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ckquote我们想和所有大企业一样，想要创造，想要奉献，我们敢于把这些大声说出来。只是活着还不够，你还要帮助其他人活得更加充实，如果这算生意的话，那么，请叫我生意人。/blockquote我们齐聚在会议室，张大卫做了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他出生于上海，在富有家庭中长大；他祖父曾是中国北方第三大豆酱生产商，他父亲则在中国外交部任过职。当张大卫十几岁的时候，他们一家移居美国洛杉矶，在那里张大卫进入了好莱坞高级中学读书。他一直以为自己会回到中国，他的父母也是这么想的。他们和中国的亲戚朋友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他母亲则与宋庆龄女士关系很好。

后来，张大卫考入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建筑，并搬到了纽约。他在一家不错的建筑公司找了一份工作，主要致力于莱维敦项目（levittownproject）。接着，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他挣了不少钱，事业也蒸蒸日上，就是感觉有点无聊麻木。他没有获得任何乐趣，没有感觉到真正的成就感。

有一天，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朋友向他抱怨没法办理去上海的签证。张大卫帮助这位朋友取得了签证，并且帮他搞定了几个商务合同。他发现自己很享受这个过程，作为一个使者，一个中间人，他更好地利用了自己的时间和天分。

即使有张大卫帮忙，事情也没那么简单。他还是警告我们，进军中国大陆十分困难，过程相当费劲。"你不能只是简单地申请出访中国的许可，"他说道，"你得正式请求中国大陆政府发出邀请。这一点官方并没有讲明。"

我闭上眼睛想象了一个画面，在世界的另一边，一个中国版本的海怪官员。

我还想起了很多美国退役军人，他们在我24岁的时候曾给我解释过日本的商业。我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并且一直不折不扣地遵守，从未后悔过。因此，在张大卫的指导下，我们做了一个书面陈述。

这份陈述很长，几乎堪比《维奇库尔对美国市价之看法第一册》。我们同样把它装订好。

我们经常会互相提问："有人真的会读这个吗？"

"好吧，"我们说道，"这是按照张大卫的要求做的。"

我们把陈述寄往北京，心里没抱多大希望。

"oneline"，我们使出了大招

1980年第一次"恶棍"大会时，我宣布虽然我们在与美国联邦政府的斗争中逐渐占了上风，但是如果我们不干点大事、耍点心机的话，这个纷争将永远纠缠着我们。"我已经提出了许多想法，"我说道，"而且我认为我们需要做的是自创一个美国市价。"

"恶棍"们都笑了起来。

然后他们停了下来，互相看着对方。

我们接下来整个周末都在从各个角度考虑，这有可能吗？不，根本没可能。我们可以吗？没门。但......也许呢？

我们决定试一下。我们推出了一款新鞋，一款尼龙鞋面的跑鞋，起名为"oneline"。这款鞋是种名牌仿制鞋，价格非常便宜，商标也很简单，是我们在海斯的旧工厂生产的。我们定价很低，只超过成本价一点。现在海关官员将会使用这个"竞争对手"的鞋作为估定我们进口税的参考点。

这只是一次佯攻，只是为了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然后我们使出左勾拳。我们拍了一个电视广告，讲述俄勒冈一家小公司反抗邪恶大政府的故事。广告开始时，一位运动员独自在路上跑步，一个深沉的声音正在赞美"爱国，自由，美国方式"，接下来的一句则是"反抗暴政"，这立刻使观众热血沸腾起来。

接着，我们使出重拳。1980年2月，我们向纽约南部地区的美国地区法院提起了2500万美元的反垄断诉讼，控诉我们的竞争对手联合橡胶公司利用一些阴险的商业行为，企图将我们打垮。

做完这一切，我们按兵不动。我们知道不会花很长时间，实际上也真没等多长时间。海怪官员精神崩溃了，他威胁说要动用核武器；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不过这都没关系了。他也没关系了，但他的老板、他老板的老板都不想再继续这起纠纷了。我们的竞争对手和他们在政府中的共犯，都认识到他们低估了我们的意志。

很快，他们提出了和解协商。

a股和b股，问题的答案

每天从早到晚，我们的律师们都会打电话通报进展。在某个政府办公室、某家蓝筹股公司、某间东海岸的会议室，他们与另一方见面。律师们会告诉我不断变化的最新和解成果，我通常会立即否决。

某一天，律师们告诉我，可以毫不费力解决整个事件，不用打官司，只需要2000万美元。

"绝不可能！"我说道。

又过了几天，他们打电话说我们可以花1500万美元进行和解。

"别搞笑了！"我说道。

随着金额的逐渐减少，我和海斯、斯特拉瑟及我父亲都有过很多次激烈的讨论。他们想要我和解，从而彻底结束这一切。"你的理想金额是多少？"他们问。"一分都不花。"我会这样答道。

我一分都不想付，给他们一分钱都意味着不公平。

但是，贾卡、豪泽和查克，都在为这个案子做说客。他们解释说政府需要挽回点面子，政府也不可能空手从这场纷争中撤出。当谈判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和查克单独见了一次面。他提醒我，在这场纷争结束之后我们才能考虑上市；如果我们不上市，我还是会面临失去一切的风险。

我开始变得暴躁起来。我抱怨命运不公，我谈到了自己的坚持。我说自己可能并不想上市，永远都不想。我又开始害怕上市会改变耐克、毁掉它，或使它落到别人的手中。打个比方说，如果一切都将取决于股东投票或公司掠夺者的需求，俄勒冈田径文化会如何发展呢？我们曾经和一小拨债券持有人进行过此类尝试。按比例放大，让数千个股东参与进来，情况将会比现在糟一千倍。我尤其无法忍受一个巨头购买我们的股票，他将会成为董事会的霸王。"我不想失去控制权，"我对查克说，"这是我最大的担心。"

"呃......也许有一种上市的方法可以让你不用失去控制权。"他说道。

"什么方法？"

"你可以发行两种股票：a股和b股。公众只能购买b股，这种股票每股只能投一票。创始人、核心管理层以及可兑换债券持有人将会获得a股，这种股票赋予他们任命董事会四分之三席位的权力。也就是说，你筹措了巨额资金，推动了公司发展而仍能确保你可以控制整个公司。"

我看着他，震惊得说不出话来："真可以做到吗？"

"非常困难。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及其他几家公司都做到了，我想你也应该可以做到。"

也许这不是顿悟或见性，但让我茅塞顿开。灵光一闪，我发现了过去几年里一直在寻找的突破口。"查克，"我说道，"这听起来像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紧接的那次"恶棍"大会上，我解释了a股和b股的概念，所有人都和我的反应一样，问题终于可以解决了。但是我警告他们：无论这是不是解决办法，我们都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彻底解决我们的现金流问题，因为突破瓶颈的窗户正在关闭。我能看到即将到来的大衰退。市场只留给我们6个月，最多一年的时间，如果我们错过这个时间再上市，市场给予我们的将远低于我们的自身价值。

我请大家举手表决。上市......都同意？

大家意见都一致。

只要我们摆平与竞争对手及美国联邦政府长时间的冷战，就会立即提出上市申请。

900万，"冷战"结束

正值迎春花开放之时，我们的律师和政府官员最终以900万美元达成了和解。虽然金额还是挺高，但是所有人都让我付这笔钱。接受这个结果吧，他们一直在劝我。我盯着窗外看了整整一个小时，一直在沉思。尽管盛开的花朵以及日历上的日期都表明春天来了，但那一天乌云压顶，天色像洗碗水一样浑浊，风也凉飕飕的。

我叹了口气，抓起电话，打给维奇库尔，他当时已成为我们的首席谈判官。"就这么办吧。"

我让卡萝尔·菲尔茨把支票开出来。她拿过来让我签字。我们互相看着，显然我们都想起了以前那张无法兑现的100万美元支票。现在我要开出的这张900万美元的支票，再没有银行会拒绝兑现它了。我看着签名栏。"900万美元。"我小声说道。我还依然记得我把1960年装有赛车胎和双凸轮轴的名爵车卖了1100美元，那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回忆这些艰苦岁月，总能让我更脚踏实地。

1962年的疯狂想法

夏初的时候，我们收到了回信。中国大陆政府欣然邀请我们去参观......

我花了一周时间决定去中国大陆的人选。那必须是一支精英团队，所以我坐在座位上，把黄色便签本放到膝头，先列出一排名字，再一个个排除，然后再列新的。

张大卫，当然要去。

斯特拉瑟，毫无疑问。

海斯，还用说吗。

我通知每个参加这次出访的人，让他们都准备好文件、护照和其他用品。然后，临走前我花了好几天时间领着他们恶补中国历史：义和团运动、长城、鸦片战争、明朝、孔子、毛主席......

真可恨！就好像我是唯一的学生一样，我为旅行团的每个成员都制订了一个教学大纲。

1980年7月，我们登上了飞机。北京，我们来了。不过，首先要去东京。我觉得沿途在日本逗留一下是个不错的主意，只需办理转机手续。日本市场的销量又开始增长了。而且，先去日本也有利于大家在进入中国大陆前有一个缓冲，因为去中国大陆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佩妮和戈尔曼让我学到了很多，事情要一步一步来。

12个小时后，我独自漫步在东京街头，思绪回到了1962年，回到了我的那个疯狂想法。现在我又回来了，即将把这个想法带入一个巨大的新市场。我想到了马可·波罗，想到了孔子。不过，我也想到了自己这几年看过的所有比赛：足球、篮球、棒球。一个球队在最后几秒或一局中绝对领先，只是稍微松了口气或过分绷紧神经，就可能导致最终输掉比赛。

我告诉自己不要再回想过去了，要把注意力放在未来。

我们在日本吃了几顿美味的日本料理，拜访了几位老朋友。经过两三天的短暂休整，我们准备好出发了。去往北京的航班将在第二天早上起飞。

我们一起在银座吃了最后一顿饭，喝了好几杯鸡尾酒，每个人都早早上床睡觉了。我洗完热水澡，给家里打了个电话，然后躺到了床上。几个小时后，一阵疯狂的敲门声把我吵醒了，我看了下床头的闹钟，才凌晨两点。"谁啊？"

"张大卫，让我进来！"

我走到门口，发现张大卫看起来很不正常：衣着凌乱，苦恼不堪，条纹领带斜斜地挂在脖子上。"海斯说不去了！"他说道。

"你什么意思？"

"他在楼下酒吧里，他说他做不到，他没办法登上那架飞机。"

"为什么？"

"他好像恐慌症发作了。"

"没错，他是患有恐慌症。"

"哪一种恐慌症？"

"他患有......所有的恐慌症。"

我穿好衣服，走到楼下酒吧。然后我想起了我们将要面对的是谁。"回去睡觉吧，"我告诉张大卫，"海斯明天会准时出现的。"

"但是......"

"他会出现的。"

第二天早上，海斯两眼无神，脸色苍白得吓人，不过，还是来到了大厅里。

当然，为应对恐慌症复发，他装了足够的"药物"。几个小时后，穿过北京海关，我听到后面传来一阵骚动声。房间空荡荡的，用胶合板隔成了很多间。在一个隔间的另一边，有很多机场工作人员正在大喊。我绕过隔间，看到两名工作人员非常生气地指着海斯和他打开的行李箱。

我走了过去，斯特拉瑟和张大卫也走了过去。海斯巨大的内裤上面躺着12升伏特加。

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没有说话，然后海斯叹了口气。

"那是为我自己准备的，"他说道，"你们的自己想办法。"

在中国大陆做生意的首家美国鞋商

接下来的12天，我们在接待人员的陪伴下游览了中国各地。他们带我们去了天安门广场，我们在毛主席纪念堂停留了很长时间。毛主席在4年前已经去世了。他们还带我们去了故宫、十三陵。我们被深深地吸引了，都非常好奇。接待人员都被我们一连串的问题弄得不舒服了。

在某次停留时，我环视四周，发现有好几百个人都穿着中山装和不结实的黑鞋。这些鞋好像是由建筑用纸制成的。不过，还有些孩子穿着帆布运动鞋，这给了我希望。

当然，我们最想看的是工厂。接待人员不大情愿地同意了。他们带我们坐火车去了离北京很远的乡镇，在那里我们看到了许多大型的工业综合设施，就像是工厂都市一样，一个比一个落后。这些工厂破旧不堪、锈迹斑斑，相比而言，海斯买下的萨柯旧工厂看起来简直就像艺术品了。

最重要的是，这些工厂非常脏。鞋子会从生产流水线上滚下来，沾上污渍，而且是大片的污渍，没有任何预防措施。工厂根本没有整洁的总体感觉，也没有真正的质量监控。当我们指出一只有瑕疵的鞋子，管理工厂的官员们会耸耸肩说道："照样能穿。"

他们从来不关心所谓的美学。中国人不知道为什么尼龙或帆布在一双鞋中非得左右脚完全相同。在这里，左脚浅蓝、右脚深蓝是很常见的。

我们见到了很多工厂的管理者、当地官员和各种各样的高官。我们受到了多次款待、宴请、质疑和议论，总体来说，他们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我们吃了好几公斤的海胆和烤鸭，在很多站我们甚至吃到了松花蛋。我可以品尝出这几千年的每处沧桑。[18]

当然，我们还喝了很多茅台酒。去过几次台湾之后，我的酒量大了不少，我的肝也逐渐适应起来。不过，我还是没有想到海斯竟然会这么喜欢茅台酒。每喝一口，他都会舔一下嘴唇，再要一些。

访问快结束时，我们坐了19个小时火车去了上海。我们没有坐飞机，因为我坚持要坐火车。我想感受一下乡村。过了不到一个小时，大家就都开始抱怨了，因为气候非常炎热潮湿，火车上又没装空调。

我们的车厢角落里有个旧风扇，不过连周围的尘土都吹不起来。为了凉快，中国乘客习惯性地脱到只剩下内裤，海斯和斯特拉瑟觉得他们也可以入乡随俗。如果我能活到200岁，我都不会忘记这两个庞然大物穿着他们的t恤和内裤在火车上走来走去，估计那天火车上的中国乘客也不会忘记的。

在离开中国大陆之前，我们在上海还有一两件事要办。第一件是与中国田径协会确定一份合同，这也意味着与体育管理部门签订合同。与在西方世界，与每个运动员各自签合同不一样，中国的体育管理部门会为所有运动员签订代言合同。因此，我们前往上海的一所旧学校。那里有一间教室里面摆放着75年的老家具，墙上还挂着一幅巨大的毛主席画像，斯特拉瑟和我在此见到了部委代表。刚开始几分钟，中国田径协会的代表先讲了讲社会主义的好处，并一直说中国愿意和"思维相似"的人做生意。斯特拉瑟和我对视了一下，思维相似，什么意思？这个代表向前探着身，用低沉的声音问道："你打算赞助多少？"这让我突然觉得他是中国版的城市代理利·斯坦伯格（leighsteinberg，20世纪90年代著名体育代理人）。

用了不到两个小时，我们就谈成了。在4年后的洛杉矶，中国田径队首次穿着美国的鞋和热身服走进了奥林匹克运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