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了回忆录的阅览区。翻阅一阵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个阅览区这么大了：谁知道会有那么多的真理可讲、那么多的教训可学呢？又有谁知道会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非说不可的过往呢？我翻看了各式各样的回忆录，有性虐待回忆录、风流债回忆录、性功能障碍回忆录、另类性行为回忆录、悔不当初的享乐派摇滚明星回忆录、“12步戒断计划”回忆录，还有关于阅读的回忆录《不间断的阅读人生》（areadinglife:bookbybook）。有位女作家一人就写了五本回忆录，一本讲述她与父亲（一位著名小说家）之间的纠葛，一本讲述她与她的孩子们之间的纠葛，一本讲述她与酒精之间的纠葛，还有一本终于讲述了她与自己较为亲密的关系。还有一些回忆录谈的是撰写回忆录的难处，甚至有几本是教人怎么写回忆录的，如《回忆录作家教你写回忆录》（amemoirist’sguidetowritingyourmemoir）。这一切都让我觉得自己还算不错，我甚至不用去读这些书，就很欣慰地知道世界上还有比我更孤注一掷、更妄自尊大、更索然无味的人。
——布洛克·克拉克，《新英格兰作家居所纵火指南》（anarsonist'sguidetowriters’homesinnewengland:anovel，2007）
关于狗的回忆录曾风靡一时。实际上，从2006年约翰·格罗根的《马利与我：和世界上头号捣蛋狗的幸福生活》（marleyandme:lifeandlovewiththeworld’sworstdog）获得惊人的成功起，一大拨人就受此启发，跟风写下了献给拉瓦、格斯、鲍勃、奥森、博多、莎蒂等狗狗的回忆录。直到2007年，这股风潮依然强劲：莫尔、雪碧以及两只叫博的狗（主人分别是安娜·昆德兰和马克·多蒂）的生活被搬上了书架。安·霍奇曼凭借她的作品《百万宠物之家》（houseofamillionpets）一举将此类书籍打入了青少年市场。约翰·格罗根不甘示弱，携畅销书《马利与我》的两部改编作品再度登场：其中一部专门面向8至12岁儿童，另一部则以绘本形式呈现，取名为《捣蛋狗，马利！》（baddog,marley!）。或许是察觉到狗狗回忆录的市场接近饱和，大中央出版社（grandcentralpublishing）花125万美元购得了一本关于杜威的回忆录的版权——杜威是艾奥瓦州一个小城镇上的一只猫，它获救后在图书馆里生活了十九年。 （此前，还有一本名为《全民开放：公共图书馆中的怪人、呆子和黑帮》［freeforall: oddballs, geeks, andgangstasinthepubliclibrary］的回忆录于2007年出版，作者为加利福尼亚州托伦斯公共图书馆的多恩·博彻特。）
狗狗回忆录还只是自传类图书的冰山一角。詹姆斯·弗雷因其作品《百万碎片》（amillionlittlepieces）中含有大量不实的内容被奥普拉·温弗瑞斥责，然而在此事件发生一年之后，回忆录史无前例地风行（如讽刺回忆录、滑稽回忆录、“9·11”后回忆录等）。只要你看奥普拉的电视节目，就一定免不了接触回忆录。2007年初，奥普拉将西德尼·波蒂埃的自传《衡量一个人》（measureofaman）选入她读书俱乐部的推荐书目。在那年，该书又卖出了558,000册。埃利·威塞尔描述纳粹大屠杀的回忆录《夜》（night）被奥普拉选入2006年的推荐书目。这本令人肃然起敬的书一直卖得很火，实际上，它卖得太好了：在它连续80周名列畅销榜之后（总共卖出了大概1000万册），《纽约时报》草率地，甚至可以说是很不道德地把它从榜单上撤了下来。《纽约时报》一位负责书评的员工向该报大众编辑克拉克·霍伊特解释：“榜单的目的是追踪新书的销售情况……我们不可能无限期地关注这类书（比如《夜》）。”
就算去星巴克，你也免不了看到回忆录。2007年，这家连锁咖啡店启动了一个读书项目，选择的第一本书就是伊斯梅尔·比亚的《一条漫长的路：童子兵回忆录》（alongwaygone:memoirsofboysoldier）。这本书在星巴克门店卖出了116,000册，一年的总销量达到了458,000册。第二本书是《倾听是一种爱的行为：“故事团”中的美国生活庆典》（listeningisanactoflove:acelebrationofamericanlifefromthestorycorpsproject），这是一本整理了美国民众的简短录音的回忆录。接下来，星巴克选择的还是一本回忆录：大卫·谢夫的《漂亮男孩：一位父亲在儿子染上毒瘾后的经历》（beautifulboy:afather'sjourneythroughhisson'saddiction）。不要把它和尼克·谢夫的《强烈摇摆：在冰毒的伴随下成长》（tweak:growinguponmethamphetamines）搞混了，尼克是大卫的儿子，他让自己的这本书和父亲的书在同一个月开售。也不要把它和詹姆斯·萨兰特的《离开肮脏的泽西：冰毒回忆录》（leavingdirtyjersey:acrystalmethmemoir）或是迈克尔·吉尔在一家星巴克门店工作的回忆录《星巴克如何拯救了我的人生》（howstarbuckssavedmylife）搞混了。另外，也别和《漂亮男孩回忆录》（memoirsofabeautifulboy）搞混了，这本书的出版商说：“罗伯特·列勒瑟斯在书中描述了他在东得克萨斯地区度过的童年时光，以及他在古怪的、戴着假发的、艳丽且博学的母亲的监护下度过的那些年。”此外，《漂亮男孩：一位父亲在儿子染上毒瘾后的经历》还会使人想起肖恩·威尔西在2005年写的回忆录《啊，这一切的荣光》（ohthegloryofitall），肖恩在书中主要描写了他性格古怪的母亲帕特里夏·蒙塔登。2007年，蒙塔登出版了她自己的回忆录《啊，这一切的苦难》（ohthehellofitall）。蒙塔登的回忆录不仅书名模仿了儿子的书，连装帧设计都十分相似。苏珊娜·索内伯格、李·蒙哥马利和玛丽·戈登在2007年都创作了关于他们性格乖僻的母亲的回忆录。戈登的这本回忆录是她1996年写的关于她麻烦一大堆的父亲的回忆录的姊妹篇。伯纳德·库珀、卢辛达·弗兰克斯、迪娜·伦尼和莱斯利·加里斯都出版了关于他们与父亲之间紧张关系的回忆录。《纽约时报》前书评人阿纳托尔·布罗德或许当数那一年在回忆录领域和子女冲突最大的父亲，不过他在自己的两本回忆录（《愤怒的卡夫卡》［kafkawastherage］和《病人狂想曲》［intoxicatedbymyillness］）中没有提及的是，他的父母尽管自认为、也被外界认为是黑人，实际上是混血，而他自己在成年以后一直以白人的身份生活。辨识身份的使命因此落到了布罗德的女儿布利斯身上，她在2007年出版了一本回忆录，详细描述了关于种族和欺骗的家族史。为了把这一切解释得更为圆满，布利斯·布罗德还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针对大卫·马修的回忆录的书评，讲述了自己在非裔美国人父亲和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犹太人母亲组成的家庭中成长的经历。
在2007年，哪怕是没有出版的回忆录也可能登上新闻。一个名叫阿努查·布朗·桑德斯的女子在打赢了和纽约尼克斯队的性骚扰官司后，收到了数百万美元的赔款。《纽约时报》尖锐地评论道，布朗·桑德斯应该不会写书了（但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下半年，小甜甜布兰妮的母亲琳内·斯皮尔斯快要完成《波普老妈：小报世界中关于名声与家庭的真实故事》（iid="3t-a10f2a143af94a36a3f205a28719b9ef"popculturemom:arealstoryoffameandfamilyinatabloidworld/i）时，有消息说她的另一个女儿——16岁的迪士尼电视剧明星洁美·琳怀孕了。出版方托马斯·尼尔森公司笃信基督教，宣布这本书将“无限期推迟出版”，还发了一篇新闻稿，说：“琳内·斯皮尔斯的书绝非育儿指南——同媒体报道相悖，《波普老妈》的确是本回忆录，但也是个警示。”
回忆录在美国似乎随处可见，在英国则更是铺天盖地。在英国年度非虚构类精装本畅销榜前十名中，回忆录占据了七个席位（排第一的是电视节目主持人理查德·哈蒙德的《在边缘》［ontheedge］），在平装本畅销榜中，回忆录占据了前十名中的六个席位（比尔·布莱森的《霹雳小子的生活与时光》［thelivesandtimesofthethunderboltkid］高居榜首）。有趣的是，大约从2007年开始，直到最近，英国销售甚佳的回忆录大致可归为两类。一类描写的是不温不火的电台dj、电视节目主持人、运动员、喜剧演员或者他们的太太团（也就是他们的妻子和女朋友）的生活故事。（这些回忆录的书名或副书名通常都用了定冠词“the”而非不定冠词“an”，以明确表示是本人所写。）在精装本榜单上位列理查德·哈蒙德之后的是《我的回忆录》（mybookywook），而平装本榜单第三名是《笑声》（thesoundoflaughter），作者分别是喜剧演员拉塞尔·布兰德和彼得·卡伊。另一类是“悲惨经历回忆录”：通常是一个不出名的人描述自己童年时遭到虐待的经历，要不然就是讲述其他痛苦或艰难的境遇。虽然悲惨经历回忆录实际上源自美国，比如大卫·佩尔泽的《一个被称作“它”的孩子》（achildcalled“it”）和其诸多续篇、奥古斯丁·巴勒斯的《拿着剪刀奔跑》和珍妮特·沃尔斯的《玻璃城堡》（theglasscastle），但它在过去十年间击中了英国人某条又粗又敏感的神经。这类作品占据了书店的半壁江山，每本都有着纯白、米白或暗白的封皮，再配上一张面容忧郁的小男孩或小女孩的照片（通常是模特照而非作者本人小时候的照片）。英国的悲惨经历回忆录的书名要么很简洁，比如《病》（sickened）、《破》（damaged）、《小囚》（thelittleprisoner）、《折翼》（brokenwings）、《丑》（ugly）和《甚丑》（beyondugly），要么就直接拿完整句子当书名，比如《永远别说》（don’tevertell）、《别告诉妈妈》（don’ttellmummy）、《告诉我为什么，妈妈》（tellmewhy,mummy）、《妈妈，他把我卖掉，换了几根烟》（ma,hesoldmeforafewcigarettes），以及2007年一位中产阶级教师的回忆录《妈妈，你能借我二十块钱吗？》（mum,canyoulendmetwentyquid?）——她的儿子们十几岁时吸上了海洛因。
相比之下，美国回忆录的流行程度也许没有英国回忆录高，但它们在题材的涵盖面上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点。美国回忆录涵盖的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无法仅用一个类别将其囊括：有名人回忆录、悲惨经历回忆录、狗狗回忆录、毒品回忆录、古怪母亲回忆录等。其中最为流行的或许当数“噱头文学”（这一名称由莎拉·戈尔茨坦在网络杂志heeb上提出）——作者为了写书而特地去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这种类型的创始人可能是亨利·大卫·梭罗。1845年，他毅然住进了瓦尔登湖畔自己搭建的小木屋，并且把这段经历以散文的形式记录了下来（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梭罗其实在小木屋里生活了两年，但他在书中将这段日子浓缩成了一年）。一直以来，这类作品很多：娜丽·布莱为写《疯人院十日》（tendaysinamad-house，1887）假装自己精神失常；杰克·伦敦为写《深渊居民》（peopleoftheabyss，1903）假装自己穷困潦倒；约翰·霍华德·格里芬为写《像我一样黑》（blacklikeme，1961）假装自己是个黑人；乔治·普林普顿为写《疯狂王牌高手》（paperlion，1966）假装自己是个职业橄榄球运动员；诺拉·文森特为写《自造男人：从女人变为男人又变回女人的经历》（self-mademan:onewoman’sjourneyintomanhoodandback，2006）假装自己是个男人。这些例子体现出，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为了写书而做的事已经越来越像是噱头了。2007年，噱头文学层出不穷，无疑证实了这个趋势。人们最为关注的是a.j.贾各布斯的《依照圣经生活的一年：一个男人以谦卑的姿态尽可能地遵循圣经来生活》（theyearoflivingbiblically:oneman’shumbleattempttofollowthebibleasliterallyaspossible）。此书之所以流行，大概是因为人们希望能在曼哈顿步行街上拍到穿长袍、拿手杖的人吧。贾各布斯此前还出版了回忆录《我的大英百科狂想曲》（theknow-it-all:oneman'shumblequesttobecomethesmartestpersonintheworld），讲述了他尝试读完整部《大英百科全书》的经历。（贾各布斯的作品都采用了流行的命名法：参考了1982年梅尔·吉布森的电影《危险年代》［theyearoflivingdangerously］，并且副书名使用了“一个男人……”这样的表述。）
这类书大多有探险的元素，尤其是伊丽莎白·吉尔伯特的《美食、祈祷和恋爱》（eat,pray,love），她在书中描写了自己通过在异域品尝美食、诚心祷告和坠入爱河来超越自我的经历。（据《出版人周刊》统计，这本书在2007年卖出了2,015,000册，该年出版的图书无出其右。）此外，还有佩泰·乔丹的《洗碗工：一个人试图在五十个州洗碗》（dishwasher:oneman'squesttowashdishesinall50states），阿奇科·布希的《九种渡河方法》（ninewaystocrossariver，她在书中描写了自己游过九条河的经历，没错，九条河），埃里克·韦纳的《寻找幸福之国：一个人寻找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onegrump’ssearchforthehappiestplacesintheworld），乔希·沃尔克的《小屋压力：一个人迫切地想通过当野营顾问重回青春时代》（cabinpressure:oneman'sdesperateattempttorecapturehisyouthasacampcounselor），以及那些描写作者们如何学会打桥牌或打落袋式台球的书。这类书中还有一些记录了在自己设下的某种限制或其他行为制约下生活一段时间（通常是像梭罗那样的一年）的经历。《动物、蔬菜和奇迹：一年的饮食生活》（animal,vegetable,miracle:ayearoffoodlife）写的就是巴尔巴拉·金斯尔弗和家人在一年中只吃自家种的或当地产的食物的经历。此外还有：
· 《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一家人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生活冒险》（ayearwithout“madeinchina”:onefamily’struelifeadventureintheglobaleconomy）
· 《富足：一男一女，当地食物吃一年》（plenty:oneman,onewoman,andaraucousyearofeatinglocally）
· 《不买：我戒断购物的一年》（notbuyingit:myyearwithoutshopping）
· 《大反差：电视瘾妈妈培养不看电视的孩子的自白》（thebigturnoff:confessionsofatv-addictedmomtryingtoraiseatv-freekid）
· 《助我自助：一个无神论者，十位自助专家，在舒适区边缘的一年》（helpingmehelpmyself:oneskeptic,tenself-helpgurus,andayearonthebrinkofthecomfortzone）
朱莉·鲍威尔的经历具有典型的重复性：几年前，她试图在一年中只做朱莉亚·查尔德《掌握烹饪法国菜的艺术》（masteringtheartoffrenchcooking）中的菜，还为此专门创建了一个博客。后来，她依据博客内容，出版了回忆录《朱莉与朱莉亚：我冒险下厨的一年》（juliabyjulie:myyearofcookingdangerously）。2007年，鲍威尔又写了一本回忆录，讲述了她如何学习做一名屠夫——这不免使人想起比尔·比福德写的关于与马利欧·巴塔利一起工作的回忆录《热》（heat）。查尔德在2007年推出了自己的平装本回忆录《我在法国的岁月》（mylifeinfrance），她的编辑朱迪斯·琼斯、她的厨师和电视制作人也各自出版了一本回忆录。玛雅·安吉罗也有一本与食物有关的回忆录，这是安吉罗自1969年出版《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iknowwhythecagedbirdsings）以来的第八本回忆录。这能否创下纪录，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雪莉·麦克雷恩的那些书——麦克雷恩通过写书来讲述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生活，到2007年已经出版第十一本了。
至于其他的回忆录流行分支的由来，大概跟牛顿和莱布尼茨谁创立了微积分一样，谁也说不清楚。我们该如何解释2007年“父亲回忆录”（从“做”父亲的角度，而不是从“有”父亲的儿子的角度）的风潮呢？像尼尔·波拉克的《替补爸爸：一个美国家庭试图养育酷孩子的真实故事》（alternadad:thetruestoryofonefamily’sstruggletoraiseacoolkidinamerica），菲利普·勒曼的《父亲观：男人是如何变成父亲的》（dadditude:howarealmanbecamearealdad），卡梅伦·斯特拉彻的《有爸爸的晚餐：我如何回到家里的饭桌旁》（dinnerwithdad:howifoundmywaybacktothefamilytable），卢·内克的《甩竿：以父亲的身份穿越阿拉斯加的飞钓之旅》（backcast:fatherhood,flyfishingandariverjourneythroughtheheartofalaska），杰夫·加马奇的《中国灵魂：我的女儿到了美国，我成了父亲》（chinaghosts:mydaughter’sjourneytoamerica,mypassagetofatherhood），以及詹姆斯·林德伯格的《摇滚爸爸：没有规则，只有真实的生活？》（punkrockdad:norules,justreallife?）。与此类似，你也很难想到为什么2007年会成为讲述自闭症和阿斯伯格综合征最频繁的一年。但事实就是如此，约翰·埃尔德·罗比逊（《拿着剪刀奔跑》的作者奥古斯丁·巴勒斯的兄弟）、杰瑞·纽波特与玛丽·纽波特夫妇写了关于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生活的书，丹尼尔·塔曼特写了关于自闭症患者生活的书，珍妮·麦卡西、夏洛特·穆尔写了关于抚养自闭症孩子的书。
不是所有的回忆录都属于某种潮流，毫无疑问，2007年也有不少这样的书。比如，解剖尸体回忆录、在密歇根的越南移民家庭长大的回忆录、在曼哈顿豪华餐厅做女服务生的回忆录、做纽约巨人足球队粉丝和做“声音向导”摇滚乐队粉丝的回忆录（说的是两本不同的书）、在非洲做和平队聋人志愿者的回忆录、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创立的佐治亚州脊髓灰质炎温泉康复院从1950年住到1952年的回忆录、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农村建公共学校的回忆录、出生后就被分开又在度过半生后重聚的双胞胎的回忆录、在1998年的某个夜晚被绑架和勒索的回忆录、身为著名已故作家兼编辑的有毒瘾且麻烦一大堆的兄弟的回忆录以及身为该作家兼编辑的老板的儿子同时还患有广场恐惧症、幽闭恐惧症和电梯、停车场、桥梁、飞机、隧道恐惧症的回忆录，等等。
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回忆录遵循着非常古老的传统。据说，史上第一本自传是奥古斯丁的《忏悔录》（confessions）。此后，值得一提的灵性自传的作者有：阿维拉的圣特蕾莎、乔纳森·爱德华兹、约翰·亨利·纽曼，还有在2007年登场的丹妮丝·杰克逊（乡村音乐歌手艾伦·杰克逊的妻子，不过她的《一切都关于他》［it’sallabouthim］中的“他”指的是上帝）、足球教练托尼·邓吉、前拳击手乔治·福尔曼、基督教歌手艾米·格兰特，以及一名声称自己被卡车撞到后看见天堂又返回人世的牧师——据《出版人周刊》统计，描写这段经历的《天堂90分钟》（ninetyminutesinheaven）一年内卖出了491,000册。此外，灵性自传还有：《处处复活节》（eastereverywhere），讲述了作为路德宗牧师的女儿的成长经历；《水将托起你》（thewaterwillholdyou），讲述了一名无神论者学习祷告的经历；《离开教堂》（leavingchurch），讲述了一位牧师在接管一个乡村教堂后，发现自己关于管理乡村教区的设想完全不切实际的经历。还有反宗教回忆录，比如两本由逃离摩门教一夫多妻制的女性写的回忆录，以及沙洛姆·奥斯兰德的《包皮的悲哀：回忆录》（theforeskin’slament:amemoir），以一种痛苦的诙谐口吻（或是诙谐的痛苦口吻）描述了在犹太教正统派环境中成长的不满，宣传语是：“实在太神了。（that’ssogod.）”与此相反，经典之作《骗子俱乐部》（theliars’club）和其续篇《樱桃》（cherry）的作者玛丽·卡尔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我正在写第三本回忆录《重生之光》（lit），这本书将讲述我从一个罪孽深重的人成为天主教徒的难以置信的经历（它也许不是教皇的最爱，但仍是一本滔滔不绝的虔诚赞歌，乞求青睐）。”科恩乐队前主音吉他手布莱恩·韦尔奇（外号“头儿”）也出版了他的自传。在一次《新闻周刊》的采访中，韦尔奇解释了他的写作动机：“我很乐意让人们去了解上帝，我希望人们知道我找到了什么。这真的是我的亲身体会。上帝不是躲在天上的古怪老头，他并不遥远，离我们很近。他与我们同在地球上，会为我们的生活打开一扇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