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人生仓促的停留/h3在红光农场苦熬两年多，1961年，褚时健等来了"摘帽"。这是从1959年开始对"右派"的一种平反政策，但又绝非完全的平反。对这一政策的解释是：更正对"右派"的对待方式，把他们头上的"右派"帽子摘下来挂在墙上、放在群众手里，如果"右派"表现不好，随时可以重新戴回去。所以，大批"右派"尽管被摘了帽，但是，依然头顶"摘帽右派"的无形帽子。命运并不明朗，更无法逆转，仿佛小船被奔腾大河冲到河中心，船已经破损，河流固执向前，无法再将小船送回岸边。
玉溪已经无法回去，政策没有恢复到那一步。作为曾经的"右派"，那就是有历史"污点"的人，断不可再回到革命队伍。
不过终于可以离开红光农场了，既已摘帽，总要有新的工作安排。褚时健在华宁工作期间认识的普朝柱此时正任玉溪地区新平县委书记。两人在华宁期间就因为人生经历相似而成为好朋友，只是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两人走的路一直没有交集。普朝柱得知褚时健已经"摘帽"，就上报上级，把褚时健从元江调到了新平县畜牧场任副场长。
褚时健一家便从元江的农村来到了新平的农村。
畜牧场主要是养马，不过那个年代，人都吃不饱，马自然也喂不壮。早年"大干快上"的时候，新平县花费不菲买了几十匹高加索马、几百头高加索绵羊，还有一些荷兰奶牛，但折腾了几年苦日子，这些牲畜死的死，瘦的瘦，全然没有生气。牧场职工虽然有几十号人，却都人浮于事，和那些牛羊马一样，全然没有朝气。
没有人对这个畜牧场抱有期望，领导也没有任何要求，只是给褚时健配了几条枪，让他每日巡山放马，防备野兽把牛羊马吃了。
褚时健有劲无处使，牛羊马根本不是本地的品种，养起来很难。职工们吃了多年大锅饭，早就懒洋洋地不想干活儿，褚时健有时甚至几天见不到人。
他每日只好扛枪巡山，也想想到底该怎样才能把这个畜牧场管好。初来乍到，他想先把情况摸熟悉再说。职工看他都觉得奇怪：这个"右派"哪里来这么大精神头儿，整天问这问那，扛着枪到处走到处看，丝毫不像被打倒过的人。
"我哪里闲得住？那么个地方，不干点事情，要把人憋坏了。国家给了你点事情做，还是要做好。"褚时健的想法和他们不一样。
对马静芬而言，丈夫被摘掉"右派"帽子，全家迁到山谷里来，虽然条件依然艰苦，但畜牧场在新平县风景甚好的磨盘山的山谷，大自然总是给人愉悦，马静芬感觉舒了一口气，毕竟生活有了一些变化，而且，是朝着好的方向变化。褚时健的工资从22.8元调到了30元，她也随之被安排在附近的小学教书。因为孩子少，教学任务不重，她可以有些精力来打理自己的小家庭。因为自己又有了工作，她把母亲从昆明接了过来帮自己的忙。因为她知道褚时健一旦有点事情忙起来，就不会管家里的事情了。马静芬的母亲来到畜牧场，每天带着外孙女映群，偶尔会向马静芬唠叨两句："那些工人都在问，问我们映群是不是褚副场长的娃娃？人家看他从来不抱她。"马静芬一脸苦笑，告诉母亲："他们胡说八道你也听？他不抱映群可能因为他们农村人不喜欢女儿。"
在逼仄生活里苦挨的夫妻，有时会产生隔阂。这些隔阂和彼此的感情无关，和彼此的性格无关，只是因为生活太过艰难，大家都无力顾及夫妻间应有的沟通。在中国那个年代，政治理念侵袭到每个家庭内部，所有的个人关系都笼罩在个人与国家的政治关系之下，一个政治命运糟糕的人似乎很难拥有美满的家庭关系。褚时健和马静芬在那时也如此。
总之，生活依然是灰色调，但稍微有了喘息的时间。
当褚时健准备在畜牧场好好干一场时，政府宣布畜牧场垮掉了。垮掉其实很正常，因为它多年不创收。但褚时健没想到这么快，这么突然。
一家人收拾简单的家当，按政府的调令，奔往距离60多公里、同在新平的另一农场：堵岭农场。
堵岭农场更像一个失控的烂摊子。这里是一个移民农场，主要是从玉溪城疏散而来的2000多居民被安置在这里。但是，因为条件过于艰苦，已经有大半人逃离了农场。褚时健到时，这里只剩下400多人了。"这个程度不好收拾了吧？"褚时健对新平县组织部的领导说，领导回答："该咋个收拾咋个收拾，你反正是要去的。你去加强管理，不要让他们跑回玉溪去找饭吃，给政府制造麻烦。"
党指向哪里就奔往哪里，褚时健始终是这么做的。
正是饥荒的年代，农场物资极其有限，生产开展不起来，400多人都在挨饿。可想而知当时农场的局面有多么糟糕，几百人都想回到玉溪。年纪大点的女人们经常拿着小凳子，排成一横排，坐在褚时健办公室门口，叫着要场长把她们及家里人"整"回玉溪去。褚时健内心真是五味杂陈，他知道这些人实在艰难才如此闹事。但于他个人来说，"回玉溪"三个字，何尝又不是一种心里的伤痛？有时他会很不耐烦这些闹事的人，气不打一处来："你们说得轻巧！我哪里有权利，你们没看到我也是被充军来的吗！？赶紧回家去，你们找我真是白找了。"
当时的地委书记去堵岭农场检查工作，农场几百人把书记围起来，书记急了："你们有什么问题找你们党委书记去，找你们场长去！"老百姓不依："他们官小不顶用，今天就是找到你了！"
农场不小，吵闹的场面更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