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的时间内，褚时健很少能够按时上下班，几乎是日夜不停地在车间监督生产，困了累了就在办公室眯一会儿，养养精神继续与一线职工一起工作。当年的工人还记得褚时健清晨5点出现在车间时的情景。"厂长好像脸都还没洗，但人倒是精神得很，进了车间也不怎么说话，到处看看到处摸摸，有时就站在一边看我们干活儿。"褚时健算准这个时候夜班工人和白班工人正交班，他来看看工人的收尾工作和准备工作。

细节是魔鬼。褚时健对工人进厂的着装也开始修正。那时工厂并没有严格要求工人必须着工装，80年代初的小青年，长头发、喇叭裤很有市场。尤其是在工厂工作的上海知青，对这些时髦穿着比较热衷。褚时健是个传统的人，从心里不喜欢这些怪里怪气的打扮，而且喇叭裤明显有违安全生产要求：如果裤腿卷进机器，是会出事故的。于是他让工会主席拿了把剪刀到车间，看见大裤腿就剪，几天下来，没几个人敢穿了。但对于长头发就不太好下手了，而且回到家也遭到了马静芬的反对："你凭什么剪人家头发？"褚时健说："不好看！"马静芬说："剪裤腿是影响安全生产，长头发哪里影响了？你说不好看，人家觉得好看！"褚时健想了想，妻子说得的确有道理，于是放过了厂里的一众长发。

厂里的卫生必须整顿，褚时健强调车间地面不能有烟丝或散烟，所有纸箱必须分类清楚码放整齐。工人们刚开始很不习惯："家里也没这样啊！"但规定就是规定，而且责任还到每个车间主任身上，和车间主任的奖励工资挂钩。几个月下来，车间虽然依然厂房破设备旧，但秩序井然。工厂内生活区的窝棚也必须拆除，这事褚时健交给了妻子马静芬处理。马静芬调到玉溪卷烟厂时，在行政科工作了一段时间，但行政科向来人浮于事，马静芬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定位。褚时健在整顿厂区环境时，想成立一个工厂服务大队，专门建设厂区厂貌，他想到了在纸厂时就表现很优秀的马静芬。但马静芬觉得"服务大队"的名字很不像一个正式科室名，建议褚时健改个名字。办公室的人想了半天，说："要不叫绿化科？"马静芬本来就喜欢花花草草，当下就同意了，她于是做了玉溪卷烟厂绿化科的第一任副科长。上任伊始，褚时健就交代了任务：把厂区环境整饬一新，让工人有一个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本来以为是一件非常难处理的工作，因为工人们对自己搭建的鸡棚鸭棚很是在意。但马静芬有办法，她一家一家做工作，几个月内，把厂区的"违建"清理一新。"她做事还是麻利的。"褚时健说。"哪有那么容易？"马静芬说，"人家抱着芦花鸡说用来下蛋的，费了好大的力才说服的。"h3改变观念/h3整顿工厂最主要是整顿工人的观念。在国企，"大锅饭"已经吃了20多年，大家早已习以为常。但褚时健对此一直有自己的看法。"我们是经历过人民公社大食堂的人，'大锅饭'吃起来开头热闹，但慢慢就不香了，更不够吃了。"

如果说褚时健在没进入新平曼蚌糖厂之前，对现行经济制度还没有思考的话，在站到了企业经营一线之后，他对于经济体制的思考就开始了。在1979年国企启动改革的阶段，他的观念又一次被触动。

"企业就是要挣钱的。"这是他从一开始就确定的想法。大概每个做事的人都会有一个最初的疑问："为什么做这件事？"除了基本的生存，更高一层的意义在哪里？褚时健在糖厂期间，从基本的"把事情做好"而看到"做好"后的意义：对社会的、对政府的、对普通老百姓的。这种意义让他落实到了一点：企业的本质就是逐利。企业有了利润，才能实现自己的社会意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要认识并承认这一点，的确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

至于企业怎么才能挣钱，在褚时健看来，一团和气肯定挣不来钱。他年少的时候，如果不想着在烤酒时比别人的出酒率高，他不会想出来那么多办法，也就挣不来比别人高的卖酒钱。"只有竞争才能带来利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谓"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在社会上很流行。在某种意义上，这实际上是一种消磨竞争意识的说法，从企业经营的角度，褚时健并不是很认同。"做任何事情都要讲个本分。企业的本分就是要赢利。"

"大锅饭"实际上就是抹平了人与人工作努力程度的差异和工作效果的差异，这对企业发展一点帮助都没有，褚时健在糖厂时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在"文革"期间，公开讲"赢利"和"竞争"是不允许的，这和当时的政治氛围相违背。但到了1979年之后，褚时健觉得自己可以在工厂给职工们讲讲竞争了，而且他要实施起来。

褚时健向职工们强调了两个竞争概念，一个是市场竞争，一个是内部竞争；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内。其中内部竞争是玉溪卷烟厂特别缺乏的，当然也是很多企业缺乏的，是直接导致职工工作热情低下的因素。h3初涉改革小失败/h31980年，根据"企业可以适度奖惩"的国家政策，褚时健在工厂实行了奖惩制度。这几乎是一个实验性的制度，按当时的话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奖惩制度主要是针对工人的工作表现，由车间主任笼统打分决定奖励还是惩罚。因为没有具体的细项作为打分的依据，车间主任往往是凭个人印象对工人进行打分，并不客观，也没有说服力。而且，奖励幅度被限制到"全年奖金不得高于三个月工资"，对职工并没有吸引力。仅仅实行了半年后，褚时健意识到这是一项不彻底的改革。不过他还是从这次尝试中得到了很多有用的信息，那就是职工对于改变是接受的，当奖惩制度最开始实施的时候，职工们的情绪都很高。

下一步，该是褚时健挑战国营工厂实行了多年的计时工资制度的时候了，他要用实际告诉职工们："大锅饭"吃不得。

经过一段时间努力，烟厂各个生产环节顺畅了许多，新生产出来的红梅和红塔山香烟的质量也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因为市场上还没有重新接受这两种香烟，滞销情况还是很严重，工厂库存依然很大。

褚时健有点着急，他发动全厂上下背着香烟到社会上宣传红梅和红塔山，自己也站到昆明和玉溪街头请路人品吸，以期玉溪卷烟厂的形象得到改变。

这是1980年的时候，广州因为地处沿海，已经成了内地人向往的开放之地。褚时健听说广州对云南昆明卷烟厂的"大重九"烟很欢迎，于是也携带玉溪卷烟厂的红梅和红塔山到了广州，希望能找到一些市场。

广州的确对云南香烟很欢迎，但也只限于昆明卷烟厂的大重九。每每褚时健掏出红梅和红塔山，对方抛过来的目光都显得很轻视："这个烟我们很少抽的。"一次，褚时健打算用香烟到广州著名的友谊商店换一些外汇券，以便在广东采购一些制烟需要的进口高级辅料回去。友谊商店当时接待的客人都是持外汇券的特殊人群或外国人，因此，商店的销售人员都非常有礼貌，对他也很客气。和其他的烟厂业务员一样，褚时健将自己带来的红塔山和红梅抽出几根递给商店的负责人和顾客试吸，希望谈成一笔买卖。

当他再次进入商店，却看到刚才递过去的香烟已经全被扔到了地上，商店售货员和顾客根本就没有人在意这两种香烟，更不愿意吸。

那些横七竖八地散在地上的香烟深深刺激了褚时健。自从几个月前的品吸会遭受恶劣评价，他一直憋着一口气，在努力了几个月后，原本希望情况有所改善，没想到市场对自己烟厂的产品依然没有接受。

走出友谊商店那一刻，褚时健恨不得马上回到玉溪，马上回到工厂，马上开始对工厂进行彻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