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是西方人，大概全世界的人们都想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别人，因此人们自古以来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而人们往往一听完就把那些故事忘得干干净净——偶尔能保存得久一点，但等最后听过的人一去世，也就再无人知晓了。直到并不遥远的过去，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善。书面文字的出现，提供了一种保存故事的方式，这也意味着人们会想让自己叙述的故事更长、更正式。《旧约》（尤其是通常被认为是大卫所写的《诗篇》，以及《先知书》的部分内容）和《新约》（保罗在《使徒行传》中的见证）都包含自传的元素。罗马式自传的传统到了塔西佗所处的时代已经弱化，塔西佗曾说：“在我们父辈的那个时代……大多数人认为，描述自己的人生是出于自重，而非傲慢。”

那个年代的作品鲜有留存，但尤利乌斯·恺撒在大约公元前50年写的《高卢战记》（commentariesonthegallicwar）是个例外。《高卢战记》讲述了恺撒率军与高卢当地军队战斗九年的故事。早在亨利·亚当斯和诺曼·梅勒之前，恺撒就以第三人称（偶尔穿插复数的第一人称）描述自己的行动、谋略和军事胜利。下面就是恺撒对自己与曾经的盟友、后来的死敌——格涅乌斯·庞培之间的一场漫长战役的描述：

“恺撒担心部下的撤退情况，下令把木栏搬到山的另一头去，面向敌人堆放起来。他又命令士兵利用木栏的遮蔽，在木栏后方挖掘一条中等宽度的壕堑，尽力制造障碍。他还沿途埋伏了投石手，掩护我军撤退。一切安排妥当后，他下令撤军。庞培的追兵傲慢、大胆地袭来，推倒防御工事前堆放的木栏，继而越过壕堑。”

以上叙述出自恺撒这样的大人物之手似乎顺理成章。在现代以前的世界，人们大多无须具备特别扎实的写作理论基础就能侃侃而谈。在信奉基督教的欧洲，最常见的写作动机是宗教：以自传的形式，记录皈依、忏悔、救赎或释罪的过程。其中不得不提的是公元5世纪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这无疑是历史上一部伟大的自传。这本书就像一幢摩天大楼，孑然耸立于一望无际的中世纪平原之上。奥古斯丁常常直接与上帝交谈，《忏悔录》以他在今阿尔及利亚度过的童年为起点，记录了他的信仰历程。他主要叙述自己的罪过——沉重的、轻浮的、年轻人常犯的罪过：“在我家葡萄园附近，有一棵梨树，树上果实不少，但颜色和味道并不诱人。我们几个坏小子想要偷梨子，伺机在一个深夜（我们常在街上待到很晚）动手。我们偷了很多梨，只尝了一口，就都拿去喂猪了。我们之所以喜欢这么做，只是因为这样的行为是被人厌恶的。”我们还可以得知他在北非和米兰的丰富多彩的生活细节，奥古斯丁认真起来，是个说故事的能手。每逢绝望的时候，他便会读一读保罗的话，从而领悟要放弃肉体，开始贞洁的生活。奥古斯丁的回忆录开创了通过阅读他人的自述来构建自己的情感高潮的先河，此后，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比如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自传》（autobiography）：

“我一边说，一边满含辛酸地流泪不止。突然，我听见从旁边的一间房子里传来孩子的声音，听不出是男孩还是女孩，反复唱着：‘拿起来，读吧；拿起来，读吧。’我的脸色立马变了。我认真回忆是否听过孩子们游戏时唱这样的几句，但完全想不起来。我忍住眼泪，站起身来。没有别的解释，这一定是神谕，叫我翻开书，翻到哪一章就读哪一章……我把书抓在手中，翻开，沉默地读着我最先看到的一段：‘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没有再读下去，也不需要再读下去了——我读完这一句，顿时感觉有一道宁静的光射入心中，驱散了疑虑的阴霾。”

在传统的有关回忆录历史的研究中，在奥古斯丁之后，往往就直接跳到了19世纪初的三部极具影响力的回忆录——作者分别是爱德华·吉本、让-雅克·卢梭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其实，现代早期也诞生了相当多的自传体作品，它们之所以默默无闻，仅仅是因为当时没被整整齐齐地排放在书店的回忆录专区而已。最近的学术研究已经发现了大量的此类作品，并在某些情况下给予了它们应有的尊重。这些作品值得被关注，不仅仅因为其内容，还因为它们预示了当代作家和读者依然需要努力解决的各种问题。

说到成书年代仅次于奥古斯丁《忏悔录》的回忆录，可能要上溯到12世纪的法国修道士所著的回忆录了。其中，彼得·阿伯拉的《我的苦难史》（historiacalamitatum）是引人注目的作品。该书是写给一位朋友的，阿伯拉没有提及这位朋友的姓名，但表示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安慰对方：“把你的痛苦和我的比一比，你就会发现你的痛苦根本不值一提，或者微乎其微，这样的话，你心里便会舒服多了。”这话很可信，因为阿伯拉在讲述自己与爱洛依丝之间那段著名的爱恋和因此受到的报复时写道，“爱洛依丝的叔父带着一些随从，因为我曾做了让他们悲伤的事，而切掉了我身体的那部分，使我失掉了男子的资格”。他补充说，“当我被伤害的事传开后，朋友们用令人难以忍受的哀泣和惊叫折磨着我，他们的同情比伤口更让我痛苦；我觉得耻辱比身体的创伤还深重，折磨我的是羞愧，而不是痛苦”。

《玛格丽·坎普之书》（thebookofmargerykempe，1376）通常被认为是第一本英语自传，它是一本依照奥古斯丁式的传统而写的带有宗教性质的个人编年史。玛格丽是英格兰诺福克郡的一个不识字的妻子和母亲，她把自己的故事口述给别人，由别人记录。她总是把自己称为“这个生灵”。这本书虽然经过了层层转译，但被译成现代英语之后，还是很生动形象，有些部分很扣人心弦，因为在描述玛格丽的神秘所见时，总是伴有“狂暴的”哀号。某天晚上，一阵美妙的音乐吸引她从床上起来：“这旋律比世上的任何曲调都更悦耳，简直无与伦比。”从那时起，她拒绝谈论世俗的事情，只是说：“天堂里充满了欢乐。”自然，这使她的邻居们很苦恼。她也提到，此时的自己觉得性是“婚姻的债务”，它变得“非常令人憎恶，自己宁可去吃喝淤泥，或是管道里的污物，也不愿接受任何肉体上的亲密”。经过了三四年的协商（在此期间，她生下了自己十四个孩子中的最后三个），她的丈夫终于妥协，与她一同立下了贞洁誓言。

教皇庇护二世于1463年完成的《闻见录》（commentaries），不仅书名改自先人恺撒的作品，还采用了恺撒以第三人称单数为主、穿插第一人称复数的写作方式。在前言中，庇护二世（在成为教皇前名叫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斯）解释，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防止自己像有些教皇那样弄臭自己的名声：“他们在世时几乎被所有人责骂，但死后又被赞扬。我们亲眼见到马丁五世、尤金四世、尼古拉五世和卡利克斯特三世在世时遭到大众谴责，死后又被捧上了天。”这种坦率一开始会令人耳目一新，但你渐渐领会他的意图后，就会感到些许愤怒——他与许多政客和领导人一样，试图在故事里树立自己的英雄形象。他写道，一次有传言说（后来事实证明传言是假的）他会是新立的枢机主教之一。

“当时他正因痛风而卧病在床。许多人前来恭喜他，他听到这个消息后说：‘如果这是真的，一般两个小时以内就会有正式通知。但我也要做好没被选中的准备。我不会被担忧动摇，也不会被虚幻的希望迷惑。’而萨莫拉教区的主教胡安在听到这样的消息时，说：‘我苦苦盼了三十九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为报信人备好礼物后，他跪在圣母马利亚的画像前，感谢她和耶稣终于回应了自己的祷告。人与人的本性竟如此不同！有些人期待着愿望实现，而另一些人则准备着接受希望落空。”

不久之后，庇护二世真的成了枢机主教。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去世后，他还参加了继任教皇的选举。他对选举中的讨价还价和欺诈行为的描述，可谓史无前例的坦率——显然，没有哪位美国总统会抖出这样的丑闻。他的竞争力很强，但他必须应对各种各样的肮脏伎俩，比如他的竞争对手——鲁昂地区的长老就试图通过欺骗让他输掉投票。庇护二世终于当选为教皇时，他的言语完全在人们的意料之中：“谁都会感到高兴的，可能你会发现，不仅人会狂喜，连动物和城市中的建筑都会欢喜不已。”

虽然庇护二世是一名宗教人物，但《闻见录》并不完全属于灵性自传的范畴，更确切地说，它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产物，也是作者为自己立起的一面镜子。（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玻璃镜逐渐被改良，成为文艺复兴中强调自我的关键元素；显然，镜子也让自画像这种“视觉上的自传”得以成为新的流行类别。）但丁、彼特拉克、蒙田、伊拉斯谟、莎士比亚、约翰·邓恩，几乎所有举足轻重的文艺复兴时期作家都对自己有所反思，形式多样：日记、个人随笔、诗歌中的自述（主要是但丁的《新生》［lavitanuova］，在他的数以千计的抒情诗中也有体现）、小说或戏剧中的隐晦自述等。文艺复兴时期，有些人开始尝试创作严格意义上的自传，数量虽少，但意义重大。詹姆斯·s.阿米兰在权威性著作《伊卡洛斯的飞行：欧洲现代早期的工匠自传》（theflightoficarus:artisanautobiographyinearlymoderneurope）中，引用了德国（约翰内斯·布茨巴赫1506年写的“年少时身为漂泊的织工和裁缝学徒”的经历）、西班牙（1594年，路易斯·德·卡瓦哈尔身为“一个流动小贩、牧羊人、店员、教师和商业多面手”，写下的自己皈依祖先的犹太教信仰的经历）和法国（皇家外科医生安布鲁瓦兹·帕雷1585年出版的《各地游记》［journeystodiverseplaces］和《致歉书》［apology］）的作品。值得一提的还有两本由军人写的作品，作者分别是法国的马丁·杜·贝莱（1559）和英国的弗朗西斯·韦尔爵士（1602）——两本书都被命名为《闻见录》（commentaries），都参考了恺撒的作品，甚至还都模仿了恺撒的第三人称叙事方式。

文艺复兴时期最值得注意的两部自传的作者都是意大利人，他们分别是生于1500年的佛罗伦萨金匠、雕塑家本韦努托·切利尼，以及比他小一岁的米兰医生、数学家吉罗拉莫·卡尔达诺（有时也被叫作杰罗姆·卡当）。卡尔达诺在1570年开始写《我的一生》（thebookofmylife），那时距离他去世只有一年了。尽管这本书非常独特，但它并没有很出名。与教皇庇护二世和后来的许多回忆录作者一样，卡尔达诺一开始就阐述了自己的理念：“在人所能做到的事中，没有比认清真相更有价值、更令人快乐的了。”紧接着，他以一种现代自传的读者也很熟悉的说法补充道：“我可以肯定，这部作品中绝没有一个词是出于自负，或仅仅是为了点缀。”不过，卡尔达诺的表达难免有一些虚荣的成分，因为他有着某种像当代流行明星一样的自恋心态，坚信关于自己的一切都非常有趣，比如他在第四章中描写的自己的“身材和外貌”：“我是个中等身材的男子；我的脚很短，接近脚趾处很宽，脚后跟又太高，所以我很难找到特别合脚的鞋，通常都得定做。我的胸有点窄，胳膊细长。我的右手很厚实，手指总是闲不下来，所以看手相的人断言我是个乡下人，而他们知道实情时都很尴尬。我手掌上的生命线很短，但那条被称作‘撒旦’的厄运线又长又深。相反，我的左手真的很好看，手指纤长匀称，指甲也很有光泽。”

《本韦努托·切利尼的生活》（thelifeofbenvenutocellini）是第一本让人感到非常现代化的自传，切利尼在全书第二段提出了自己的理念：“不管是谁，只要他拥有值得赞扬的伟大成就或真正的丰功伟绩，只要他在乎真理和美德，就理应亲手写下自己的故事。”（不过，他又补充说：“但是，在四十岁之前，不该冒险去做这么了不起的事。”这就绝不是个现代化的观念了。作家乔伊斯·梅纳德19岁时就出版了回忆录；体操运动员玛莉·卢·雷顿出书时16岁；电影明星德鲁·巴里摩尔和波姬·小丝出书时一个15岁，一个12岁；20世纪60年代的童星梅森·雷斯出书时才9岁。苏格兰网球运动员安迪·穆雷出版了《安迪·穆雷自传》［andymurray:theautobiography］，当时他21岁，他的出版商说：“在这本自传中，安迪·穆雷首次讲述了他成为超级明星的漫长、艰辛、困难重重的历程。”）

切利尼一开始是亲自在写，但后来他表示“这占了我太多的时间，而且似乎完全没必要这样做”。于是，他找来一个病恹恹的14岁小男孩，让他长期为自己做笔录。切利尼在自己的工作室里一边工作，一边口述，并说“我很喜欢这样做”。（这就像现代总裁求助于秘书或录音机一样。）显然，他选择这种方式的原因之一是这本回忆录长达225,000字的篇幅：它更像是一系列奇闻异事，而非奥古斯丁式的忏悔记录。实际上，这本书令人吃惊的一点是，里面几乎没有任何反思，所有内容几乎都只是对事件的浅浅叙述，可能人们对一个雕塑家能写出的东西本就没有太多期待。所幸，切利尼知道怎么去编故事，所有的细节描述也很到位，比如他与教皇和美第奇家族之间的交往、他的工艺品制作过程、他与当时几乎所有重要艺术家之间的关系、他嫖妓和因嫖妓而长期患有性病的经历，以及最令人震惊的他用拳头揍人、用刀捅人的经历。

对切利尼和许多其他回忆录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写作的过程，而不是让全世界都读到自己的作品。无论如何，切利尼到死都没有出版自己的回忆录。这部作品在17世纪时还遗失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728年才出版，恰好为现代回忆录的创作提供了灵感。

这段时间内，几乎没有天主教徒发表宗教性的自传；但也偶有例外，比如英国诺维奇的朱利安，还有西班牙神秘主义者亚维拉的圣女德肋撒和耶稣会创始人圣依纳爵·罗耀拉，他们还是在信仰的驱使下这么做了。与天主教相比，新教的灵性自传数量很多——英格兰和新英格兰大部分遵从加尔文主义的教派都被归入了新教，这些教派的成员写了很多自传。加尔文引导信徒探视自己的内心，然后，自然而然地，观察到自己的过错：“……我们只有在开始对自己感到不满时，才会诚挚地请求上帝的帮助。”因此，当犯下罪恶而感到歉疚时，应当直接向上帝忏悔，而不是像天主教徒那样向神父忏悔。但其中有个关键的漏洞，加尔文认为，他的信徒“如果太过于痛苦，被自己的罪恶折磨，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就无法得救”，就可以寻求别人的帮助，把自己的罪恶讲给别人听，从而得到救赎。由于“善功”和“圣事”都不能用来解释这种说法，信徒被引导着（用保罗·德兰尼在《17世纪英国自传》［britishautobiographyintheseventeenthcentury］中的话来说）“进入了一个复杂的甚至是迂回的合理化过程，最后似乎总会得到一种半神秘化的保证——至少他是被选中的人”。描述这一过程的书能让人们了解其中的玄妙，自然值得期待。说得更高尚一点，这样的书对在人生旅途中前行的人也有帮助。

这种观念由加尔文派在英国的主要阐释者威廉·帕金斯（1558—1602）提出。在他广为流传的作品《金链》（thegoldenchain）中，帕金斯提出了一种个人救赎的方式，用历史学家d.布鲁斯·欣德马什的话来说，这种方式“将为17世纪及以后的无数自传提供架构”。帕金斯在演说中劝告他的读者：“如果……你们想要获得真正永恒的生命，首先要按照上帝的法度，严格地检查自己以及自己的生命历程。”

清教徒的自传作品出现于17世纪初。这类自传作品也就是我们如今所说的“皈依的故事”。不过这种类型直到17世纪中期才真正兴起。当时，英国内战导致审查制度放松，印刷成本也有所下降，而且近百种教派突然活跃起来：常见的有长老会、浸信会、贵格会，还有的教派听起来就像是“英伦入侵”时摇滚乐队的支派——巴罗派、掘地派、格林德莱顿派、马格莱顿派、浮嚣派和寻求派。这段时间里，信徒们都认为基督即将重返尘世，因此他们纷纷出版了自己的故事。也正是因为这些信徒——蹄铁匠、裁缝、农民、补锅匠和传教士这样做了，回忆录才得以进入不同的社会阶层。

出版回忆录最多的教派是公谊会，它的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贵格会。追随创始人乔治·福克斯的步伐，很多贵格会教徒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记录他们去祈祷会的行程、对信仰的坚持和对世间罪恶的观察。福克斯说：“我11岁时就知道清心和正义，因为我孩提时就被教导保持纯洁。”贵格会教徒的回忆录往往有一种自视圣洁的特质，对现代读者来说并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理查德·诺伍德在1639年至1640年写下的“忏悔”，既未假装圣洁，也不平淡乏味。他一开头就声明：“耶稣基督降世是为拯救罪人，而我就是罪人之首。”诺伍德列举了自己年轻时的过失，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事发生在他15岁的时候：“我在一场舞台剧中扮演一个女人的角色，内心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如果上帝没有阻止我的话，我可能就会那样生活下去了。”（这件事可能发生于1605年，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剧院在那时正值巅峰。）后来，他出海成了一名水手，参加了与荷兰的战争。他还与天主教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产生的罪恶感似乎还与一种性羞耻混杂在一起——他说自己苦于“一种夜间的病症，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梦魇，后来越来越严重，没有一天幸免，极少能彻夜安眠，非常痛苦，而且每次都会做噩梦，还会出现幻觉”。恰是在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的帮助下，诺伍德最终加入了长老会，找到了获得解救的方法，并且作为百慕大群岛的开荒者之一，过完了富足的余生。

而17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自传就粗制滥造得多了，它们多以小册子的形式呈现。在1660年的《迷途的羔羊》（thelostsheepfound）中，惊人的自我中心主义逐渐显现，这从副书名（的一部分）中就可见一斑：“浪子游历了许多有宗教信仰的国家，悲伤而疲惫地回到了故乡。尽管先前犯下了种种过错，违抗父命，但他还是受到了永恒的恩惠。而他所有的不论是正义还是邪恶的后代都被抛下，承受着永恒的痛苦……劳伦斯·克拉克斯顿著，他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耶稣基督的唯一真正皈依的信使。”作者克拉克斯顿通常被称作克拉克森，他确实在书中描写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宗教之旅。他一出生就加入了英格兰国教会，后来转而加入了长老会、独立派、唯信仰论派和再洗礼派。成为一名再洗礼派教徒后，他因“在同一夜给六位赤裸的修女施行洗礼”被捕。据他记录，法官对他说：“据说，你与最喜欢的那几个人一起躺在水里，但没有进一步的动作。”他回答说：“显然你不会像我这样。虽然大家都在笑，但人天生就不太想在水中交配。”笑声并没有带来好运，克拉克森和他的妻子被关进了监狱。被释放后，克拉克森加入了另一个教派——寻求派，成了一名福音传道者。他写道：“我在一个小镇上遇到了一位很有学问的少女，她被我的教义所感化，我和她睡了，那晚我过得好幸福，那个少女后来也深深地爱上了我。”克拉克森独创性地把这种行为合理化：“一个人终将一直被罪行束缚，直到他犯下了这种罪行。”接着，他又加入了浮嚣派，他的胡扯技能更上一层楼：“除非你能做到与任何一个女人同床共寝而不将之视为有罪，你做什么都是有罪的……我像他们说的那样，成为浮嚣派首领，来我这儿寻求知识的大多是高尚的女人，她们后来把我的住所称为总部。”他接下来的效忠对象（在此期间，他又被关了一小段时间）是巫术和秘术。显然，他对浮嚣派心灰意冷，继而抛弃了一切信仰：“我坚信根本就没有摩西、先知、基督或使徒，也没有所谓的复活。我认为所谓的生于平凡而又变得无限伟大的上帝，不过就是海洋里的一滴水、坟墓里的一具腐尸罢了。”

这种明目张胆的无神论在17世纪的英国不太能站得住脚，而且，在作品结尾处，克拉克森重回基督教的怀抱，加入了马格莱顿派。这个奇异的哈利·波特式的教派的名字来自创始人洛道威克·马格莱顿，他们的教义也很奇异。马格莱顿的回忆录《圣灵见证的行为》（iid="99-a10f2a143af94a36a3f205a28719b9ef"theactsofthewitnessesofthespirit/i）在1699年出版，而他自己在一年前去世，享年89岁。这部作品称，在1650年前后，马格莱顿处于一次精神危机中，他的表亲同时也是他做裁缝时的同伴约翰·里夫对他说，“上帝告诉他，指派洛道威克·马格莱顿当自己的代言人”。这足以让他们成立一个教派了，并且他们在最终确定的教义里宣称，马格莱顿和里夫是“圣灵的两位证人”——正如《启示录》中提到的那样，上帝像普通人一样，身高五六英尺，在距离大地约6英里的天堂里生活，那儿星星和月亮与从地面上看到的差不多大。毫不奇怪的是，马格莱顿屡次因亵渎神明而被审判和定罪（里夫于1658年去世）。他在被戴上木枷后写道：“我被人群殴打，有人用土块和狗屋里的泥砸我，有人朝我扔坏掉的鸡蛋和萝卜，还有人扔石头打我，有的石头有一磅重；他们还轮流从窗户外面往下扔火把。”在结尾处，马格莱顿这样写：“我盼望最后的审判，到那时，我和里夫将审判我们在世时所有轻视我们、迫害我们的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