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自传作家热度最旺，

你们可真是一群幸运的精灵，

能知道所有优秀人物的过往，

却从未透露过自己的生平！

1826年，出版商约翰·亨特和考登·克拉克出版了一套很受欢迎的丛书《自传：有史以来最有益处、最有趣的人生自叙集》（autobiography:acollectionofthemostinstructiveandamusingliveseverpublished,writtenbythepartiesthemselves）。这一系列共有三十四本书，既有新式作品，也有本韦努托·切利尼、约翰·卫斯理和科利·西伯等人创作的传统作品。有趣的是，在书名中直接用了“自传”一词的作品直到1829年才面世，即威廉·布朗的《自传，或一位士兵的自叙》（iid="d6-a10f2a143af94a36a3f205a28719b9ef"theautobiography,ornarrativeofasoldier/i）。

如今，回忆录还衍生出了许多副产品，20世纪90年代初就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一种——反对回忆录的文章。这种文章指出回忆录爱出风头、不得体，甚至根本就不该存在。1993年，威廉·加斯在《哈泼氏》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尖刻地对名人自传作者发表评论：“他们把电影里的妓女和粗鲁的聒噪者的八卦展示给我们看，供我们取乐，但像鬼魂一样躲在幕后。写这些东西的人没有存在价值。”加斯最看不上的还是自传这一类型本身：“有任何一种进取的雄心会不受自负、复仇心理或自证清白的愿望所影响吗？我们是在罪人的头顶加上光环，还是继续放任已经过度膨胀的自我？……写自传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把你变成一个怪物了……为什么还能那么激动地说大家反正都会知道的事，像什么‘我生来……我生来……我生来……’或者‘我把屎拉在裤子里了，我被人背叛了，我是个尖子生’？”

1996年，詹姆斯·阿特拉斯继续发扬这种态度：“回忆录为什么会吸引人们自我剖析？在某种程度上，它反映了我们文化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人们热衷在偷窥狂的注视下公开忏悔。在奥普拉的节目占统治地位、‘12步戒断计划’被当成新口号的时代，也许具有文学性的忏悔理应加入这个行列。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无论是隐私观，还是在公众视野之外的个人空间，对人们来说都已经是很陌生的概念了。”

两年后，达芙妮·梅金也帮腔说：“我们的文化就是沉迷于曝光，自己和别人的事都要展示。”

2006年，角谷美智子也在《纽约时报》上控诉：“那些荒谬的、展示自己的长篇大论，总喜欢用‘幸存者’（这个词本应用来称呼那些在战争、饥荒或大屠杀中幸存的人）来称呼那些面临体重问题或不良记录的人。”

惊人的是，两个世纪之前，紧随着回忆录的第一次繁荣，就有人发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控诉。1798年，德国哲学家弗里德利希·施勒格尔率先撕破了脸皮：“写自传的人有这么几种：像卢梭一样自我着迷的神经病；像本韦努托·切利尼那样带着强烈艺术感或爱冒险的自恋人士；只把自己当成制作历史艺术品的原材料的天生的历史学家；对后人卖弄风情的女人；想在死前把所有细枝末节都厘清，不愿自己身前无言、身后无名的老学究。”

那些强烈抵制回忆录的文章与回忆录本身一样，略晚才出现在英国，但迅速发展起来。自我主义和写一整本描述自己的书所体现的虚荣心成了最常见的批评对象。许多评论家似乎已经把自传作者与那些有失礼节地不停自吹自擂的宴会客人一概而论了。人们反感说“我”，甚至称它是“可恶的代词”。一些作者（比如威廉·贝尔卢和威廉·海利）试图模仿尤利乌斯·恺撒和教皇庇护二世的做法，用第三人称描述自己的生平，以躲过人们的攻击。几乎所有18世纪和19世纪的自传都有题记，其中会提到有关虚荣心的问题，还会传达某种理念——通常是在贺拉斯式的教导和娱乐的原则之上稍有变化。

艾萨克·迪斯雷利提出了另一条抵制理由。1809年，他在评论某位诗人的回忆录时，认为他不配写回忆录：“如果所有作家成名之后都变得爱发牢骚（尽管不是出于虚荣心），那么人们对自传的怒火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有个问题很引人注目——某人到底凭什么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所有人听呢？在最初的一个世纪里，人们基本上默认有三类人有资格写回忆录，也期望他们写回忆录：（政治、军事、文学、宗教或社会方面的）名人、信徒和想要讲述刺激非凡又激动人心的故事的人。可到了后来，似乎任何人都可以写回忆录了，他们写作的目的也不尽相同。19世纪20年代，有一大批商人和工匠出版了自己的书，《伦敦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对此潮流表示烦躁，称“任何一个苹果摊主都可能会抛出自己的‘经验之果’”（暗指白银商人约瑟夫·布拉斯布里奇的回忆录），“路口的每一个清洁工都会把琐事公之于众”。《布莱克伍德杂志》上的一篇匿名文章认为，写回忆录的应该是在某个领域中“有崇高声誉的人”或“需要说一些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的人”，而不是“靠激发人们潜在兴趣来卖书的平民百姓”。1826年，一位批评家在《评论季刊》上控诉说：“恨不得每个说傻话的英国人都要写一本大事记。”

1827年，约翰·洛克哈特在一篇针对十部自传所写的评论中怒火爆发了：“真是多亏了所谓的‘智慧的进步’……连船舱服务员和鼓手都忙着写自己的论述，我们已经看了不少扒手写的自传了。”他还批评道：“这一类型让那些素来卑鄙、只顾自己欲求的人胆敢厚颜无耻地企图得到全人类的关注和同情，而且如今人们已经不认为这是阴暗下流的想法和行为了……对那些没用的忏悔和回忆的狂热……确实令人不快。‘读者大众’似乎已经像偷听的侍从那样丑恶贪婪。”

“丑恶贪婪”可不是洛克哈特随便形容的，当时不管是名门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在效仿卢梭大谈丑事。1821年，华兹华斯曾经的门徒托马斯·德·昆西被爆出一则丑闻——那篇匿名文章《一个吸食鸦片者的自白》原来是他的作品，他就是那个吸大烟的人。两年后，杰出作家威廉·哈兹里特讲述了自己与一个19岁女服务生的不堪情事，将其命名为《自由爱恋》（liberamoris），匿名发表，不过大家都知道是他写的（而且对这部作品也没什么兴趣——有人说它是“既愚蠢又恶心的令人难受的东西”，还有人说它“不仅肮脏，而且特别可鄙”）。

“交际花回忆录”构成了另一个分支。这类回忆录与其说是文学作品，不如说是自我宣传工具。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哈里特·威尔逊1825年的回忆录，开头是：“我不会说我15岁的时候为何以及如何成了克雷文伯爵的情妇。”这句话很巧妙，处于将说未说的状态中。威尔逊向她的嫖客们索取200英镑，只要付了钱，就不会在她的回忆录中看到自己的名字。大多数人接受了她的条件，唯独威灵顿公爵拒绝了她，并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发表吧，然后下地狱。”

那个时候，想要控诉自传简直就是白费口舌。言论一经发布就石沉大海，再无回应。这一点可以从托马斯·卡莱尔的《拼凑的裁缝》（sartorresartus）中看出。这部类别不明的作品在1833年至1834年断断续续地发表，1836年完整出版。书中包含了虚构的德国教授托尔夫斯德吕克的具有哲学意味的自传手稿，以及一位同样是虚构的匿名翻译兼编辑对该手稿的评论。书中还出现了来自另一个人的书信，信中解释了教授为什么要说出自己的人生故事，无情地讽刺了当代自传的传统、隐喻和假设。书中的哲学部分会让读者产生一种奇妙的好奇心，这种写作方式可能独一无二，它创造了关于这个人的一切，还让所有人都知晓。托尔夫斯德吕克是否有自己的父母？他是否也曾戴着围兜，只吃流食？他是否也曾满脸泪水，兴奋得紧紧抱住好友？他是否也会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埋葬过去的深渊，听着低沉的呻吟般的风声，觉得那仿佛是对自己的含糊回应？他有没有和别人决斗过？——天哪！他坠入爱河时，会怎么表现自己？在书中，托尔夫斯德吕克一开始就为自己的“孩童时代，幸福的岁月”写了一首典型的浪漫主义的华丽赞歌：“善良的大自然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慷慨的母亲；您的光临使穷人的小屋绽放光辉，为您的孩子带来了爱的轻柔拥抱和无尽的希望。他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着，做着最甜蜜的梦！”

在书中，让编辑恼怒的是，托尔夫斯德吕克似乎不会漏掉任何细节，包括他“与牲畜和家禽的友谊”、他玩过的每一种游戏的详细规则和他的第一套黄色斜纹正装。终于，在他准备讲自己上学时的琐事时，编辑失去了耐心，忍不住插话：“你这个无赖！用黄色斜纹的短装和养猪人的喇叭就能教育出一个天才吗？当然，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在暗暗嘲笑我们的自传时代，还是真的这么喜欢写自己的荒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