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弗兰克·麦考特的《安琪拉的灰烬》。

1997年：凯瑟琳·哈里森的《吻：一部回忆录》（thekiss:amemoir）。

这些书中没有什么愉快的内容，都是关于机能障碍、虐待、贫穷、成瘾、精神疾病或肉体创伤的事。它们与之前的此类作品不同，没有丝毫遮掩。《移魂女郎》与大概三十年前的《钟形罩》和《我从未承诺给你一座玫瑰花园》一样，讲的是青春期女孩患上精神疾病的故事，但区别在于，作者苏珊娜·凯森在开头就附上了她在麦克林医院的病例记录第一页的复印件，上面完完整整地写着她的姓名、出生日期、她父母的姓名和地址以及对她“边缘性人格障碍”的诊断。这类作品的作者毫无遮掩，袒露实情。有的时候，真相越令人不安、震惊或恐惧，效果反而越好。

从某些方面来说，上面列出的第一部回忆录《这个男孩的一生》和那些紧随其后的作品有点不同，但它也是这一类型作品的典范。拿起《这个男孩的一生》，甚至在开始阅读之前，你就能发现一些延续至今的传统。第一点体现在它的封面上：它的书名，更准确地说是副书名——“一部回忆录（amemoir）”。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在此之前，“回忆录”一词的单数形式“memoir”（复数形式“memoirs”则是一种庄重的、略带炫耀的形式，等同于自传“autobiography”）指的是作者对另一个人的回忆。我相信是沃尔夫开创了这种用法。此外，显而易见的一点是，这本书没有照片和索引——这微妙地表明，相对于毫无夸张的作品，它更具文学性。（历史书几乎都配有照片和索引，而小说就不会有这些。）在正文之前，还有一份沃尔夫之前作品的清单，包含两部短篇故事集和一部小说。沃尔夫反对所谓“自传是作家写的最后的（或几乎是最后的）一本书”的传统观念，尽管在此之前的两个世纪里，吉本、特罗洛普、亨利·詹姆斯、威廉·迪安·豪威尔斯、威尔斯、萨默塞特·毛姆以及几乎其他所有作家都是这样做的。最后，有一段作者附言，沃尔夫在这里对一些朋友和同事致谢，并说：“我已经纠正了一些关于时间先后顺序的问题。我的母亲还觉得，那只我认为长相丑陋的狗其实相当帅气。我允许一些问题存在，因为这是一本关于记忆的书，记忆有它自己的版本。不过我已经尽力让它贴近事实了。”

这段声明虽然简短，但意义非凡。它在一开始就表明，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任何与事实有出入的内容都无伤大雅。事情发生在二月还是三月？那只狗长得如何？都不重要。沃尔夫以掩盖自己真实意愿的、具有误导性的文字，显示了他作为故事讲述者的能力。他写的是“我允许一些问题存在”，但他的意思其实是“我会用自己想要的方式来叙述”。记忆是一种印象，不是一种复刻。“尽力”去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不一定意味着去进行采访或阅读尘封的剪报，但意味着听从自己的内心，这是现代回忆录的基本立场。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书中除了沃尔夫自己和他的母亲外，所有人物的名字都是经过改动的，但沃尔夫对此只字未提。后来，在版权页上进行说明成了一种标准做法，比如：“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为了保护人物隐私，大部分人使用了化名，关于他们的一些事件和细节也有改动。”（看到这样的陈述，人们难免会问：“关于‘真实’，你不明白的是哪一部分？”——这句话引自保罗·莫奈《成人之道》。）

前面说过，《这个男孩的一生》与之后的许多作品相比，有些不同寻常。只要读一读这部作品的开头，就能清楚地发现它的特别：

“我和母亲刚刚穿过大陆分水岭，汽车发动机就又过热了。我们等着它冷却下来，这时，我们听到从某个地势较高的地方传来了汽笛声。声音越来越响，然后，一辆大卡车从拐角处开过来，从我们身旁冲过去，进入了下一个弯道，它后面的拖车剧烈地摇晃着。我们的目光追随着它。‘哦，托比，’妈妈说，‘这个人的卡车刹车失灵了。’

“汽笛的声音渐渐远去，渐渐消散在了风里。风在我们周围的树林里叹息着。

“等我们到了那里，已经有不少人站在卡车翻落的悬崖边。它冲破了护栏，从几百英尺高的地方掉到了下面的河里，底朝天地横在巨石中间。它看起来小得可怜，有一股浓浓的黑烟从驾驶室里冒出来，飘散在空中。母亲问他们是否向有关部门告知了这次事故——已经有人告知了。我们和他们一起站在悬崖边，没有一个人讲话。母亲搂住了我的肩膀。

“那天她一直看着我，抚摩着我，向后捋着我的头发。我看得出来，这是让她给我买纪念品的绝好时机。我知道她没有买纪念品的钱，我也尽量不去要，但现在她卸下了防备，我就忍不住了。所以，当我们驶出大章克辛时，我已经拥有了一条镶珠的印第安腰带、一双镶珠的软皮鞋，还有一匹带有可拆卸皮制马鞍的青铜马。”

这部作品的质量不同凡响，它的语言简单、笃定，具体而生动。上面引用的最后一段的第二句话是点睛之笔，在成年的沃尔夫对年少的自己毫不留情的描述里，这大概是最好的一句了。整体来说，这本书讲的是小托比被他母亲最终嫁的那个男人德怀特施虐（主要是言语上的施虐）的故事。不过，这本书的人物形象、叙事角度以及其中的洞察力和智慧，比它所讲述的创伤还更吸引人。

《骗子俱乐部》的作者玛丽·卡尔是沃尔夫在雪城大学的学生，她的《骗子俱乐部》文风通俗而华丽，不像《这个男孩的一生》那样简洁，但依然可以算是《这个男孩的一生》在文学上的继承者。《安琪拉的灰烬》同样如此，这本书讲述了弗兰克·麦考特在爱尔兰度过的悲惨童年，尽管文风与《这个男孩的一生》有天壤之别，但也有继承之处。卡尔和麦考特的回忆录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分别在《纽约时报》畅销榜上停留了一年左右，在此期间，出版商纷纷掏出支票，给这些写自己苦恼的年轻往事的作者支付大笔的（通常是过高的）酬劳。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到当今，很多此类回忆录都围绕着某种特殊的疾病或困境展开，这样的内容已经成了它们的标志。这类作品写的是个人如何面对困难，其价值更多体现在社会性或新闻性上，文学性较弱；这种价值有时也会被减弱，由于作者的自我怜惜、自我膨胀或一个不太有说服力的幸福且得到救赎的结局。

在这类作品中，商业上最成功的是大卫·佩尔泽的《一个被称作“它”的孩子》。这本书采用散文形式，虽然偶尔有过度夸张的陈词滥调，但大多是简单直接的句子，讲述了佩尔泽被他酗酒的母亲虐待的故事。他的母亲变本加厉地打他、用火烧他、不给他吃饭、羞辱他、辱骂他，有一次，还刺伤了他的肚子。书中内容一直讲到佩尔泽12岁时，一位关心他的老师向有关机构报告了他的处境，后来，他被送到了寄养家庭。《一个被称作“它”的孩子》1993年由内布拉斯加州的一家小型出版社出版，1995年被健康通信出版社选中，这家出版社以出版《心灵鸡汤》（chickensoupforthesoul）系列丛书而闻名。佩尔泽参加了蒙太尔·威廉斯的脱口秀节目，还一直在巡回演讲。在此推动下，1997年，这本书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平装本畅销榜，令人震惊地在榜单上停留了333周，也就是大约六年半的时间。佩尔泽后来在《迷失的男孩》（thelostboy）和《一个名叫戴夫的男人》（amannameddave）中继续讲述自己的故事，前者讲的是他在寄养家庭里的生活，在《纽约时报》榜单上待了228周；后者讲的是他成年后的生活，到2000年为止在榜单上“仅”待了82周。

尽管佩尔泽的书在美国很流行，但它们在英国反响更大，不仅销量更加辉煌，在文学上也更具影响，和《安琪拉的灰烬》、布莱克·莫里森的《你上次见你父亲是在什么时候》（andwhendidyoulastseeyourfather）和劳娜·塞奇的《家恨》（badblood）一起，开创了悲惨回忆录的先河。到2000年前后，这些极度悲伤的故事已经成了出版物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的书名如出一辙，都有色彩黯淡的封面，并配有一张忧郁孩童的照片。这类作品主要在超市里销售，购买者大多是女性。在2006年，这一类型的作品发展到了顶峰，总计售出190万册，在平装本畅销榜前100名中占据了11个席位。

极度悲惨的回忆录就像马麦酱和豌豆泥一样，是特别符合英国人喜好的东西，这有些令人担忧。（有位专栏作家认为：“这种现象表明，我们整个国家似乎都被恋童癖吸引，对它着迷。现在有了这些书，我们就沉溺于这片泥潭之中。这太令人作呕了。”）比起英国的回忆录，美国的回忆里更温和、题材更广，像样的书也更多，不过两种回忆录受欢迎和引人注目的程度是一样的。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么多不知名人士的黑暗而私密的回忆录？这是长期以来的趋势造成的。20世纪60年代末，兰登书屋的联合创始人贝内特·瑟夫口述了自己的回忆录，他说，20世纪20年代自己刚刚从事出版的时候，“虚构类图书是非虚构类图书销量的四倍，后来完全反过来了，非虚构类图书是虚构类图书销量的四倍”。这种转变反映了人们对纪实的渴望。小说变得有点像摄影时代的绘画，它是一种特别的存在，要么出现在布克奖或惠特尼博物馆这样的高雅之地，要么就和《黑丝绒猫王》这样的俚俗小说放在一起，在不上不下的场合会显得格格不入。显然，在人们渴望论证观点、分析个案的时代，小说已经过气了。亚伯拉罕·林肯在评价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时，说哈丽特·比彻·斯托是“引发了大战的小妇人”，但这种评价只存在于那个时代。后来，能产生社会影响，或者说能在全国性的辩论中引人注意的小说，就只有20世纪头十年里弗兰克·诺里斯和厄普顿·辛克莱的揭发名人丑闻的作品了。如今，一部说教性的作品要想被认真看待，或者仅仅是被注意到，其内容的真实性是前提。

另一方面，在整个20世纪，回忆录一直与对“客观”“真理”的怀疑或否定并存。20世纪80年代，在哲学、历史、文学、人类学和其他领域的学术作品里，逐渐出现了一个本不常用的代词：“我”。一种特别流行的说法就是“我想说的是”，而在二十年前，这种语言习惯并不存在。（2009年，在“谷歌学术”上搜索“我想说的是”，有9060条搜索结果。）这一趋势发展到极致之后，其结果就是，很多学者的兴趣从学术研究转向了回忆录写作。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有很多学者的确这样做了，比如弗兰克·伦特里切、简·汤姆金斯、凯茜·戴维森、艾丽丝·卡普兰、阿尔文·柯南、保罗·福塞尔和亨利·路易斯·盖茨。

回忆录之于小说，就像摄影之于绘画，更容易取得好的效果。只有大师才能创造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引人入胜的虚拟世界，但只要有中等水平的自制力、洞察力、智力和编辑技巧，再加上一个比较有趣的人生，任何人都能写出一部像样的回忆录。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常说“把你知道的写下来”，这么说是有道理的：要写出强有力的散文，需要对写作内容有切身体会。因此，在诸多回忆录作品中，虽然也有一小部分具有相当好的文学价值（比如《这个男孩的一生》和《骗子俱乐部》），但更多的是反映现实问题的作品，涉及社会、民族、医疗、心理、地域和个人处境等话题。

早在1956年，评论家v.s.普里切特就注意到了“自传的惊人发展”，并将其部分归因于“心理学的影响”。从那时起，人们越发认识到，在公众场合躺在沙发上说出自己的故事，不但无伤大雅，还是件好事。1994年，卡罗琳·西出版了回忆录《做梦：美国的坏运气与好时光》（dreaming:hardluckandgoodtimesinamerica），她敏锐地指出，嗜酒者互诫协会的发展也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嗜酒者互诫协会里的那些人可以说是美国叙事风格的改造者。他们经历的所有那些可怕的事，都是在为一场出色的表演做准备。”

20世纪90年代，这些潮流汇聚到了一起，每个人都非常体恤别人的感受。比尔·克林顿感到痛苦，于是，奥普拉·温弗瑞皱着眉，关切地点了点头。奥普拉和她很多电视与电台脱口秀的同行一样，在营销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当时的出版行情来看，推广工作是获得商业成功的关键，上脱口秀节目是推广工作的关键，而拥有一个戏剧性的、不同寻常的人生故事，是上脱口秀节目的关键。作者会对“这是自传体作品吗？”这样的问题进行回答，就差讨论“是手写的还是电脑打的”了。既然伊丽莎白·沃泽尔可以谈论百忧解如何帮她控制了躁郁症，迈克尔·吉尔莫当然也可以谈谈当加里·吉尔莫的弟弟是何感受了。《移魂女郎》的编辑茱莉·格劳在1997年解释了为什么回忆录在市场上的表现会胜过小说：“你可以让那个‘我’去巡回演讲。”

回忆录成了一种流行的类别，这也让出版商更容易发掘有潜力的作者。引人入胜的个人故事等同于可能有利可图的回忆录。记者和音乐家詹姆斯·麦克布莱德一直以为父母都是非裔美国人，他成年后才发现，母亲其实是犹太白人，以黑人的方式生活了很多年。要是以前，这个故事可能会成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或者一部小说。但在1996年，它被出版成了回忆录《水的颜色》（thecolorofwater）。这本书迅速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榜首，并在榜单上停留了109周。稍早之前，另一个混血男子成为《哈佛法律评论》的第一位非裔美国人编辑，一家出版社和他签约，让他写自己的回忆录。于是，1995年，《我父亲的梦想》（dreamsfrommyfather）面世，不过，直到2004年，这本书的作者——巴拉克·奥巴马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的几周后，它才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不可避免的是，回忆录的潮流也碰到了批评和干扰——早在19世纪30年代，人们对此就常有争论。不过还从未有人像评论家威廉·加斯那样对回忆录怒气冲天，1994年，加斯在《哈泼氏》上刊登了一篇长文，这样形容名人自传作者：“他们把电影里的妓女和粗鲁的聒噪者的八卦展示给我们看，供我们取乐，但像鬼魂一样躲在幕后。写这些东西的人没有存在价值。”加斯最看不上的还是自传这一类型本身：“有任何一种进取的雄心会不受自负、复仇心理或自证清白的愿望所影响吗？我们是在罪人的头顶加上光环？还是继续放任已经过度膨胀的自我？……写自传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把你变成一个怪物了……为什么还能那么激动地说大家反正都会知道的事，像什么‘我生来……我生来……我生来……’或者‘我把屎拉在裤子里了，我被人背叛了，我是个尖子生’？”

后来，对自恋的控诉又增加了一条——“极不得体”。迈克尔·瑞恩的《隐秘生活》（secretlife）讲述了这位著名诗人因童年所遭受的虐待而对性上瘾的故事，书中常常出现作者和他的狗发生性关系的场景。（这其实不是首例，英国作家j.r.阿克利死后出版的自传《我的父亲和我》［myfatherandmyself］中也有一些人和狗发生性关系的淫乱场景。）在《世界上的一个洞》的续作《做爱》中，理查德·罗兹详细描述了自己的性史，其中还有一章讲的是他那可怕的手淫养生法。保罗·莫奈在《成人之道》中，以（从字面上看来）痛苦的细节，讲述了他在伦敦的合租房里被一个陌生人夺走贞操的故事。莫奈知道这样的内容会让部分读者感到不安，但他不在乎。他引用了一位死于艾滋的朋友的话：“史蒂夫以前在讲述他那些化疗的奇怪副作用、越来越严重的腹泻时，常说：‘这超出了你想了解的内容吗？’……他去世前，我对他提到这本书，对详细描述自己的首次性经历有所迟疑……史蒂夫对我晃晃手指，然后说：‘逼着他们看吧，保罗。没有人讲实话，你去讲。’”

牺牲自己的隐私或尊严是一码事，而回忆录难免会涉及这世上的其他人，这就又是另一码事了。最近的回忆录作家时常受到指责，说他们背叛了家人和所谓的朋友。在传统的回忆录中，下场糟糕的人往往在作品出版之前就已经去世——死人不能起诉作者，说他诽谤或者侵犯隐私，也不能一拳打在作者的鼻子上，更不能自己也写一部回忆录去披露作者的肮脏行径。现代的经典例子是欧内斯特·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amoveablefeast）中对他去世多年的朋友的“残忍描述”。这本书完成于1960年，在海明威自杀前。海明威首先描述了他和菲茨杰拉德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菲茨杰拉德那女性化的容貌让他印象深刻：“他有一头波浪状的金发，额头高高的，眼神里透着激昂与友善，嘴巴小巧细长，如果长在女孩子的脸上，可以称得上樱桃小嘴。”在不少章节里，海明威都似乎要破坏掉这个竞争对手的声誉。最后的经典片段也令人毫不意外，海明威写道，菲茨杰拉德向他倾诉（当然，没有其他人在场），说自己对阴茎的尺寸没有信心。

很现实的问题是，菲茨杰拉德无法起诉或提出抗议。一个人可以为了让自己的事业（比如自己的书）更成功，而让别人（不论是在世的还是已经去世的）做出光荣的牺牲吗？好一点的回忆录作家都清楚，这类作品的道德感很模糊，他们自己往往比其他人暴露更多，或者起码也是不相上下的程度。汤婷婷经典且独特的《女勇士：恶鬼中的少女时代》（thewomanwarrior:memoirsofagirlhoodamongghosts，1997）有一个令人难忘的开头：“我的母亲说：‘我待会儿告诉你的话，你绝对不能告诉别人。’”菲利普·罗斯在他1991年出版的《遗产：一个真实的故事》中，讲述了自己帮年老的父亲清理大便的事。罗斯的父亲说：“别告诉克莱尔。”这里指的是罗斯的伴侣（后来成了他的妻子）克莱尔·布鲁姆。罗斯回答说：“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到了90年代，随着时间流逝，这种微妙和复杂被抛到了一边。20世纪末，有三部回忆录接连诞生。在被广泛报道的《吻》（thekiss:amemoir，1997）里，凯瑟琳·哈里森详细描述了她与父亲（当时尚在人世）长期的乱伦关系。乔伊丝·梅纳德的《在世上的家里：一部回忆录》（athomeintheworld:amemoir，1998）讲述了她和一个老得足够当她父亲的男人——注重隐私的j.d.塞林格之间令人毛骨悚然的、近乎虐待的性关系。莉莉安·罗斯的《这儿，但不在这儿：一个爱的故事》（herebutnothere:alovestory，1998）讲述了她与塞林格的好友兼编辑——几乎同样注重隐私的威廉·肖恩长达数十年的婚外情。出版时肖恩已经去世，但他的遗孀还活着，而且，所有认识这位长期担任《纽约客》编辑的人都不会认为，他会对这样的内容感到高兴：“他在生理上被各种类型的女人吸引。他贪恋杂志照片里美丽的模特；贪恋露易丝·布鲁克斯那样狂野的美国电影明星；贪恋西蒙·西涅莱、安妮·吉拉尔多、弗朗索瓦丝·罗赛、珍妮·摩露那样的法国电影明星；贪恋朱莉·克里斯蒂那样的英国电影明星；贪恋安娜·麦兰妮、索菲亚·罗兰那样的意大利电影明星；贪恋丽芙·乌曼、毕比·安德森那样的瑞典电影明星；贪恋头脑聪明的人，比如苏珊·桑塔格、汉娜·阿伦特；贪恋像马伯尔·梅尔瑟、罗丝玛丽·克鲁尼那样的歌星；贪恋有着女孩外表的女人；贪恋有着梦幻发型或俏皮发型的女人；贪恋他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前注意到的上了出租车或正在买报纸的陌生女人；贪恋胖女人（越胖越好）；贪恋和他母亲（胸部丰满）相像的年长女性；贪恋穿着围裙、丝质连衣裙、时髦套装或什么都没穿的女人。后来的那些年，他又迷上了乌比·戈德堡、范尼莎·雷德格雷夫和麦当娜。”

如果想理解什么是“信息过剩”的话，上面这段恐怕是最好的例子了。

2000年，戴夫·艾格斯试图让回忆录这种类型消失，或者至少也要将其弱化，此举令人印象深刻。艾格斯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他不同寻常的经历很值得被写成回忆录：他21岁时，父母双双死于癌症，抚养7岁弟弟的重任就落在了他的身上。他写了厚厚的书稿，讲述了发生的一切，将其命名为《一个惊人天才的伤心之作》（aheartbreakingworkofstaggeringgenius）。但他坚决不肯以“一部回忆录”为副书名，而是选择用“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平装本中，这个副书名被删掉了）。他在书中写到了不同人物对自己存在于书中的认知、纯粹的幻想场景，此外还有前言、脚注和附录，用来表达他对书中内容的评论和偶然的想法。

这本书是他的代表作，也是评论界的大热之作，极其畅销。而恰恰是这一切让它无法做到减缓或阻止回忆录这一类别的盛行。即使是回忆录的怀疑者和反对者也不得不甘拜下风。早在1996年，反对回忆录的风头正盛的时候，评论家詹姆斯·阿特拉斯就对回忆录的缺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哀叹道：“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无论是隐私观，还是在公众视野之外的个人空间，对人们来说都已经是很陌生的概念了。”

然而，九年后，回忆录《我在中世纪的生活：一个幸存者的故事》（mylifeinthemiddleages:asurvivor’stale）上架出售，作者正是——詹姆斯·阿特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