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当时实行的《烟草种植法》的规定，卷烟原料由烟草公司调拨，卷烟厂只负责生产卷烟，其他环节无权插手。因此，当他带着从美国取回的"经"，找到云南省管理烟叶种植的烟草公司领导，尝试提出建立烟草种植基地的想法时，立即遭到了拒绝。"老褚，你简直想都不要想，各人碗里一碗饭，都是自己吃自己的。烟厂把烟生产好就行了。"

对于褚时健的烟草基地的想法，玉溪卷烟厂的职工和领导也有些不理解。更多人的想法是，作为工厂，我们有好设备，把烟生产好就可以了。建烟草基地，那是拿钱养活别人。

为了说服大家，他多次召开会议，从经济的角度为大家分析建立烟草基地的好处。道理虽然好懂，但是这个举措是对当时体制的冲击和挑战，原本井水不犯河水的卷烟厂和烟草公司越过这道"红线"之后会发生什么事谁也不敢保证。如果贸然种植，能够培育出来优质烟叶则好，万一培育失败，所有的付出不就打了水漂吗？即使培育成功，烟草是否还是由烟草公司售卖分配，那玉溪卷烟厂岂不是还要自己花钱购买自己种植的烟叶呢？

褚时健的烟草基地计划陷入了内忧外患。显然，褚时健的想法是在挑战旧体制和旧习惯，这大概是所有改革者面临的最大障碍。不过，褚时健并不是一个特别激进的改革者，在80年代，作为国企领导人，同时还有几十年党龄，他的想法非常切实：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同一时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发生惊涛骇浪般的变化，不少后来扬名立万的企业都在这几年成立：联想、万科、华为......这些企业的操作模式无一不是突破性和革命性的，它们完全依照市场规律行事，计划经济的影子在它们身上已经退去。所以它们是张扬的、跃进的。褚时健和玉溪卷烟厂不一样，身处一个特殊的行业----烟草行业，在看似安全稳定的现象之下，其实被捆手捆脚。传统国企的领导人，大都不是经营高手，而是协调平衡高手，以平衡各方利益为上，无过即为功。但褚时健恰恰不是这样一个人，他在新平县一个县级糖厂期间就形成了笃定的观念：做企业的天职就是要赢利。

但是，他毕竟是体制内浸润多年的人，是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当自己的想法和现行体制、制度发生冲突时，他内心必然纠结，但他不会反抗，只会等待。

所以，当知道建立烟草基地障碍重重时，他只能暂时把自己的想法放在一边。不过，也正因为有等待的、准备的心理，他能立即抓住机会。h3试水/h31985年的春天，玉溪市赵桅乡乡长找到褚时健，想向褚时健借款帮助农民发展水浇地种植烟草，钱不多，10万。这是烟厂和农村经常有的相处方式，因为在国家调拨的前提下，烟厂和农户有着买卖关系，偶尔借账并不出奇。但褚时健这一次听出了机会，他闪出大胆一念。

在与领导班子简单沟通，承诺先试一试后，他把乡长叫到自己办公室。"乡长，我不要你还钱，但有个条件。"他说。烟厂同意无偿为烟农提供种植烟草的资金，但是要求烟农必须按照他的方法来种植烟草，并将烟叶交给玉溪卷烟厂。

"褚厂长，这个好事我们肯定做得嘛。"赵桅乡乡长简直狂喜，当即同意褚时健的提议。很快便组织赵桅乡的400多户烟农与玉溪卷烟厂签订了合约。

凭着一大摞合同，褚时健到了玉溪地区通海县。这里的烟草种植不仅历史久，面积也很大，是云南乃至全国的烟草种植集中地。通海县的县长是一名思想比较开放的干部，叫何兆寿。当他听褚时健说由烟厂负责承包下通海县1700多亩烟田，一切资金由玉溪卷烟厂承担，甚至烟农的种种补助也由烟厂承担，只是烟田产出的烟叶要全部交给玉溪卷烟厂时，何兆寿还是惊了一下。这是他完全没有想过的方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什么时候有过一对一的对口买卖？但他很快就接受了，权衡之下，他把握住了一条底线：这个合作对烟农是非常有利的。

褚时健顺利地谈下了5个乡1347户烟农的合作协议。

如此下来，玉溪卷烟厂便有了2400多亩试验田。

50万元的经费毫不含糊就拨了下去，褚时健开始"试水"。

以在美国学习到的烟农种植手册为范本，褚时健请了通海科委和农科所的专家技术员制定了"十条规范"----这个在烟厂一直被称为"十条规范"的条例经过不断丰富，其实不止十条，总共有二十多条，从量地、整地、植株间距到肥料比例、生长期等等，每个环节事无巨细地做出规定。褚时健把"十条规范"给烟草研究所的人看，开玩笑说："如果我们的烟叶种出来质量赶上美国人的，就发10万元奖金给我们行不行？"烟草研究所的人当了真："褚厂长，这个规范看起来是可行的。但我们没有10万元那么多奖金哪！"

后来这10万元奖金还是发了下去，不过不是烟草研究所发的，是褚时健从厂里拨出了10万元奖励参与制定"十条规范"的所有专家和技术人员。在那个年代，1万元的财产即成为戴红花上报的"万元户"，10万元无异于巨额财富。

果然，这个"十条规范"甫一推出，立即成为玉溪卷烟厂指导烟农们的金科玉律。

土地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能诚心回报诚心的事物。烟厂2418亩烟草试验田很快获得了巨大成功。褚时健的试验田平均亩产373公斤，高于云南全省的平均亩产量----242公斤；烟叶质量优良，中上等烟叶占比例80%，而以前这一比例仅为20%。这些等级的烟叶制成高档香烟后，利润将是以往中下等级烟叶的5倍。

烟草种植的成功为褚时健增添了莫大的信心。有了这个坚实的后盾，他便能放手一搏。接下来他就要考虑如何冲破体制壁垒，让优质烟叶得以"合法"种植。

他的工业化图景开始徐徐打开，"你们要把烟田作为厂里的第一车间"。在一次职工会议上，褚时健说。"第一车间"的说法开始不胫而走。h3三合一/h3"第一车间"的试验显然大获成功，褚时健下一步就是把它推广开来，让第一车间解决玉溪卷烟厂的大部分原料问题。但是，这条路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走，《烟草专卖法》严格规定了烟草必须由国家调拨到各个烟厂。褚时健的做法从规定上来说，是越俎代庖了。而且作为负责烟草种植和采购的烟草公司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向褚时健表达了不满："褚厂长的手伸得太长了。"不过当时褚时健只有2400多亩试验田，对于一个烟厂的原料来说还只是九牛一毛。不过，这毕竟不是"文革"时代了，告状、拆台的事已经越来越少，烟草公司的不满情绪暂时被忽略。

但问题就是问题，不解决就成了症结，会产生后患。褚时健不想把问题僵持在2400多亩试验田上。他既然要搞第一车间，就不能只搞这2000多亩；如果不搞，他关于烟厂的愿景就完全不能实现，而且对他来说，从采购烟叶到生产卷烟到销售，中间涉及许多合同。与烟草公司和专卖局打交道虽然一直没有什么硬伤，但毕竟耗费时间----一份合同总是要经历东盖一颗章西盖一颗章的痛苦经历。

"如果章都在一个抽屉里，问题就好办了。"褚时健有了一个大胆想法：把烟草公司和专卖局合并入烟厂的体系！

这个想法直到今天看来都极其大胆，尽管它能非常有效地解决问题。

"三合一"的想法很能体现褚时健的做事风格：复杂问题简单化，与其整天面对小矛盾，不如一次面对大矛盾。

这当然是一场图谋，不过，是阳谋，是一次很坦率的建议表达。这也是褚时健的性格特征，很多人以各种各样的事情来指责他是一个霸道的人，褚时健在时过境迁之后说："在做事层面上霸道一点我觉得没有问题，最终是为了集体和国家。但我做人一点不霸道。"从烟草公司和烟草专卖局的角度看，褚时健的胃口之大令他们不敢想象，这直接涉及两个机构的利益！他褚时健想干什么？所以当褚时健把自己"三合一"的想法与两个烟草部门协商时，遭到断然拒绝。

但褚时健决心已下。强人的思路是不做则已，一旦出手必须成功。

他向上级部门伸出求援之手。但他知道，这次申请，和申请外汇、请求同意串换不一样，这是一场博弈，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他必须要拿出谈判技巧。

玉溪卷烟厂有什么？利税。他向省委承诺了高额利税，作为企业，这几乎就是一份承诺书，一份军令状。除此之外，他还要争取同盟，那就是必须说服有关领导，从思想上真正接受他的"三合一"想法。他去找了普朝柱和朱奎，一个是当时的云南省委书记，一个是分管烟草的副省长。

应该说，在褚时健带着玉溪卷烟厂狂飙突进的几年，普朝柱和朱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普朝柱作为褚时健的老友，行事作风以稳健著称，不轻易对人对事做判断。他和褚时健之间有足够的默契，褚时健的做法，向他稍做解释，普朝柱很快就能判断出事情的利弊。朱奎则个性大胆而且睿智，他和褚时健在思想高度上有难得的一致性。在当时褚时健申请外汇额度购买设备时，两人就打过多次交道，彼此也算有了解。

宿命一些讲，这两个人是褚时健的贵人。如果在当时的环境下，换作另外的领导，也许他在烟厂的改革又是另一番情形。只是历史不容回头和假设，发生的就是合理的。

普朝柱和朱奎很快被褚时健说服，同意了他"三合一"的想法。两个领导的想法非常相似："只要最终是为国家的财政收入着想，企业的形式如何是可以商量的。"

为了说服省领导，朱奎还为褚时健安排了一场汇报会。在会上，显然所有人都被褚时健说服了，但都迟迟不肯最后表态。这是在触碰铁一般的国家机构设置，如果有后果，谁来承担责任？最后，还是副省长朱奎发话了：

"不发文件，不以文件的形式，而是以会议决议形式确定'三合一'的通过，且只在玉溪范围内实施。"

这是1986年，大事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