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伦斯·戴伊在纽约上东区长大，1896年毕业于耶鲁大学，随后进入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他的父亲就是交易所里的一名理事。1903年，戴伊因为严重的关节炎不得不辞去工作。后来，他靠创作幽默故事和插图来谋生，他的作品包括《人猿世界》（thissimianworld）和《乌鸦巢》（thecrow’snest）等畅销书（他的关节炎非常严重，只能在精密的滑轮装置的帮助下写字和画画）。1929年，他出版了《上帝与我的父亲》（godandmyfather），这本薄薄的册子幽默地讲述了他母亲成功让他父亲入教的过程，而他父亲原本是个不可知论者。这本书获得了一定的成功，评价很不错。1932年年末，戴伊写了一篇小故事，讲的是他母亲从前“被一个打扮漂亮的女性书商说服，购买了一套《法国宫廷回忆录》”，但她后来发现自己不喜欢这套书，于是就跟戴伊的父亲说，这是给他的礼物，但父亲并不相信。戴伊把这篇文章交给了《纽约客》的编辑哈罗德·罗斯，罗斯采纳了它，并写信给戴伊（此举证明了后来托马斯·孔克尔把罗斯的传记命名为《不露真面目的天才》［geniusindisguise］有多么恰当），对他说：“我们想要更多你写的文章——写什么都行，包括跟你父亲有关的事情。如果你觉得合适，我们很乐意把你父亲的故事做成一个系列。对编辑而言，这绝对是个非常明智的主意。”戴伊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做了正确的事，他又写了更多的这样的短文。1935年，61岁的戴伊逝世，在那之前，他总共发表了三十九篇短文，令人印象深刻。他的此类作品有很多被收入了《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日子》（lifewithfather），这本书销量很好，1935年登上了非虚构类畅销榜第三名的宝座，第二年位列第九名。戴伊死于1935年，但他死后出版的文集《与母亲一起生活的日子》（lifewithmother）在1937年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的榜首。公众迷恋着戴伊一家体面的19世纪80年代的生活，1939年，《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日子》被搬上了百老汇的舞台，由霍华德·林塞和拉塞尔·克劳斯出演。演出一直持续到1947年，那时，这部剧已经超过了《烟草之路》（tobaccoroad），成了史上演出时间最长的百老汇非音乐剧目，这一纪录至今仍未被打破。
戴伊开创了一种非常受欢迎且经久不衰的写作类型，他的作品为未来三十年普通美国人（而不是名人、政客、商界领袖或知名作家）的回忆录树立了榜样。这种回忆录承自《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有着幽默、怀旧和夸张的倾向，同时散发着友好以及（如作者希望的）令人感到温暖的光芒。对此，吐温就算不恼怒，也会大感惊讶。这类书之所以吸引人，可能是因为它们和当时世界上发生的惨烈事件形成了对比，比如大萧条、二战、大屠杀、冷战和麦卡锡主义——这种归因听起来似乎过于简单，但可能的确如此。换个角度来看，这类书也是英国作家戈弗雷·哈吉逊提出的“自由共识”的体现——认为美国是公认的世界上最好的地方，美国有能力克服任何困难，弥补任何缺陷。不管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总之，这类作品总是把注意力放在事物的美好的一面上。想想看，如果克劳伦斯·戴伊在当今创作回忆录，那么他很可能把重点放在他与关节炎的斗争上。但在《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日子》和《与母亲一起生活的日子》里，他甚至没有提到自己的病情。
在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这类作品中有很多都收录了曾在《纽约客》上刊登的文章。当年也正是《纽约客》最早刊登了戴伊的关于他父亲的故事。这些作品包括露丝·麦肯尼写的她和她古怪的妹妹在曼哈顿探险的系列故事《我的妹妹艾琳》（mysistereileen），路德维格·贝梅尔曼根据年轻时在曼哈顿酒店工作的经历写成的《豪华酒店》（hotelsplendide），以及莎莉·班森写的发生在圣路易斯的略有虚构的童年故事《相逢圣路易斯》（meetmeinst.louis）。关于这些作品，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作者都没有明确说明自己的作品是纪实还是虚构。在戴伊、麦肯尼和贝梅尔曼的作品中，作品中的“我”与作者同名，故事本身也与作者的人生经历有许多相同之处，但除此之外，读者就没有任何可以判断故事真假的线索了。《纽约客》把这种作品称为“随笔”——指相对较短、较轻快的文章，除了标题和作者署名之外，文中没有任何其他多余的阐释。罗伯特·本奇利和s.j.佩雷尔曼的幽默故事都属于随笔，约翰·契弗和欧文·肖的短篇故事也一样。而且，在《纽约客》杂志的内部分类中，这些作品都被贴上了“虚构”的标签。这类作品需要我们注意的第二点就是它们引起共鸣的能力。《纽约客》上的文章先是被出版成书，然后这些书又有了新的形式：《我的妹妹艾琳》和《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日子》一样，登上了百老汇的舞台，后来还被改编成了百老汇音乐剧《奇妙城市》；《相逢圣路易斯》被改编成了朱迪·嘉兰参演的经典歌舞电影。在接下去的几十年里，那些最成功的自传将遵循同样的模式，被改编成戏剧、音乐剧、电影或电视剧。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作品失去了大部分或全部的纪实特性，变成了纯粹而简单的故事。百老汇的观众看过罗莎琳·拉塞尔在《奇妙城市》里扮演的“露丝”之后，或者电影观众看过威廉·鲍威尔在《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扮演的“父亲”之后，就无法再把他们当成真实的历史人物了。他们就像哈姆雷特或内森·底特律一样，成了文学人物。
《纽约客》上最优秀的此类作品出自当时38岁的特约撰稿人詹姆斯·瑟伯之手。戴伊在杂志上发表幽默故事的时候，瑟伯也在发表作品。1933年的夏天到早秋的13个星期里，詹姆斯·瑟伯创作了八篇随笔，讲述了他年轻时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经历。那年的稍晚时候，这些随笔被收录进了《我的一生与艰难岁月》（mylifeandhardtimes）一书中。这本书的第一段就证明了瑟伯是个引人注目的新人，甚至可能成为吐温的后继者，叱咤文坛：“本韦努托·切利尼曾说，一个人至少要到40岁，才有资格执笔写下自己的一生。他还曾说，为自己立传的人应当已经拥有了某种卓越的成就。然而，时下拥有打字机的人们根本不理会这位昔日的绘画大师定下的规矩。我本人除了能用小石子击中三十步之外的姜汁汽水瓶子（对我的一些朋友来说，这是一项不可思议的才能）以外，就没有半点卓越的成就可言了。再说，我也未满40岁。不过这40岁的大关正迅速逼近：我的腿脚开始无力，两眼变得昏花，我在20多岁时所看到的嘴唇娇艳的少女的面容，也变得像梦境一般朦胧不清。”
《我的一生与艰难岁月》被改编成了一部不太知名的电影，由杰克·奥克出演，并没有被搬上百老汇的舞台。在本章谈到的书里，它是唯一的没有进入过畅销榜的作品。这本书充斥着太多讽刺与矛盾，不够感性，缺乏对大众的吸引力。书中也缺少温暖的叙述，甚至在描述自己家里的狗“马格斯”的那一章里也是如此：“它是一条高大强壮、容易发怒的狗，对我的态度就好像我不是这个家里的成员似的。作为家庭成员的唯一好处，就是它咬陌生人的频率相对来说更高一点。”在一次打闹的时候，马格斯在客厅把瑟伯逼到了死角，于是他摆了个姿势，这姿势本可以（但没有）激发他的绘画灵感：“我设法爬到了壁炉上方的台子上，但是台子塌了，还砸落了一个巨大的大理石钟和几个花瓶，相当可怕。我自己也重重地摔到了地上。”
在这个世界上，消息越坏，沉迷其中的人似乎就越多。1942年最畅销的作品是马里恩·哈格鲁夫的《哈格鲁夫从军记》（seehere,privatehargrove），它也是史上有名的畅销作品，卖出了大约2,786,000册。这本书写的是他在佐治亚州本宁堡进行基本训练时的轻松趣事，《书刊》称赞它“表现了战争较好的一面”。第二年，在《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日子》的乐观怀旧风格的影响下，《妈妈的银行账户》（mama’sbankaccount）出版了，作者凯瑟琳·安德森·麦克莱恩回忆了她1910年左右在旧金山的一个挪威移民家庭里长大的故事。（她使用的笔名是“凯瑟琳·福布斯”。）这部作品引起了强烈共鸣，第二年，它被改编成了戏剧《我记得妈妈》（iremembermama），马龙·白兰度在百老汇初次登台时，饰演的就是作者的哥哥内尔斯。1948年，艾琳·邓恩主演了它的电影版本；20世纪50年代，它又被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由迪克·范·派登饰演内尔斯；1979年，又出现了由丽芙·乌尔曼主演的百老汇音乐剧版本。
在畅销榜上可以与《妈妈的银行账户》一争高下的是露易丝·兰德尔·皮尔森的《伟大的女性》（roughlyspeaking）。1890年，皮尔森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一个上层家庭。12岁时，她的父亲去世，一家人从此变得一贫如洗。成年之后，她也历经曲折，一个儿子年幼时在游泳池里意外丧生，另外四个孩子都患有小儿麻痹症，她还经历了离婚，在大萧条时期因生意失败而陷入贫困……在书的结尾，她又结了婚，重新振作了起来。不可思议的是，这部作品的主基调竟然是喜剧性的；克利夫顿·法第曼在《纽约客》上撰文称，“这本书是一个讲述失败史的自传体故事，但那昂扬的文字让它仿佛是最意气风发的成功故事”。五年后，弗兰克·吉尔布雷斯和欧内斯特·吉尔布雷斯·凯里出版了作品《儿女一箩筐》（cheaperbythedozen），他们是管理学专家吉尔布雷斯夫妇的十二个孩子中的两个。这本书记录了他们在1910年至1930年间成长中的滑稽事件，为了延续此类作品的乐观态度，书里没有提到有一个孩子6岁就因白喉夭折的事。这本书在《纽约时报》畅销榜上停留了47周之久，而且其中有22周都高居榜首。1950年，这个故事被改编成了电影，由克利夫顿·韦伯和玛娜·洛伊出演（半个世纪后，史蒂夫·马丁主演了由此翻拍的系列电影）。
这些回忆录有一个特征，即它们与当时的现实世界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对于上面提到的此类作品，这种差异是时间上的——就连哈格鲁夫的作品也是这样，它讲的是珍珠港事件前的故事，但在那之后才出版。而对于其他一些作品，这种差异则是空间上的。1938年，e.b.怀特从纽约搬到了缅因州海岸的一个农场，在那儿养鹅、鸡和羊。怀特是瑟伯的朋友，他们曾经是在《纽约客》工作的同事。怀特把这段经过改良的梭罗式生活写成了随笔，交给了《哈泼氏》杂志。1942年出版的《人各有异》（oneman’smeat）收录了这篇文章。虽然怀特“处江湖之远”，但他的心中所想和笔下所写都有一种从未远离时事的紧迫感。在前言里，他对自己在这样的时候出版这样一本书几乎感到惭愧：“这似乎有点厚颜无耻，或者说不自觉。我觉得护封上应当这么写：‘现在不是读这本书的时候。把它收进口袋吧，等时机到来，就用力地把它扔出去。’”然而怀特还是把它出版了。正如他自己所深知的那样，作为一个作家，“逃避”这个词与他并不相称。这本书关注的重点是这个国家，而世界性的危机是它的潜台词。在《纽约时报》上评论这本书的罗斯·菲尔德说：“显然，在他温和语言的背后，有着他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可怕事件的深刻认知。此外，还包含着人们对此的愤怒，以及他自己的愤怒。”还有一位作家也躲到了缅因州，而且做得更彻底，这可能也是她1942年出版的回忆录《逃进森林》（wetooktothewoods）销量比《人各有异》高得多的原因。在《逃进森林》中，露易丝·迪金森·里奇（她是艾米莉·迪金森的一个远亲）描述了她和丈夫在缅因州的偏僻森林（而不是海岸）中的生活经历。这是一本低调的畅销书，它为其他很多梭罗式的故事提供了思路，在当时，这种故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吸引力，仿佛整个国家正在变成一大片郊区。
贝蒂·麦克唐纳的《蛋和我》（theeggandi，1945）借鉴了《伟大的女性》和《逃进森林》的优点，在这类作品中最为成功。这本书写得非常有趣。20世纪20年代末，十几岁的新娘麦克唐纳和丈夫鲍勃一起，搬到了华盛顿奥林匹克山的偏远地区，那里没有任何现代设施。他们居住在一个破旧的牧场里，还养了鸡。离他们最近的邻居是凯特勒一家，凯特勒夫妇有十五个孩子。麦克唐纳在《蛋和我》里描述凯特勒太太时，通过精准的细节、巧妙的明喻和直白的语言，达成了很好的喜剧效果：“凯特勒夫人有着漂亮的浅棕色头发，清澈的蓝眼睛，奶白色的皮肤，笔挺的鼻梁，还有小巧圆润的脸。她的头部很是精致漂亮，但她的胸部和腹部层层堆叠，让她看上去就像一个人形饼干桶。她的整个前襟污渍斑斑，这是因为她会时不时用衣襟擦她弄脏了的手。她还有个令人窘迫的习惯，就是把手从下往上伸进衣裙里，去整理肚脐附近的什么东西……‘我痒啊，抓一下怎么了！’这成了凯特勒太太的座右铭。”
《蛋和我》大获成功，销量超过了200万册，在《纽约时报》畅销榜上停留了近两年（其中有42周高居榜首），还被翻译成了三十多种语言。1947年，这部作品被改编成了电影，由弗莱德·麦克莫瑞和克劳黛·考尔白分别饰演鲍勃和贝蒂。1951年，它被拍成了电视连续剧。后来，又衍生出了更多的以凯特勒夫妇为主角的电影，由玛约瑞·曼恩和佩西·基尔布莱德饰演凯特勒夫妇，故事背景从华盛顿的乡村搬到了阿帕拉契亚。这样的衍生电影反响相当好，接下来又拍摄了七部，其中两部讲述的是凯特勒夫妇去巴黎和夏威夷游玩的故事。这一系列电影的成功，引发了可能是由回忆录造成的第一起诽谤诉讼（和《拿着剪刀奔跑》的作者奥古斯丁·巴勒斯被提起的诉讼类似，这是很少见的诉讼）。1951年，一个名叫阿尔伯特·贝肖普的男子和他的六个儿子、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一起，对麦克唐纳和她的出版商提起了诽谤诉讼。他们认为，自己作为书中凯特勒一家的原型，受到了羞辱、嘲笑和污蔑（贝肖普太太当时已经去世）。在审判过程中，麦克唐纳指出，这本书是虚构的，书中人物都是她参照不同的人想象出来的。她还呈上了证据，试图证明贝肖普一家想借《蛋和我》的名气获利——阿尔伯特·贝肖普的儿子沃尔特曾经安排他的父亲以“凯特勒爸爸”的身份在当地一家舞厅登台亮相，手臂下还夹着一只鸡。最终，陪审团支持了麦克唐纳一方。
《蛋和我》中的结局很美好：鲍勃定居到了更接近文明社会的地方，还打算买下另一家养鸡场。看到此处，读者可能会觉得贝蒂·麦克唐纳也在那里，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十几年前，1931年时，麦克唐纳就和鲍勃离婚了。在离婚诉讼中，她说鲍勃“多次对自己拳打脚踢，还威胁说要用枪打死自己和孩子们”。她在离婚后（但这是在写《蛋和我》之前），独自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艰难地熬过了大萧条；1938年，她被诊断出肺结核，在疗养院住了6个月。在这样的境遇下，她还能坐在书桌前，回顾往昔，写下那本被《纽约时报》评价为“惊人地轻松愉悦”的书，这本身也足够惊人了。
而人们之所以热捧麦克唐纳，正是因为她的积极乐观。正如《旧金山纪事报》上的评论所说，“贝蒂为百姓写作，为快乐、充满信心的民众写作，这些民众都是愿意勇敢面对困境的人”。
麦克唐纳在《蛋和我》中写道：“献给我的姐姐玛丽，她一直相信，只要是她认定的事，我都能做到。”1949年，她的姐姐玛丽·巴德则在自己的回忆录《三面医生》（thedoctorwearsthreefaces）中写道：“献给我的妹妹贝蒂，是她鼓励了我。”关于玛丽·巴德的作品，有这样的评价：“她以有趣的文字，描述了自己和一位年轻医生从订婚到结婚的故事。她很快就意识到了当医生的妻子的坏处：经常受到干扰，不知不觉就加入了‘被忽视的’医生妻子的行列，第一次怀孕时也没有激起任何波澜，这些都让她有些忧郁。她记录了一个忙碌而认真的妻子和母亲在家里的点点滴滴。”
上面这段评价引自帕特里夏·k.阿迪斯的《透过一个女人的自我：美国女性自传索引》。显然，这是一本参考书，其中包括2217本书的概述和引文。从这本索引中，我们可以发现，上述的这类乐观的自传作品，很多都出自女性之手。（男性作者也有，比如亚历山大·金、罗伯特·保罗·史密斯和杰克·道格拉斯，但只占少数。）阿迪斯列举了埃莉诺·罗斯福、玛丽昂·安德森和琼·克劳馥的自传，还列举了相当多的修女的自传。而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女性自传的主流范本还当数麦克唐纳和巴德的作品。麦克唐纳式的作品往往写的是，搬家到一个偏远的地方，有丈夫的陪伴，可能还有孩子，在碰到大大小小的困难时，不失幽默地努力克服。在很多情况下，那个偏远的地方在国外——阿迪斯列举了一大堆作品，作者们远渡重洋，嫁给了考古学家（像埃莉诺·洛思罗普在《赐我的恩惠》［throwmeabone，1948］中写的那样）、昆虫学家、记者、大使、勘探者、人类学家或探险家。而巴德式的作品往往讲述的是战争结束后在郊区的中产阶级白人家庭的起起落落。
阿迪斯列举了数百本这样的书，它们大多由知名出版社出版，但也有例外，比如琼·克尔的《请别吃掉雏菊》（pleasedon’teatthedaisies，1957）。这本书讲述了她在纽约拉奇蒙特的家庭生活，在《纽约时报》畅销榜上停留了50周，其中有13周高居榜首。它还被翻拍成了电影（由桃乐丝·黛和大卫·尼文出演）和电视连续剧，不过如今已经被世人遗忘了。阿迪斯还提供了一些作品的梗概，很方便理解，比如以下这些。
弗吉尼亚·皮尔森，《除了大象以外的一切》（everythingbutelephants，1947）：“她是一位医生的妻子，婚后的头两年一直生活在哥伦比亚丛林中的一处油田里。对陌生风土人情的强烈兴趣使她轻松适应了热带的家庭生活。她热爱旅行，喜欢协助她的丈夫工作，也喜欢包容和理解不同的文化。”
瓦伦丁·蒂尔，《我期望的并非如此》（itwasnotwhatiexpected，1948）：“她遵循着祖母和泰迪·罗斯福关于如何做母亲的告诫，用一种有趣的方式讲述了自己以热情和本能养育一大群孩子的故事。她还描述了自己总是忍不住收养宠物的习惯，孩子们奇怪的饮食偏好，她作为童子军领队的工作经历以及放松的居家生活。”
多萝西·格拉夫·范·多伦，《乡村妻》（thecountrywife，1950）：“她的丈夫是个作家，还是个知名教授。她讲述了自己在康涅狄格的自家农场度过的夏日时光：园艺活儿，传统的独立日庆典，以及周末来客的欢乐。在丈夫休假期间，他们留在乡下，享受新英格兰的冬天。她重视亲密的家庭生活中的温暖时刻。”
奥利芙·巴伯，《淑女和伐木工人》（theladyandthelumberjack，1952）：“她是一名教师，在度假时接受了俄勒冈州一名伐木工人的‘热烈追求’。婚后的生活让她对不同的知识和不同的人都更加尊重。她住在‘悬浮小屋’中，学会了伐木工人的俚语，还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玛莎·露丝·雷本蒂施，《疗愈森林》（thehealingwoods，1952）：“在结核病疗养院住了三年之后，她在一位老向导的陪伴下，到阿迪朗达克的一片旷野上过起了‘简单的生活’，希望治好自己的病。她的观念和行为都因此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荒野教会了她享受自然，也教会了她坚忍和独立，还改善了她的身体状况。”（后来，雷本蒂施又写了两本续作。）
雪莉·杰克逊（她正是黑色短篇小说《摸彩》［thelottery］的作者——显然，这种充满乐观的写作方式对阴郁悲观的作者也有无法抵抗的吸引力），《与野蛮人一起生活》（lifeamongthesavages，1953）：“这位著名作家描述了她在佛蒙特州那近乎破碎的古怪的家，自己因为‘被一堆小孩包围’而产生的烦躁，以及家里帮佣的一长串事件，字里行间充满对家庭生活的揶揄。她笔下的家庭对话杂乱得让人难以相信，大概只有当事人才能明白。”
希尔达·科尔·埃斯皮，《兔子太太喊道：安静！》（quiet,yelledmrs.rabbit，1958）：“这位前新闻发言人以令人愉悦的细腻笔墨，描述了她作为郊区家庭主妇的生活。她抚养五个孩子的过程如同一场历险，有时快乐，有时辛苦乏味。她还写到了儿童文化和成人文化的冲突，以及‘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的那一代人的重担。她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比如她那打得热火朝天的双胞胎、家庭争吵、孩子们的宗教体验，而这一切对她来说都无比珍贵。”
芭芭拉·c.胡顿，《迎客！》（guestwardho，1956）：“她本是纽约人，1953年，她的丈夫买下了一个度假农场，他们一家移居到了新墨西哥州。一开始，他们缺少经验，她也缺少在那里生活的热情，对前景并不乐观。但是，经历重重困难之后，她有了新的体会。在书中，她讲述了各种关于仆人和访客的趣事。后来，她放弃了回到纽约的机会，留在了新墨西哥。”
之所以打乱时间顺序，把《迎客！》放在最后，是因为这本书的合著者（真名是爱德华·埃弗里特·坦纳三世）无疑是史上最伟大的伪造回忆录的作家，他完全抓住了20世纪中期自传的特质。1952年，他为匈牙利前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尼亚拉迪代写了自传《我在莫斯科的前排座位》（myringsideseatinmoscow），而这只是开始。三年后（在此期间，他以笔名“弗吉尼亚·罗恩斯”出版了几本小说），他写了一部自传体的轻小说，讲的是一个男人和他古怪但乐观的姨妈三十年来的关系。他似乎做不到（或不愿意）在自己的任何作品上署上真实姓名，这种隐藏自己或者说保持双重身份的习惯也许与他秘密的双性恋倾向有关。坦纳选择以“帕特里克·丹尼斯”为笔名，出版了这本书，“帕特里克”是根据他一直以来的昵称“帕特”起的，而“丹尼斯”这个姓氏则是他从电话簿里选的。他给书里的叙述者（也就是主人公）也起了同样的名字，这让很多漫不经心的读者认为这本书是一本自传。他的这本《梅恩阿姨》（auntiemame）大获成功，在《纽约时报》畅销榜上停留了112周，还被改编成了戏剧，后来又被拍成了由罗莎琳·拉塞尔主演的电影（凭借在这部电影以及《我的妹妹艾琳》《奇妙城市》《伟大的女性》等作品中的优秀演绎，拉塞尔被公认为传记类舞台剧和电影的女王）。十年后，由安杰拉·兰斯伯里出演的百老汇音乐剧《梅恩》（mame）上演。
后来，坦纳和朋友芭芭拉·胡顿合著了《迎客！》（1960年被拍成了电视连续剧），接下来，他继续以“弗吉尼亚·罗恩斯”和“帕特里克·丹尼斯”为笔名发表小说。他也没有放弃写作回忆录，1961年，他以笔名“帕特里克·丹尼斯”出版了《小小的我：舞台、电影和电视明星贝尔·普瓦特里纳的私密回忆录》（littleme:theintimatememoirsofthatgreatstarofstage,screenandtelevisionbellepoitrine）。坦纳直截了当地对一个朋友说，这是“一个烂电影明星的假自传”。这本《小小的我》成了一部经典，还被改编成了由席德·恺撒主演的百老汇音乐剧。三年后，玛莎·丁威迪·巴特菲尔德出版了《第一夫人》（firstlady），这本书上写着“由帕特里克·丹尼斯根据口述整理”，讲述了一位总统夫人的故事——当然，总统夫人、总统和整个故事都是虚构的。
至于他自己的自传，爱德华·坦纳从未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