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ckquote虽然我们狂欢作乐，虽然我们有怪癖，虽然我们身体上有限制，我依然可以说，1976年我们是一个强大的团队。/blockquote我们已经渡过了银行危机，而且我已经确定自己不会坐牢，终于可以回头思考一些深层的问题了。我们想要构建的是什么？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公司？

和大多数公司一样，我们也有自己的榜样，例如索尼。索尼当时正如日中天：赚钱多、富有创造力、效率高，而且工人待遇也很好。每当面临压力的时候，我经常自称想要成为索尼那样的公司。但是，在内心深处，我的目标和希望其实更大也更模糊。

我在脑海中搜索，唯一浮现的词就是"获胜"。这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却要比"输"好很多很多。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想输；输就意味着死亡。蓝带是我的第三个孩子，我生意场上的孩子；正如皇所说的，想到它会死我就几乎要崩溃了。它得活着，我告诉自己；它需要活着，这是我唯一知道的。

1976年前几个月内，有几次我和海斯、伍德尔凑到一起，吃着三明治，喝着苏打水，然后就聊到了最终目标的问题、关于输赢的问题。我们一致同意，金钱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金钱不是我们游戏的结果。然而不管我们的目标或结果是怎样，金钱都是成功的必备条件。我们手头上需要更多的金钱。

日商岩井借给我们数百万美元，这层关系本来就不错，由于最近的危机还变得更加坚实。"他们会是你最好的合作伙伴。"查克·鲁宾逊是对的。但是想要跟上需求、继续成长，我们还需要好几百万美元。新银行正在借钱给我们，这很好，但他们只是一家小银行，我们的贷款已经达到了他们的法定限额。1976年的某天，我、海斯以及斯特拉瑟开始探讨最具逻辑性的解决方案：上市。从个人情感上说，让我接受这个方案是非常困难的。

灵魂靠山要退出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想法很完美，上市之后会马上带来大量资金。不过，这同时也伴随着很高的风险，因为上市之后公司的控制权会变得很脆弱。这也意味着要给某人打工，突然要对股东负责，他们是成百甚至上千的陌生人，其中更有很多大型投资公司。

上市可能会让我们面临很多自己厌恶的事情，而我们终生其实都在极力躲避这些事。

对我来说，还有另外一个考虑，一个语义上的问题。由于我过分害羞和太注重隐私，所以发现上市（goingpublic）这个短语本身就让人很不高兴。它的字面意思是去公共场合。不去，谢谢了。

而且，在每晚跑步时，我有时会问自己，你的一生是不是存在某种联系？投奔鲍尔曼，背包环游世界，开办公司，和佩妮结婚，在蓝带的核心结交了一群好兄弟，这些事情难道都是在为上市铺路吗？

最后，我们一致决定不上市。上市不适合我们，所以我们决不会上市。

会议结束。

所以我们还得想其他办法来筹钱。

一个办法主动找上门来了。俄勒冈第一州立银行请我们申请一笔100万美元贷款，这笔贷款将由美国小企业管理局（u.s.smallbusinessadministration）做担保。这是一个漏洞，是小型银行逐渐扩大信贷额度的一种方式，因为他们发放担保贷款的额度比发放直接贷款额度要大。所以我们申请了，为了让银行的日子好过些。

一般都是这样，事情的过程总是要比起先看到的复杂得多。俄勒冈第一州立银行和美国小企业管理局要求我和鲍尔曼作为大股东，分别以个人名义对贷款进行担保。我们在第一州立银行和加利福尼亚银行都这样担保过，没有出过什么问题。我已多次把全部身家都拿来担保了，再多一个又如何呢？

但是鲍尔曼有点犹豫。他退休了，拿着固定工资，前些年的创伤让他意志消沉，普雷方丹的死更是雪上加霜；他不想再承担任何风险了，害怕把老本都弄没了。

鲍尔曼没有做出个人担保，却主动提出将他三分之二的蓝带股份低价出售给我。他想要退出。

我不想要这样。我不是没钱购买他的股份，我只是不想失去公司的基石、我灵魂的靠山。但是鲍尔曼非常坚决，我知道他心意已决，就没再说什么。接着我们一起去找贾卡，请他帮忙做见证人。贾卡依然是鲍尔曼最好的朋友，而我也把他当作一个亲密好友，我始终都很信任他。

我和鲍尔曼说，我们不要完全解除彼此的合作关系。虽然我勉强同意购买鲍尔曼的股份（低首付，5年付完），但我求他保留一定比例的股份，留下做我们的副总裁和小董事会的一员。

成交，他说。我们握了握手。

耐克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当我们围绕股份和贷款奔波忙碌时，美元本身正在大幅贬值。美元兑日元骤然间就陷入了死亡旋涡。与此同时，日本的人工费率仍在继续上涨，这已成了我们生存的最大威胁。我们努力增加并多样化产品来源，并在新英格兰和波多黎各建了新工厂，但是我们的大多数产品还是在反复无常的日本生产，其中日本橡胶占了很大部分。突然出现后果严重的供货短缺的可能性正在不断上升，鲍尔曼华夫训练鞋的情况是最突出的。

华夫鞋凭借独特的外底、柔软的中底以及超低的市场价格（24.95美元），继续获得大众空前的关注。这款鞋不仅感觉独特，脚感舒适，而且整体外观很有颠覆性：亮红色鞋面、奶白色swoosh商标，从美学上看简直是一种革命。这款鞋的外观吸引了无数新顾客开始购买耐克鞋，而其良好的性能又让他们对耐克鞋更加信任。这款鞋的抓地力和减震效果保证它可能横扫所有对手。

1976年见证了这款鞋从流行运动装备演变成为文化产物，我冒出了一个想法：人们可以穿着这种鞋去上课。

去上班。

去杂货店。

去走过他们每天的生活。

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想法。阿迪达斯通过stansmith网球鞋和country跑鞋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已经有不少人开始在日常生活中穿运动鞋了。不过，这些鞋都不如华夫鞋新颖、受欢迎。因此我让工厂制作了蓝色华夫鞋，这种颜色更容易和牛仔裤搭配，从此华夫鞋才开始迈入传奇之路。

我们生产的量远远不够。零售商和销售代表都跪下恳求购买我们运来的所有华夫鞋。销售数量的飞涨改变了我们公司，也对整个行业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们开始逐渐理解各式各样的数据，并根据它们不断重新定义我们的长远目标，因为它们给了我们过去一直缺失的东西----一个身份。耐克不仅仅是个品牌，而且正成为家喻户晓的词语、非常受欢迎的词语。为此我们不得不用耐克替换了原来的公司名称----蓝带。我们决定顺其自然，把公司合并为耐克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让这个新创品牌保持活力，继续增长，为了在美元不断贬值的环境下能够生存，我们需要一直快速提升产量。销售代表在祈求，但这种情况并不会长久。我们需要在日本之外寻找更多的制造基地。我们在美国和波多黎各的工厂会有所帮助，但是这远远不够：这些工厂太旧，数量太少，成本太高。所以在1976年，我们最终选择了中国台湾。

雅典娜公司

我选了吉姆·戈尔曼去中国台湾先行调查一番。吉姆是一名非常重要的员工，对耐克有一种近乎疯狂的热爱。吉姆在许多个寄养家庭长大，加盟耐克让他体验到了从未感受过的家庭温暖；而且他是一名优秀运动员，具有极强的团队精神。例如，1972年我们与北见在贾卡会议室彻底摊牌后，是戈尔曼开车送北见去的飞机场。这显然是一件没人愿意干的倒霉差事，但他毫无怨言地完成了。戈尔曼从伍德尔那里接手了尤金市的店，这又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1972年奥运会选拔赛上，戈尔曼还穿着当时质量还不算好的耐克钉鞋，参加了各种田径比赛。在上面的每一个例子中，戈尔曼都出色地完成了工作，并且没有一句怨言。他似乎是试水中国台湾的绝佳人选。但首先我需要给他报一个有关亚洲的速成班，所以我安排了一次考察，只有我俩参加。

在出国的飞机上，戈尔曼就像一个学生或一块海绵一样。他仔细询问我的经历、意见和看过的资料，用笔记下我说的每个字。我感觉好像回到波特兰州立大学教书一样，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据说加强某一方面知识的最好办法就是和别人分享，所以我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有关日本、韩国、中国的东西分享给了戈尔曼，这样我们两个人都会受益。

我告诉戈尔曼，制鞋商全都放弃了日本。他们现在转移到了两个地方：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两个地方都擅长生产廉价鞋，但是韩国选择建立几家大型工厂，而中国台湾则兴建了数百家小型工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台湾的原因：我们的需求很大，但是我们的购买量对于大工厂来说又太少。而在小工厂里，我们将会占据主导地位，我们说了算。

当然，最大的困难是挑出一些工厂来升级他们的质量水平。

当时，我们还面临着政局不稳定这个持续的威胁。我告诉戈尔曼，蒋介石刚刚去世，他在任25年后，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另外，还需要考虑两岸长期以来的关系。

在我们穿越太平洋的过程中，我的嘴巴一直没停过。戈尔曼在记各种各样笔记的同时，也会提出一些新问题；这会使我产生一些新见解，思考一些新事务。到达第一站台中市时，下飞机的那一刻我感到很欣慰。这个人非常热情、有活力，渴望开创一番事业。我很骄傲能成为他的导师。

不错的选择，我告诉自己。

但是，当我们到达旅馆后，戈尔曼有点失望。台中市的环境和气味都像是来自银河系的另一边。遍地都是冒着浓烟的工厂，几千人拥挤在巴掌大的空间里，这和我以前见过的景象截然不同。连我这个来过亚洲的人都有点惊讶，更别说可怜的戈尔曼了。他的眼中产生了初来乍到者的典型反应，就是视觉的异化和短路。佩妮去日本找我时就是这种眼神。

放轻松，我告诉他。找个时间去一家工厂待上一天，按照本导师的说法去做。

接下来的一周，我们参观了24家工厂。大多数条件都很差，又黑又脏，工人弯着腰一脸茫然地走来走去。但是就在台中市之外一个被称为斗六的小镇，我们发现了一家有希望的工厂。这家工厂名叫丰泰，负责人是王秋雄，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虽然工厂面积不大，但是干净，有一股积极向上的氛围，王秋雄本人也很阳光，是一个住在工厂的鞋狗。我们发现工厂楼梯后面有个小房间禁止进入，我问这是什么地方。他说："是我家，这是我和妻子还有三个孩子住的地方。"

我想起了约翰逊，我决定让丰泰成为我们布局中国台湾的基石。

当我们没在考察工厂的时候，我们是在接受那些工厂主的宴请。他们请我们吃了各式各样的当地美食，其中有很多是煮的，还给我们倒上了一种叫茅台的东西，我当时认为这是一种迈泰鸡尾酒，不同的是没有加朗姆酒，而换成了鞋油。由于时差的关系，我和戈尔曼都失去了耐心。在被灌了两杯茅台酒之后，我们有些醉了。我们想要慢点喝，但是我们的东道主们却一直在举杯。

为耐克干杯！

为美国干杯！

考察台中市的最后一次会餐时，戈尔曼不停地跑去厕所，往脸上拍凉水。每当他离开桌子时，我会趁机把茅台倒进他的水杯中。每次他从厕所回来时，新的一轮祝酒又开始了，戈尔曼觉得这时候举起他的水杯应该没事了。

为朋友干杯！

喝了一大口掺了酒的水之后，戈尔曼看向我，惊慌不已。"我想我快要喝晕了。"他说道。

"多喝点水！"我说。

"尝起来有点怪。"

"不会的。"

虽然我把酒偷偷倒给了戈尔曼一些，但回到房间时还是有点头晕。我没法铺床，结果连床在哪儿都找不到，刷着牙就睡着了。

过了不久，我就醒了，想找出我另外的隐形眼镜。我找到了，但它们掉在了地上。

戈尔曼敲了敲门，然后走进来，他想问我第二天行程的一些问题，却看到我正趴在地上从一摊呕吐物上找我的隐形眼镜。

"菲尔，你还好吗？"

"听从你导师的指示。"我嘟囔道。

那天早上我们坐飞机去了台北，又参观了几家工厂。晚上我们在新生南路闲逛，这条街上有很多神殿、寺庙、教堂和清真寺，当地人把这条街称为天堂之路。我告诉戈尔曼"新生"就是"新的生命"的意思。当我们回到旅馆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电话。杰里·谢打电话"来表达他的敬意"。

一年前在一家鞋厂考察时我见过谢。他当时正为三菱公司和大人物乔纳斯·森特工作。他的专心致志和职业道德让我印象深刻，而且他还很年轻。和我遇到的其他鞋狗不同的是，他非常年轻，二十几岁，外表看上去年龄更小，像一个生长过快的孩子。

他说听说我们来了台湾，然后，像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一样说道："我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里......"

谢邀请我们去他办公室。这个邀请似乎说明他现在已经出来单干，而不再为三菱工作了。

我记下了谢的办公室地址，然后叫上了戈尔曼。酒店门房给我们画了张地图，不过事实证明这根本没什么用。谢的办公室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最糟糕的是，我和戈尔曼沿着一系列没有任何标记的小路不停地走，穿过了无数没有门牌号的小巷。你见到路标了吗？我甚至基本连街道都看不到。

我们迷路了很多次，但最终还是到达了目的地----一座用旧红砖砌成的矮胖建筑。进到里面，我发现楼梯破旧不堪、危险重重。我们走到三楼时，楼梯的扶手掉了下来，每一阶石头楼梯都有无数双鞋踩过留下的深深凹痕。

"进来！"我们敲门时谢在房间内喊道。谢坐在屋子的中间，整间屋子看起来像一个巨型老鼠笼，放眼看去到处都是鞋子以及成堆的鞋子部件：鞋底、鞋带和鞋舌。谢急忙站起来，清理出地方让我们坐下，给我们泡茶。在烧水的间隙，他开始给我们上课。"你知道世界上每个国家对于鞋子都有很多的传统和迷信吗？"他从架子上拿起一双鞋，放到我们眼前。"你知道吗？在中国，当一个男人要娶一个女人时，他们会把一双红鞋扔到房顶来保证新婚夜顺利进行。"阳光透过布满尘埃的窗户照射进来，借着这点微弱的光亮，谢旋转着手中的鞋。他告诉我们这只鞋是哪家工厂生产的，为什么他觉得质量不错，怎样才能更好。"你知道吗，在许多国家，当一个人开始踏上新的旅程时，朝他们扔鞋往往是祝愿好运的意思。"他抓起另外一双鞋，像哈姆雷特拿着约里克的头骨一样把它们展开。他确认了鞋子的出处，告诉我们为什么它们会制作得草率，为什么很快会支离破碎，然后轻蔑地将其扔到一边。他说，两双鞋子的差别百分之九十是因为工厂。不考虑设计、颜色和鞋子所有其他的方面，差别就在于工厂。

我仔细地听着，做着笔记，像飞机上的戈尔曼一样。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在想：这就是一场表演，谢在演出，想要向我们自我推销。但他没有意识到，比起他对我们的渴望，我们更需要他。

谢终于进入了主题。他告诉我们只要一点费用，他可以帮我们联系当地最好的工厂。

这无疑很有助于充分挖掘本土的潜力。我们可以雇用当地人来帮我们开路，进行推介，帮助戈尔曼适应新环境。一个亚洲的詹彼得罗。我们对于每双鞋子的佣金进行了商讨，过程非常友好。最后我们握了握手。

成交了吗？成交。

我们又坐了下来，起草了一份建立中国台湾子公司的协议。我们应该称它为什么呢？鉴于两岸的紧张关系，我不想使用耐克这个名字，如果我们以后想要在中国大陆做生意的话。虽然这只是个模糊的愿望，几乎是一个无法完成的梦想。最后我选择了雅典娜这个名字，带来胜利的希腊女神。雅典娜公司就这样诞生了。因此我保存了耐克商业版图上没有标记的、没有门牌号的天堂之路，或者说鞋狗心中的天堂。

一个有20亿只脚的地方。

我让戈尔曼先回去。我告诉他，离开亚洲之前，我需要在菲律宾马尼拉短暂停留一下。"有点私事。"我含糊地说。

我去马尼拉拜访了一家鞋厂，这是一家很棒的工厂。然后，为了完成一个旧循环，我当晚住在了麦克阿瑟将军入住过的套间。

打破常规者，人恒敬之。

也许吧。

也许不会。

前三名奥运选手都穿着耐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