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是美国成立200周年，也是美国文化史上的奇怪时期。一整年都有出色人物的自我检查和公民教育，而且还会在午夜放烟花。那一年从1月1日到12月31日，不管你调到哪个台，都会看到有关乔治·华盛顿、本·富兰克林或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电影或纪录片。爱国节目中少不了会有很多植入式内容，这可以算另外一种"200年时刻"。在迪克·凡·戴克（dickvandyke）、露西尔·鲍尔（lucilleball）或加布·卡普兰（gabekaplan）讲述"大革命时期的今天"发生的逸闻趣事时，总会插入一些公益广告。一天晚上可能是杰西卡·坦迪（jessicatandy）讲述自由之树的砍伐，第二天晚上则可能是福特总统劝告所有的美国人"继续发挥1776年的精神"。这多少有点陈腐、感情用事，但是非常感人。整整一年爱国主义的熏陶让我内心深处对祖国产生了强烈的热爱。高大的船只驶进纽约，《权利法案》和《独立宣言》的背诵，对于自由公正的热烈讨论，这些都让人更加感激自己能成为美国公民：享受自由，不受禁锢。

1976年奥运会选拔赛又一次在尤金市举行，耐克获得一个好好表现的绝佳机会。凭借达不到顶尖水准的鬼冢虎钉鞋，我们绝不可能得到这次机会；凭借耐克第一代产品也不可能获得这个机会。一个新时代终于开始了，我们有了自己的产品：顶级的马拉松跑鞋和钉鞋，而且非常棒。我们兴奋地离开波特兰。最后，我们说，要让一支奥运队伍的所有运动员都穿上耐克鞋。

这将会变成现实！

这需要变成现实！

佩妮和我开车去尤金市，在那里我们见到了正在拍摄重大时刻的约翰逊。除了那些让我们兴奋的田径比赛，当我们在座无虚席的露天看台就座后，我们聊得最多的还是普雷方丹。很显然，普雷方丹还活在每个人的心中。我们从四面八方听到有人喊普雷方丹的名字，他的灵魂好像就盘旋在跑道上空不远处的云朵中。如果你忍不住想要忘记他，哪怕只是一小会儿，当你看着那些运动员的脚时，总会有人不经意间提醒你。有人穿着premontreal。更多的人穿着在埃克塞特生产的鞋，比如triumph和vainqueur。那一天的海沃德田径场就好像耐克的展示厅。众所周知这些比赛曾经是普雷方丹史诗般回归的开始。在慕尼黑败北之后，普雷方丹又复活了，毫无疑问，这种复活将会从这里开始，从此刻开始。每一场比赛都引发了同样的想法，同样的形象：普雷方丹领先于众人，普雷方丹跑过终点线。我们都能看到，都能看到他因为胜利而满脸兴奋。

要是他还活着，我们的声音都哽咽了，要是他还活着就好了。

日落的时候天际逐渐变红，最后变成黑蓝色，但我们还是能看清10000米跑步比赛的选手聚集在起跑线上。佩妮和我都站起来，努力让自己不再乱想，像祈祷一样握紧双手。当然，我们都指望肖特可以赢。肖特很有天分，而且他也是普雷方丹生前见过的最后一个人，所以由他来继承普雷方丹的薪火也理所当然。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名耐克代言人克雷格·沃金（craigvirgin），来自伊利诺伊州大学的年轻选手；以及加里·比约克隆（garrybjorklund），来自明尼苏达州的讨人喜欢的老选手。后者不久前动手术刚从脚中移除了一根松动的骨头，正希望借此次比赛重回田径场。

发令枪响了，选手们飞一般地冲了出去，所有人都挤在一起。我和佩妮的心也紧紧地拧了起来。我们开始为选手们呐喊助威。跑到一半之后，选手们还是聚集在一起，肖特和沃金突然发力向队伍前面冲去。在推搡过程中，沃金不小心踩到了比约克隆，把他的耐克鞋踢飞了。比约克隆手术修复后的脚暴露在外面，每跑一步都直接踩在坚硬的跑道上；但是他没有停下脚步，没有踌躇，甚至都没有减速。他只是一直地跑，越来越快，展现出来的自信光芒让观众为之疯狂。我觉得我们对他的欢呼声和一年前为普雷方丹的呐喊助威一样震耳欲聋。

到最后一圈时，肖特和沃金处于领先位置。佩妮和我高兴地跳来跳去。"前两名都是我们的了，"我们说道，"前两名都是我们的了。"结果前三名都是耐克的代言人。肖特和沃金名列冠亚军，比约克隆在快到终点时超过了比尔·罗杰斯（billrodyers），从而获得了第三名。我激动得满头大汗，奥运会选拔赛前三名都穿着耐克！

第二天早上，我们没有在海沃德绕场一周来庆祝胜利，我们在耐克店外搭起了帐篷。当我和约翰逊在和顾客打交道时，佩妮打开了丝网印刷机，快速地做出了大量耐克t恤，佩妮的技术越来越熟练。一整天，上门的顾客都会说在街上看到有人穿耐克t恤，他们也想要一件。尽管我们一直在悼念普雷方丹，但我们也会让自己享受快乐。很明显耐克不仅仅完成了一次产品秀，而且正在主导这些比赛。沃金穿着耐克参加了5000米比赛，肖特穿着耐克跑赢了马拉松。渐渐地，商店里、市区里，都可以听到人们小声讨论耐克的事情。我们听人们提到耐克的次数比任何运动员都要多，甚至比普雷方丹还要多。

星期六下午，我们走进海沃德去拜访鲍尔曼，我听到后面有人说："天啊，耐克真是把阿迪达斯打得落花流水。"这可能是这个周末、这一年的亮点，仅次于我不久前看到彪马销售代表倚在树上，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鲍尔曼就像旁观者一样，这对他、对我们来说都有点反常。他的穿着还是老样子：破烂的毛衣，压得很低的鸭舌帽。他正式要求在东看台下面的小办公室进行一次会谈。那里甚至称不上是办公室，更像是一个橱柜；体育场管理员把耙子、笤帚和几把帆布椅子都塞在了里面。那个地方根本装不下鲍尔曼、约翰逊和我，更别说教练邀请的其他人了：霍利斯特和鲍尔曼的鞋子顾问、当地足科医生丹尼斯·维克西（dennisvixie）。当我们把门关上时，我注意到鲍尔曼和往常不大一样。在普雷方丹的葬礼上，他看起来苍老了不少，但现在他似乎有点茫然。寒暄了几分钟后，鲍尔曼开始大喊，大声抱怨没有从耐克获得任何尊重。我们已经给他建了一个家用实验室，并为他提供了一台钳帮机，但他说向埃克塞特要原材料却一直没有结果。

约翰逊有点被吓到了。"什么材料？"他问。

"我问你要鞋面，没人搭理我！"鲍尔曼说。

约翰逊转向维克西。"我给你发了鞋面了啊，"他说，"维克西，你没收到吗？"

维克西有点不知所措："是的，我收到了。"

鲍尔曼摘下鸭舌帽，再戴上，然后又摘下。"呃，啊，"他嘟囔着说，"但你没有寄外底啊。"

约翰逊的脸变红了。他回应道："我也寄了外底！"

"是的，"维克西说道，"我们收到了。"

然后我们都转向了鲍尔曼，他正试着踱步，但是根本没有空间。虽然办公室内一片漆黑，我还是能感觉到我们老教练的脸变红了。"呃......我们没有准时收到！"他大喊，耙子的尖头都颤抖了。根本就不是鞋面和鞋底的事，而是退休的事。时光就像普雷方丹一样，它不会听命于鲍尔曼。"我再也受不了你们的胡说八道了！"他愤怒地冲了出去，只留下摇晃的大门。

我看向约翰逊、维克西和霍利斯特，他们也都看着我。鲍尔曼是对是错并不重要，我们只需要找个办法让他感到被需要，自己还有用处。我说如果鲍尔曼不开心，耐克也不会开心。

耐克，不仅是一个鞋的品牌

几个月后，耐克在闷热的蒙特利尔上演了极为重要的首秀，我们的奥运选手倾巢而出。1976年奥运会开幕后，在许多备受瞩目的赛事中都有运动员穿耐克。但我们最大的希望还是肖特，我们把大部分钱都投在了他身上。肖特是夺冠的最大热门，这就意味着耐克将领先其他品牌首次穿过奥运会终点线。这是每个跑鞋公司的重大仪式。只有穿着你们装备的奥运选手摘得金牌，你的公司才算正式得到认可。

1976年7月31日是星期六，我醒得很早。喝完咖啡之后，我躺到躺椅上吃了一个三明治，喝了几罐冰镇苏打水。我想知道北见是否在看，我想知道我以前的银行是否在看，我想知道父母和妹妹们是否在看，我想知道fbi是否在看。

选手们都聚集到了起跑线。为了看清楚，我向前蹲了蹲。我身体系统里的肾上腺素可能和肖特的一样多。我等待着发令枪响，突然一个近景镜头扫到肖特的双脚。镜头放大了。我停止了呼吸，从躺椅上滑到了地上，爬向电视机。"不，不，"我痛苦地喊道，"不，不！"

肖特脚上穿的是......鬼冢虎。

我惊恐地看着耐克的代言人穿着竞争对手的鞋出发了。我站起来走回躺椅，继续观看比赛，并一直自言自语。房间慢慢变暗了，对我来说还不够暗。我猛地起身拉上窗帘，关上灯，只留下电视机。我会一直看到最后，整整2小时10分钟。

我还不确信到底发生了什么。显然，有人说服肖特相信耐克鞋不大结实，不能坚持跑完整个42公里（尽管耐克鞋在奥运会选拔赛上有良好表现）。也许是因为紧张，也许是因为迷信，肖特想要穿以前常穿的鞋子，跑步运动员在这一点的表现都很搞笑；所以他在最后一刻无论如何都坚持换回1972年摘金时穿的鞋子。

我把苏打水换成了伏特加，坐在黑暗里，手里端着一杯鸡尾酒。我告诉自己从结局看没什么大不了的。肖特最后没有获胜，一名东德选手超过了他，并获得了金牌。当然，我也会骗自己，这件事非常重要，与失望和失去市场机会无关。如果看到肖特穿着别家的鞋出发深深触动了我，那么就不得不正视这件事了：耐克不仅是一个鞋的品牌。不再简单地是我创造了耐克，耐克也在改造我。如果我看到运动员选择其他鞋子品牌，这不仅仅是拒绝了耐克，也是对我的一种拒绝。我告诉自己要理性，不可能世界上每个人都穿耐克。这不是说每次在街上看到有人没穿我们鞋子，我都会伤心。

但这件事还是应该被记入公司历史。

我不喜欢它。

晚上的时候，我打电话给霍利斯特，他也极为震惊，声音中带着愤怒。我很高兴，我想要我的职员能够和我同样感受到这种深入骨髓的被拒绝感。

令人开心的是，这样的拒绝为数不多。1976财年结束时，我们的销售额再度翻倍，达到了1400万美元。一个令人惊讶的数字。财务分析专门标出，并大书特书了一倍。但是我们依然缺乏现金。在伍德尔、斯特拉瑟、海斯等死党显而易见、心照不宣的祝福下，我尽量把能借到的每一分钱都用到公司的发展上。

1976年初，我们4个人试探性地讨论过上市方案，但后来搁置了。现在，到了1976年末，我们再次更加严肃地提出了这一方案。我们分析了风险，权衡了反对意见，认真考虑了支持意见，最终再次决定不上市。

当然，我们很希望能快速得到资金。用这些钱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租好几家工厂！我们可以雇用人才！但是上市会改变我们的文化，让我们对别人感恩戴德，使我们沦为一家工厂。我们一致认为，这不是我们的风格。

几周后，又缺钱了！我们的银行账户余额变为零了。我们又重新考虑了上市问题。

然后又一次否决了。

为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我把它列为我们一年两次的会议的首要问题，这是一次我们喜欢称作"恶棍"（buttface）的务虚会。

"恶棍"，绝不上市

我们觉得是约翰逊自己创造了"恶棍"这个习惯用语。在我们早期的第一次务虚会期间，他喃喃自语道："有几家百万美元级的公司，你大声喊出'嘿，恶棍'后，整个管理团队都以为是在叫自己呢。"大家都笑了起来。然后它开始流传起来，最终成为了我们公司内部语言的关键部分。"恶棍"既指务虚会也指参加务虚会的人。它准确捕捉到了务虚会上流行的非正式语气；在这里任何想法都可以被嘲弄，任何人都可以被奚落。它还能概括公司的精神、使命和气质。

最初的几次"恶棍"会议在俄勒冈不同的度假村举行，比如水獭波峰（ottercrest）、萨利希（salishan）。最后我们更偏向于太阳河度假村，这是俄勒冈中部一个阳光明媚的田园风光度假村。伍德尔和约翰逊一般会从东海岸坐飞机赶过来，周五傍晚我们一起开车去太阳河。我们预订了一排木屋，占用了一间会议室，然后花两三天时间彼此大喊大叫直到声音嘶哑。

我能很清楚地看到自己站在会议桌前面大喊大叫，别人也冲我大喊大叫，彼此放声大笑直到笑不出声来。我们面对的问题非常重大、复杂，似乎无法解决，而且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相距近5000公里，无法快捷迅速地交流更让情况雪上加霜。但是我们还是一直在笑。有时候，在一阵痛快的放声大笑后，我环视四周，发现自己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友情、忠诚、感激，甚至是爱，当然还有爱。我当时会冷不丁被震惊到，这些人竟然是我聚集起来的。这些人是销售额达到数百万美元的跑鞋创始人。这些人当中和我共同点最多的是......约翰逊，这个发现让我精神抖擞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约翰逊总是理智的那个，当别人都在欢笑放纵时，他会静静地坐在桌子中间看书。

海斯经常是每次"恶棍"会议中声音最大、最疯狂的那个。和他的腰围一样，海斯的个性总是在扩展，不断地加入新的憎恶和热情。例如这一次，海斯迷恋起了大型设备，例如挖掘机、推土机、动臂装卸机和吊车。这些设备让他兴奋，没法解释这是为什么。在早先的"恶棍"会议中，有一次我们正要从当地酒吧离开，海斯发现在旅馆后面的空地上停放着一台推土机。他惊讶地看见钥匙竟然留在了驾驶室里，于是他跳上推土机，在空地周围推土，直到差点儿压坏停车场上的好几辆车时，他才意犹未尽地放弃。海斯坐在推土机上，我想就和swoosh一样，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商标。

我常说伍德尔是让火车准时出发的人，海斯却是铺设铁轨的人。海斯创建了所有的精密财务系统，如果没有这些系统，公司将会停滞不前。当我们刚开始从手工财务向自动财务操作转换时，海斯获得了第一台原始机型，用他的大手不断修理、改进、敲打，让机器保持了超乎寻常的精准。当我们刚开始在国外做生意时，外汇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所以海斯创建了一套巧妙的货币对冲系统，从而使我们的扩张更稳定、更加可预测。

虽然我们狂欢作乐，虽然我们有怪癖，虽然我们身体上有限制，我依然可以说，1976年我们是一个强大的团队。几年之后，哈佛大学一位著名教授在研究过耐克之后给出了同样结论。"一般来说，"他说道，"如果公司有一位管理者能有战术、有策略地思考问题，它的前景就会不错。你太幸运了！过半数'恶棍'的成员都是这样的人！"

不可否认的是，在一般人眼中，我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是注定玩不久的杂牌军拼凑的。然而，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明显大于差异点，而正是这一点使我们的目标和努力能融为一体。我们大多都是来自俄勒冈，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天生需要证明自己，向世界展示我们不是乡巴佬。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残忍的自我厌弃者，这阻止了我们自我意识的膨胀。没有什么所谓的鹤立鸡群。海斯、斯特拉瑟、伍德尔和约翰逊都是非常聪明的人，但是每个人都不会认为自己最聪明。我们的会面充满着轻视、鄙弃和谩骂。

怎么谩骂？我们彼此之间都直呼外号，互相之间经常进行言语攻击。当我们分享或否定某个想法时，当我们讨论如何消除对公司威胁时，最不会考虑的就是别人的想法，也包括我的，特别是我的想法。我的战友，还有我的员工们一直都叫我记账员巴基（buckythebookkeeper）。我从来没试图阻止他们这么叫。我比他们更清楚，如果你显示出任何软弱，任何感情用事，你就死定了。

我记得有一次"恶棍"大会上，斯特拉瑟说我们的方法不够"有闯劲"，公司里有太多斤斤计较的人。"所以在会议开始前，我想要先插点别的话。我这里准备了一个被否定的预算，"他晃了晃手中的大文件夹，"这里面写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公司的钱。"

当然，每个人都想看看金额有多少，特别是数字狂人海斯。当我们看到数字并没有加总时，都开始大叫起来。

斯特拉瑟拿过文件夹。"这是我理解到的精髓，"他说道，"没有很具体的东西，只是精髓。"

喊叫声更大了。所以斯特拉瑟抓起他的文件夹，朝墙上扔了过去。"你们这些家伙都去死吧！"他喊道。文件夹撞开了，纸飞得到处都是，大家都笑了起来，笑声震耳欲聋。斯特拉瑟自己都忍不住了，也跟着笑了起来。

斯特拉瑟的外号是轰天雷（rollingthunder）；海斯的外号是世界末日（doomsday）；伍德尔是负重（weight），总负重（deadweight）的简称；约翰逊是四因子（fourfactor），因为他总是很夸张，所以他说的事情都只能相信四分之一。没有人会对此较真儿，"恶棍"会议上唯一无法忍受的就是脸皮薄。

还有节制。一天结束后，每个人都会因为谩骂、大笑和解决问题而声音嘶哑。当黄色便签本上写满了想法、解决办法、行情，一列又一列、密密麻麻，我们会转移到旅馆里的酒吧，继续喝酒开会。喝很多很多的酒。

酒吧的名字叫作"猫头鹰小窝"。我喜欢闭上眼睛回忆：我们从入口涌进，分头跟酒吧的客人打招呼，或者和他们交朋友。我们会请整个酒吧的人喝杯酒，然后占用一个角落，继续激烈讨论某些问题、想法以及轻率的计划。为什么中底没能从a点运到b点。我们喝了一轮又一轮，不管叫到或点到谁的名字，那个人都会立马发言，而且都尽量在酒桌上大声、有趣、清晰地回答。对于猫头鹰小窝里的人来说，对其他公司来说，这样做的效率很低而且也不恰当，甚至有点丢脸。但是在酒吧打烊前，我们已经完全搞明白了这些中底为什么没能从a点运到b点。负责人非常懊悔，获得一个警告处罚。我们会想出一个创新的解决方案。

唯一没有加入深夜狂欢的人就是约翰逊。他通常会出门跑步，以便让头脑清醒一下，然后回到房间，躺在床上看书。我觉得他连猫头鹰小窝都没有进去过，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个酒吧的地址。第二天早上，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约翰逊通告他不在时我们做的决定。

美国建国两百周年这一年，我们被一系列麻烦事儿搞得焦头烂额。我们需要在东海岸找个大一点的仓库，我们需要把分销中心从马萨诸塞州的霍利斯顿（holliston），转移到公司在新罕布什尔州格林兰镇新建的3800平方米的建筑里，这肯定会让物流暂时变成噩梦。我们需要雇用一个广告代理来负责日益增长的印刷广告。我们需要整改或关闭一些表现不佳的工厂。我们需要改进"未来计划"的瑕疵。我们需要雇用一位营销主管。我们需要成立一个职业俱乐部（proclub），一种针对nba选手的奖励系统，以此促进他们对于耐克的忠诚度，让他们一直穿我们的鞋子。我们需要审批新产品，例如arsenal，一种足球和棒球通用的钉鞋，皮质鞋面，聚氯乙烯泡沫鞋舌；还有一款striker，一种为足球、棒球、橄榄球、垒球和陆上曲棍球运动员设计的多功能钉鞋。我们还需要确定一个新商标。除了swoosh标志，我们的鞋上还有一个小写的nike，这经常会引起误解，许多人会把它认成like或mike。但是现在让公司再改名字已经不现实了，所以必须找到一种让每个字母都能看清楚的方法。我们的广告公司创意总监丹尼·斯特里克兰（dennystrickland）设计了一个黑色粗体的"nike"，每个字母都大写，移到标志的里面。我们对此用了好几天的时间考虑和讨论。

首先我们需要彻底确定上市的问题。在最初的几次"恶棍"会议中，我们慢慢达成了一致，如果我们不能保持成长的话，我们就无法生存。尽管我们有所畏惧，尽管存在风险和弊端，但上市是保持成长的最好办法。

但是，在多次激烈讨论中，在公司历史上最费力的几年里，这些"恶棍"会议只是一种消遣。在太阳河度假村度过的时光，没有一分钟感觉是在工作。我们在反抗这个世界，那还是在我们没有被这个世界惹怒的时候，我们还因此对世界感到该死的遗憾。每个人都被误解、错判和摒弃。当相貌和天生的风度耗尽之时，你会被老板开除、被好运抛弃、被社会拒绝、被命运捉弄。我们原先都经历过失败，我们每个人都曾为自己定下一些目标，都曾试图去获得社会的认可或找出人生的意义，但是最终都无功而返。

海斯因为太胖而无法成为一个合伙人。

约翰逊不能适应这个所谓常规世界朝九晚五的生活。

斯特拉瑟曾是一个讨厌保险和律师的保险律师。

伍德尔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失去了所有的儿时梦想。

我被棒球队开除，心碎到不行。

虽然每次我都认为"恶棍"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是天生失败者，但是我依然相信聚拢在一起的我们肯定会获得胜利。我虽然一直不能完全明白胜利除了不输之外，还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发现当更接近某一个关键时刻时，自身的问题将得以解决或该问题将被更清晰地阐明。也许上市就是这样的关键时刻。

也许上市能最终保证耐克可以继续下去。

如果人们对1976年蓝带的管理团队有任何疑问的话，那么大多数应该是针对我的。我对待"恶棍"们的方式真的合适吗？我几乎没给他们什么指导，当他们干得漂亮的时候，我只是耸耸肩，然后用"不错"两个字当最高赞美。当他们犯错的时候，我只冲他们吼上一到两分钟，然后抛到脑后。每一个参加"恶棍"会议的人都不怕我，这样好吗？不要告诉别人如何去做事情，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然后他们就会用成果带给你惊喜。这对巴顿将军和他的士兵来说是个不错的策略，然而这对"恶棍"也有效吗？我有点担心。也许我应该更加亲力亲为一些。也许我们应该更加有组织一些。

但是接着我又想：无论我做什么，都必须有可行性，因为他们没人真的想造反。实际上，自从博克之后，没有人为任何事情真正发过脾气，甚至他们对自己的报酬是多是少都不关心，无论在任何公司这都是闻所未闻的。"恶棍"们知道我不会给自己太多，他们也信任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回报他们。

很明显，"恶棍"们喜欢我营造的氛围。我完全信任他们，不会严密监视他们，这就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互相信任。我的管理方式对那些每一步都需要引导的人是没有效力的，但这个团队会觉得自由和被充分授权。我让他们做真实的自己，让他们自己动手，让他们自己犯错，因为我一直就想要别人这样对待我。

马修说，他再也不会穿耐克鞋了

在一个"恶棍"周末结束时，我脑海中塞满了各种想法，恍恍惚惚地开车返回波特兰。半路上，我突然清醒了过来，开始想念佩妮和两个儿子。尽管"恶棍"们像一个大家庭，但我和他们每多待一分钟，都意味着和自己真正的家庭少待一分钟。我对此觉得十分内疚。每次回到家，马修和特拉维斯都会跑到门口。"你去哪儿了？"他们会问。"爸爸去找朋友了。"我会回答，然后把他们抱起来。但是他们会瞪大眼睛，一脸困惑地说："但是妈妈说你在工作。"

就在耐克准备推出首批童鞋wallywaffle和robbieroadracer的时候，马修说他这辈子再也不会穿耐克鞋了。他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我经常不在家的生气和失望。佩妮努力想让他理解爸爸不是故意不在家的，爸爸正在为了事业忙碌，爸爸要保证他和特拉维斯能有钱上大学。

我甚至都没有解释。我告诉自己什么都没关系，反正马修也不会懂。特拉维斯却一直都明白，他们哥儿俩似乎生来就位置颠倒了。马修好像对我有一股天生的怨气，但是特拉维斯却对我有一种先天的热爱。短短几句话能有多大区别呢？多待几个小时又有何不同？

我始终都在反思自己的为父之道、我的管理方式。它能算很棒吗？或者它是否仅仅是不错？

我常常发誓要改变，我常常发誓告诉自己：我将来要多花点时间陪两个儿子。这个承诺通常只会被遵守一段时间，然后我会回到原来的日常工作，以我唯一知道的方式继续领导耐克前进。虽然没有袖手旁观，但也没有亲力亲为。

这也是我和"恶棍"同事们用头脑风暴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它比中底为什么没有从a点运到b点更加棘手----如何在保持耐克这个小儿子稳定发展的同时，还能让大儿子、二儿子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