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ckquote我们经常说，一个任务可以帮你保持头脑清醒。我们都清楚，找到更大的办公室这个小任务意味着我们在走向成功。我们在推动蓝带体育公司获得成功，在实现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或者至少不要失败。/blockquote突然之间，一群新的角色开始在办公室穿梭。销量的上升使我可以聘用越来越多的销售代表，他们大多之前都是跑步运动员和行为古怪的人，因为只有前跑步运动员才行为古怪；但在销售鞋子时，他们都是出色的商人。因为受到我们远大志向的鼓舞，也因为他们的工作报酬是完全以佣金计算的（两美元一双），所以他们奔走在大街小巷，逐个前往半径数千公里内的每个高中和学院的田径比赛，而他们的努力有力地推动了我们的销售额数字更快地增长。

我们1968年的销售额已经达到150000美元，而1969年逐步逼近300000美元大关。虽然华莱士还是在我耳边不停地唠叨，敦促我放慢速度，抱怨我缺少净资产，但我还是觉得蓝带体育公司的业绩已经足够支付其创始人的薪水。就在我31岁生日前，我做出一个大胆的举动----从波特兰州立大学离职，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公司事业，支付自己相当不错的薪水：年薪18000美元。

此外，我对自己说，离开波特兰州立大学的最好理由就是我从学校得到的比预期的更多----我娶到了佩妮。我也得到了其他的一些事情，只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以后这些事情会多么宝贵。

广告是下一波浪潮

在学校的最后一周，路过围墙的我注意到一群年轻的女士围着画架站在一起，其中一人在一块大画布前涂涂画画。就在我经过的时候，我听见她在抱怨自己没钱去上油画课。我停下脚步，钦佩地望着画布，说道："我的公司可以聘用一个艺术家。"

"什么？"她说。

"我的公司需要一个人来做广告宣传，你有兴趣挣点外快吗？"

我仍然觉得广告宣传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但却开始承认自己不能继续忽视这一块。标准保险公司（standardinsurancecompany）刚在《华尔街日报》上刊登一整版的广告，声称在其所有客户中，蓝带体育公司是最具活力的新创公司之一。广告上有一张特写鲍尔曼和我......盯着一只鞋的照片。我们不像是鞋的创新者，反倒像是之前从没见过鞋。我们看上去就像是傻瓜，这令人相当尴尬。

在我们的某些广告中，模特除了约翰逊没有其他人。看，约翰逊穿着一套蓝色运动服。看，约翰逊在掷标枪。关于广告，我们的方法都是原始、粗糙的。我们都是在前进的过程中改进广告创意，在忙碌中学习，然后就推出广告。在一个关于鬼冢虎马拉松平底运动鞋的广告中，我们称新型面料为"秒速纤维"（swooshfber）。时至今日，大家已经不记得到底是谁提出这个词或者其背后的寓意，但它听起来却很棒。

人们不停地跟我说广告有多么重要，广告是下一波浪潮。我总是不置可否，但如果总是让我讨厌的照片、虚构的词语，以及约翰逊"诱惑"地躺在沙发上这些元素融入我们的广告，那我就需要开始更关注它了。"我给你两块钱一个小时。"我站在波特兰州立大学的走道中间，跟这个急缺资金的艺术家说道。"我需要做什么呢？"她问。"设计平面广告，"我说，"做一些字体设计、标志设计的工作，可能还需要为演示做点图表和图像。"

这听起来其实没太大的吸引力，但这个可怜的孩子已经走投无路。她在一张纸上写下自己的姓名----卡罗琳·戴维森（carolyndavidson），以及她的号码。我装进口袋，然后忘得一干二净。

我们没有资金贿赂，所以无缘奥运会

聘用销售代表和平面设计师展现出我个人极大的乐观态度，但我不觉得自己本性就是个乐观主义者，当然也算不上是悲观主义者。我通常是在两者之间徘徊，但不会发展到某个极端。不过随着1969年的临近，我才惊觉自己望着天空，思考着未来可能会一帆风顺。一夜好眠之后，一顿丰盛的早餐之后，我都觉得有不少理由可以让我保持希望。除了表现强劲、日渐增长的销量数据之外，鬼冢公司也很快就提供了更多创新的新模型，包括obori，一款以羽毛般轻盈的尼龙鞋面为特点的跑鞋；还有一款叫marathon的跑鞋，采用另一款尼龙材料，线条流畅得就像是卡曼·吉亚跑车（karmannghia）。这些鞋子本身就不愁卖不出去，我好几次跟伍德尔说要把它们挂在软木板墙上。

鲍尔曼也从墨西哥城归来，他之前都在那里做美国奥运会国家队的助理教练，也就是说他在美国超越其他国家赢取更多金牌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我的合伙人更出名了，他就是个传奇。

我打电话联系鲍尔曼，急切地想了解他对奥运会的整体态度，特别是约翰·卡洛斯（johncarlos）和汤米·史密斯（tommiesmith）的抗议，那一刻会被永久铭记。两人站在领奖台上，当美国国歌响起时，他们低下头，举起戴着黑色手套的拳头，以一种使人震惊的姿势，呼吁大家关注种族歧视、贫穷和人权问题。虽然两人的行为受到不少人的指责，但正如我所预料的，鲍尔曼完全支持他们。鲍尔曼支持所有跑步运动员。

卡洛斯和史密斯在抗议的时候都没有穿鞋，两人在众目睽睽下脱下彪马运动鞋，放在台上。我对鲍尔曼表示自己无法确定这件事对彪马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公开传播就真的是好的宣传呢？宣传和广告一样吗？它们是一样的吗？

鲍尔曼咯咯笑道，他也不确定。

他跟我提到彪马和阿迪达斯在整个奥运会期间的可耻行为。全球最大的两家运动鞋公司由两个互相鄙视的德国兄弟创办，它们就像是一对启斯东警察在奥运村里你追我赶，谋取所有运动员穿他们的鞋。巨额现金通常满满地装在跑鞋或是马尼拉纸信封里，用来贿赂运动员。彪马的一名销售代表甚至因此锒铛入狱（有谣言称是阿迪达斯设计陷害他），他跟一名短跑女选手结婚，鲍尔曼开玩笑称他只有跟她结婚才能保住她的代言。

更糟糕的是，事情并不是简单的贿赂而已。彪马走私大量的运动鞋进入墨西哥城，同时阿迪达斯聪明地成功逃过墨西哥严苛的进口关税。我从小道消息听说，他们是在名义上通过在瓜达拉哈拉[8]的一处工厂制造鞋子逃避关税的。

鲍尔曼和我并没有觉得自己的道德观遭遇侵犯，只是觉得被忽视了。蓝带体育公司没有资金来贿赂，所以无缘奥运会。

我们在奥运村只有一个小得可怜的展台，只有博克一人在忙活。我不清楚博克是不是只是在那里读漫画书，或是只是无法与强势入驻的阿迪达斯和彪马竞争，但不管怎样，他的展台销量为零，分文未获。无一人驻足停留在我们的展台。

实际上，还是有一人驻足的。比尔·图米（billtoomey），一名睿智的美国十项全能选手，他询问过某些鬼冢虎鞋子，以此向世界表明他是无法被收买的，但博克没有准备他的鞋码，也没有适合他参赛项目的运动鞋品类。

鲍尔曼表示，不少运动员在训练的时候都是使用鬼冢虎的。只不过没有任何人用它实际参加比赛而已。质量的原因不可忽视，鬼冢虎还不够好。不过，主要原因还是金钱，我们没有充足的资金来做宣传推广。

"我们不是一文不名，"我对鲍尔曼说，"我们只是钱不够多。"

他哼了一声："不管怎样，能有钱合法地支付给运动员不是一件好事吗？"

我的"间谍备忘录"

最后，鲍尔曼告诉我，他在奥运会遇到了北见。他不太喜欢这个人。"他完全不了解鞋子，"鲍尔曼抱怨道，"而且他也太狡猾、太自负了。"

我也开始产生同样的感觉，从前几封北见的电报和信件上判断，他可能与表面不太一样，他根本不像我在日本那段时间里表现的那样是蓝带体育公司的粉丝。我觉得这种行为相当恶心，可能他已经准备提高对我们的价格。我向鲍尔曼提到这一点，表示自己正采取措施保护公司。在挂断电话前，我吹嘘虽然我没有足够的现金或支票来支付给运动员，但却有足够的钱挖来鬼冢公司的人。我在鬼冢有内线，那个人就是我在鬼冢的眼睛和耳朵，时刻关注着北见的动向。

我寄出一份备忘录，跟所有蓝带体育公司的工作人员也表达同样的意思（当时，我们大概有40名员工）。虽然我热爱日本文化，桌子旁边还留着那把武士刀纪念品，但也同样警告大家日本的商业行为是极其复杂的。在日本，你无法预测竞争对手或合作伙伴将会采取什么行动。我甚至放弃了这方面的尝试。但是，我写道：

我走了一步我觉得将保证我们及时掌握动态的棋。我聘用了一个间谍，而他是鬼冢出口部门的全职员工。没有详细的理由，我只能告诉大家我觉得他很可靠。

这个间谍的行为可能在你们眼中是违反道德的，但在日本商业圈里，植入间谍体系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日本甚至建有行业间谍学校，就和我们会有打字员和速记员学校差不多。

我无法想象到底是什么驱使我如此放纵、大胆地采用"间谍"一词，可能是因为那时候詹姆斯·邦德正风行一时。我也无法理解自己在披露这么多信息时，却没有披露间谍的姓名。那是藤本先生，也就是我寄钱让他更换自行车的那个人。

我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清楚那封备忘录是个错误，是我干的一件蠢事，而我必然为之后悔。我想我清楚这一点，但我经常会觉得自己也和日本商业一样复杂难懂。

北见和鬼冢先生光临蓝带

北见和鬼冢先生两人一起来到墨西哥城参加奥运会，之后飞往洛杉矶。我从俄勒冈州南下，与他们约在圣莫尼卡的一家日本餐厅共进晚餐。我显然迟到了一会儿，在我到达时，他们俩已经喝了不少清酒。和度假的学生一样，他们都戴着一顶墨西哥帽，大声交谈着。

我努力效仿他们，想要表现得跟过节一样，我一点一点地配合他们，与两人一起吃完好几盘寿司。在这个过程中，我与两人的关系都有所进展。当晚，在酒店里，我从上床开始就在思考，希望我之前关于北见的看法都是胡思乱想。

第二天早上，大家一起飞往波特兰，与蓝带体育公司的工作人员见面。我意识到，在我写给鬼冢的信里，尤其是在我跟他们的对话中，可能把我们的"全球总部"描述得太夸张了。北见刚走进去脸就拉下来，这点也在意料之中。鬼冢先生却是环顾四周，表情疑惑。我赶忙道歉，"可能看起来有点小，"我干巴巴地笑着说，"但我们在这个屋子里却完成了很多生意。"

他们望着破碎的窗户、标枪做的窗栓、波浪状的分隔板。他们望着坐在轮椅里的伍德尔，感受着隔壁酒吧音乐的震动。他们互相对望着，半信半疑。我跟自己说，好吧，一切都完了。

可能是察觉出我的窘迫，鬼冢先生安慰似的把手放在我的肩上。"这里......相当具有魅力。"他说。

在墙的另一头，伍德尔挂了一幅壮观的美国地图，在我们过去5年里每个卖出鬼冢虎鞋的地方，都插上了一颗红色图钉。整个地图上都布满图钉，所幸的是这幅地图暂时转移了两人对办公室的注意力。然后，北见指着蒙大拿（montana）东部。"这里没有图钉，"他说，"显然这里的销售人员表现不佳。"

俄勒冈的脱线先生

时间飞逝，我一直都在尝试发展一家公司、建立一段婚姻。佩妮和我也在学习共同生活，学习融合我们的个性和癖好。我们都认为她是个性十足的，而我则是那个有癖好的，所以她才是那个更需要学习的人。

比方说，我每天相当多的时间都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深陷精神虫洞之中，尝试解决某些问题或是制订某些计划，佩妮需要学着理解这一切。我经常无法听清她所说的内容，而且即便听见，几分钟之后就会忘记。

她在学会习惯我经常性的心不在焉。虽然我开车去杂货店，但却可能空手而归，没有买任何她让我买的东西，因为往返的一路上我都在思考最近的银行危机或最近鬼冢公司装运延期的问题。

她在学着理解我可能会乱放东西，特别是重要的东西，比如钱包和钥匙。糟糕的是，我无法一心两用，却坚持尝试这么做。我经常在吃午饭和开车的时候浏览金融新闻。我的新美洲狮没过多久就变旧了。作为俄勒冈的脱线先生，我时常开车撞到树上或把车开进洞里及他人的围栏里。

她在学着理解我的不良生活习惯。我习惯上完厕所保持座圈抬起，习惯乱扔衣服，习惯把食物放在厨房操作台上。因为母亲和妹妹的溺爱，我只会帮倒忙，不会做饭、清洁，甚至是最简单的一些家务。那些住在侍者住所的时光里，我实际上也是有"侍者"的。

她在学着理解我不喜欢在任何事情上失败，失败于我而言是一种特别的折磨。我经常轻率地指责鲍尔曼，但他也会指责回来。我跟她聊过小时候和父亲打乒乓球时，那种从来无法赢他的痛苦。我跟她聊过父亲有时在赢我之后会大笑，这会让我狂怒，我不止一次扔下球拍，哭着跑开。我没有为这种行为感到自豪，但那种感觉却根深蒂固地留在了我的心里，那是对我后来行为的一种解释。她在我们一起打保龄球后才真正理解我所说的。佩妮的保龄球打得不错，她在俄勒冈州立大学上过保龄球课，所以我把这个当作一次挑战，而且我打算直面挑战。我下定决心要赢，所以只要不是全中就会让我暴躁。

最重要的是，她在学着理解与一个经营一家起步阶段的运动鞋公司的男人结婚意味着生活拮据。不过，她却成功地应对着生活。我每周只能给她25美元家用，她却可以在预算范围内做出可口的食物。我给她一张限额为2000美元的信用卡，让她给我们的公寓添置家具，她顺利买到一张小餐桌、两把椅子、一台真力时（zenith）电视、一张软扶手的大沙发，沙发是小憩的理想选择。她还为我买了一张棕色的躺椅，放在客厅的角落里。现在，每天晚上我会45度角地躺在上面，天马行空地思考各种问题，这可比美洲狮更舒服、更安全。

我习惯每天晚上躺在躺椅上打电话给父亲，他也总是躺在自己的躺椅上，我们就这样一一讨论蓝带体育公司面临的最新威胁。他显然不再认为我的事业是在浪费时间。虽然他没有明确表态，但似乎的确能找到我所面临的某些"有趣"且"具有挑战"的问题，他的判断相当准确。

1969年春季，佩妮开始抱怨早上觉得难受，可能是因为食物不对胃口。中午的时候，她经常会在办公室发怒。于是，她去医院找医生，这个医生也是当初接生她的医生，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我们都欣喜若狂，但也同样面临全新的学习旅程。

我们的温馨公寓完全不够用，我们必须买一幢房子。但哪儿来的钱买房子呢？我才刚开始给自己支付薪水。我应该在城里的哪个区域买房子呢？哪里有最好的学校？我又如何才能在运营新公司的同时调查房价和学校的情况，以及其他需要注意的事情呢？我是否应该再回去做会计或老师，或者其他更稳定的工作呢？

我每天晚上躺在躺椅上，望着天花板，尝试让自己放松。我对自己说：生活就是成长，不成长就死亡。

我们在比弗顿找到一幢房子。它面积较小，只有150平方米左右，但周围却有4047平方米土地，还有一个马厩和游泳池。房子前方是一棵大松树，后方有一棵日本竹。我喜欢这里。更主要的是，我认出了这里。年幼时，妹妹会经常问我梦想中的房子是什么样的，有一天，她们给我一支铅笔和一个本子，让我画下来。在佩妮和我搬进去的时候，妹妹翻出那幅旧的铅笔素描，完全就是比弗顿房子的样子。

这幢房子的房价是34000美元，我发现自己竭尽所能，所有储蓄只够支付20%的房款。另一方面，我还把那些储蓄作为自己在第一国民银行贷款的抵押品。所以，我去找哈利·怀特谈论这个问题。我说我需要用我的储蓄支付房子首付，但我会把房子作为新的抵押品。

"好的，"他说，"这件事情不需要询问华莱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