人的案子，你要做的，就是拼了命来证明你的灵感是对的。张印也被那种难以言传的东西一瞬间击中了。

多年后，张印回忆起带走老八的场景，依然记得一个细节。给老八戴手铐时，张印发觉他的手掌没有出汗，比自己干燥得多，“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张印没想明白，难道这人就不害怕吗？

十五分钟后张印来到办公室，坐在了老八的对面。

已是凌晨了，全队侦察员和抽调来的民警都窝在会议室，为小女孩命案加班汇总资料。他们眼圈发黑，脑子跟不上嘴巴，一个多礼拜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这状态显然撑不了太久了。

张印之前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包括副支队长和支队长。他来到小会议室，按捺住内心的雀跃，轻描淡写地说又把人带回来了，大家满脸怪异地看着他，没人吭声。

事后张印才明白为什么大家当时的脸色那么难看，他们都以为张印掌握了重大线索，或凶器，或证人证言，准备独自向领导请功了。重案组曾经有人这样干过。沉默一阵后，大家还是各司其职，准备陪老八来一场声势浩大的表演。

讯问室旁实验室的门大开着，几个重案组的民警忙碌地操作着根本不会使用的机器，小女孩扎眼的血衣和挎包就放在桌上，仿佛他们已找到了攻克难关的答案。

张印押着老八从实验室门口经过，老八往里看了一眼，但面无表情。所有警察都表现出对老八很冷淡，暗示他只是个普通的嫌疑人，没什么特别之处。

随后，张印押着老八上楼梯，进到支队长办公室。一把高大的黑皮座椅，一张黝黑泛红的宽木桌，一书柜精装的刑侦书，一片引人注目的照片：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授勋仪式的，还有集体一等功的奖状，盖着公安部大红印。

办公室的墙上挂着赵丁萱被杀案的现场地图和小女孩尸体照片，旁边的白板上用红笔大大地写着老八的姓名、年龄与身份证号，异常醒目。这些都是提前布置好给老八看的，都在暗示：老八，你该认赌服输了。

一个老预审员借来白衬衫，领导般威严地坐在皮椅上，这一招通常很有效，老百姓都认领导。

“领导”语速很快，都是短句，铿锵有力。张印站在老八旁边，激动地等待着那一刻，等待着老八在重压之下呼吸紊乱，手脚发抖，现出原形。

他们配合得很完美，几个民警轮番上阵对老八狂轰滥炸，这是典型的熬鹰战术。他们其实玩了一个“小花招”，民警并没有实际填写传唤证对老八进行传唤，也没有给他戴上手铐，而是先走证人询问程序对老八施压，这样可以在二十四小时的传唤时间基础上多争取些时间。

民警们动用了一切在法律和人道允许范围内的手段，可是张印惊讶地发现，地下室里那个有点惊慌的老八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毫无感情的雕像。无论怎样讯问，老八都一遍遍重复着之前的证词，他没承认任何事。

天快亮了，张印听到同事窃窃私语，他无法忍受这样的声音。张印开始大声对老八说话，说自己知道老八是个什么样的人，知道他以前怎么像个疯子一样殴打老婆，也知道他和赵丁萱之间的关系。

老八耸了耸肩，端坐在椅子上瞥了张印一眼，漫不经心地打了个哈欠。他左右看了一圈，用动作表明了态度：那你们这是干吗呢？办我呗，别浪费时间了。

张印脑袋腾地一下蒙了，内心的平衡瞬间被打破，辛辛苦苦营建的东西垮了。他努力思考，但越是绞尽脑汁就越晕。他接着试图感化老八，引起老八对女孩的同情。他说了几个开放式的问题，然而这是讯问中一种严重的倒退，预审员打起了哈欠。

虽然张印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直接证据，但他依然坚信对面坐着的就是嫌疑人。门口的同事散去了，张印觉得他们中一定有人在说：一个年轻的小民警想露个大脸，结果把屁股露了出来。

不，还有一个撒手锏！

糊里糊涂的张印趴到老八耳边，努力显得胸有成竹，从口袋里掏出在地下室捡来的那个银白色耳钉，摆在老八面前——

“风过留痕，雁过留声，你看看这是什么？”张印急疯了，他明知死去的女孩是没耳钉的，他只期望唬住老八。

老预审员愣住了，随后勃然大怒。白胡子在抖，使用证据这么大的事，竟然都不和他商量一下。

老八直视前方，只扫了一眼耳钉，随即侧过脸盯着张印。张印的手竟然发起抖来，老八鄙夷地一笑，随即彻底放松下来。

全完了，张印输了。

那个廉价的耳钉根本不是受害人的，张印知道，老八也知道。现在张印失去了一切威严，他是个说假话的傻×，一个毛没长齐的小崽，想跟几进宫的老炮斗法，老八再也不会相信他了。

其实，张印不适合重案组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不会“问人”。他会天真地给嫌疑人递烟，买冰棍和汽水，然后期望对方“尊重”他，说真话。一旦发现对方说谎，他就暴跳如雷，大骂起来。对极个别供述较好的嫌疑人，张印也很难问得下来，因为他用的是一种挤牙膏的办法，老贺评价他是“给他自己记笔录”。

那天，他们讯问老八六个多小时，副支队长觉得不能再耗下去了，就给老八签了传唤证，带着老八到总队测谎。总队的测试员说他怀疑老八没有正常人的情绪反应，老八的线条“像个死人”。

更悲催的是，那天中午女孩的妈妈又找来了，她要见主办案件的民警。张印趴在桌上疲惫不堪地笑了。认识刘岚的人都说刘岚“是个精神正常的疯子”。

她五十五岁，前夫是个狱警，大女儿在一个大公司上班。几年前，她到前夫单位找到领导，说前夫“乱搞男女关系”；然后又到大女儿公司状告大女儿和父亲**，弄得鸡飞狗跳的。有的人，日子过得好好的，非要有意无意把人生弄得一团糟，还以受害者自居。

离婚后，她不让二女儿赵丁萱继续上学，两个人在一家邮政储蓄所门口摆摊，卖些刀具和饰品度日。还时不时去骚扰一下前夫和大女儿。小女儿赵丁萱的命运也就此转道，而这也是一个张印从来不曾接触过的世界。

这些天，刘岚疯了一样地写信、打电话告状，张印时常被搞得一肚子火，但每次张印都耐心地接待。今天张印还准备像往常一样接待她，他有心理准备，因为前几次刘岚都很激动，但这一次，刘岚一身黑衣，态度和往常相去甚远。

她的第一句话就语出惊人：“警官你辛苦了。”让人吃惊的是她开始向张印道歉，原因是她打听到派出所在上报重案组之前已经做了基础的失踪人口查找工作，而且重案组一直在积极努力地查案。

她看着张印的黑眼圈真诚地向他鞠了一躬。张印不知所措，这个女人真能面对女儿死去的事实，并从以往蛮不讲理以受害人自居的状态中走出来吗？

张印谨慎地给她说了些宏观的侦查现状，女人直截了当地问：“是不是老八干的？”没等张印有反应，她又摇起头，说老八不太可能。

但说着说着她那不受控制的脾气又上来了。她没指名道姓地大骂张印，可能是张印满脸胡须和惺忪的睡眼感动了她，她转而骂起了公安局。

“假如是你们家的孩子出了这个事，你们也这么查案吗？”她直视张印的双眼。张印坚定地点头。

她自嘲般笑了，“案子破了有什么用？我女儿也回不来了。”随即起身，和张印握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天早上五点，窗外的天灰蒙蒙的，张印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发呆。他拿起一罐啤酒往下灌，喉咙发紧，随手一扔，哐当一声砸在地上，他想找个人聊聊，但其他民警都睡着了。讯问的过程一幕幕在眼前回放，定格在老八最后那轻蔑的一笑与无比放松的肢体语言上。

他透过窗户，看着尚未熄灭的路灯在水泥地面上洒下的一层柔和的光。他想起讯问课上老师讲过的：警察应当是嫌疑人的一个窗口，在四面墙壁的讯问室里逼得对方退无可退时，嫌疑人会看向窗口，那是他唯一的出路；然后他会在警察的“引诱”下奔向窗口，向警察说出内心最深处的秘密，为了解脱，他会把一切大白于天下。

然而现在，老八成了张印的窗口。因为自己过于急躁，过于自大，张印现在撞得头破血流。

局长还在等结果，老八也要大摇大摆回家了，所有人都知道了。

张印迷迷糊糊喝了几罐啤酒，然后走向窗户，纵身一跃。那是一栋老楼，层高比较高，二层至少相当于现在楼的三层。

探长跳楼，古今未有。

关于跳楼这件事，他的回忆似乎和事实脱节。

当时门口的保安目睹了一切，他告诉我，张印是从二层空调外机上掉下来的，在地上瘫了一瞬间，然后像没事人一样站了起来，甩动着一条胳膊极为夸张可笑地向前跑，快跑到大门口时再次摔倒。

同事送他去了医院，一路上他双眼紧闭，不言不语。他摔断了右腿，扭伤了左臂，躺在医院里，背部湿透，无法翻身。

张印在医院住了三个礼拜，每天抱着司法考试书装模作样。开始几天他“麻木不仁”，几乎无法清晰思考。他将自己封闭起来，不接电话，不和任何人联系。不久他开始反思，做警察是他的真正使命，还是人生道路上一个随机错误？

张印出生在一个二线城市，父亲是个水利工程师，母亲经商。他小时候亲眼看见优秀而强势的母亲将搞外遇的父亲赶出了家门。

从此他和母亲相依为命，刻苦学习但漫无目的。成绩不好时母亲恶毒地羞辱他，责骂他，逼他成材。他的母亲和受害女孩的母亲刘岚一样，用谩骂来宣泄一切情绪。但有一点和刘岚不同，母亲从小就给张印灌输一个观念：男人最重要的是要有尊严。

高三下学期，他听表哥讲起公安大学的军事化管理，那些近乎虐待的训练，还有穿着警服参加大学生方阵比赛时少女扑过来要电话号码的趣事，他恍然大悟。于是不顾母亲的反对，他毅然报考了公安大学。

在他的幻想中，自己是被坏人包围着孤身搏斗的好人，只有警察这份工作才能满足幻想。

毕业后前五年，他是一名治安民警，在派出所里长期面对一个介于黑白之间的灰色空间，老民警多少有些“油滑”，而且少见大案，这都让张印不满。

于是，他做了一个很不同凡响的举动。他在午休时闯进支队长办公室，朝一脸疑惑的刑警队一把手递上自己的简历。

“我想加入重案组。我大学时射击课九十七分，刑法满分，专业课分数也是班里前三，我觉得我能胜任重案组的工作。”

支队长以为面前这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搭错了神经。当然，每个警察都可以申请自己感兴趣的职位，大家都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比如机关单位，可哪有这样直闯领导办公室毛遂自荐的？还以为在学校里呢？分高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就这样，张印隔三岔五就去刑警队“骚扰”一下支队长，连续好几个月。支队长撵他出去过，也威胁他要把这件事告诉他们派出所所长，但他就是不肯走。

这里面有张印的人生哲学，张印觉得只要努力，就可以成功，失败一定是因为不够努力。一贯内向的他这样厚着脸皮闯支队长办公室十多次，竟然真的成功了。

适逢刑警队年龄老化，局长给了二十个名额，有一百多名年轻民警报名。支队长大概是为了避免张印再来办公室烦他，终于让张印得偿所愿。但张印与重案组太格格不入了，尤其是这个菜鸟被捧杀为“代理探长”后，这个夏天不但恐怖，简直就是弥漫着死亡气息。

面对老八，他为什么会失败呢？难道是他还不够努力吗？空无一人的病房里，张印避无可避地面对着自己。他为什么要冒险向老八出示那个天知道属于谁的耳钉呢？

这么多年以来他不断努力，不是对成功的渴望，而是对失败的恐惧。

又躺了几天，他开始痛恨老八，甚至有点想杀了他。

矛盾的是就在同一刻，他觉得身心又开始运作了，内心情绪也惊人地平静。他满脑子都是老八，清醒的每一刻都在想他，他的人生出现了新目标。

三个星期后，右腿上打着厚厚的石膏，张印出院了。他明明可以拄着一支拐杖走路，但偏偏要拄双拐。因为单拐看起来更像一个长年累月的瘸子，而双拐能提醒别人他在恢复中。

回到单位后，领导们对他和蔼了很多，但同事们关于他跛足的笑话层出不穷。大家开始叫他“瘸探”。有个老民警把他的牙刷牙杯放到了办公室最高的柜子上，他没说什么，就是笑了笑。

张印知道这些笑话都是善意的，他们用变本加厉嘲笑他瘸腿的方式掩盖了更大的悲剧——关于他跳楼的事。直到一个民警笑着说，“瘸毒瞎狠秃好色，之前你斗不过老八那个秃子，这回你俩可以拼一把了！”张印板起了脸。后来，再也没人敢和张印开玩笑了，大家觉得张印变了，少了冲动，多了深沉。

张印当然知道这起案子要“黄”了。

重案组就像沙漠，案件一层一层堆积而来，时间会把很多大案覆盖掉。再大的案件破不了也就是个案子。四个探组各自接了新案子，赵丁萱被杀案已经被装订成卷了——那代表它将会和无数个未破案件一样，逐渐淹没在后院的案卷大山之中。

破案对警察来说是工作，但对嫌疑人来说被抓就完蛋了，双方为此付出的努力是不对等的。张印强迫自己不去想老八，而是再一次审视证据，他首先得完全深入到老八那个世界里去。

在抛尸现场东北角三公里的地方有个村子，村里有个老实巴交的屠夫。几个无赖成天到肉铺骚扰，骂他是杀害小女孩的凶手，威胁要报警，趁机免费拿走他挂在钩子上的肥肉。张印去找过屠夫两回，对他印象也很好。

可能是被诬蔑后压力太大了，没过两天，屠夫竟在吊灯上上吊了。当张印像对待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一样把尸体从头看到脚时，老贺说：“你比以前老了些，也狠了些。”张印没吭声。

回到单位，晚上张印才兴致勃勃地告诉老贺他当时在想什么。原来他一直觉得屠夫尸体下的拖鞋蹊跷，左右位置与双脚摆反了。后来他才想明白，屠夫一定是用左脚弄掉右鞋，右脚弄掉左鞋，这才肯定屠夫是自杀。

老贺被良心折磨得不安，张印却一副放松的样子，他说没别的凶手。队里的老民警都知道，手头有多起命案时，一旦对其中一起倾注过多感情，付出了太多努力，就是对其他案件的不公平。

那天晚上，重案组在附近一家酒馆聚餐，大家为小女孩的命案忙碌太久了，身心疲惫。张印在桌上有点别扭，出了那件事以后，他不再喝酒，而且老贺坐在他对面，自从上次在大会上张印让老贺下不来台之后两人就不太说话。但几瓶啤酒下肚后，出乎意料地，老贺主动坐到了张印身边，紧紧搂住他的肩膀。

“大张。”

“贺哥。”

“大张。”老贺再次说。

“是我，贺哥。”

“是兄弟不？”

“是兄弟。”

“是兄弟不？！”

“必须的。”

“其实我挺佩服你的，你知道吗？”

“比如说呢？我有啥让人佩服的。”

“你像个‘傻×’似的。”

张印大笑起来。重案组民警总是不擅长表达真心实意，有时说着说着就沉默了，有时赞美赞美就骂人了，本来想说的好话，到嘴边就变成了段子。

老贺又半倚在张印肩膀上做出一个“猥亵”的动作，在场的民警都笑了。终于，哥俩都忍不住笑了，张印学会笑了。

买单后，民警们都回宿舍蒙头大睡，老贺和张印躲进车里，待在一个厂区大院门口。老贺劝张印放下这起案子，张印沉默不语。老贺转而讲起自己的经历，工作里倒霉的和有意思的事。

突然有个看门老头让老贺滚开，两人吵了起来，老头还报了警。当警灯照亮大街时，老贺和张印赶忙开车往单位跑，在这座由他们守卫的城市里，此时他们变成了被人追捕的对象。

张印吓得够呛，老贺轻蔑地看了他一眼：“没事！咱们重案组都有破不了的案子，这事谁管啊！赵丁萱的案子不是也没破吗？前前后后上了多少人你说说！”

张印开车到了刑警队门口，老贺已经睡着了，眼镜耷拉到嘴边。张印叫他起来，他不耐烦地一挥手，“别烦我，我就在这儿睡了。”

最后老贺吩咐张印：“明天早上记得叫醒我，咱们再去找老八。”

凶手，年龄应当在四十到五十之间，未婚，长期独处。从犯罪现场来看，凶手是性变态，他缺乏愧疚和同情心，可能将犯罪行为合理化。

在张印和老贺看来，这份总队出具的报告活脱脱就是老八。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认定老八就是凶手。民警们听到很多谣言，找过很多人，但找不到第一现场，老八逍遥在外。

可凶手还能是谁呢？“瘸探”张印拄着一对拐杖和老贺回到了三角区域，重启对老八的调查。

白天，无论老八去哪儿，张印和老贺都在身后不远处跟着。老八偶尔会闯红灯，或者用其他的花招摆脱他们。有意思的是老八并不在乎，反而有点洋洋自得。

他们互相非常熟悉，张印经过这么久的调查，对老八的生活习惯了如指掌。老八也知道这位年轻人的真实姓名，甚至知道他的老家是湖北的，也知道他没结婚。换成其他人在这种情况下会气到半死，破口大骂，可是他们之间却什么也没发生。

自从上次审讯后，两个人在老八的破平房外面多次碰面，交流甚至没了火气。这是一场意志力的消耗战，大家似乎都在等待对方失去耐心、露出马脚的一刻。

到了晚上，张印独自开始值一种特殊的班。他每晚都到老八家附近最火的一家卤煮店里坐着。他跟客人聊天，请他们喝啤酒。店里的客人大多之前见过面，知道他是警察，但免费啤酒谁不要呢？张印逐渐发现他们都是一群骗酒的老无赖，但还是坚持每晚都来，他只想从老八的角度看看世界。

他确实了解到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比如，老八以前有个小媳妇，比他小十多岁，非常奇怪的是这个女人十五岁左右就嫁给了老八。张印打听到消息，两人没结婚之前，老八听说女人有个年纪差不多的相好，于是就在女人回家的路上伏击，强奸了女人。两人结婚之后，老八有次喝醉了，叫了一些朋友到家里来，要共享女人，女人拒绝了，老八打得女人手脚麻木，逼她向朋友道歉。

大家说女人为了儿子忍了下来。一天，儿子跟着老八去看烧垃圾，儿子爬上树，摔下来，死了。女人悲伤一阵后，就离开了。

得知这些信息后，张印又是兴奋又是烦躁，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这个老八人前人后根本就是两个人，不为人知的那一面完全是个暴力狂、变态。现在没有女人让他发泄，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