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斯坦去美国各地访问，进一步促成了这本书的成功。她给社区和大学里的听众做演讲，还接受记者的采访。记者们兴致勃勃地记下了她说的话，把她的精辟论述发表出去。在她1937年的作品《大家的自传》（everybody’sautobiography）中，斯坦承认，她的名声主要建立在自己的个性和那本关于艾丽丝·托克拉斯的自传上，而那些她认为真正证明了自己天分的作品，其实没什么用处。不过她觉得这也没那么糟糕：“可能他们是对的，相比于作品，美国人更关心的是你这个人。但如果你没有创作出那些作品的话，他们也不会对你这个人有什么兴趣。”

马里昂：还有些事，我不知道……

库尔特：什么？

马里昂：低俗。每个人都在喋喋不休地说着回忆录的事。可谁在乎呢？

——贝尔曼，《传记》（biography，1932）

弗兰克·霍根问安迪·科恩：“昨晚你房里怎么了，那么吵闹？有鬼？”

“不是鬼，”安迪回答道，“是影子写手。”

——《纽约时报》（1928年4月29日）

（注：霍根和科恩都是纽约巨人队的棒球手）

格特鲁德·斯坦还不算是一般意义上的名流。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兴起了一股让人成名的怪异风潮，通常会让那些不太可能成名的人声名鹊起。这些人一旦成名，就会进入一个奇怪的阶段：公众强烈希望去参与，甚至去挥霍这些人的人生，比如看他们在舞台上演出、看他们打拳击、看他们演电影、听他们的广播或唱片、收集他们的签名，或者阅读他们的人生故事。因此，演艺人员的回忆录在20世纪早期非常流行。1900年至1909年，自传只占美国出版图书总量的1.1%，到了20世纪20年代，则飙升到了5.4%。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50年代达到了11.8%，60年代达到了14%——此时，自传终于超过了圣职人员/宗教人士的作品，稳居最畅销图书的宝座。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名人自传可能一直是所有的出版图书中数量最多的一种，也是最稳定的一种。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名人自传千篇一律，为了打造后来所谓的“个人形象”，这些故事都经过了美化，强调在通往卓越的途中所克服的艰难险阻，以鼓舞人心，还加入了许多有趣的逸事。这些作品还会尽力避免提到不得体的事情。举例来说，20世纪20年代有个网球明星叫比尔·蒂尔登，1947年，他因对一个14岁男孩实施犯罪行为，被判服刑七个半月，他隐秘的同性恋倾向也由此被公众知晓。然而，他在事发第二年出版的自传《我的故事》（mystory）中，完全没有提到这个案子和性取向的事。

每一批新涌现的名人都向公众推出自己的回忆录，这样做的缺陷很快就显露了出来：除了很少一部分的职业作家之外，这些名人很多都没受过什么教育，其实写不出什么长篇大论。1915年，《旧金山纪事报》派遣一个名叫罗斯·怀尔德·莱茵的新员工去采访一个比她还要年轻的飞行员阿特·史密斯，让她把自己的所思所感写成散文。史密斯是飞机空中文字的开创者，可能也是第一个驾驶飞机进行翻转操作的飞行员。（有趣的是，航空业在技术发展和明星体系方面与电影业很类似，飞行员也是那一代人很钟爱的职业。）《旧金山纪事报》把最终写成的文章连载发表，大受欢迎，于是该报把它作为一本书出版，这就是《阿特·史密斯的故事：小飞行员的自传》（artsmith’sstory:theautobiographyoftheboyaviator），扉页上写的是“罗斯·怀尔德·莱茵编”。

比阿特·史密斯更出名的是查理·卓别林。几年之间，卓别林几乎成了世界上最有名的人，他是20世纪特有的名人形象的典范：依托于大众传媒，拥有病毒般的影响力，能引起全球性的热潮。1913年年末，卓别林开始拍摄他风靡全球的电影短片。1916年，他出版了《查理·卓别林的故事：诚恳地描述一段浪漫的生涯，从伦敦的少年时代开始，到签署最近一份电影合同为止》。下面这句话没有出现在扉页上，而是被放在了不那么显眼的版权页上：“这部传记的作者非常感谢罗斯·怀尔德·莱茵夫人在编辑方面的宝贵帮助。”

所谓“影子写手”，指的是在名人背后帮忙代写的人。根据《牛津英语词典》，最早的影子写手大概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卓别林这本自传的版权页上的这句话的意义在于，这是第一次有人明确表示，影子写手对名人自传的写作有多么重要。在早些时候，名人和写手之间的协议还并不完善。罗斯·怀尔德·莱茵其实还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影子写手，因为史密斯和卓别林都承认了她的功劳。1917年，《亨利·福特的故事：一个农民的孩子如何获得百万资产，却从未丧失人性》出版，这本书用了一种新说法，后来变得相当流行：“由罗斯·怀尔德·莱茵根据口述整理。”

关于莱茵夫人，还有必要说明的是，大约十五年后，她开始帮助她的母亲把在中西部长大的回忆写成一系列面向年轻人的小说。这是她和别人持续最久的一次合作，而她的母亲劳拉·英格斯·怀德正是《草原上的小木屋》（littlehouseontheprairie）的作者。

出版商乔治·帕特南在自传《充裕的空余》（widemargins）中，讲述了第一本真正由影子写手代写的自传的由来。当时，一战刚结束没几年，退伍的英国二等兵亚瑟·盖伊·恩皮正抓住一切机会在美国各地的小俱乐部里给听众讲故事。罗伯特·戈登·安德森是出版公司的一名销售经理，偶尔也会写作。安德森遇到了恩皮，发现他令观众着迷，于是产生了一种预感，觉得美国人会想读他的故事。

于是，安德森与恩皮合作，帮他出了一本书。人们也许不记得《超越巅峰》（overthetop）到底卖了几十万本，但很快，恩皮的听众就挤满了卡内基音乐厅，恩皮和安德森也靠着版税赚了个盆满钵满。恩皮有个小把戏，他会一只脚踩在舞台中间的一张椅子上，就像踩在战壕上一样。他一边摆着这种姿势，一边在故事中带着听众超越巅峰。

卓别林本人还有另一个影子写手蒙塔·贝尔，替他写了另一部自传《我的国外之行》（mytripabroad），这本书出版于1922年。在20世纪20年代，演员珀尔·怀特、威廉·s.哈特和约翰·巴里摩尔，舞者伊莎朵拉·邓肯，棒球队经理约翰·麦考罗，拳击手詹姆士·科贝特和杰克·约翰逊，这些人都出版了由别人代写的回忆录。（讽刺的是，高尔夫球手波比·琼斯表示自己能出版自传是合作者o.b.基勒的功劳，其实在这群人里，琼斯大概是最有文化的了。）1927年，新星查尔斯·林德伯格的地位跃居卓别林之上，他是首位单独驾机飞越大西洋的飞行员，这一壮举赢得了全世界的喜爱。着陆后，林德伯格请了一位美国记者——卡莱尔·麦克唐纳来代写自己的故事，乔治·帕特南的公司准备将其出版。麦克唐纳在返回美国的船上采访了林德伯格，很快就写好了稿子。林德伯格看了稿子，立马改变了主意，他觉得稿子里写的那些话不像是自己会说的。他决定亲自去写，于是去他的朋友——金融家哈里·古根海姆位于长岛的房子里完成了写作。帕特南在自己的自传里回忆说：“他从头到尾都是手写的，而且写在法务用纸上。写完之后，他还在每一页的右上角处标注了那一页的字数。”林德伯格只花了3周的时间，就写完了《我们》（we），书名也简单而有力。这本书于7月27日上架，此时距离他那次飞行才过了两个月。8月27日，《我们》登上了《出版人周刊》的畅销榜，一个月之后就攀登到了榜首，并在榜单上停留了32周，最终卖出了超过635,000本。

这本书受欢迎的一个原因是，读者和评论家都认为它不是由别人代写的。某家报纸写道：“《我们》是林德伯格亲笔所作，不是某个‘影子写手’代写的。他完成那次令人难忘的飞行后，没过多久，出版商就宣布要出这本书。评论界原本对它没什么兴趣，认为它是粗制滥造的产物。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一部直白的自传，没有华丽的辞藻，也不是为了哗众取宠……”

不过，很少有人能像林德伯格这样做。1928年，重量级职业拳击手杰克·登普西的前经纪人对他提起诉讼，索赔几十万美元。登普西站在被告席上，被询问了近期以他的名义发表的自传性作品中的内容。而这个拳击手回答说，他既没有写过这些，也没有看过这些。

1929年，《纽约晚报》的书评家弗雷德里克·范·德·沃特在《斯克里布纳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彻底坦白了自己代人写作的经历。文章开篇写道：“我是美容专家，是秘书，是曼哈顿贵妇，是国务卿，是美国卫生局局长……我还有过很多别的身份。虽然没有当过总统，但我已经当过好几次美国参议员了。早些时候，我还当过唐人街的领班，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对此，《纽约时报》评论说：“尽管公众曾经无比轻信这些作者……但现在看来，人们已经不可能再去相信任何打着运动员、歌星或政治家名号的作品了。少有的几个诚恳的人也被牵连，一同丢失了可信度。”

由于读者的疑虑与日俱增，“根据口述整理”这句话开始频繁出现，用来指明合作者。举例来说，演员埃迪·坎特1928年的自传《我的生命在你的手中》（mylifeisinyourhands）就标明了“由大卫·弗里德曼根据口述整理”。弗里德曼也是第一个与雇主决裂的合作者。1936年，弗里德曼起诉坎特，索赔25万美元。《纽约时报》报道说：“弗里德曼认为，坎特在电台节目中说出了自己在口头协议上提供的内容，才得以声名大噪。”（这个案子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因为在第二个审判日的前一晚，弗里德曼在睡梦中因心脏病发作死亡。）后来，索尔·胡洛克、米基·鲁尼和米尔顿·伯利的影子写手都因为不满而对他们提起了诉讼。也许有时事情还没严重到要诉诸法律的程度，但影子写手也有他们抱怨的理由：他们做了大部分的工作，却几乎沾不到一点光，大多数时候只能拿到一点点酬劳。有个经典的例子，1984年，年轻的记者威廉·诺瓦克替一位汽车行业高管写了自传，得到了45,000美元的报酬。这位高管名为李·艾柯卡，1990年《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称，他的这本书“销量几乎超过了史上任何一本非虚构类精装书，仅次于某些参考书、贝蒂·克罗克的食谱和圣经”。艾柯卡的版税收入超过了600万美元。诺瓦克想要更多的酬劳，毕竟所有内容都是他写的，可出版商只给了他大约4万美元的奖金。影子写手所受的屈辱不仅在金钱方面，他们还需要乞求多一些写作时间，甚至乞求了解更多的真实情况。硬充滑稽的喜剧演员杰克·梅森不肯告诉影子写手自己的年龄，后来，梅森对一个记者辩称：“我就是不想告诉他我的年龄。干什么，难道我是要跟他结婚吗？”

但影子写手的抱怨几乎不会被宣扬出来，原因很简单：挑起事端会损害一个影子写手往后的生计。只有一次，人们鼓励名人背后的影子写手从他的角度完完全全地把真相公之于众。泰·柯布是一位伟大的棒球手，也是一个脾气很差的人，1960年，他聘请了记者艾尔·史坦普来为自己写自传。史坦普很快就发现，柯布难以相处，远远超出了正常的界限：这个老头嗜酒如命、恶毒残酷、种族歧视、爱搞破坏，真的令人厌恶。史坦普主动辞职两次，被辞退一次，但他总是会再回去。他似乎得了诡异的影子写手版“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史坦普后来回忆说：“在他生命的最后10个月里，我与他形影不离。最后那些天，我把他扶到床上，为他准备他的胰岛素，还在他摔倒之后扶他起来。柯布会试图殴打出租车司机、收账人、酒保、服务生、店员和普通民众，而我则拦着他们，平息他们的怒火。我给他做能消化的食物，帮他洗澡，和他一起喝得烂醉。在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的黑夜里，我和他一起跪着祈祷。我还躲过了几个他扔过来的瓶子。”

1994年的一部电影就是依据史坦普和柯布之间的爱恨纠葛改编的——当然，恨要多于爱。在电影中，汤米·李·琼斯饰演棒球手柯布，罗伯特·乌尔饰演影子写手史坦普。有个情景是，史坦普告诉柯布，他知道这部自传需要写成经过粉饰的官方版本，但是等柯布死了，他就会如实叙述。史坦普说：“我会慢点儿写。”柯布反唇相讥：“那我会慢点儿死。”事实并不如柯布所愿。1961年7月，柯布逝世。几个月后，他的自传出版，书名带着刻意的讽刺——《我的棒球人生：真实的记录》（mylifeinbaseball:thetruerecord）。次年，史坦普在杂志上刊文讲出了实情，他说：“这本书是一种掩饰。我对此很难过，我觉得自己不是个好记者。”

最近几十年来，人们往往在作者署名后用“和”这个字来写明合作者。作品的成功通常都算在名人身上，而真正的作者只会在扉页上被捧上天。这点在塔特姆·奥尼尔的《纸人生》（apaperlife）的致谢中可见一斑：“真正赋予这本书生命的是我忠诚而果敢的合作者艾丽莎·彼得里尼。虽然我试图去回忆，但那太痛苦，我写不清楚，显得语无伦次、乱七八糟。而无论何时，彼得里尼都会陪我坐在那里。这本书的每一页都清楚地体现着她亲切的关怀。”此外，就像那些坚称自己没有使用替身的动作电影明星一样，总有一些名人声称自己的作品“不是别人代写的”，其中就包括：拉蔻儿·薇芝、秀兰·邓波儿·布莱克、金吉·罗杰斯、罗纳德·里根、蕾昂泰茵·普莱斯、拉尔夫·艾伯纳西、迈克尔·凯恩、李·拉齐维尔、职业摔跤选手米克·佛利、阿莉·麦克格劳、比尔·克林顿、瓦莱丽·伯提内莉、切丽·布莱尔、珍·亚历山大、唐纳德·特朗普、卡莉·费奥莉娜、查尔顿·赫斯顿、本·戈扎那、史蒂夫·马丁、玛丽·泰勒·摩尔、简·方达、彼得·方达、摇滚歌手雷·戴维斯、参议员詹姆斯·韦伯、足球教练马弗·莱维、弗雷德·阿斯泰尔、约尔·欧斯汀、迈克尔·j.福克斯、克拉伦斯·托马斯和西蒙·西涅莱。

在上面的名单中，法国电影明星西蒙·西涅莱是唯一明确声明了自己的自传绝非代写的人。作家莫里斯·庞斯采访了她好几个小时，然后整理出了一份600页的稿子，西涅莱读完后很震惊，她说：“当然，这稿子并没有扭曲事实。我确实出生在我说的那个地方，我们确实与赫鲁晓夫以及主席团的成员共进了一顿简餐，我也确实提到了玛丽莲·梦露……但我不想写这些。我无法指责任何人，毕竟，没人歪曲我的意思，也没人添油加醋，那些都是我说的。但是，我在讲述过程中的遣词造句、思路的跳跃、使用的俚语以及略带肤浅的反思，才是与我既有的公众形象相符的。”和林德伯格一样，她撕毁了稿子，开始自己写。正如她在后来的作品中所说，她发现自己成了“影子写手的影子写手”。西涅莱对自己的自传相当自豪，它有一个令人难忘的书名——《怀念不再是曾经的怀念》（nostalgiaisn’twhatitusedtobe）。有两个记者坚称这本书不是西涅莱自己写的，她把他们告上了法庭，并最终胜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