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印和老贺去了舞厅。老板娘是个个子小但嗓门高得出奇的女人。她态度诚恳，但一句实话都没有。老贺装作要给治安支队打电话，给舞厅贴封条。她马上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保证全部配合。

老板娘说9月11日凌晨三点左右看到了那个姑娘，而且印象很深，因为她和周围人格格不入。她脸上的妆花了，长时间弯着腰，整个人很恍惚，但因为年轻，脸上“直放光”。

为了躲避周围搭讪的男人，小姑娘叼着烟走上舞台，“乱蹦乱跳”，而且就站在轰隆作响的大音响旁边。她一度怀疑这小姑娘要么是聋子，要么就是神经病。

跳累了，要下台，一个戴棒球帽等候多时的老色鬼不顾她是否同意，一把将她抱了下来。两个人大吵了几句，但很快没事了。老色鬼拿给她一瓶啤酒，两人有说有笑。快五点时老色鬼在舞厅门口拉着她的胳膊要往车上拽，两个人又发生了争执，老色鬼一个人生气地开车离开。

从那时起，老板娘就不知道女孩去了哪儿。

张印拿出本区地图，用红笔画了三个圈，那是天王星舞厅、抛尸地与赵丁萱的家。他又把三个圈连接起来，成了一个钝角三角形。这次重案组所有人和张印意见一致——凶手就住在这个三角区域里。

理由？那里的人都烂透了。

一开始，张印试图通过电脑破案，那是最简单的法子。他登录人口系统，检索住在那附近的三十岁到六十岁有过性犯罪前科的人，再用大头钉钉在地图上，一个钉代表一个嫌疑人。很快，大头钉就多到无处可钉。

张印这个菜鸟探长根本不知道，2001年就在这个三角区域，一个四十多岁的女“花痴”一口气指认了八十多个和她发生过性关系的男人，上至七十岁，下至十九岁，有一多半被送进了看守所。要想在一群犯人里找到一个犯人，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张印就是顾虑太多，浪费时间。重案组的老规矩——人脑子比不上老天爷，真相和猜测永远差着十万八千里，笔杆和脚比脑子好使。

午夜时分，张印直接进入那片三角区域，不过从一开始他就感受到一股“神秘力量”——他和老贺看见一条灰白色的土狗两条前腿撑着地，撅起后臀狠狠叫了两声，冲着他们露出尖牙。张印刚下车，一只大概是吃了鼠药临死的大老鼠就疯狂地冲击他的裤腿，不管旁边的老贺怎么踢打，老鼠就是不理，只认准张印一个人撕咬，直到筋疲力尽，倒在地上抽搐……

“这里阴气是真重。”老贺想点根烟，在身上拍来拍去地找火。

不久，在刑侦支队长协调下，抽调了一百余名民警开始对三角区域进行排查，这是空前的，当然不是没有隐情。赵丁萱的母亲确实没有放过公安局，她坚持每天到各类机关告状。正赶上不久前分局出了两档大事：有酒鬼闹事，抓捕时呕吐物回流，被呛死；一个孕妇在车站附近兜售摇头丸，便衣民警抓捕时，孕妇一路小跑撞上大客车，一尸两命。新任局长在大会上拍桌子，“谁敢埋事谁就先给自己挖个坑！”

按说，帮手多了是一件好事，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巨大的压力。张印一天能接到几十个督察的电话，处理数不尽的汇报工作。有时连续两个信访件内容一字不差，相隔只有半小时，张印都得立即回复。

就是从这时开始，张印酗酒了，他常常在凌晨偷偷喝上一口，再用漱口水去掉酒味。重压之下，张印必须尽快破案，他开始不断往返那片阴森的三角区域。

三角区域的阴气其实来自社会秩序的颠倒。

这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违建红砖楼，没水没燃气，铁梯子架在楼外，每一间房都装满了塑料袋和尿盆。没人打扫的食物残渣铺满地面，蟑螂在其中欢快跑动，走路嘎吱嘎吱响。张印每找一家都要捏着鼻子出来，嗅一嗅老贺点燃的香烟提神，也是在这段时间张印学会了抽烟。

比恶劣环境更让人绝望的是这里人人都撒谎。

他们的犯罪档案能有一大口袋，找不着几个完全无辜的人。比如有个独居的聋哑人，五十多岁，家里全是崭新的轮胎，用轮胎做床，在轮胎上吃饭。他是个贼，但派出所无法处理他，因为轮胎没编号，核不了案。

张印一开始的访谈很潦草，过了好几家，他终于意识到这是为什么——他内心隐隐害怕女孩曾被绑架在这里。他不敢想象，在这里，女孩的人生最后时刻经历了什么，菜鸟张印从来没进入过这个世界。

一听张印说是调查死去小女孩的案子，这里人都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也罕见地愿意配合警察工作，可当他们真盘腿坐在**端起茶杯，却还是谎话连篇。

那个瘦得前胸贴后背的瘾君子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就是凶手，奖金最好先发给他。一个老太太显然恨极了隔壁房间里从不洗澡也不打扫卫生的小伙子，她有意无意地暗示张印，发现小女孩尸体那天，小伙子脸色惨白，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张印故意说：“那我就把他带回去，你给我作证。”老太太吓一跳，赶紧往回说，但越说越错，后来干脆闭嘴。

这片地方，人的尊严消失殆尽，人们对命运投降，绝望代代相传。

调查到后期，内心软弱的张印再也无法掩饰那种鄙视，他们则尽量配合，蹲在墙角瑟瑟发抖。

这里唯一不怕警察的是一个八九岁的男孩，他总定定地看着老贺腰里的警棍。老贺逗他，把警棍扔向半空，用胳膊肘内侧与肩膀让它蹦来蹦去，最后稳稳地回到手里，男孩真诚地鼓掌。

有次老贺看到小男孩腋下夹着一个破笔记本，小男孩说是数学作业，张印不相信在这里能碰上爱学习的孩子，他快速扫了一眼笔记本，真是。

“干满三十年我就退休，一年都不多干了。”老贺说。

张印决定按自己的逻辑潜入三角区域。不真正进入凶手的世界，就无法直视对方，更无法找到对方的破绽。

那个午夜，张印和老贺匆匆吃了饭，再次回到那片荒芜之地。他俩无意中钻进一间藏在出租房里的“发廊店”。

其中一个略微年轻的黑皮肤女孩不肯回答问题，偷偷瞟着别人，张印拉她到门口，点燃一根烟，女孩接过去，嘬了一口，欲言又止。

“我说的不一定准。”

“你尽管说。”

“这附近有个醉鬼，就住我们后排，他经常过来找我。那天凌晨一两点钟他又过来找我，动作有点大，我不乐意。他跟我说了很多废话，还提到他经常做梦杀了那些不听话的小姐，最后又说他手上已经有人命了。他说这话那狠模样，跟真事似的。”

“哪一天？”

“就出事那一天。”

“他叫什么？”

张印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个人名和一串地址，临走之前他把整包烟塞到女孩手里。

当天晚上，张印带着十几个同事来到那个醉鬼的小屋。那人本身就是这一片的“重点人”，他曾多次猥亵妇女，而且他的住处距抛尸地很近。

那人缓慢地把门打开一条缝，张印把肩膀插进去，拱开门，十几个民警瞬间涌入，翻床垫，拉抽屉。十多分钟过后，醉鬼才提出那个显然应该在最开始提出的问题：“你们来我家干什么？！”

张印余光扫着屋里，看着侦查员四处搜寻血迹、麻绳，或者死去女孩遗失的银项链。老贺钻进厨房查探老醉鬼最近有没有吃过炸鱼和西兰花，那是小女孩的最后一顿饭。

一无所获。

老贺把挂在墙边的一件夹克扔在老头身上，让他快点穿上去公安局。老头竟然咕哝一声伸出了右手，意思是叫老贺帮忙给穿上。老贺无奈地走到他身后，一边给他提裤子，披夹克，一边冲着张印挤眼睛，摇头，意思是不可能是他。

一小时后老头坐在了刑警队后院的讯问室，一只手铐在暖气上。走廊里，同事们透过门缝观察，然后纷纷摇头。

清醒的老头比喝醉了酒看起来还糊涂，一只白袜子裹在裤腿外，一只手穿过裤链门抓挠下体，呼吸均匀，四处乱看。这不是什么好现象。重案组有条规律：有罪的人会故作放松，假装打瞌睡，或者一言不发地看着一个地方不动；而无辜的人会揉眼睛，保持清醒。

当然，这条规律不一定适用所有人。一个没文化的老醉鬼凌晨三点被拉出来，身体柔软，丝毫不紧张，还对环境充满好奇，这可不是能装出来的。

张印进屋审问，老头一脸迷糊。聊着聊着，等张印问他有什么疾病时，老人突然来了精神：“心脏病、脊柱侧突、肺气肿、椎间盘突出、高血压、糖尿病、喉咙和肾上有息肉……”

老醉鬼对这个世界的了解程度的滞后让张印吃惊。他不知道手机、计算机，也不知道国家领导人是谁。如果两个人的对话出现在电影开头，观众多半会以为这是20世纪80年代。

老贺骗醉鬼说桌上那台打印机是一架精密的测谎仪，老头左看右看，拍了拍，竟然信了。于是讯问的后半程变成了一场闹剧，老贺问他有没有嫖娼习惯，他拨浪鼓似的摇头。老贺打印出一张a4纸，上面写着“撒谎”两个大字。“亲娘咧！你们的机器真厉害！”老头睁圆了眼睛，再不敢摸“测谎仪”了。

其实老醉鬼有着种种不符合凶手的迹象。他没有其他住房，公寓又小，很难藏匿一个小女孩，更不太可能当着那么多夜猫子邻居的面把小女孩拖出来，他也没有车。

两个小时以前线索还是那样完美，一个有强奸前科的独居老人，在发现尸体的凌晨嫖娼，还威胁不听话的小姐说自己杀过人。如今老头的身份一下变了，他只是个一无是处的酒腻子。

女孩赵丁萱继续死不瞑目，而代理探长张印距离离开重案组的日子似乎又近了一天。

张印最不擅长开会，他不喜欢当着一大堆人的面说话，可他是这个三角区域少女被杀案的“大脑”，不得不对着领导讲ppt——而且这一次是副局长亲自听案子。ppt的光照在副局长脸上，阴晴不定。

张印结巴着，还汇报得事无巨细，从监控录像追查到每一条线索的跟进，但讲述的主视角显然是他自己，队里兄弟听得懂，副局长可听不懂。

副局长是预审出身，“管人的本事超过管事。你说东，他肯定问西，从来不按套路出牌”，他不耐烦地打断张印的长篇大论，直接问数字：“那一片房子有多少户？现在取证取了多少户？采血采了多少户？”

“数据还没回来呢，他们还在统计。”张印嘟嘟囔囔。

屋里一片死静。

案件早就挂牌督办，市局专门有领导盯着，今天一看副局长的脸色，大家就知道他是来骂人的，现在这样回答不是主动找骂吗？都说重案组里不会说瞎话的探长不是好探长。警察不是完人，如果领导问你没准备到的问题，对策就是先用一条差不多的信息把缺口补上，回头继续查，这是一个善意的、小小的谎言。但如果你在这样一个大会上把领导晾在那儿，支支吾吾答不上来，就等于工作进度为零，所有的弟兄都免不了跟着挨批。

副局长连续提了几个问题，支队长和副支队长看向张印的眼神已经接近哀求。张印硬着头皮，实实在在地回答，近乎顶撞。

说起老醉鬼的线索，副局长挺有兴趣，他故意问刁钻的：提供线索的女孩手机号是多少？

这是一条无用的线索，更何况他们什么时候去找人都可以，号码重要吗？不重要。领导会打电话问吗？绝不会。

老贺张嘴就编了一个电话号码给张印解围。张印的声音几乎同时响起：“忘了问了，也不知道她有没有手机。”一向好脾气的老贺当时脸就耷拉下来。他在帮同事解围，同事却戳穿了他。

张印的脸火辣辣的，还在自我安慰——至少我没说谎。副局长立刻把矛头指向老贺，没明说他糊弄人，但言辞激烈，老贺可是警龄二十年的老同志。快散会时，老贺一个人从后门出去了，门关上时发出很大的响声。平时很少说话的副支队长凑到张印耳边说：“你太自私了。”

老贺是个拆迁户，给十岁大的女儿办张超市卡，直接充了八万。有个重案组的哥们儿买房，老贺说，“不够借你一百万，有钱了慢慢还给我。”全队都被吓到了。老贺工作时极其认真，但下了班就开着卡宴扬长而去。大伙总是羡慕：“你说老贺这样的还在公安局上班为了啥？”最终大家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为了哥们儿。

重案组是个集体，大家一起吃盒饭，一起住单位，一起疯玩，一起破案调录像；在宿舍里点着烟，跷着二郎腿，为了争论嫌疑人住在哪儿吵得面红耳赤。

张印却一直和这个环境格格不入，他过于强烈的自尊心阻碍他融入这一切，他总想和别人不一样。张印没发现老贺是重案组里最善的人，只有老贺同情他，跟他四处乱跑破案。

“过班”不成，案子没破，唯一的朋友老贺还伤透了心。旁人看来，张印已然一败涂地。

不过张印并不太担心，因为他藏着一条重要线索没说。这是重案组的大忌，消息没同步，很可能在查案时发生大事儿，可这个菜鸟不管不顾，拼上所有，把宝都压在上面了。后来张印跟我回忆，那时“摔得最惨的都是自己给自己挖的坑”。

早在办案之初，民警就从电脑里调出一个特殊的名字，这个人是赵丁萱的母亲刘岚提供的。他是附近一个垃圾处理站的小老板，捎带卖早点。此前，赵丁萱曾在他那里卖过旧书和衣服，有邻居说他对赵丁萱的关心程度过了线。有人说见过他在公园里亲吻赵丁萱的额头。

邻居们都戏称他为“老八”。老八四十九岁，他外号的来源鲜有人知。张印有次问一个老片儿警才揭开了谜底。老八那个垃圾站的东西是半捡半偷的，有次他把某个大院里的孔雀“捡”回家养着，后来被几个莽汉按在地上胖揍，他还说“孔雀是自己飞进来的”。有个哥们儿骑在他身上猛捶，旁边有人起哄说：“大哥你这动作像八神放大招啊。”当时拳皇街机火遍全国，从此大家开始叫他“老八”。

老八本身也有犯罪前科，只不过是普通的几次殴打与盗窃。张印找来老八的犯罪记录，细细地读。张印惊讶地发现，老八在2001年时还是个“全鱼宴饭店”的老板，有个小他十多岁的东北媳妇，不知怎么的，几年工夫就落魄成了这样。

片儿警对张印说，老八的媳妇是被他亲手打跑的，他打起媳妇来不要命，也不背着别人，好像那是他的一项“基本权利”。

发现这些细节后，张印独自在三角区域兜了好多圈。他进一步调查周围邻居对老八的看法，然后听到了一些传闻和暗示，很多人都会提及老八对小女孩有异样的兴趣，但没人能提供确切的证据。

回到办公室，张印开始一一确认那些可能的嫌疑人的不在场证明，不过他没办法缩小名单，因为认定不了杀害小女孩的第一现场在哪里。他脑子里还是想着老八。

张印亲自填写了一张传唤证。

这是个私人垃圾站，前面是平房，后院的铁栅栏围着几扇破铁门和一堆漆油桶。老八半天才来开门，手里拿着电视遥控器，破旧的蓝色衬衫兜出大肚子，弯弯的嘴角向下撇着，整个人僵硬麻木。

“跟我们回去一趟，有事问你。”张印出示传唤证，老八接过传唤证，挡在门前，张印推了他一下，他才发着牢骚往里屋走。张印、老贺带着四个警探跟着走进这个偏僻、神秘的平房。

老八几乎家徒四壁，这里只有一个捡来的破书柜、一张露出棉絮的沙发，屋子中间摆着冒着尖的一大堆破烂。如果不是有张床的话，根本没人觉得这里会有人住。

几个警探把房间搜查了一遍，老八坐下继续吃烧鸭和面条，手边一瓶高度白酒。他还在慢悠悠地看着传唤证，那上面一共没有三十个字，他足足看了五六分钟，留下几个肮脏的指印。

“你看着点，我×！”张印看到了指印，怒气上头。

“哦哦，对不起，对不起！”老八竟把传唤证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箱，一脸无辜。

“你……”张印突然意识到老八这是故意的。

很多年后，张印向我讲述这一幕时才明白，他和老八之间旷日持久的对峙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对于小女孩的死，老八似乎毫无兴趣。他承认小女孩在他这儿卖过破烂，但很长时间都没见过小女孩了。他的表现波澜不惊，毫无破绽，最重要的是他没有作案时间。

小女孩的尸体是在9月14日早上五点发现的，她的死亡时间，法医推断“死去大概十二小时”，也就是说她的死亡时间大约在9月13日晚上五点。

老八说他9月12日和战友出去聚会了，13日凌晨回到家。但经侦察员核实，老八是9月13日去和战友聚会，当天半夜回到家，也就是说，他虽然说了谎，但实打实没有作案时间。

另外，老八家距离抛尸地点隔着两个半小区。他虽有一辆棕色半截皮卡车，但坏了很长时间了，完全发动不了。于是，传唤四十八小时后，张印只能看着老八大摇大摆地走出讯问室。

一开始大家怀疑老八的时候，张印有些迟疑。这其实是他性格的一个缺陷，他总是要把心目中最靠谱的放在最后，他害怕到最后没有选择。这显然是缺乏安全感。到了后来，案件没有一样证据能指向老八。老贺认为传唤老八毫无用处时，张印却开始坚信老八就是那个禽兽，只因为他觉得“老八的态度很可疑”。

那段时间张印失眠严重，还得了尿道炎，撒个尿就虚脱到两腿发软。半夜时他会蹑手蹑脚地到后院去撒尿，不想别人看到他的惨样。他拒绝去医院，说要等案子破了再去，他要把所有身心都留给这个女孩被杀的案子。

张印有个女朋友，为人直率，讲究实际。她受不了张印整天恍惚而又健忘，有一回下班吃饭，女友发现洗衣店标签竟然还挂在他身上，就和他大吵一架，指责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案子上，都不和她交流。张印则认为那是在保护她，不想让她接触那些阴森森的事情。张印答应女友，破了这个案子，过了班就带她去江南旅游。

其实，直到现在，张印都没娶老婆。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个偏执的警察，当面前有谜案时，破案是他唯一的救赎。

案发一个多星期，毫无进展。张印没法再等待技术部门可能的新线索了，他得由面到点，用一种赌博式的打法。他转而一边扩大资料搜索范围，一边埋头苦思。他竟真找到一条有用的线索——老八的平房有个地下室！

此前，城管、房管所、派出所清理过违规地下室，张印发现老八的平房名列其中。上一次搜查时老八没提，张印他们也压根没搜到这个地下室。老八的平房地上面积不到九十平方米，地下室却足有一百五十平方米，八间房，曾经是个日租小旅馆，有空调和除湿器。后来因为墙壁开裂，没人敢住了。

同时，张印琢磨，法医对死亡时间的推定也不见得那么精准。他又向法医确认了一遍死亡时间：尸体没腐烂，“眼睛还是湿的”，死亡时间最多不超过十六个小时。不过同一个事实，也可能有多种可能，比如法医也认可张印提出来的另一种可能——凶手抛尸前，假如把尸体存放在一个阴凉的地方，那么尸体腐化就可能被推迟，甚至可能推迟二十四小时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