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逐渐‘成熟’，在审视自我和他人时以及表达时变得更加坦率，传记和自传将取代小说，成为研究和讨论人物的材料。”

——韦尔斯《自传里的实验》（experimentinautobiography，1934）

“如今，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书，这本书是回忆录，而不是小说。”

——马丁·艾米斯《经验：一部回忆录》（experience:amemoir，2000）

“没有什么事会因为太小或太不重要而不值得写。”

——莫琳·默多克《不可靠的真相：关于回忆录与记忆》（unreliabletruth:ofmemoirandmemory，2003）

就像美国社会的许多其他事情一样，自传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失控。和一个多世纪前的情况相同，最突出的还是非裔美国人的回忆录。此时，他们写的不再是做奴隶的经历，而是自己在社会中遭受的不平等待遇。这是一个有力的主题，这些作者的能量（或者说愤怒）为自传体作品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1964年的先驱之作当数喜剧演员、活动家迪克·格雷戈里的《黑鬼》（nigger）。格雷戈里在这本书的开头就尖刻地描述了父亲毒打母亲和自己的情形，比20世纪50年代的名人回忆录更加坦率。（格雷戈里还在献词里对这个带有挑衅的书名进行了解释：“亲爱的妈妈，不管在哪儿，只要你听到‘黑鬼’这个词，请记住，这都是在为我的书做宣传。”）一年后，《马尔科姆·x自传》面世，这本书讲述了几个月前刚刚遇刺的黑人穆斯林领袖马尔科姆·x的故事，是他本人“在亚历克斯·哈里（后来因创作《根》［roots］而闻名）的帮助下”写的。这本书的开场白是：“我母亲后来告诉我，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有天晚上，一群戴头巾的3k党骑兵冲进了我们位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家里。”在美国自传的历史上，这句话引出的那个人物足以与本杰明·富兰克林、亨利·亚当斯、海伦·凯勒和玛丽·安廷平起平坐。马尔科姆·x的原名是马尔科姆·利特尔，在这本书中他其实还致敬了年代更久远的约翰·班扬和灵性自传的传统。他13岁时，父亲死于一场疑点重重的事故，母亲患上了精神病，他发现自己迷失在社会边缘。因为他头发的颜色，人们称他为“底特律红”。他辗转于各个城市，贩卖毒品、拉皮条、赌博、偷窃。与很多这类的书一样，比起伊斯兰教信仰对他的救赎，以及他后来与穆斯林领袖的决裂，关于罪恶的记述更引人注目，也更令人记忆深刻。这本书的最后几页有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力量，就好像马尔科姆·x在坟墓里说话一样。他这样写道：“不管怎样，如今，我每一天都活得像是已经死了一样。让我说说我希望你们做的事吧。等我死了——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并不打算活得太久，久到看到这本书的完成——我想让你们见证一下，我有没有说错：在我死后，白人在媒体报道中，会说我‘令人憎恶’。”

上面说的迪克·格雷戈里是喜剧演员，马尔科姆·x是被载入史册的人物。其实，在文学意义上，更具影响力的可能是接下来的几年里出版的出自“普通人”之手的四部作品：克劳德·布朗的《应许之地的儿子》（manchildinthepromisedland，1965）、皮瑞·托马斯的《到穷街陋巷去》（downthesemeanstreets，1967）、安妮·穆迪的《在密西西比河长大成人》（comingofageinmississippi，1968）和玛雅·安吉罗的《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1969）。克劳德·布朗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的哈莱姆长大，他不仅混帮派，还做偷鸡摸狗的事。在少年管教所里，他和他的导师恩斯特·帕帕内克走得很近。在帕帕内克的鼓励下，他考入了霍华德大学，还为政治杂志《异议》写了一篇关于哈莱姆的文章。这吸引了克里尔出版社的一位编辑的注意，他邀请布朗写自传，报酬2000美元。遗憾的是，不久后，麦克米伦出版公司收购了克里尔出版社，原本指派给布朗的编辑也离职了。1964年，麦克米伦公司聘用了年轻的编辑艾伦·林兹勒，林兹勒后来回忆说：“他们给了我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办公桌下面有一个硬纸板箱。”那个箱子里放的就是布朗长达1500页的文稿。林兹勒说：“我翻阅了前面的几页，发现这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振奋人心的作品。”他和布朗一起把文稿删改到了合适的长度，然后想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书名。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巨大轰动，它有着现实主义风格，语言有力，并且传达了一种理念——一个年轻人在哈莱姆街头长大的故事，也可以成为写自传的素材。记者汤姆·沃尔夫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写道：“与克劳德·布朗的作品相比，詹姆斯·鲍德温和其他文坛泰斗笔下文字的华丽就如同从多伦多去拜访穷人的道德重整运动。”《应许之地的儿子》很快就登上了畅销榜，在麦克米伦出版的所有作品中，销量仅次于《飘》（gonewiththewind）。

布朗的成功为皮瑞·托马斯（波多黎各黑人，也讲述了他在哈莱姆度过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安妮·穆迪（在南方乡村长大，60年代初积极地参与了民权运动）和安吉罗铺平了道路。安吉罗是舞者、演员、教师、记者和活动家，过着一种在托妮·莫里森的小说里才有的生活。她写回忆录是因为，1968年的一天，她和其他几个人在漫画家朱尔斯·费弗的家里谈到了各自的童年，第二天，费弗的妻子朱迪打电话给兰登书屋的编辑罗伯特·卢米斯，告诉他一定要让安吉罗写本书。卢米斯去问安吉罗是否愿意，她拒绝了；但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卢米斯对她说：“幸好你拒绝了，因为把自传写成真正的文学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这样一说，安吉罗反而答应试试看了。《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讲述了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用词新颖，引人注目，自出版以来一直在加印中。故事从安吉罗3岁时讲起，她的父母离了婚，她和哥哥一起被送到了祖母家，她的祖母在阿肯色州斯坦普斯经营一家杂货店。几年后，孩子们回到了在圣路易斯的母亲身边，安吉罗却被母亲的男友奸污了。她变得沉默寡言，“我觉得如果说了话，我的嘴巴就会随便吐出一些害死人的东西，所以我还是不要说话了”。接下来的五年里，她一言不发。在这本书的结尾，她搬到了旧金山，成了该市第一位黑人女性电车售票员，怀孕生子，当了未婚妈妈，而那时她只有17岁——也就是说，接下来她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在回忆录里写。

这些作品其实是把自传的两种传统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很快就会流行的新风格。其中第一种传统此前主要出现在不列颠群岛和欧洲大陆，遵循着埃德蒙·戈斯1907年的《父与子》的风格，比如马克西姆·高尔基、埃德温·缪尔、安德烈·纪德和哈德森等人的作品，写的是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通常以类似小说的形式呈现，包含对场景、对话和人物的描写。评论家理查德·n.科谈到他自己的此类作品《当草更高时》的时候，把这种传统命名为“童年”传统。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黑人作家把这个传统运用到了穷街陋巷上。1967年，年轻的美国白人作家威利·莫里斯和弗兰克·康罗伊也跟随他们的步伐（不知是否有意如此），以自传而非小说的形式，分别写出了自己的处女作《朝北归家》（northtowardhome）和《停止时光》（stop-time）。1970年，评论家保罗·福塞尔说：“二十年前，弗兰克·康罗伊的《停止时光》本可以伪装成他的第一部小说出版，但它坦率地作为回忆录面世了。”

在20世纪60年代，不论是布朗、托马斯、穆迪和安吉罗，还是马尔科姆·x和迪克·格雷戈里，都在挖掘特殊的写作素材，从而推出关于创伤的回忆录。这也正是第二种传统，尽管遵循这种传统的作品并不多。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奴隶叙事，最近的例子则是一战回忆录。从恺撒时代开始，回顾战争一直是将军的专属领域，但是，一战中令人震惊的死亡和毁灭，以及众多有读写能力的参战者，让这场战争产生了英勇不屈的士兵回忆录。不过，这种写作形式过了些年才被接受。1919年，英国作家赫伯特·里德写了一本关于战争的回忆录，内容精练，语言朴实，但没有出版商愿意买下。里德后来说，出版商对任何“灰暗的东西”都不感兴趣。那时，只有在威尔弗雷德·欧文、鲁佩特·布鲁克、艾萨克·罗森伯格、齐格菲·沙逊和罗伯特·格雷夫斯的诗句中，才能看到不加粉饰的第一人称叙事。到了1925年，里德的这本《撤退》（retreat）才渐渐被接受，在它之后又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回忆录出版，集中讲述了战争的荒谬和恐怖，比如埃德蒙·布伦登的《战争的回音》（undertonesofwar，1928）、格雷夫斯的《告别那一切》（good-byetoallthat，1929）、沙逊的《步兵军官的回忆录》（memoirsofaninfantryofficer，1930）、伯雷奇的《战争就是战争》（wariswar，1931）、盖伊·查普曼的《充满激情的挥霍》（apassionateprodigality，1932）和维拉·布里顿的《青春做证》（testamentofyouth，1933）。维拉·布里顿曾在伦敦、马耳他和法国当过志愿援助队的护士。在德国，能和这些回忆录相提并论的是恩斯特·容格的《钢铁风暴》（stormofsteel）。

有趣的是，到了二战时，还产生了一小批值得注意的回忆录，它们大多出自英国作家之手，关注的是遥远的、令人恐惧又充满戏剧性的太平洋战争，其中包括理查德·希拉里讲述他飞行员经历的《最后的敌人》（thelastenemy），乔治·麦克唐纳·弗雷泽和约翰·马斯特斯的关于缅甸的回忆录《在这里驻扎安全》（quarteredsafeouthere）和《经过曼德勒的路》（theroadpastmandalay），以及美国人尤金·b.斯莱奇关于冲绳的回忆录《与老兵在一起的日子》（withtheoldbreed）。

二战中最骇人的事件，可能也是西方文明史上最骇人的事件，就是纳粹的大屠杀。在战争刚结束的那些年，涌现了一大批幸存者回忆录。据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统计，1945年至1949年，有75部此类回忆录以各种语言出版，其中意第绪语回忆录有15部，希伯来语有13部，波兰语有12部。

在上面所说的这75部回忆录中，有两部后来被翻译成英语，在全世界获得好评。从1942年起，维也纳精神病学家维克特·弗兰克先后被关进了四个不同的集中营。1945年，弗兰克重获自由后，用九天的时间把自己在集中营的经历写了下来。他本来坚持匿名出版这本书，但在最后一刻，他听从了朋友的建议，加上了自己的名字。这本书的德语初版书名是《无论如何，对生命说“是”：一个心理学家在集中营的经历》（讽刺的是，书名中的这种句式本来还算深刻，但后来成了20世纪末最乏味的陈词滥调）。弗兰克从未想过获取荣耀，也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见证人”，他只是在几年后写道：“我想用一个具体的例子告诉读者，在任何情况下，生命都有其潜在的意义，就算身处绝境，也是如此。”1959年，这本书的英文版《活出生命的意义》（man’ssearchformeaning）面世，还增加了对弗兰克的“意义疗法”的概述。到了2006年，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了二十一种语言，总销量超过了1200万册。

意大利犹太化学家普里莫·莱维于1943年12月被法西斯民兵逮捕，不久之后被送入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那里待了11个月。和弗兰克一样，他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用了几个月迅速地完成了文稿。莱维晚年回忆道：“当时许多大出版社都拒绝了那份文稿。直到1948年，才有一家小出版社同意初版它，他们只印了2500册（书名是《这是不是个人》［ifthisisaman］），然后就将它搁置了。因此，我的第一本书多年来都无人问津。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整个欧洲都处于悲伤和重建的艰难时期，战争才刚刚结束，人们还不愿回忆那些痛苦岁月。”1958年，该书在意大利出版，书名是《奥斯维辛生还录》，而英文版于1959年面世，此时，它被公认为一部经典之作，莱维也被推崇为大作家。1963年，他创作了第二本回忆录《休止》（thetruce），这本书讲述了他从奥斯维辛集中营返回意大利的旅程。在1987年逝世之前，莱维一直在自己的作品（不论是散文、诗歌还是小说）中回忆集中营里的往事，他的代表作是《元素周期表》（theperiodictable），这部作品融合了回忆、深刻的思考和堪比小说的语言与形式。

战争刚刚结束的那段时间里，在纽约和伦敦有一些第一人称作品出版，并且值得一提，比如1945年玛丽·伯格的《华沙犹太区日记》（warsawghetto:adiary）和莱昂·萨雷特的《“e”实验：来自灭绝实验室的报告》（experiment“e”:areportfromanexterminationlaboratory），1947年阿尔伯特·曼纳斯的《比克瑙（奥斯维辛二号营）：72,000名希腊犹太人是如何死去的》（birkenau［auschwitzii］-how72,000greekjewsperished）和塞韦利纳·斯马格利斯卡的《烟雾笼罩比克瑙》（smokeoverbirkenau），以及1948年艾拉·林根·赖纳的《恐惧的囚徒》（prisonersoffear）和吉塞拉·佩尔的《我曾是奥斯维辛的一名医生》（iwasadoctorinauschwitz）。但美国大众没能深入了解这些书。在上述作品中，只有玛丽·伯格的作品得到了《纽约时报》的（正面的）评论，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在书中记录了她在华沙的生活和纳粹的残酷剥削；《“e”实验》是莱昂·萨雷特对自己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度过的8个月的第一手叙述，但《纽约时报》上只有一篇介绍新书的文章提到了它；其他作品甚至从没有在《纽约时报》上出现过。

毕竟战争才刚结束，这样的回忆录相对较少也不奇怪。埃利·威塞尔是个土生土长的罗马尼亚人，十几岁时在集中营里有一段可怕的经历，后来他成了广为人知的大屠杀回忆录作家。威塞尔解释说：“我知道幸存者承担着证人的角色，但我不知道如何去做。我缺乏经验，也缺乏一个清晰的框架。我不相信技巧和套路。是和盘托出，还是缄口不言？是高喊，还是低语？是把重点放在那些逝去的人身上，还是他们的后代身上？如何描述那些不可描述的事？如何节制地再现人类的堕落和众神的黯然失色？最后，如何才能确认，把话说出口后，不会扭曲和背叛本想表达的意义？我的苦恼如此沉重，以至于我立下了一个宣言：至少十年不发声，不触及那些关键的内容。”

十年后，威塞尔开始发声，从此再未停止。当时他是一名自由记者，在去往巴西的船上开始了第一本书的创作。据他后来在回忆录《百川归海》（alltheriversruntothesea）中所述，他兴奋地写着，行程结束时，他已经完成了862页的书稿，并将其命名为《而世界依然缄默》（andtheworldremainedsilent）。就在那艘船上，他遇到了一位巴西出版商，这位出版商把这本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1958年，这本书缩减后的法语版在巴黎出版，改名为《夜》（lanuit），威塞尔的朋友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为他写了引言，并鼓励他创作和出版回忆录。

威塞尔在美国的代理人乔治斯·博哈特把法语书稿寄给纽约各出版社，有十五家出版社拒绝了他。2008年，博哈特告诉《纽约时报》：“那时没有谁真的乐意谈论大屠杀的事。”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在信中的说法很有代表性：“就像你说的，这是一部骇人又感人的作品，我也希望这就是斯克里布纳出版社想要的东西。然而，我们仍在疑虑，抛开莫里亚克绝妙的引言不谈，美国市场对其余内容到底会有多大兴趣。”最终，1960年，希尔与王出版社的亚瑟·王以1000美元买下了这本书的版权。威塞尔的《夜》果敢地描述了他的骇人经历，语言简洁、富有诗意，引人入胜。这本书颇受好评，尽管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它只卖出了1046册，但这不影响它的价值。它在众多崇拜者的手中传递，最终被收进了许多中学和大学的阅读书单。1986年，威塞尔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这部作品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宣传。到2006年初，《夜》在美国总共卖出了约600万册，还被翻译成了三十种语言。2006年1月，奥普拉·温弗瑞选择了《夜》作为她的读书俱乐部的推荐书目，威塞尔的妻子玛丽安重新翻译了这本书。新版的100万册平装本和15万册精装本的封面上都带有奥普拉的标记，不到一个月，《夜》就登上了《纽约时报》非虚构类平装本畅销榜的首位。它在榜单上待了80周，在此期间卖出了300万册。

严格说来，最有名、拥有最多读者的大屠杀回忆录，其实既不属于回忆录，也与大屠杀无关。它可以算是《夜》的姊妹篇，作者是荷兰女孩安妮·弗兰克，她比威塞尔小一岁。1942年，安妮·弗兰克13岁时，纳粹占领了阿姆斯特丹。没过多久，安妮一家就被迫躲进了一幢办公楼的顶层。安妮开始写日记，一直写了25个月，直到1944年全家被抓进集中营。1945年，安妮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里因斑疹伤寒去世。全家唯一的幸存者是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一位朋友保存了安妮的日记，并在战争结束后，把日记交给了奥托。1947年，日记在荷兰出版，1952年又分别在英国和美国出版（埃莉诺·罗斯福给它写了引言），书名为《安妮·弗兰克：一个年轻女孩的日记》（annefrank:thediaryofayounggirl）。这本畅销书1955年被改编成戏剧，1959年被改编成电影，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迄今为止，它被翻译成了数十种语言，卖出了数百万册。在让全世界认识大屠杀的过程中，这本日记起到了几乎无法取代的作用。书里没有安妮一家遭到虐待或骨肉分离的内容，只是在结尾的最后几行（不带感情色彩地）说出了安妮的命运：“1945年3月，即荷兰解放的两个月前，安妮死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在1952年以及之后的许多年里，这种残酷都让读者难以接受。这本书既没有掩饰，也没有太多委婉，毫无畏惧，充满力量。它之所以充满力量，很大的原因是，它呈现了出版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戏剧性反讽——读者已经知道了故事的结局，但书中的人物并不知道。安妮聪慧敏感、口舌伶俐，但她也是个普通的十几岁的女孩，有和别的孩子一样的烦恼和忧虑，比如她迷上了和她躲在一起的那个男孩。她对外界事件的一无所知，以及她最终的命运，都让阁楼上的一切看起来无比辛酸。

20世纪60年代末的非裔美国人自传和大屠杀回忆录都是“记录”，是某位幸存者对一个民族所受不公的证言。鉴于这两种类型作品的成功，个体受害者（和群体受害者相对）可能会模仿创作这样的作品。以前，人们把自己的创伤写成故事，投给专门帮助作者自费出版的出版社，匿名或以小说的形式将其出版；而此时，人们可以光明正大地出版回忆录，并写上自己的真实姓名。有趣的是，这样的作品在20世纪中后期大量涌现，作者大多是十八线名人，或者是虽然杰出但名气一般的人。其中有一些作品值得注意：马克·冯内果的《伊甸园快车》（theedenexpress，1975），冯内果的父亲是一位小说家，这本书是他对精神分裂症的记述；珀西·克瑙特的《地狱的季节》（seasoninhell，1975），写的是一位资深记者和自杀式抑郁症的斗争；电视新闻记者贝蒂·罗林的《你首先哀哭》（first,youcry，1976），讲述了自己患乳腺癌的经历。此外还有布鲁克·海沃德的《失控》（haywire，1977）。布鲁克是电影明星玛格丽特·苏利文和经纪人利兰·海沃德的女儿。23岁时，她这样对一个朋友总结自己的人生：“我的父亲结了五次婚，母亲自杀身亡，姐姐也自杀身亡，哥哥则一直住在精神病院里。而我才23岁，就已经是带着两个孩子的离异母亲了。”《失控》由著名的诺夫出版社出版，得到了评论界和大众的一致好评，在《纽约时报》畅销榜上停留了16周。前第一夫人贝蒂·福特则在《我生命中的时光》（thetimesofmylife，1978）中讲述了她对酒精和止痛剂上瘾的事。琼·克劳馥的女儿克莉丝汀写了《亲爱的妈咪》（mommiedearest，1978），平·克劳斯贝的儿子写了《活得更像我》（goingmyownway，1983），这两本书都描述了被自己有名的（且已故的）父母毒打的经历，把虐待儿童引入了回忆录的写作范畴。

20世纪中期的《蛋和我》《哈格鲁夫从军记》《请别吃掉雏菊》这类回忆录已经过时，继承者很快出现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一系列作品树立了新的典范，其中很多作品在当今仍可以引起共鸣，比如下面这些。

1989年：托拜厄斯·沃尔夫的《这个男孩的一生：一部回忆录》（thisboy’slife:amemoir）。

1990年：威廉·斯泰伦的《看得见的黑暗：疯狂的回忆录》（darknessvisible:amemoirofmadness）；理查德·罗兹的《世界上的一个洞：美国少年时代》（aholeintheworld:anamericanboyhood）。

1991年：马丁·杜波门的《治愈：一个同性恋男人的艰难历程》（cures:agayman’sodyssey）；菲利普·罗斯的《遗产：一个真实的故事》（patrimony:atruestory）。

1992年：保罗·莫奈的《成人之道：半生纪实》（becomingaman:halfalifestory）；理查德·罗兹的《做爱：一场情色的艰难历程》（makinglove:aneroticodyssey）。

1993年：苏珊娜·凯森的《移魂女郎》（girl,interrupted）；大卫·佩尔泽的《一个被称作“它”的孩子：一个孩子生存的勇气》（achildcalled“it”:onechild’scouragetosurvive）。

1994年：露西·格里利的《脸的岁月》；伊丽莎白·沃泽尔的《百忧解的国度——美国年轻的抑郁者：一部回忆录》（prozacnation:younganddepressedinamerica:amemoir）；迈克尔·吉尔莫的《杀手悲歌》（shotintheheart）。

1995年：玛丽·卡尔的《骗子俱乐部：一部回忆录》（theliars’club:amemoir）；迈克尔·瑞恩的《隐秘生活：一部自传》（secretlife:anautobiography）；凯·雷德菲尔德·贾米森的《不安的心：情绪与疯狂的回忆录》（anunquietmind:amemoirofmoodsandmad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