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些自传充满乐观精神，但美国人的实际生活并不会因此远离伤心、沮丧甚至绝望，只不过，我们从出版的自传中看不到这些阴暗面。承自奴隶叙事的充满活力的非裔美国人回忆录在20世纪初期至中期日渐式微。路易斯·卡普兰提供了一份名单，列有1900年至1945年出版的34部黑人自传，这个数量少得惊人，与1850年至1899年的出版量相比，减少了近40%。这一时期的此类图书大多讲述了非裔美国人中的领袖、作家、运动员或艺人（以女性艺人为主）的故事，作者有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朗斯顿·休斯、杰基·罗宾森、佐拉·尼尔·赫斯顿、艾塞尔·沃特斯、玛丽安·安德森、比莉·荷莉戴等。值得一提的是理查德·赖特的《黑孩子》（blackboy）。这本书出版于1945年，甫一面世就让赖特名利双收。但书中内容并不完全是赖特本来想写的样子。在这本书的结尾，19岁的理查德离开了充满种族歧视的南方，前往芝加哥：“我满脑子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想法：生活是可以过得堂堂正正的；人格是不容侵犯的，人与人交往，就应该无所畏惧、无所羞愧；人生在世，虽然注定要在世上经受一番折腾和苦难，但也许还是会因祸得福的。”实际上，每月一书俱乐部对这本书提出的收稿条件是删掉初稿的最后六个章节，这些章节指出了北方和南方的种族歧视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对受害者施加的武力以及带给他们的毁灭性打击是相同的。最终，赖特删掉了这一部分，又写了上面那些充满希望的话。这本书的完整版直到1977年才面世，用的是原本的书名——《美国饥饿》（americanhunger）。

还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回忆录，这类回忆录是每月一书俱乐部无须进行任何改动的，比如鲁比·伯克利·戈德温的《当黑人很好》（it’sgoodtobeblack，1953）。这本书讲述了她20世纪20年代在伊利诺伊州德奎因长大的故事。据媒体报道，戈德温在公共关系领域工作。她在这本书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有一次，我和一位心理老师争论时，他对我说，‘所有的黑人孩子都是在挫败感和不安全感中长大的’。但我自己并不以为然。而且，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和‘凡是有色人种都又能唱又能跳’之类的话一样，我们应该对其持保留意见。

“尽管如此，我发现在大多数有关黑人的书中，都藏着这句话。不管作者是黑人还是白人，只要他们把黑人当成同情或轻蔑的对象，他们就一样有罪。我对这句话暗含的意义感到憎恶，就如同我先前对心理老师那句轻描淡写的话感到憎恶一样。

“因此，我迫切地想要把我的生活如实地写出来。我真诚地相信，还有很多黑人小孩过着和我一样的生活，但可能我们被作家忽视了，因为与平凡的生活相比，残酷和肮脏的东西才更戏剧化。”

戈德温相信自己的童年和别人的童年一样正常，这很难不令人羡慕。在这本书的最后几页，当种族偏见、暴力和仇恨的幽灵第一次露面的时候，她那坚强而睿智的父亲对她说了一些很有先见之明的话：“我看着一些黑人，他们太想变成白人了，简直做梦都想。他们以为，如果自己有浅棕色或黄色的皮肤，就比皮肤是黑色的人好。不是的，他们没那么好。我们两个是我知道的、仅有的以黑色皮肤为荣的人——嗯，等你长大一点你会明白的。鲁比，我们作为黑人，应该为自己感到自豪。黑色是强大的。”

作为这个时期出版的少有的（也许是唯一的）由“普通”非裔美国人写的回忆录，这本书确实意义非凡。它相当积极乐观，书名尤其体现了这一点。注意到这本书的为数不多的评论家们似乎松了一口气。《纽约时报》说：“这是一部优秀的、温暖的回忆录。”《科克斯书评》则说：“这是一部个人故事，用尊严取代了哗众取宠，用无声的力量取代了对歧视的愤怒而苦涩的反击。”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和那时的美国，穷人和工人阶级的自传非常流行，这股潮流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其中有很多流浪汉的故事，充满了冒险和骇人的秘闻。在20世纪20年代，这样的作品包括杰克·布莱克（威廉·巴勒斯说他对自己有深刻影响）的《你赢不了》（youcan’twin），艾德·斯威尼的《救济院的斯威尼：在郡立救济院的生活》（poorhousesweeney:lifeinacountypoorhouse）和威廉·埃奇的《主枝干》（themainstem）。1933年，乔治·奥威尔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andoutinparisandlondon），这是一部具有纪实性质的半自传式作品，讲述了他在巴黎的餐馆当苦力、在英国当流浪汉的经历。《路的姊妹》（sisteroftheroad，1935）这部自传的署名作者是一个女流浪汉——绰号“棚车”的伯莎·汤普森，但实际上，这个女流浪汉来自本·莱特曼博士的想象。莱特曼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是爱玛·戈尔德曼的爱人，还是流浪汉权利的积极维护者。（1972年，马丁·斯科塞斯把这本书改编成了他早期的电影《冷血霹雳火》［boxcarbertha］。）汤姆·柯罗默1935年出版了《无尽的等待》（waitingfornothing），以第一人称和现在时叙述了处于社会边缘的生活，这本书以小说的形式出版，但卖点是真实性。《星期六评论》认为：“毫无疑问，作者就是在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英文版的前言中，柯罗默自己也是这个意思：“除了四五件事之外，这本书完全可以被视为自传。”

两年后，约翰·沃尔比的《另一半：一个流浪汉的自传》（theotherhalf:theautobiographyofatramp）和马克·本

尼的《赤裸天使》（angelsinundress）问世，这两部作品都讲的是作者在伦敦的风月场中长大，后来因为偷窃被关进监狱的故事。本尼的书在英国和美国均得到了相当好的评价（在英国用的书名是《低等公司》［lowcompany］），但因为有琼·罗威尔事件的前车之鉴，而且这本书的文学手法高超得令人震惊，一些美国评论家对它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纽约时报》评论说：“《赤裸天使》看起来太完美了，所以人们才对它的真实性有疑虑。”《纽约先驱论坛报》也评论说：“作者需要一次次地向出版商保证，这不是一场文学骗局。”伦敦的出版商彼得·戴维斯抓住了时机，给他在美国的同行贝内特·瑟夫发了封电报，写道：“本尼百分百是《低等公司》的作者，威尔斯、斯夸尔、赫胥黎和伯特兰·罗素等人都见过他。我给你邮寄了他在狱中写的部分原稿。那些怀疑完全是一派胡言。”瑟夫在为这本书做宣传时引用了这封电报的内容。最终，人们得知本尼的真名叫亨利·欧内斯特·德格拉斯，后来他又出版了另外六本书，包括1966年的回忆录《近乎绅士》（almostagentleman）。

接下来，二战爆发，社会底层自传的写作风潮被打断，直到现在也没有复苏。

不过，从二战时期到60年代早期，也有为数不多的比较沉重的回忆录得以出版。请允许我再从帕特里夏·阿迪斯的《透过一个女人的自我》中，选取一些故事梗概。

尤妮丝·沃特曼，《别叫我爸爸》（don’tcallmedad，1950）：“1943年，她震惊地发现自己是被收养的孩子。此时她已经结了婚，并生了一对双胞胎。她执着地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她和她的生母动情地重聚；而她的生父是罗斯福派往梵蒂冈的特使，腰缠万贯，权势滔天，断然拒绝与她相认。她受到了威胁和恐吓，却在和生父的戏剧性的交锋中获得了隐秘的满足。她上诉请求生父承认他们的关系，但是失败了。她认为这是司法的不公。”

玛丽·佩恩，《我治愈了自己的癌症》（icuredmycancer，1954）：“她写了自己在1941年被诊断患有癌症时的极端恐惧。她坚信自己能够痊愈，这种信念支撑她熬过了数年的治疗，也让她坚定地想要成为一名x光师，去帮助像自己这样的人。”

埃洛伊丝·达文波特，《不能忘记》（ican’tforget，1960）：“她尽管不太情愿，但还是被劝进了一家精神健康诊所，在那里，她向医生透露了导致自己崩溃的婚姻压力和自身性格特点。她尝试与其他病人相互支持，听从医生的建议，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但当精神病医生忽视她的生理疾病时，她感到愤怒。最终，她发现自己不得不从糟糕的治疗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努力恢复。”

贾尼斯·菲尔丁，《这残酷的事实》（thebittertruthofit，1963）：“这部作品极度情绪化，满怀痛苦地讲述了她被切除子宫后的那些年。在没有得到她本人知情同意且没有医疗必要的情况下，医生切除了她的子宫。她认为身体的残缺导致了自己心理的失常，她也憎恨医生的态度。”

毫无疑问，这些作品看上去和当今的回忆录非常相似。但当时的出版业没有它们的容身之处；它们得以被印刷出版，是因为作者自掏腰包，支付了全部费用。沃特曼的书是她自行出版的，而佩恩、达文波特和菲尔丁（这其实是化名）的书分别是由卡尔顿出版社、博览出版社和优势出版社（也就是所谓的享有补贴的出版社）出版的。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出版机构，对作家也是有限制的。博览出版社的创始人兼总裁爱德华·乌兰在他1956年的回忆录《出版界的无赖》（therogueofpublishersrow）中写道：“那些同性恋者试图说明自己为何如此并寻求社会认可的书总被送到我的办公室来，从未间断。”乌兰认为，即使是专门让作者自费出版图书的出版社，也需要明确界限：“出版商必须意识到，邪恶的欲望会腐蚀作者，同时也会腐蚀他自己，而且也许还更严重。作家可能在病态心理的驱使下写作，而出版商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赚钱。”读到这里，人们大概能理解爱德华·坦纳为什么从未记录自己的人生了。

还有一种超出一般认知的发行渠道，不在书店，而在报摊。有名又古怪的养生迷、《体育文化》杂志的创始人、编辑和出版商贝尔纳·麦克菲登在1919年创办了《实情》杂志。在“真相比小说更离奇”的信条下，《实情》第一期的封面上就独特地写着“及时醒来的妻子”“我与约翰·巴利科恩的斗争”“一个前科犯成为百万富翁的故事”“我是如何学会憎恨我的父母的”等标题。这本杂志大获成功。截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它的发行量已达200万册，还催生了很多仿效它的杂志，其中之一是《真实忏悔录》，这卢梭式的杂志名略显赘余。这些“真实故事”基本上是第一人称叙述，行文粗犷但明晰，围绕着罪恶与救赎展开。罪恶通常是肉体方面的，会被详细地描述，但故事似乎总能实现最终的圆满，而且无一例外地，会成为一堂道德课。某位作者曾警示读者说：“不要因为我的经历看上去很有吸引力，就心生向往，想要进行类似的冒险。我所经受的精神痛苦是无法描述也无法想象的。”

此外，这类故事中的主角也没有真正邪恶的。这些主角通常是下层社会的女孩，被某些社会名流的不可抗拒的魅力迷了心智，她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可以这样说：“回顾我的一生，没有任何不幸是我自己的错误造成的。”刊登这类故事的杂志就这样感动着读者，让人挑不出毛病。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那些悲情的描写实在有点矫揉造作。

麦克菲登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故事模式。他知道创造出“真实的假象”至关重要，因此他不雇用所谓的艺术家给故事配插图，而是使用照片。他选择的模特都是当时还不出名的人，比如弗雷德里克·马奇、珍·亚瑟、瑙玛·希拉等。他还让每一个投稿者都签署了宣誓书，保证自己的故事确实是真的。不过还是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1926年，奥斯瓦德·加里森·维拉德在《大西洋月刊》发文称：“那些所谓诚实的个人经历，其实都是一小群勤勉的写手写的，报酬在每字2美分至6美分，或许更多。我们每个月看到的那些悲伤的主妇和看破红尘的摩登女郎的感人故事，实际上大多是住在纽约的哈莱姆或格林尼治村的先生们写的。”1927年，文章《真情之吻》提及了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的八位居民的姓名，后来这八个人起诉了麦克菲登，索赔50万美元。在这样的处境下，麦克菲登才有些怯懦地承认，并非所有故事都那么真实。

二战后涌现了一批杂志，如《真实》《商船队》《男性》《雄鹿》《真实行动》等，这些杂志是上述那些忏悔录式杂志的男性版，将暧昧的袒露、隐晦的色情和大胆的第一人称叙述融合在一起。小说家布鲁斯·杰·弗里德曼曾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为这样的几家杂志工作，据他所说，这类杂志的主要内容是“人被凶猛的小动物咬到半死的故事”，标题都是痛苦而骇人哭号，比如“一头羚羊吮吸我的骨头”“把我的腿还给我”，而且在现在进行时下显得更加强劲，比如“一头野猪在挖我的大脑”。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与二战有关的故事，弗里德曼这样写道：“看似有据可考的真实故事成了我们杂志的主要内容，比如从日式‘鼠笼’里逃生、徒步穿越婆罗洲、突袭施韦因富特、参加对雷玛根大桥的猛攻……不过，关于婆罗洲的徒步者的故事实在太多了……当时，作者会先简要地创作出那些所谓真实的故事，再进行补充，使其完整……我们只需对这些故事进行略微‘调整’。就这样，我们以极大的热情去编造新的轰炸事件，创造新的二战故事，扭转与轴心国对抗的局势，让希特勒跪地求饶。”

看看主流出版社的出版清单，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讲述不幸的回忆录，比如作者在孩子生病或死亡后写下的鼓舞人心的叙述。约翰·冈瑟的《死神，你莫骄傲》（deathbenotproud）讲述了他的儿子17岁时死于脑肿瘤的故事，这本1949年的畅销书至今还在发行中，也还有人在阅读；玛丽·基利厄的《凯伦》（karen，1952）讲的是她女儿患上脑瘫的故事；哈里特·亨茨·豪泽的《亨茨》（hentz，1955）讲的是她儿子在一次事故后四肢瘫痪的故事；凯瑟琳·弗赖尔的《凯西》（kathy）则很有预见性，写的是她的女儿与疾病抗争，一开始被诊断为神经性厌食症，但最终发现其实是甲状腺疾病。喜剧小说家彼得·德·弗里斯有一部严肃的作品《羔羊的血》（thebloodofthelamb，1961），是根据他女儿死于白血病的事写成的小说。

当代回忆录的两个重要主题是精神疾病和毒瘾。在战后的几十年间，这样的故事只能在严格的限制下出版。在当时，要出版这样的书，一种办法是把真实的故事虚构化，比如玛丽·简·沃德的《毒龙潭》（thesnakepit），这本书讲述了她被送进一家精神病院的经历，是1946年的畅销书，两年后还被拍成了电影，由奥利维娅·德·哈维兰主演。另一种办法是使用笔名，比如1958年出版的《夏娃最终的面孔》（thefinalfaceofeve），在这本书出版的前一年，有一部关于多重人格的电影《三面夏娃》（thethreefacesofeve），就是从这位女作家的经历中吸取了灵感（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这本书的作者使用真名克莉丝·科斯特纳·西斯摩尔又写了两本书）；类似的例子还有《神奇的小屋：一个吸毒女孩的自传》（thefantasticlodge:theautobiographyofagirldrugaddict，1961），作者使用的是笔名“珍妮特·克拉克”。而西尔维娅·普拉斯的《钟形罩》（thebelljar，1963）和琼安·葛林柏的《我从未承诺给你一座玫瑰花园》（ineverpromisedyouarosegarden，1964）则同时符合以上两点，这两位作者在描述自己的精神疾病时都略有虚构，而且都使用了笔名，分别署名为“维多利亚·卢卡斯”和“汉娜·格林”（普拉斯自杀后，《钟形罩》才以她的真名出版）。

这样的故事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也可以出版——作者是个名人。但作者不会是一流的名人，让自己的形象受损对他们来说代价太大。这些作品中往往是已经淡出公众视线的二流明星的挥霍、堕落并偶尔获得救赎的故事。这些作者继承了18世纪“可耻的回忆录作家”蕾蒂西娅·皮尔金顿和夏洛特·克拉克的写作传统，并为当今的悲情回忆录奠定了基础。这类回忆录的开创者是二流芝加哥爵士音乐家米尔顿·米萨罗，后来他改名为梅兹·梅兹洛。他狂热地迷上了吸大麻，还参与贩卖，以至于“梅兹”这个名字一度成了指代毒品的街头俚语。梅兹洛出名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对非裔美国人文化的接纳。他极其痴迷于此，以至于决定“把自己变成黑人”（他在1946年出版的充满了毒品和欺瞒的自传《真实的忧郁》［reallytheblues］中是这样写的）。梅兹洛接下来的经历令人惊叹。后来，他的影子写手伯纳德·沃尔夫写道：“在哈莱姆生活多年之后，梅兹洛真的觉得他的嘴唇变得丰满了，头发变得浓密卷曲了，皮肤也变黑了。在他看来，这不算是文化融合的结果。他觉得自己从内而外被净化了。他除去了源自芝加哥犹太人贫民窟的痕迹，把自己捣碎成人类的原材料，再将这不可名状的原材料放进纯粹的黑人模子里，压制成一个纯粹的黑人，和他天生的样子完全相反。”梅兹洛还成功地让其他人也相信了这一点：在因出售大麻被捕后，他被关进了种族隔离监狱的黑人牢房；1942年，他应征入伍时，征兵卡上种族一栏写的是“黑人”。

1953年，最常被人提及的作品是《屋不是家》（ahouseisnotahome），作者是长期居住在纽约的波莉·阿德勒夫人。1954年，前齐格菲歌舞团成员、早期好莱坞有声电影中的天真少女莉莲·罗思与格罗尔德·弗兰克和迈克·康诺利合著了《伤心泪尽话当年》（i’llcrytomorrow），讲述了她沉沦于酒精、通过戒酒会戒除酒瘾，并最终皈依天主教的故事。阿德勒和罗思有不少共同点：都是犹太血统，自己的故事都被改编成了电影（在电影中，阿德勒由谢利·温特斯饰演，罗思由获得奥斯卡提名的苏珊·海沃德饰演），作品销量都超过了200万册，并且作品都以面向大众市场的平装本这种相对较新的形式面世。除此之外，1954年面世的还有《孺子雄心》（fearstrikesout），由平凡的棒球运动员吉姆·皮尔绍（在后来的电影中由安东尼·柏金斯扮演）讲述了关于精神崩溃（如今被称为躁郁症）的故事。在这些作者里，还有一位是明星歌手比莉·荷莉戴，据她的影子写手威廉·达夫迪说，她写《布鲁斯名伶》（ladysingstheblues，1956）是为了“借忏悔作品的潮流大赚一笔”。《布鲁斯名伶》讲述了她四十一年来的艰难境遇：作为非婚生女出生、年轻时被强奸、当妓女、酗酒、对海洛因上瘾，并和很多有暴力倾向的男人发生关系。1957年，脱衣舞娘盖普西·罗丝·李的《盖普西：一部回忆录》（gypsy:amemoir）面世，这本书讲述了她暴虐的明星母亲的故事，1959年被改编成百老汇音乐剧，1962年又被拍成电影，由罗莎琳·拉塞尔主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