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恩·韦尔奇的自传也可以归为名人自传。可以说，这一自传类别起源于两千多年前尤利乌斯·恺撒的回忆录。在2007年的名人自传中，摇滚明星自传尤为丰富，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摇滚迷的读书热情不会太高。除了埃里克·克莱普顿，滚石乐队的罗尼·伍德、枪炮玫瑰乐队的斯莱史、克鲁小丑乐队的尼基·赛克斯、资深制作人乔·博伊德均出版了自己的作品。还有“摇滚明星的灵感女神”的自传，贝蒂·伯伊德（她与埃里克·克莱普顿、乔治·哈里森都结过婚）、凯瑟琳·詹姆斯（她与杰克逊·布朗、鲍勃·迪伦还有其他一些名人约过会或结过婚）、约翰尼·卡什的第一任妻子薇薇安都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还有前男子乐队“超级男孩”的成员兰斯·贝斯，他在单飞后公开了性取向。贝斯说：“我写书前已经被粉丝催了无数次。写这本书的过程，怎么说呢，真的像是一种疗愈。因为一直以来，尤其在乐队期间，一切都来得很快，恍恍惚惚的，当时我都没有意识到发生了那么多事。”（此外，男同性恋演员法利·格兰杰和鲁伯特·艾弗雷特、70年代冥河乐队的男同性恋贝斯手查克·潘纳索、使牧师特德·黑格加德公开了同性恋取向的男保镖迈克·琼斯、首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nba球员约翰·阿米奇都在2007年出版了他们的首部回忆录。芮妮·理查兹［原名理查德·拉斯金德］在2007年出版了第二本回忆录，她在做完变性手术之后短暂地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女子网球巡回赛。）考虑到自己的未来，基思·理查兹签下了一份价值730万美元的回忆录出版合同，而人们议论的重点在于理查兹对自己的过去还能或还会记得多少。利特尔与布朗出版公司的编辑并没有与理查兹会面，而是读了一份十页的摘要，他表示“摘要的内容消除了所有的顾虑”，其文字“清晰而生动，令人羡慕”。

政客的回忆录则比摇滚明星的回忆录还要多，数不胜数。理查兹的稿酬和重量级政客有一拼。比尔·克林顿2004年出版的《我的生活》（mylife）拿到了1000万美元的稿酬，这是公认的有史以来最高稿酬。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曾经位列第二，2007年，他的《动荡年代》（theageofturbulence）的稿酬为850万美元。但格林斯潘后来被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挤到了第三名——2007年10月，布莱尔在得到900万美元的预付款后，终于同意写自传了。（诡异的是，在公布消息后的一周内，西蒙与舒斯特公司出版了罗伯特·哈里斯的惊悚小说《幽灵》［theghost］，该书讲的是一个像布莱尔那样的英国前首相把自己的回忆录卖到1000万美元的故事。）美国前参议员泰德·肯尼迪也宣布，他的书将在下个月开售，据说他的稿酬是800万美元，这可与预期不太相符。

2007年，还有一长串不那么显赫的人物也出版了自传，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克劳伦斯·托马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乔治·特尼特、民主党成员罗伯特·什鲁姆和泰瑞·麦考夫、国会前议员汤姆·德利、国会议员查尔斯·兰格尔、参议员谢罗德·布朗的妻子、神通广大的权力掮客杰克·瓦伦蒂（他在自传出版前就去世了）、前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水门事件涉案人员埃弗雷特·霍华德·亨特、墨西哥前总统比森特·福克斯、巴基斯坦前总统佩尔韦兹·穆沙拉夫、曾经的美国总统候选人韦斯利·克拉克等。曾经的总统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希拉里·克林顿、鲁迪·朱利安尼和约翰·麦凯恩从前的回忆录也被翻了出来，此外，卡尔·罗夫（前美国总统高级顾问）、斯科特·麦克拉伦（前白宫新闻秘书）和南希·佩洛西（美国众议院议长）都宣布已经签约，要讲述他们自己真实的故事。还有一些有趣的针锋相对的政治回忆录。迪娜·马托斯·麦克格里维如何回应她的前夫——新泽西州前州长吉姆·麦克格里维2006年的《忏悔录》（theconfession）呢？当然是用她自己的回忆录了。2007年上半年宣布出版回忆录时，迪娜·马托斯·麦克格里维在一份声明中说：“我收到了很多采访和抛头露面的邀请，但我认为，对我自己和女儿最好的选择，就是远离公众的旋涡。”这看起来是一个（合理的）不去写回忆录的理由。至于选择写回忆录的原因，她粗略地解释：“两年来，人们还在对我和我丈夫的关系进行无端揣测。够了，真的够了。”与此同时，瓦莱丽·普拉梅·威尔逊的《对抗游戏：我的间谍生活，我被白宫出卖》（fairgame:mylifeasaspy,mybetrayalbythewhitehouse）可以和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的《暗黑王子：在华盛顿报道的五十年》（thedarkprince:fiftyyearsreportinginwashington）配套购买，因为诺瓦克揭了她的底。（瓦莱丽·普拉梅·威尔逊的书在第一次出版的时候，有相当一部分在上架前被她的前雇主——中央情报局修改过或涂抹过。有一些改动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引用了描写她第一次参加中央情报局培训课的一句话，这样写道：“‘目前看来，我是［此处被涂黑］。’按照逻辑和被涂黑单词的宽度，我觉得那位警惕的监察官掩盖的内容是‘最年轻的’。”）

2007年，一个历史悠久的分支——文学回忆录因其相当少的出版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罗伯特·斯通、亚历山大·沃、君特·格拉斯、比尔·布莱森、丽萨·奥尔瑟、里德·惠特莫尔和埃德维奇·丹蒂凯特是少有的选择在这一年里讲述自己人生的有名作家。布莱森的书主要讲述的是20世纪50年代他在得梅因的童年往事。这本书在他的第二故乡英国卖得比在美国还要好，而且它还属于另一个更小众的分支——所谓的普通但相对满足的人的回忆录。米尔德里德·阿姆斯特朗·卡利希和哈里·伯恩斯坦（前者是艾奥瓦州人，80多岁；后者生于英国北部，现居美国新泽西州，正在写第二部回忆录，96岁）很有勇气地出版了既有思想又有文采的回忆录，描述了自己很久很久以前的并没有什么创伤的童年。

2007年还有另一股持续发展的潮流——以卡梅莉亚·恩特克哈维法德、扎拉·加哈马尼和达瓦尔·阿达兰为代表的伊朗女性的回忆录。她们尤其遵循着阿萨迪·莫夫尼的《口红圣战》（lipstickjihad）、纳希德·罗奇林的《波斯女孩》（persiangirls）、阿扎·纳菲西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readinglolitaintehran）和玛加·莎塔比的《茉莉人生》（persepolis）的传统。《茉莉人生》在2007年还有了同名电影（与改编成电影的玛丽安·珀尔的回忆录《坚强的心》［amightyheart］和让·多明尼克·鲍比的回忆录《潜水钟与蝴蝶》［thedivingbellandthebutterfly］一样），其实《茉莉人生》属于第三个少数派分支——漫画形式的回忆录。2007年，阿莱恩·科明斯基·克拉姆出版了《需要更多的爱》（needmorelove），建立在阿特·斯皮格曼、威尔·埃斯纳、哈维·派克、玛丽莎·艾克希拉·马奇托和艾莉森·贝克德尔等人作品的基础上。

我列举的回忆录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通过评估、得到认可、被印刷成册，然后由出版机构推入市场。这样的运作模式能够在一年之内出版上百部甚至上千部回忆录。不过，仍然有大批精彩的回忆录没有出版，因此，各大出版机构不断设立子公司，以满足出版需求。在这些年里，正如布洛克·克拉克笔下的叙述者所说，回忆录撰写指南几乎和回忆录本身一样多。此外，每个社区大学和作家工作室都开设了回忆录写作课程，有很多人参加。想窝在家里的人也可以上网学习，如“我的回忆录”网站（“我们努力传递的信息是：每个人都有故事可讲，把它讲出来！”）和“写自己的回忆录”网站，这些网站号称“拥有全新的免费功能，每次帮你记录一条回忆或一件事，然后慢慢帮你走上正轨，把你的人生回忆分成几个部分，让你更容易记住关键的时刻和想法，把这些内容组合在一起，你的自传就完成了”。要求更高的人可以预约“现代回忆录”网站的服务，付费后（网站未列出具体价格），工作人员会去采访顾客，转录并编辑访谈内容，把最终成果装订成一本书。（显然，这是一个服务完善的机构，甚至提出：“家庭中其他成员常常想要审核原稿，本网站协助解决那些在家庭内部可能存在的观点分歧。”）

“现代回忆录”网站称：“我们出的书通常是精装本，我们会把纸张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折叠，然后锁线装订成册。”然而，到了2007年，这种老派的方式就显得怪里怪气了：成百上千的个人博主（与政治博主和热点话题博主相反）把公开自己的生活当成一种欲望或需求，而且他们的数量与日俱增。在公开表达这一点上，个人博主与传统的回忆录作家很相似。但博客自由地记录日常的内容，开放地讲述随机的细节，相对而言更接近日志或日记，而不是回忆录。回忆录需要一种特定的华兹华斯式的“平静中的回忆”，也需要可以把关的出版方的认可。有一家名为“史密斯”的网络杂志试图把这两种模式融合在一起，提供了种类丰富但有时让人眼花缭乱的短篇回忆录，其中有些是投稿后经过筛选和编辑的（像传统出版一样），还有些是投稿后就直接出版的（像在网络论坛发帖一样）。在他们的诸多项目中，最成功的可能要数“六个词回忆录”了。截至2008年上半年，该项目共收到投稿约15,000份，其中最好的一部分被编辑成一本以六个词为书名的书——《也许并不尽然》（notquitewhatiwasplanning）。书中包含一些著名回忆录作家的六个词的语录——“看世界！写故事！（meseeworld!mewritestories!）”（伊丽莎白·吉尔伯特）、“男穿裙，引混乱。（heworedresses.thiscausedmesses.）”（乔希·基尔默·珀塞尔）、“常让它沸腾着。（broughtittoaboil,often.）”（马利欧·巴塔利）、“切子宫，没帮助！（liars,hysterectomydidn’timprovesexlife!）”（琼·里弗斯）和“八千次，才一孩。（eightthousandorgasms.onlyonebaby.）”（尼尔·波拉克）。全国冠军阿比盖尔·穆尔豪斯也把她的人生总结为：“咖啡，律师，有差？（barrister,barista,what’sthediff,mom?）”还有另一个（目前为止）已经做出了四本书的网上微型回忆录项目——“邮寄秘密”。人们受到邀请，匿名地把秘密或自白写在明信片上，邮寄过去。该项目无比火爆，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它对那些秘密的情感和主题没有限制，比如其一：“当我看见别人有个好东西，我就会跟他们说我也有个差不多的，接着问他们在哪儿买的。然后我就会去那儿把这东西买下来。”其二：“我今天发现，我已经记不清你在爱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了。”截至2008年1月24日，“邮寄秘密”网站的访问量达120,664,731次。

2006年上半年，“smokinggun”网站公布文件证明《百万碎片》（amillionlittlepieces）这本书含有虚构内容后，“詹姆斯·弗雷丑闻”爆发，且种种现象都表明此事迟迟没有得到解决。弗雷本人签下的一份数百万美元的小说合同也被贴上了这样的丑闻标签，而且各种针对他和他的出版方兰登书屋的诉讼也尘埃落定。一位美国联邦法官宣布，有1729位读者站出来表示自己在购买这本书时期望看到的是真实的经历，他们将得到总计27,348美元的购书赔款。此外，还有783,000美元的诉讼费用，兰登书屋也同意了在书中添加“内容并非完全真实”的提示。一位原告律师称，弗雷得到了超过440万美元的稿酬。目前还不清楚赔款是由他还是兰登书屋支付。

奥普拉·温弗瑞自己似乎也无法一下子摆脱弗雷的厄运。同年11月，一位美联社的记者注意到她网站上推荐的“奥普拉的私人收藏中保证让你爱不释手的书”中，有《少年小树之歌》（theeducationoflittletree）。这本书出版于1976年，讲的是一个被祖父母养大的切罗基族孤儿的真实故事，但这本书后来被曝是由艾萨·厄尔·卡特写的——卡特是一个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还曾是三k党成员。

由弗雷而起的怀疑影响到了其他的作者和作品。8月，奥古斯丁·巴勒斯在他的回忆录《拿着剪刀奔跑》中（以化名）提到的特科特一家对他提出了诽谤诉讼，索赔金额达200万美元。案件最终达成了庭外和解，也没有披露赔偿金额。美联社的报告指出：“诉讼称书里的虚假事件包括特科特家纵容孩子与成人发生性关系、特科特太太吃狗粮以及这家人在楼梯下安装电击机器——这本书把这个家描述得无比肮脏败坏，而这并不是事实。”在《名利场》（vanityfair）杂志的一篇关于这个案件的文章中，记者哈利·杰拉德·比辛格称，在采访特科特家的六个孩子时，他们说放在楼梯下面的并不是电击机器，而是少了个轮子的老旧的伊莱克斯吸尘器。而巴勒斯只是笼统地对比辛格说：“这是我的故事，不是我母亲的故事，也不是整个家的故事。他们的记忆可能会不同，他们还可能会选择忘记某些事情，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身上发生了什么，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因此留下了伤疤，我想去掉那些伤疤。”最终判决的赔偿金额并没有被披露，不过，巴勒斯和圣马丁出版社均表示同意把作者前言里出现的“回忆录”一词改为“书”（尽管“回忆录”这个词还是会出现在封面和其他地方里），并在再版时修改致谢辞，表明特科特家对书中所述事件的记忆“与作者自己的印象不同”，作者为自己造成的“无意的伤害”表示歉意。特科特家在一篇声明中称：“我们一直认为，这是一本虚假的、充满诽谤的书，这样的判决结果是我们能够想到的最强有力的证明。”巴勒斯在自己的声明中称：“这样的结果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胜利，还是所有回忆录作家的胜利。我依然坚信，这本书是一本完完全全的回忆录，它绝对不是虚构的或耸人听闻的东西。”

虽然没有公开的诉讼或庭审，但类似的案件一直层出不穷。5月份，玛格丽特·埃杰米安·阿内特在曼哈顿的巴诺书店朗读她的《敲门：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的黑暗之旅》（theknockatthedoor:ajourneythroughthedarknessofthearmeniangenocide）时，有几个人站起来大声叫嚷并散发传单，质疑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这件事是否真的存在。后来，阿内特表示：“这本书不仅与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有关，还与我的人生、我母亲的成长经历以及她人生中发生的那些影响到我的事件有关。这只是一本母女间的回忆录，我没有发表任何历史性的观点。”但“回忆录”显然已不再是万能的护身符了。畅销书《喀布尔美容学校》（kabulbeautyschool）的作者德博拉·罗德里格斯与阿内特的境遇很相似，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六名与罗德里格斯一同参与了阿富汗人道主义美容项目的女性控诉称，罗德里格斯不仅贬低了她们的贡献，还捏造了人物和事件。

在《新共和》杂志三月刊的一篇文章里，亚历山大·希尔德声称在大卫·赛德瑞斯的作品中发现了大量被盲目夸大或完全虚假的事件。这似乎有点奇怪。确实，赛德瑞斯的作品都在讲述他人生中的事件和人际往来，这也是人们想要阅读他的作品的主要原因。但赛德瑞斯是一位幽默大师，依照詹姆斯·瑟伯和马克·吐温的写作传统，大量的夸张内容不仅是可以的，甚至还是必要的，不是吗？希尔德预料到人们会有异议，他表示，如果赛德瑞斯的出版商没有把他的书归为非虚构类的话，如果美国国会图书馆也没有这么做的话，如果《纽约时报》没有把他的书列上非虚构类畅销榜的话，就没有任何问题了。争执的根源是：虽然图书分类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有一定意义，但似乎作用有限。

更重要的一点是，回忆录中的故事不仅是故事，还是包含着异常复杂的所有权、规则和事实的商品。一种新的混合模式似乎解决了这个难题。近期的一部最流行、最有影响力、最新颖的回忆录——《一个惊人天才的伤心之作》（aheartbreakingworkofstaggeringgenius）的作者戴夫·埃格斯，正与瓦伦蒂诺·阿卡克·邓合作写书。瓦伦蒂诺是一名苏丹“流亡儿童”（近几十年来的苏丹内战的年轻难民），显然，他的记忆已经模糊，没法写出一本能放入图书馆的回忆录类书架的作品了。于是，出版商请埃格斯用瓦伦蒂诺的语气写作，以瓦伦蒂诺分享的故事为基础，加上自己的推测、研究和想象，把最终成果以小说的形式出版。

而最奇异的混合模式大概是“假设性回忆录”了。o.j.辛普森在《假如我做了》（ifididit，如果书名是“ifihaddoneit”，语法上更准确，不过这与我们要说的无关）中假设了如果他真的那样做了——如果他的妻子真的是被他杀害的，会是怎样的情形，不过他似乎借此想表达的是：他并没有那样做。这本书由朱迪斯·里根编辑出版。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里根购得并编辑了很多离谱的名人自传，因此成名——这些名人包括德鲁·巴里摩尔、凯西·李·吉福德、霍华德·斯特恩、拉什·林博、摔跤手米克·弗利和“巨石”道恩·强森、使用类固醇的棒球运动员何塞·坎塞柯、色情女演员珍娜·詹姆森等。2007年，她手中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的书包括布莱恩·韦尔奇的自传、网球运动员詹姆斯·布拉克的自传、“邮寄秘密”活动的作品集，以及卖得最火的尼尔·斯特劳斯的《游戏》（iid="7b-a10f2a143af94a36a3f205a28719b9ef"thegame/i）——这是一本讲述“如何进入把妹达人的秘密世界”的回忆录。2006年下半年，《假如我做了》发表后遭到了强烈抗议，里根的雇主鲁伯特·默多克新闻集团为此取消了这本书的出版。（后来，这本书的版权被一家小出版社购得，出了预售版，所得收益给了辛普森案的另一个受害者罗纳德·高曼的家人）。几周后，有消息称，里根将出版彼得·戈伦博克的“创造性回忆录”（这是他在作者前言中的说法）——《7：米奇·曼托小说》（7:themickeymantlenovel）。戈伦博克在这本书中试图模仿这位前棒球运动员的语气。曼托本人其实就是一位很有名气的自传作家，他参与撰写了（或者说至少同意出版了）六本不同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差不多都包含了相同的对几段人生经历的描述；曼托去世后，他的遗孀和儿子们又出版了关于他的两本回忆录。这些作品里都没有提到戈伦博克在他的书里写的曼托与玛丽莲·梦露有染的事，原因很简单——这段关系根本没有存在过。

时间从2007年跨入了2008年，里根的另一位作者也上了新闻。据《纽约时报》报道，棒球运动员何塞·坎塞柯将出版第二部回忆录《平反》（vindicated），讲述的是在体育项目中使用类固醇的事，他表示要在书中公布某位运动员的名字，除非那位运动员投资由他的第一部回忆录《疯狂》（juiced）改编的电影。坎塞柯否认了媒体的这项指控。（报道中没有提到的是，这种事早有先例。19世纪初，英国交际花哈里特·威尔逊向她的嫖客们索取200英镑，否则她就在回忆录中列出他们的名字。其他人都接受了她的勒索，只有威灵顿公爵拒绝了她，并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发表吧，然后下地狱。”1825年，回忆录真的出版了，至于她有没有下地狱，我们就不能确定了。）

接下来，与自传有关的两条重磅消息给2007年收了尾。比利时作者米莎·德方塞卡在1997年出版了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回忆录《米莎》（misha），描写了自己小时候长途跋涉穿过欧洲大陆，还和狼群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的经历。（她曾宣称：“从记事起，我就把自己当成犹太人。”）2008年2月，德方塞卡承认，其实在战争期间自己安全地待在布鲁塞尔，而且自己根本不是犹太人。不到一个星期，又一个真相浮出了水面，这次与新式回忆录《爱与因果》（loveandconsequences）有关。（这本书被《纽约时报》评价为：“讲述人性，影响深刻。”）作者玛格丽特·琼斯在书中讲述了自己身为一个有一半白人血统、一半印第安人血统的女孩，如何在洛杉矶中南部的非裔美国人家庭中长大，还穿插了吸毒的经历。但事实是，玛格丽特·琼斯本名叫玛格丽特·塞尔泽，她在加利福尼亚州谢尔曼橡树区一个富裕的白人家庭中长大，父母都是白人。

从回忆录的角度来看，2007年绝对是空前的一年。回忆录的出版量再创新高，随之而来的还有无休止的争论、质疑、炒作和令人头痛的控告。其实，每一本回忆录和每一句关于它们的争论都能找到历史渊源。因此，我们应该回到几千年前，把故事从头讲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