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了，重案组老大哥提起张印，一开口总是这个词儿——“跳楼探长”，每当这时我就张大嘴巴望着听后面的故事。究竟他是个什么样的警察，为了破案能跳楼？当初又是什么案子能逼着警察跳楼？

我用了很多年才渐渐还原出张印跳楼的那个清晨的样子——

那是早上五点，重案组办公室张印一个人呆坐着，面前是那摞困扰他已久的卷宗。最多还有一个小时，杀人嫌疑人“老八”就要大摇大摆地走出重案组了。张印感觉像失去了一切。他觉得是自己没找到证据，才放跑这个杀人犯，而所有同事很快就会知道这件事，包括领导。手机里女朋友昨晚的短信是个巨大的讽刺，“等忙完这个案子，咱们上哪儿玩啊？”

张印起身，晕乎乎走向大楼办公室窗口。就在那个血色的清晨，张印一跃而出。探长跳楼，古今未有。

六十天前，夏初7月。谁都没想到连做侦查员都不合格的菜鸟张印，竟然被领导急速提拔为重案组的“代理探长”。张印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异类”。他爱侯马的诗，爱涅槃乐队，爱小说，内心渴望自由。虽然他喜欢看谍战、侦探故事，偶尔还在宿舍里操纵鼠标开枪“杀人”到深夜，但他说自己不怕尸体就怕血。这都算了，作为重案组警察，张印的致命问题是不会笑，还想得特多。

大家都记得太清楚了，被提拔为代理探长之前，张印去一个撞死流浪汉的普通现场，那里是一片荒野，流浪汉躺在树下，张印走到距离尸体两米开外的地方，用一分钟就破了案。死者后脑勺与后背上有明显的轮胎印，体表没有致死伤，应该是意外车祸。他相信法医会给出相同的结论。

一片荒野中，模模糊糊好像有人在哭。

回警队的路上张印紧紧挤在车后座，感觉耳边还有哭声。这声音让他怀疑流浪汉的死还有隐情，张印难受极了，就问旁边有二十年警龄的老贺该怎么办。

“就等着交通队出结果呗，要是里面还有别的事，他们肯定再给咱们推回来。”老贺耸耸肩，很轻松。

老贺接着一边翻看现场照片，一边咂摸着：“这怎么跟他媳妇交代啊，好好的××，都给压成套了！”全车人笑得前仰后合，只有张印笑不出来。

在这个每年接触的命案超过百起的地方，如果不学会放松与自嘲，那就只能任脑子里的命案惨状窜来窜去。你要减压，就得笑。你得明白真相永远无法全部复原，侦破案件只要知道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谁杀了人就行了。

可张印想要了解关于杀人的一切，他对犯罪动机和人性邪恶感到好奇，所以，张印学不会笑，总是皱着眉头，端着肩膀陷入沉思。有时，他表面上对惨烈的现场不动声色，但私底下却喝大酒，做噩梦。没人愿意和张印住一间宿舍，因为他经常半夜做梦被吓得喊出声。

“兄弟，你这个性格在重案组可干不长。”那天搭档老贺拍着他的肩膀说。

我要是张印，出过流浪汉这个现场后可能就立马要求调离重案组了——不，我要真是那时的他，就根本不会主动申请来重案组。

四个月前，2007年春节后，张印调入重案组。

他二十九岁，重点大学高才生，细高个，大脑袋，身体羸弱，从里到外透出一股书生气，在公安队伍里显得格格不入。

在此之前，他在派出所做了五年治安民警，为了加入重案组，他连续骚扰支队长几个月，队长甚至威胁他——“我要告诉你的派出所所长”，也不管用。最后，张印硬是把自己塞进了重案组里。

重案组是领导最放心、最信任的队伍，几个老同志对张印的背景颇为好奇，但谈起家世，他本人始终不露声色。进了重案组，有关张印的第一条笑话很快就有了，张印衣着又脏又土，每次从宿舍出门前都要抓起支队后院那只白猫在身上擦擦。

他很勇敢，准确说是又愣又轴。

刚来的时候，张印和搭档老贺去附近小区蹲点抓人——一个背耐克书包的持刀劫犯。那天清早，张印和老贺一眼就看到“耐克书包”在早点摊上吃包子，张印像神经病一样抄起警棍就扑了过去。老贺从没见过这样的警察，形容他“就是一条见了火腿肠的哈士奇”。

劫犯是有刀的，事后老贺臭骂了张印一顿，“你要是被他干了怎么办？”

张印工作起来死磕，他极度渴望破案的一刹那的快感。不过他的死磕常常是以与同事甚至领导大吵为代价的，因此没人看得上他。

刚加入重案组他就和队长大吵一架。有个年轻人突然中了毒鼠强，张印和年轻人聊了两次，觉得年轻人孤苦无依，有自杀倾向。队长觉得这套心理分析太扯淡，带着全队发疯一样调查，两人争执不下，直到张印又跑了一趟，发现了年轻人的买药记录。队长“假意”道歉，张印竟然不留情面地接受了，全队人都觉得他是个白痴。

在这种情况下，来重案组四个月后张印竟被意外提拔为代理探长，手下有四个警察。重案组探长不好当，要套得出证人嘴里的话而不是反过来被利用，要懂得基本的法医学、病理学、指纹学知识。最重要的是，要有足够的经验，能在最快时间内把尸体和嫌疑人联系在一起。

无论怎么看，对张印而言，这都是一场“捧杀”——干不了就早点走人。

刚当上代理探长时菜鸟张印就迎来了“恐怖夏天”。每次听到这儿，我都觉得他是主动把自己放在火上烤的。

重案组流传着一句话：夏天的燥热，有时就是杀人动机。

就是这个“恐怖夏天”，有个老头死在地下室，一礼拜没人注意，直到玻璃上落满苍蝇。凶手是他老伴，杀人后，老太太听信二流道士的话，买来一大堆白色粉末抹在老头的尸体上，期待他能复活。

就是这个“恐怖夏天”，一个歌厅小姐因为向大哥敬酒时“脸色太难看”，被小弟们用烟灰缸砸烂了脑袋。那个女孩包里有一张火车票，第二天要赶回老家结婚。

当上代理探长的那段时间，张印发疯似的工作，没多久，他瘦了十多斤。

张印运气还算不错，7月、8月两个月他一连破了十三起命案。

第一起案子的嫌疑人是个神情紧张的黑胖小个子，他拒绝承认自己杀了人，手上却突然多了几十万现金。张印发现命案现场的餐桌上整齐摆着一堆餐具，唯有一个水杯远远地放在一个角落。他敏感地意识到，天气太热凶犯逃走前可能会喝水。技术队果然在水杯上发现了小黑胖子的指纹，案件告破。

十三起命案最后一起发生在一个周五的晚上。两个男人在小酒馆里动了手，“输家”倒在血泊里，“赢家”疯狂逃窜。张印运气好，走出酒馆门口就撞上了赢家——这人害怕出大事，特意调头回来看看。

赢家交代得很痛快，待对方按下指印，张印不顾老贺反对，道出实情：“那哥们其实已经死了。”嫌疑人一瞬间瘫倒在地。

张印破了十三起命案，但他却越来越焦虑。他清楚地知道——因为“过班”制度，十三约等于零！

直到现在，“过班”也是我们重案组分配案件的轴心。

简单说，同是命案，侦破工作量却差别极大。比如丈夫杀妻案，丈夫动手后可能就在现场呆坐，沾血的菜刀就放在电视柜上。而另一起案子，二十人打二十人的群殴，死了两人，剩下的三十几人全部逃窜，你得一个一个抓回来。

“过班”制由此产生：嫌疑人在现场或自首的（占了绝大多数），算零起重案——张印破获的这十三起都属此列。

一到现场就知道嫌疑人是谁，但嫌疑人关掉手机杳无音讯的算半起；到了现场发现既不知道嫌疑人是谁，也不知道人在哪儿的，才能算一起重案。

只有接到一起完整的重案才算“过班”。这时你就可以不用再同时接别的新案子，也才能专心完成手头毫无头绪的这起大案难案了。

张印的十三等于零。就像他的人生，千辛万苦进了重案组，证明不了自己，都是白费。

张印的问题在于没难度的命案等于零，而能证明自己，让自己“过班”的案子肯定是难案，他这个菜鸟又如何能破得了？

和医院大夫一样，重案组民警绝对不能抱怨：“怎么还不过班啊！”或者在连续发生两起命案的晚上叼着烟卷发狠地说：“牛×再给我来一起！”

老天爷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9月初，天还有点热，再过不了班的张印似乎该考虑走人了，他向搭档老贺抱怨“过班”太难。

就在这时，“报应”真来了。

到现场后，张印的第一反应就是她真美。一束阳光直射过来，少女侧脸的轮廓有些不真实。她颧骨很高，眼窝深陷，嘴唇微微张开，像要开口说话。她侧卧在地，一条腿压着另一条腿，上身微微后仰，一只手放在脸颊旁，另一只细长的手臂伸向远处，可那里一无所有。

她浓密的黑发散乱地铺在柏油马路上，脖子上有一条明显的勒痕，身上到处都是青色的小伤口。她穿着廉价的黑丝袜、短裙、紫色上衣。一个黑色手包放在身边，里面装着化妆品、卫生棉、一个手机充电器，还有几张表情夸张的大头贴。

她只有十三岁。

张印盯着她看了好一阵儿，然后悄悄抬眼看周围的同事。老贺、李逵、老猫这回没一个人敢开玩笑。这几位是出了名的“老丈杆子俱乐部”，全队十几个民警只有一个生了男孩。此情此景，他们沉默了。她完全是无辜的，她还是个孩子，有人引诱、强暴了她，然后又杀了她。这行径猪狗不如。

没时间哀悼，现场一片嘈杂，民警们开始工作。

重案组有句话，说一个人只能死一次，而现场能“死”一百次，你必须对现场万分尊重。现在，张印作为代理探长，就站在现场中心。不过他头大如斗，一片空白。张印是统筹一切的人，在现场他就是最大的领导，他可以调动、指挥所有法医、技术队员、派出所民警，但是他缺乏对付室外现场的经验。

如果是室内的凶杀案，谁都知道怎么破，就算表面上没有线索，你也可以板起脸，逼着技术队把整个屋子用吸尘器吸个底朝天。可室外的现场就没那么容易了。

现在，女孩尸体躺在地上，几个老百姓眼睛像铜铃一样瞪着看，派出所民警、法医和技术队的民警围成一圈。张印甚至能听到他们心里的嘀咕：“这哥们知道怎么破案吗？”

法医初步观察了一下女孩的尸首，不太软，也不太硬，眼球还很湿润，“死去大概十二小时。”法医学是一门综合判断的科学，影响判断的因素有很多，天气、湿度、地质环境等。换句话说，还是要猜。

旁边有个刚入职的热心辅警，不戴手套捡了一大堆矿泉水瓶子往张印面前一放，憨厚地说：“大哥，你觉得这些东西有用吗?”瓶子上全是他的指纹。老贺去询问一个水果贩子，老贺并不清楚之前李逵已经给他做过笔录了。派出所民警到附近一个卡口调取了治安探头，但是调取时忘记核对北京时间了，因此还要专门再去一次。一个小时后法医又开始催促张印把尸体拉走。

天亮以后，现场会被路人践踏，但这里可能有嫌疑人的头发或衣服纤维。张印焦急地踱步，盼望快点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天快大亮了，张印不想让更多人看到死去的女孩。最终，张印放弃了“上帝”的控制权，尸体被抬走了，警戒条被撤掉，地上除了一摊血迹一无所有，现场在他眼前消失无踪。直到现在，张印还在为自己那一瞬间的懦弱而后悔。

获取死者信息异常顺利，女孩叫赵丁萱，因常常离家出走，在派出所出了名。她每次出走少则三四天，多则一个礼拜。第一次是2006年年初，她母亲刘岚说：“自从生理期开始她就不听话了。”那次她和几个差不多大的小崽偷车开去天津，加油站老板发现他们太小，报了警。第二次出走是半年后，赵丁萱和一个二十一岁的超市保安回了趟河南老家，还私自“成了亲”。保安原封不动地把女孩送了回来，挨了女孩妈两记耳光，还好保安“没碰”女孩，免去一场牢狱之灾。

就这样，赵丁萱前前后后出走过五六次。

2007年9月9日是这个十三岁女孩短暂人生的最后一次离家出走。那天中午，她和母亲破天荒没去摆摊，也没吵架。两人心情都不错，女孩玩了会电脑就跑到院子里玩，还拿起一朵花，让母亲闻闻香不香。等母亲刘岚出门回来，发现女儿又带着小挎包和零钱不见了，电话关机。

刘岚忍到第二天，也就是9月10日的晚上，手机突然通了。那头很吵，有骂人和碰杯的声音，女孩说她和朋友一起玩，但不说是谁，声音恍惚，随后又一次关机。

第三天，9月11日晚上十一时，刘岚报案。她恶狠狠地要求派出所民警把女儿带回来，民警拨打女孩的电话，还是关机。

案件转到了重案组，立为疑似被侵害案，但那一天同时发生了多起命案，重案组办公室空无一人。9月13日凌晨，警员们陆续回来，拨打女孩手机，也是关机。直到9月14日凌晨四时许，赵丁萱的尸体在距离家门口三站地的位置被发现。

9月9日到9月14日这六天，赵丁萱究竟去了哪？见了谁？发生了什么？

重案组的会议上，法医的报告一向是核心，尸体本身就是故事。比如法医能看出来暴毙的婴儿到底是从**掉下来摔死的，还是被保姆打死的。

但这次的故事有点短，尸检结果很简单。赵丁萱身上有多处尖锐物品的划伤，但伤口不深，衣服上没有相应的口子；颧骨轻微骨折，证明她曾被重拳打伤；手腕上有被绳索捆过的痕迹；她的**严重撕裂，证明曾遭受性侵犯或猥亵。

她的脸上被盖了块破塑料布，嫌疑人很有可能是赵丁萱熟悉的人。凶手把她骗到某个“角落”，持刀威逼，捆绑伤害，最后杀了她，但行凶过程中不想看到她的脸。

这个结论很容易得出，但有一个关键问题暂时无法解答——第一现场在哪儿呢？

重案组会议结束不久，9月14日下午两点，菜鸟探长张印和老贺敲开一座公寓的701a号房门。门一开，女人凶恶的眼光就越过两个人的肩膀向楼道里看，“她在哪儿呢？！”

刘岚脸上的肉耷拉着，咄咄逼人，赵丁萱看起来和她一点也不像。张印的喉头哽住了，老贺让她“稳定一下情绪”——这句话等于判了人死刑。刘岚哽咽着说不出话，气势全消，她失去重心，一头倒地。两个警察赶紧扶起她，她就像孩子一样倒在老贺怀里绝望地哭号。

张印觉得，警察是世界上最差的职业。他“恨”这个工作。

过了好一会儿，刘岚才大概恢复了神志。老贺向她介绍了情况，态度不卑不亢：警方目前怀疑，是熟悉的人带走并杀害了女孩，希望她配合警察的工作。

老贺稍稍耍了一点心计，他把刘岚的注意力引导到嫌疑人“蓄谋已久”的方向上，尽量避免她像以往一样把矛头指向公安局。但他也没有说谎，现在认定的侦查方向就是如此。

但就在三个人一起辨认尸体后，刘岚察觉到了张印的软弱。她开始逼问张印，“我女儿是什么时间死的？为什么公安局没能在我报警以后立刻找到她？”

张印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刘岚很快把悲痛转化为愤怒，“你们都给我等着！”

就在这时，技术部门传来消息，赵丁萱最近加入过一个“杀手群”。群里没有真的杀手，只有十多岁的初中小孩。赵丁萱入群时发过一条信息：“没意思，谁能带我走啊？”一个网名叫作“我好想你、这一秒”的男孩主动加了她好友。两个人没聊几天就开始私订终身，赵丁萱的qq签名改成了——“现在开始筹备我的婚礼会不会太早了？好幸福！”

赵丁萱小学三年级就辍学在家，她在家里见到的净是父母离婚、大姐出走这些糟心事。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没接触过同龄人，很明显，这个男孩出现在了“对的时间”。男孩喊她出来约会，还要她带好所有重要的东西，暗示她两个人要开始一起生活了。

赵丁萱兴冲冲地从家里溜了出来，离家之前，她还在院子里玩了一会儿。刘岚回忆，“她还没大没小地劝我该找个伴儿了”。

技术部门很快查到了网名为“我好想你、这一秒”男孩的真实身份——一个十四岁的初二男孩，名叫刘立夫，父母都是工薪阶层。张印和老贺赶到学校，老师说刘立夫请了两天病假。两个人很快接到电话，说刘立夫和另外几个小崽去派出所“自首”了。

赶到派出所，张印绝望而愤怒。民警显然没把这帮孩子当嫌疑人，他们站在墙边小声讲话，不时发出笑声，只有刘立夫看起来有点害怕。

一个“锅盖头”男孩似乎想证明自己是头儿，走过来流里流气地对张印说：“大哥，咱都客气点呗，他们都是孩子……”

“闭上嘴，蹲下！”张印大喊。

待到把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分开，他们就原形毕露了，多半吓得面色苍白，说不出话，“锅盖头”尿了一裤裆。刘立夫则自己申请戴上了手铐，很快，他就讲述了赵丁萱这几天的行踪。

他们几个是同班同学，锅盖头号称“大哥”。9月9日是锅盖头的生日，他想找另一个班的女朋友过夜。那个女孩不愿意，最后竟想出了一个办法，即女孩拿出压岁钱给锅盖头找一个小姐，让小姐陪他过夜。刘立夫是几个小崽里最懦弱的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处男。他被大家挤对得不行，就把网上刚认识的赵丁萱搬了出来。

9月9日中午，刘立夫在网吧里以“私奔”的名义把赵丁萱约了出来，还特意要求她穿上短裙、丝袜，给自己长脸。

当晚，他们几个人先去吃火锅喝酒，又打了台球，唱了歌，折腾到晚上十一点多。锅盖头叼着烟，游刃有余地和“小姐”调情。刘立夫则有样学样地抚摩赵丁萱，却被拒绝了。刘立夫觉得很没面子，对赵丁萱冷落下来。

晚上十二点，两对男女开了两间房，但刘立夫很快被赵丁萱赶了出来。不知道锅盖头从哪儿弄来了白色药片，说是“骚冰”，女孩吃了以后就任人摆布。尸检显示，那晚刘立夫半哄半骗让赵丁萱就着冰红茶喝下去的就是冰毒。

大概是因为第一次吸食，而且年纪太小，赵丁萱很快开始抽搐，大量出汗，刘立夫穿着裤衩跑到锅盖头房间求救。锅盖头和小姐吓得够呛，说去买药救人，随后退房逃走了。

刘立夫把赵丁萱拖进浴缸，灌满了水，以为这样就可以把血液里的毒品“洗干净”，他又去买了点感冒药。赵丁萱迷迷糊糊地说要回家。刘立夫打辆车，把赵丁萱送到距离她家只有几十米的地方，这时赵丁萱才清醒过来。

下车时，她问刘立夫还能再见面吗，刘立夫说以后再说，又加了句“对不起”。“没关系”，赵丁萱揉了揉眼睛说，转身走进黑夜。刘立夫的口供到这里戛然而止，再无任何线索。

到了下午，张印对几个哭哭啼啼的孩子无计可施，把他们重新关到一起，他们马上又活蹦乱跳，刘立夫也带着一脸鼻涕眼泪傻笑着。这群孩子的世界张印完全没有见识过，他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

新线索很快到来，与刘立夫分开后赵丁萱并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天王星舞厅。那是附近农民工、站街女、中老年色鬼厮混的地方，门票二十元一张。

舞厅里有木制吧台，斑驳破旧的复合地板舞池，天花板高度也就两米多一点，还悬挂着粗大水管和手电筒一样的彩灯，赵丁萱和母亲最后一次通话，就是在那儿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