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榨糖，褚时健的确有些心得，在红光农场时他曾经榨过，大概了解这些工艺流程，另外他小时候在家自己烤过酒，一种产品的生产到销售过程是怎么回事他也有体会。只不过农场属于小作坊操作，糖厂属于规模化，在他看来有本质的不同。h3找出亏损关键/h3一个多月观察下来，褚时健觉得自己大致掌握了情况。马静芬一次问他："厂里的人好不好相处？"褚时健愣了一下："人还不知道，该做啥事情我倒是心里有点谱气了。"

他把糖厂22个榨糖点的负责人聚在一起，开了个生产会，说了自己的想法："我们为哪样亏损？因为成本核算没搞好。"他掏出小本子，给大家算了一笔账：现在100斤甘蔗才出9斤糖，一斤糖的燃料要5斤4两，再加上人工费、运输费、机器损耗费，我们不亏哪个亏？

糖厂多年来一直亏损，领导换了一个又一个，却从来没有哪位厂长给工人们说过这些话，丁连祥等做负责工作的工人听得心服口服，觉得这个"右派"副厂长的确有些不同。但问题也来了："厂长，话说得倒是容易，我们也想少花钱多办事，但成本咋个降？"褚时健说："你们莫急，我们慢慢整。"

第一步，敲锅。糖厂传统的榨糖流程是：在靠近甘蔗地的地方搭个窝棚，把简易的压榨机抬上去，把甘蔗榨出汁，再在土灶上支上几口锅熬煮。为了防止红糖煮煳，需要人不停地用棍子在锅里搅拌，等水熬干了，就制出红糖来了。这种榨糖的方法是当地代代相传的土法，据说已经沿用了几千年，从未更改。褚时健注意大多数工棚里熬糖的大铁锅由于长年在野外烟熏火烤，锅底四周被泥巴和锅垢糊了厚厚的一层硬壳，只有最底部的一小圈能够受热。他让工人们把锅垢敲掉，增加锅底的受热面积，从而减少了木柴消耗。

旁边工人开玩笑："厂长你咯是经常煮饭噶？锅你都注意到了。"褚时健说："锅多重要！不注意锅，饭你都吃不香，你信不信？"工人说："信！"

然后是改灶、改燃料。糖厂的燃料一直是两种：褐煤和木柴。对于木柴，糖厂是高能耗。山上的树是不能砍的，柴是当地老百姓做饭的主要燃料，能给糖厂使用的很少，有也是高价格、高成本。糖厂本来就亏损，也不太买得起，所以就大量使用褐煤这种煤化程度非常低的低价煤作为燃料。褚时健在车间盯着锅炉看了半天，说了一句："是哪个开了褐煤这个头的？"他在生产会上给工人们解释，褐煤结构太松，往往没燃烧尽就全掉下来了。"你们昨天有没有看见我捅了好几下炉子？有没有注意那些没烧尽的煤全从炉条里掉了下来？1元钱买来，5毛钱都掉下来浪费了。糖咋个有利润？"

柴和煤都不理想，那烧什么呢？褚时健指指厂房外成堆的甘蔗渣："你们多看几眼就晓得了，天然的燃料！"工人们面面相觑：蔗渣？其实糖厂的甘蔗在工人看来已经算是充分利用了。甘蔗在榨完糖以后，因为还明显残留有含糖的水分，工厂会用来酿酒。尽管酒的品质非常一般，但总还是可以换一点点收入回来。褚时健还想怎么用呢？他要把甘蔗渣再次利用做燃料。

但是，毕竟还是残存有水分，手一摸就知道轻易燃不起来。褚时健已经考虑过并且悄悄自己试验了几次。他让工人把甘蔗渣堆高，一层压一层，半个月后，甘蔗渣内部的温度就升高了，水分自然就蒸发了，大概只需要蒸发到一半水分的时候，褚时健让工人把甘蔗渣放进炉子，一点火，一下就着了。榨糖厂，多的就是甘蔗渣，燃料以后就不是问题了。

仅仅这两项调整和改造，燃料消耗就大幅降了下来，成本降下来很多。褚时健刚到糖厂大半年，利润已经开始快速提升了。褚时健接着又在厂里搞了一次改造，那就是把榨糖机的滚筒从3个增加到了6个。原因是褚时健觉得甘蔗的糖分远远没有榨干净就被拿去酿酒或当燃料了，太可惜。他对工人说："眼睛一看就知道没榨干净嘛，你看还是湿的，小孩子拿过去还能当糖嚼一嚼。"一根甘蔗伸进滚筒，"哗啦"一下就出来了，太快太粗，很多糖还没榨出来。褚时健让技术人员加上3个滚筒，分两组榨，3个滚筒一组。出糖率一下就从9%上升到10%了。再加！他又让技术人员加了一组滚筒，一共9个，这下出糖率接近理想了：超过了10%。如今时光流转，现代化榨糖设备的出糖率已经高出很多，但在当年，要提高两三个点的出糖率，简直难乎其难。

"其实不难，是他们脑子里没那根弦，不想往前一步，不钻研，不认真。"褚时健说。

出糖率提高了，同样的原料，得到了更多的产品，相当于降低了成本，利润也就上去了。

褚时健在糖厂一年后，1963----1964那一个财年，糖厂传出爆炸性好消息：当年纯利润是8万元。这个数字是褚时健的记忆，而丁连祥牢牢记住的是11.7万元。"我们厂从来都是亏损，褚厂长一来我们就开始挣钱，而且是11.7万元，我记得很清楚！太多了！"

无论如何，这都是糖厂的一个爆炸性好消息。曼蚌糖厂首次摆脱多年亏损的尴尬，第一次打了个翻身仗。最高兴是工人们，尽管当时他们的工资不会因为工厂利润增加而增加，但是，无论什么时代，成就感都是最大的快乐之源。领导们同样非常高兴，党委书记和厂长不用再头疼向县委县政府申请补助，而县委县政府再也不用背着"糖厂亏损"这个包袱了。

褚时健内心的喜悦自不用言说，这是他离开玉溪以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从解放后参加工作以来，从工作中得到的最大愉悦。这种愉悦很像他少年时一次次捉鱼，或者成年后一次次打猎：目标清晰----瞄准目标----聚精会神----拿下。他喜欢这种干脆利落、心无旁骛、凭技术说话的工作。h3欠缺/h3但只有他和马静芬才知道为这份愉悦自己付出的代价。在一次去榨糖点考察的时候，因为天气实在太热，褚时健和工友步行过去，石子路、热辣辣的甘蔗林，让褚时健在榨糖机边中暑。马静芬怀着孕，带着褚映群在曼蚌小学教书。她很希望褚时健能主动关心自己一次，但褚时健似乎越来越忙，根本没有时间抚慰一下她。马静芬觉得自己心里的火越来越大，可这股火还不能发出来，因为褚时健的确是在忙，而且他越来越黑瘦。在新平期间，大概是褚时健人生中最瘦的一段。

马静芬的怨气在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到了顶点。即将临盆时，马静芬提醒了褚时健好几次：孩子要生了，怎么安排啊？这里什么都没有。褚时健听了几次后就有点不耐烦了："哎呀，生个娃娃有什么了不得的？你看人家农民背着柴在山上就能把娃娃生了，小孩子放衣兜里兜着就回来了。"马静芬听得眼泪不停打转。

于是马静芬自己做了决定，去昆明娘家生孩子。她本来以为褚时健不会来昆明陪自己了，但褚时健还是及时出现在了医院。马静芬气已经有点消了，觉得丈夫虽然不够甜言蜜语，关键时候还是不会让自己失望。但没想到几天之后又乌云重返，儿子出生一周后，褚时健告诉马静芬："工厂太忙，我该回去了。"马静芬说："你先回去吧，我还是等儿子满月了再回。"大概褚时健以为妻子会跟自己回去，但没想到妻子有自己的计划。他闷声说："那到时你要自己回去，我没时间来接你了。"听丈夫这么一说，马静芬只好收拾东西，跟着褚时健回新平去。在步行去汽车站的路上的情景，马静芬记得特别牢。产妇的敏感和脆弱让这些情景几成心结："我抱着儿子，他不抱，儿子又胖，都叫小胖。他在前面扛着个纸箱走，照着自己的步伐往前走，我就在后面赶紧跟。女儿拉着我的衣服小跑着跟。从威远街，一路跟到汽车站。上了车，他把儿子接过去抱了，我搂着女儿坐一边。汽车颠簸得我受不了。路上要在一个镇上住一晚，我说娃娃要洗个澡，他就去借了个木盆来，倒进去热水，然后自己就跟人吸水烟筒聊家常去了。我就蹲在那里给儿子洗澡。第二天继续赶路，又坐了七八小时的车，到了新平，我全身就肿了。"

往事历历，女人的心结随着岁月堆积，大部分都是越来越重。马静芬也是如此，后来在回忆新平岁月的时候，她总是忍不住抱怨褚时健当年的大意和忽略。而男人和女人在情理方面显然不是相同物种，年老的褚时健每次在接收到马静芬抱怨的信号时，总是有些不好意思，有时还会挠挠头："唉！那个时候，一门心思在搞工作，真的没有想那么多啊。"

或许也不仅仅是为了工作，他们也许都没意识到，在那个年代，在过分强调集体意识的年代，个人的思想和情感都被有意钝化，个人与国家、个人与集体、个人与领袖之间的关系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个人与个人之间，更多则充满了焦躁和紧张。夫妻之间也如此，温情、爱恋都被消解在轰隆隆的时代车轮下。那是一个寡情的年代，马静芬固然会抱怨褚时健，褚时健也固然会不醒觉，大多数人、大多数家庭都是如此。

马静芬有一次在回忆了往事后，突然说："但其实他如果婆婆妈妈对我，我又不喜欢了。我总是跟人说，共产党改造了我，褚时健也改造了我，而且他改造得更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