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曼蚌新的开始/h3当1961年褚时健带着马静芬和女儿从元江县的红光农场到新平县的磨盘山时，他和马静芬没有想过会在新平待多久。大概命运不在自己手里的人都是如此心境，心似浮萍，任由漂荡。到了1962年转到新平堵岭农场，停留11个月后又到新平的曼蚌糖厂，他们更不知道自己一家和新平的缘分会持续多久。无论是褚时健的老家华宁、马静芬的老家昆明，还是两人曾经的根据地玉溪，与他们而言都是咫尺天涯，无法返回。时代，境遇，让他们不由自主抱着一份"过客"的心态。

1963年5月，褚时健用一根扁担两个箩筐，装上一家人全部家当，搭上一辆顺路的拖拉机，带上妻子和女儿，从堵岭农场到了曼蚌糖厂报到。

他的职务是曼蚌糖厂副厂长。

这一年，褚时健35周岁。

35岁的他全然未想到，由此就是16年的扎根时光。

他也没有想到，在他人生晚年75岁时，会又回到新平，重启人生新路。

----由驿站变为归宿，新平注定是褚时健人生中的最深印记。

"我们以后可能要在那儿闭眼了。"81岁的马静芬坐在玉溪家中这样说到新平。

玉溪地区新平县，地处哀牢山区。就像云南大多数县城一样，它也有着山区小城的美丽，21世纪的人们在互联网网页上可以看到这里被包装为"哀牢山的一颗明珠"、"花腰傣的故乡"----这里是傣族的聚居区。新平有山区的美也有山区的穷。20世纪60年代，这里经济非常落后，传统农业是县里的主要产业，以种植水稻和甘蔗为主。所以褚时健即将就任副厂长的曼蚌糖厂算是不多的工业之一，但是，这是个亏损企业，而且多年亏损。

糖厂所在地叫曼蚌村，就位于甘蔗产区，靠近山脚，村旁有条沿山而下的小河，水流蜿蜒却急促。2014年9月，我沿着云南的山路来到这里的时候，看见河水有着云南泥土的红色，很是壮观。我问路边的本地人："这是红河？"人家笑了："丫味河。"现在看着浑浊，但听说仅仅十几年前却很清澈，水量也丰富。曼蚌糖厂就在河边，利用水轮机带动榨糖机榨取红糖。因为设备、交通、工艺的落后，当时的糖厂有散落在各处甘蔗地周围的榨糖点22个。这些榨糖点因为都是用水轮机，都设在河两岸，前后差不多有100多公里。每到甘蔗成熟季节，派到各处的工人就用流动的榨糖车到甘蔗地边进行榨糖操作，在榨糖点把甘蔗粗榨后，再送到糖厂进行精加工。所以糖厂其实是个分散的国家企业单位，只是厂部设在了曼蚌这里。曼蚌糖厂有固定职工200多人，每到甘蔗榨季还会招几百名临时工，这规模在当年已经算是新平县数得着的国营大企业了。不过，让新平县的领导头痛的是，尽管糖厂每到甘蔗榨季几百号人忙得不亦乐乎，生产的红糖又是紧俏物资，全部由供销社统一收购，不用担心销路，但每年一算账，糖厂从来都只赔不赚，新平财政平均每年都要贴给糖厂超过20万元。不过，赔钱也得硬撑着，工厂是国家的，红糖又是国家需要的紧俏物资，因此亏损得再厉害，糖厂也得继续生产。所以新平县领导每年都要向省财政打报告要钱，这让他们非常头大。新平当时出了名的贫困，机关单位少，国家干部的人数也少。当地人都记得60年代普朝柱做县委书记时，一根棍子挑着一个破背包就下乡搞调查去了。所以糖厂职工的待遇也差得难以想象，因为糖厂连年亏损，职工工资每年只能发5个月：榨糖季后的3月、4月、5月，年底的10月、11月。其余时间的生计维持，工人们就得想各种办法打短工挣钱。力气足一点的去林场帮人扛木材，会点泥水活儿的去帮人盖房子，雨季时去道班替人倒班、修塌方路段，或是去粮管所帮人加工大米。反正是能找着什么活儿就干什么活儿，否则连温饱都难以维持。

所以普朝柱在告诉褚时健工作调动的决定时，还颇有些担心："常年亏损的企业，可能不好干。"褚时健笑了："试试吧，好不好干都试试。"

对褚时健而言，摆在自己面前的，有工厂业务如何发展的大难题，有自己人生路上重新开始的陌生和障碍：工作该怎么做？自己的未来会怎么样？也有家庭的担忧：妻子女儿如何顺利在这里生活下去？马静芬被安排在了曼蚌小学教书，当时她已经再度怀孕，因为几年的劳累生活，马静芬变得很瘦，身体正虚弱。

厂里的年轻工人丁连祥第一次见到褚时健是1963年5月23日，我很吃惊他把50年前的日期记得如此准确。不过，2014年听年老的丁连祥回忆完往事，就明白了。

当时丁连祥听说工厂换了一位管业务的副厂长，而自己又是负责糖厂戛洒部分榨糖业务的，所以趁着到厂部开会，就顺便去找找副厂长。以后少不了要找副厂长谈事情，所以先见个面。

进门他就吃了一惊，"寒酸得我都觉得有点说不过去，毕竟是个副厂长"。褚时健家里几乎四壁皆空，几口很不像样的木箱放在屋子的一角，感觉那就是全部家当。床架上是一张硬木板，上面铺了一张草席，草席上则直接铺了一张床单，因为没有褥子垫着，旧旧的床单在床角卷缩成一团。

丁连祥那年才24岁，说话也直接，见面就问："副厂长你怎么不去开会？厂部不是在开党支部会吗？"褚时健从角落里拿了张凳子让丁连祥坐下，自己坐在床上："我开哪样会？我一个摘帽'右派'。"丁连祥赶紧住嘴不问了。

第一次见面也不知聊什么，丁连祥想着坐坐就走了。但褚时健倒好像没觉察他想走的意思，问东问西，仿佛很久的熟人。丁连祥后来才知道，聊天，是平时比较沉默的褚时健最擅长不过的事情。

褚时健问的事情正好丁连祥都熟悉，因为是有关榨糖点人员多少、一年榨多少、进多少燃料之类的业务问题。丁连祥在生产一线，情况掌握得多，回答很圆满。听他讲完，褚时健又问："你哪天上榨糖点去？"丁连祥说明天。褚时健便说："好，那你走时喊上我一起。"丁连祥点点头，有点吃惊，这么积极的厂长他真是没见过，才来几天就要到生产一线去看。他客气了几句："厂长你不收拾一下屋子再上去看？"褚时健摆摆手："没什么收拾的。"

厂里的党支部书记和厂长都没怎么在意这个新来的副厂长，反正这个职位像走马灯一样不断在换人，谁来谁走他们并不关心。对于60年代国营工厂的领导人来说，把工厂按部就班地维持下去，机器能在该开的时候开着，人在上班的时候在岗位上，就算尽到了职责。至于效益什么的，国家没要求，自己也不用在意。所以褚时健刚来的时候干了些什么，厂长和党支部书记都不太过问。一个"右派"分子又能干什么呢？

褚时健拉着丁连祥在曼蚌和戛洒之间的榨糖点看了好几天，晚上他们就借住在农户家或其他工人家里。他仔细问了围绕一个榨糖点的甘蔗种植情况、榨糖时的人员配备及开销、每年的产量。丁连祥问褚时健："厂长你咯是干过榨糖？"（厂长你是不是榨过糖？）褚时健说："干过，但不是在厂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