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厂长/h3中国在1979年的国企改革中，"扩大企业自主权、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指导思想曾经激励了一大帮国企的领导人。那个时候，"厂长"是个热门的话题，更是风云人物。记得80年代初期针对这场国企改革有过一部很受欢迎的电影：《血，总是热的》。里面的主人公，一位针织厂的厂长在片尾有一段让观众热血沸腾的话，今天看来，依然有同感，确乎说出了当年一众赤诚之心的国企厂长的心声："......难道你们看不出来？我们的退路已经不多了。我们搞了30年，不理想。可再搞20年还不理想怎么办？没有退路了。同志们，我们只有和党同心同德，拼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来！否则我们这些人再被打倒，就不会有人再为我们平反了......有人说，中国的经济体制像一架庞大的机器，有些齿轮锈住了，咬死了。可只要用我们的血做润滑剂，这话已经说滥了，不时髦了，没人要听了。可无论如何，我们的血总是热的......"
褚时健当时也是众多国企厂长的一员，身处其列，对这段话他的感受应该更深切。他面对的也是一架锈住的庞大机器，但是，每天都在生产车间的他更明白，仅仅有热血显然是不够的，一个企业的沉疴累积了数十年，要敲掉这些旧疾让它重焕生机，更需要有各种接地气的经营、管理、协调能力。
在褚时健掌管玉溪卷烟厂的第二个年头，有身边的亲友提醒："为国企做事，小心是第一位，为什么太多人明哲保身？不求无功但求无过，是因为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的确不是简单的事，稍有差错或大意，极有可能为自己惹来大祸。"也有人劝褚时健加紧在工厂安置一些自己的人，"没有自己的人，拍巴掌叫声好的人都没有，实在势单力薄"。这些话，褚时健听了不止一次，也听了进去。不过，按他自己的说法，他生性简单，不是一个瞻前顾后的人。在犹豫不前和义无反顾之间，他更愿意选择后者。他说："一个50多岁的人了，没有更多机会了，谈什么后路？不管了，动手干。"至于安排自己的人进工厂配合自己，他倒觉得未必是好事。妻子马静芬和他一起调进烟厂，就因为是厂长的爱人，还常被人告状说马静芬不做事，天天在办公室喝茶看报纸。马静芬莫名其妙，因为她的确从不爱看报纸，这还是褚时健经常批评她的一点。而喝茶的说法就更没道理，因为她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医生劝她不要喝茶，所以她几乎不沾茶叶。她和褚时健都知道，其实这些刁难和麻烦都是指向褚时健的。h3安居才能乐业/h3褚时健在戛洒糖厂时就以擅长生活建设著称，戛洒糖厂的生活福利之高当时令整个新平的工厂都艳羡不已。对于褚时健而言，在戛洒糖厂建设生活福利，最开始有自己被打倒在基层后用生活乐趣排遣内心郁闷的作用，但是久而久之，他感受到一点，员工生活福利其实是搞好生产的前提和后续保证。这种实实在在的收益比做几个月的思想工作管用得多。
所以在玉溪卷烟厂，褚时健在1980年就向职工们承诺：半年内建三幢职工宿舍楼，改善职工住宿条件。这是他进工厂第一天就有的打算，烟厂职工住宿条件实在差，在他看来让大家住好是当务之急。上班没几天，他就把财务科的人叫来问，厂里用于基建的钱还有多少？财务告诉他：还有170多万元。褚时健当时觉得简直不可思议，170多万元！按当时的基建费用，工厂盖职工宿舍楼，地就是工厂现成的，不花钱，建房成本按一家两房一厅算，顶多也就2.5万，怎么就不建房呢？"不琢磨工作，不琢磨员工。"褚时健对以前的做法很是无奈。
职工们自然是欢呼雀跃，但紧接着就对褚时健表示怀疑了："以前说了无数次要修房，一块砖都没看到。这回又能真到哪里去？"职工们怀疑得不错，因为"文革"期间的假大空实在太多，久而久之，领导与百姓之间的互相信任度已经降到最低。基建科长大概也是这个想法，觉得这事过几个月大家也就忘了，所以根本没把褚厂长这项决定当回事，一而再、再而三拖着没向褚时健上交基建计划报告。褚时健大为光火，把基建科长叫来狠狠批评了一顿。哪知基建科长前脚出了门，后脚就递上来一份请长假的报告，大意就是：你敢骂我？老子不干了，要休息。
褚时健哪吃这一套，立即下了一道厂长决定：将基建科长撤职，同时改编基建科。
从基建科的相关资料中，褚时健了解到，当时负责厂里建筑工程的那批职工效率非常低，盖6栋两层高的楼需要耗费3年的时间。褚时健计划修建3栋宿舍楼，这样一来就需要一年半的时间。他等不及，职工们也等不及。于是，褚时健决定另请一支建筑队。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大营街的一支建筑队，队长是一位叫任新民的年轻人。
1979年底，任新民曾带领村里的建筑队给玉溪当地一个电影院搞装修，活儿干得很漂亮。玉溪卷烟厂基建科的彭科长去过电影院，对装修的质量非常赞赏，由此认可了任新民带领的这支建筑队。后来，烟厂的澡堂需要装修时，厂里就把这个活儿交给了任新民，他和队员们做得很认真。这次修建职工宿舍，褚时健又想到了他们。
"要质量，要时间。咯做得到？（能不能做到？）"褚时健问任新民，任新民老老实实回答："做得到。"果然，仅仅4个月，任新民将3幢宿舍楼利利落落完成。褚时健和验收队去验收时，发现这批房子的质量比厂里原先盖的还要好。褚时健对任新民很是欣赏，决意以后厂里的房子都让他修建。这一合作就是六七年，也开始了褚时健和任新民长达几十年的忘年友情。
厂里可以决定是否给职工盖房，但盖多大就做不了主了。在动工之前，纪委曾经来检查过，他们把房子的面积标准划定得较小，本来需要盖120平方米一套的房子，结果被缩成了80多平方米。对于两代、六七口人来说，这样的房子仍然太小了。不过，纪委的规矩不能逾越。于是，褚时健只能继续为大家盖房子。
后来，他回忆说："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厂里一直在盖房子，争取让大家住得舒服些。"就这样，职工们不停地在换房子、搬家，七八年之后才稳定下来。在褚时健最后离开烟厂（离开时已改名红塔集团）时，在他任上为职工盖了5000多套房子。如今的玉溪市红塔区，有很大一部分较高档的小区都是烟草的物业。而且在他离开之时，集团账面上还有28亿元是专门用作员工住宿改善之用的。
解决职工住房问题的同时，褚时健也在着手改善职工的伙食。当时，云南市场上的肉类供不应求，厂里的食堂很少给大家做荤菜，职工一连几个星期见不到肉星儿是常有的事。褚时健从任新民等人的口中了解到，大营街是玉溪一带向市场提供猪肉最多的地方，每天都要卖出几十头猪。褚时健主动和大营街的村领导商量，每天向他们购买一批生猪，请村民直接送到厂里。
褚时健将这批购买的猪肉平均分配，每个人每月都能吃到16斤猪肉，在当时这是非常难得的。20世纪80年代，人们购买东西需要凭粮票、肉票、布票等，每个人的购买量都是一定的，而且量很少。人们每个月能吃到3斤肉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一次，四川烟草公司的人到玉溪卷烟厂出差，到食堂吃饭，觉得烟厂的伙食实在好，于是给褚时健建议："四川猪肉多，我们可以给玉溪卷烟厂提供火腿。"褚时健问："怎么提供法？"四川烟草公司的人说："串换嘛，你们有烟，我们有肉。"褚时健一拍大腿："这个事合嘛！（这件事可以啊。）"烟厂于是把红塔山和红梅运到四川烟草公司，对方换过来质量上好的火腿，烟厂在食堂低价卖给职工。
烟厂职工的生活水平眼看就起来了。
串换的方式实在好用。除了改善职工的伙食，褚时健还通过串换的方式，用香烟为职工换来了折扣价的家用电器，如电视机、收音机、电风扇、电熨斗等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虽说是串换，但也是要花钱购买的。褚时健以出厂价将香烟卖给对方，对方再以一个较好的折扣将产品卖给褚时健，互惠互利。不久，褚时健用串换的方式从广东丰田公司购来一辆丰田皮卡，总共只花了人民币1.7万元。
短短一两年，玉溪卷烟厂就成为玉溪地区职工生活最好的工厂。h3整顿工厂/h3除了改善生活条件，褚时健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进行生产改革。在褚时健的观念里，产品的第一要素是质量，第二要素还是质量，第三要素依然是质量。"谁愿意花钱买差的东西？"一件"好东西"在他看来，的确太重要。
褚时健开始着手改善烟厂的生产情况，包括对工人生产规范的要求和规章制度的执行。尤其是在烟叶的筛选和包装纸张的选择上，他更是亲自出马负责把关挑选。为了避免因为生产环节出现的缺货情况，他要求职工增加抽检的频次和数量，自己也经常在检验环节参与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