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到了多年以后的今天，光是回想当初的那一幕，仍会带来一丝苦楚。一个小男孩面朝下躺在水边的沙滩上，蜷缩着，就像是睡着了。载有艾兰·库尔迪全家人和其他数十名叙利亚难民的船翻了，艾兰淹死了。2015年，超过3000名难民在爱琴海或地中海丧生，其中很多都是儿童。但记者尼鲁佛·迪米尔拍下的那张照片震撼了世界的良知。捐款涌入；欧洲政客鼓励彼此接受更多的难民，并谴责拒绝接受难民的国家。加拿大当时正在进行联邦选举，新闻报道说，库尔迪一家人因为资料不合规而被拒绝作为难民入境，这个消息说不定帮忙击败了执政的保守党。当时叙利亚难民成了地球上最重要的新闻故事。世界陷入了移民危机之中。
然而，这一悲剧及其后果，掩盖并歪曲了一些重要的事实。在更广泛的背景下，难民运动微不足道。重塑社会和经济的真正构造力量，是数十年来从穷国进入富国的经济移民。劳动力的这种转变并没有加速，反倒正在放缓。日后，它还将进一步放缓。我们面临着迫在眉睫的移民短缺问题。不幸的是，对移民和难民（尤其是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和难民）的普遍怀疑，助长了国家内部对新移民的反对情绪，而这种情绪，又被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政客添油加醋。这些政策弄巧成拙，因为在生育率低于更替率的国家（基本上涵盖了所有发达国家），经济移民对抵消人口下降的影响至关重要。随着发展中国家收入的增加（这会让生育率下降），移民会变得越来越难找。如果政客们是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们会直面这些现实，并向选民们做出解释。然而，他们中有许多人都迎合偏见——哪怕本国的人口年龄增长，人口数量开始下跌，眼下却正好有数百万只要放进国门就可逆转此趋势的潜在移民。
人类生来就是要四处迁徙的。距今600万到700万年的某个时候，我们的祖先从东非的树上爬下来，开始尝试直立行走。正是这种依靠两条腿行走的独特适应性，将第一代原始人类跟其他类人猿区分开来。这种适应性帮助我们的大脑发展。一旦人类选择了迁徙，就永远不可能停止。流动性帮助我们寻找、跟踪不断迁徙的遥远食物源，让我们能够应对地方性气候和栖息地的变化。如果食物消失，我们就打包转移。大约12000年前，农业的发现让我们变得稍微安定了些。但人口的增长总是超出土地的可承载量。好在总归有远方。于是我们继续流动，不仅仅是为了猎物，也是为了寻找可供征服的世界，可供耕作的土地，可供压迫、皈依、听其大唱赞歌的人民。
大约5万年前，人类开始从非洲迁徙到世界其他地方。在迁移过程中，我们发明了轮子、帆船等突破性技术，帮助我们穿越广阔的海洋和大陆。人类太擅长迁徙了，到12世纪初，世界上大部分适合人类定居的地区，都已经有了人类的踪迹。但我们继续迁徙，原因有新有旧：新的，如最近的头条新闻；旧的，如种族问题。各种各样的事情，把我们拉过来，推过去。推力：战争、饥荒、动荡、天灾、种族或宗教迫害——种种让我们难以继续生活在老地方的危险事情，使得我们为了求生而逃离。拉力：翻过这座山，或者跨过那片海，有更肥沃的土地、更好的工作，那儿有让我们（或者我们的孩子）过上更好生活的机会。
拉力运动往往是渐进而不可阻挡的：智人离开非洲寻找土地和猎物；数百万人离开欧洲前往新世界，寻求更好的生活；菲律宾人到海湾国家寻找工作。推力运动往往不宣而至，意外出现，造成混乱。推力运动都是些恐怖的事情：随着敌军袭来，数百万人为了逃离强奸和死亡的命运而流亡；在又一轮收获落空后，为了免于饥饿而逃荒；为了躲开洪水、地震或火山爆发而出逃。拉力运动力度更强，但难于检测，因为它们是在数代人、数十年间慢慢发生的。推力运动容易登上头条新闻。
就在一个人回想得起来的限度里，推得人颠沛流离的事件包括：逃离残酷越战的船民、索马里和苏丹饥荒的受害者、2010年海地地震、叙利亚内战以及isis的兴起。拉力运动古老，但更具变革性：对安第斯山脉金银和其他珍宝的憧憬；北美大平原可养活牛群、种植小麦的消息；你住在生活状况堪忧的西西里，哥哥来信说芝加哥或多伦多有工作，那为什么不去呢？当然，今天的人们仍然受拉力的驱使。战争结束了，局面安稳了，让我们回家重新开始吧；我们必须离开危地马拉的村庄，在收获期间到加利福尼亚州的田地里工作，这样我们才能获得食物；我所拥有的这种知识在这个经济体里是白白浪费，但在欧洲或北美，我能闯出一条路来。以拉力为基础的迁移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一个地方的盈余（故此也是贫困）人口前往另一个地方寻找机会。
然而，虽说我们注定要四处迁徙，但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希望留在故土。家人在这里，而且环境熟悉。工业革命之前，出行的速度就是步行的速度。大多数人外出也就是到相邻的村庄去，除非他们应征入伍去打仗。哪怕到了今天，大多数美国人也从未到过美国以外的地方。除非我们受推力或拉力的驱使，否则，故乡就是我们心之所在。
其实，我们如今迁徙得不如从前频繁了。往昔从旧世界前往新世界的大迁徙，业已结束。当今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大迁徙，渐趋稳定，甚至在放缓。1990年，地球上约有0.75%的人在迁徙；到2010年，这一数字变为0.6%。中东难民危机令这一数字有所提高，但和许多受推力驱使的迁徙一样，待危机消退，这一趋势也会减缓，甚至可能出现逆转。同意接受中东难民的欧洲国家也是这样期待的：一旦叙利亚、伊拉克以及该地区其他饱受冲突蹂躏的国家恢复到大致正常的状态，人们就会搬回去。
人类变得越来越喜静不喜动，实在有点奇怪。毕竟，到处走动从未如此简单。全球航空旅行的发展，让迁徙变得相对没那么痛苦了。（哀叹从前飞行是享受而非折磨的人，大概是忘了当年的机票有多贵。）事情并非一直如此。哪怕就在没多远的过去，出行也会让你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例如：如今还有在世的人认识一些在爱尔兰大饥荒期间，冒着性命危险从欧洲前往北美的人。从1845年算起的6年时间，晚疫病破坏了爱尔兰的马铃薯收成。100万人死亡，还有100万人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寻找新起点。托马斯·费兹杰拉尔德是这些逃亡者中的一员，1852年，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逃离了利默里克郡正处在饥荒中的巴夫村。他到美国搭乘的是一艘又脏又挤的“棺材船”（通常所搭载的乘客量是其合法容量的两倍），船速很慢（一般要用5星期到3个月的时间来横渡大西洋，时间长短全看天气状况和船员的技术），船上到处都是虱子和斑疹伤寒，食物或水供给极少。人们躺在污秽里，奄奄一息地等着看自己到底是死是活。通常而言，这样一趟行程，能熬死1/5的乘客，30%~40%的死亡率也很常见。但费兹杰拉尔德活了下来，来自韦克斯福德郡登甘斯顿的帕特里克·肯尼迪也幸免于难。这两人都在波士顿安顿下来，面对来自灯塔山盎格鲁-新教徒纨绔子弟们的深刻敌意，他们艰难地谋生。他们当劳力、卖杂货、结婚、生子、死亡。今天，从都柏林机场飞往纽约肯尼迪机场只需要不到8个小时，而肯尼迪机场，得名自这两个男人的曾孙约翰·费兹杰拉尔德·肯尼迪。
我们迁徙不如过去频繁的原因之一是，饥荒和瘟疫如今十分少见，当地政府或外国援助往往可从源头加以控制。另一个原因是，现在的世界远比过去更富裕，这减少了人口过剩现象。1900~1915年，300万意大利人（大多来自该国南部和西西里岛），受农村贫困的驱使移民到美国，在纽约和其他工业城市的血汗工厂工作。今天的西西里人不会离开故乡到纽约的血汗工厂去工作了。再没有血汗工厂了，而且，虽然西西里岛仍然贫困，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达到18000美元（仅为意大利全国水平的一半左右），人们能勉强度日了。从贫穷国家到富裕国家的迁徙仍在持续。但一如我们指出的，就算是如今全世界最贫穷的地区，也比一代人之前要富裕。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每天低于2美元）的人数，从1990年的超过18亿，减少到2015年的不到8亿。在21世纪内结束极端贫困，不仅有可能，说不定还做得到。没那么穷的人，迁徙的概率就低得多了。
近年来，来自中东的移民固然与我们祖先的经历同样艰难危险，但这些掩盖了一个更大的真相：难民局面其实比看上去要稳定。
联合国的警告触目惊心：截至2015年年底，世界难民人数已达到1990万，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情况。随着世界陷入动荡，数千万人流离失所，许多人沦入难民营。他们迫切需要帮助。但谁来帮忙呢？
只可惜联合国的数字很值得商榷。2015年的难民或许会超过1945年，但在2015年，整个地球的人口也是1945年的3倍。如果说，穆斯林难民的困境危险、绝望、可怕，那么，“二战”结束时，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数十万犹太人，艰难地前往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家园，以及欧洲其他地区的大规模迁移难民的苦难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欧洲用了足足15年的时间才关闭最后一处难民营。战争结束时，多达1400万德国人流离失所，其中大约50万人因此而死。在世界的另一端，有研究计算出，1947年，有1300万中国人无家可归。这个数字只是个估计值，并不包括此前流离失所的1亿人。死亡人数也不得而知，但必定大得可怕。简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地球上的动荡远比2015年要大。
事实上，如果不考虑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混乱，外加阿富汗和索马里的长期不稳定，以及利比亚本身十分复杂的情况，目前的难民局面是相对稳定的。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2015年有2.44亿国际移民（也就是并不住在自己的出生国）遍布全球各地。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多（毕竟，都要赶上人口总数在全球排名第4的国家印度尼西亚了），但仅占全球总人口的3.3%，比1990年的2.9%略高，但增幅并不大。
中东危机在多大程度上掩盖了难民趋势在整体上的稳定性？想想看：2015年，世界上超过一半（54%）的难民来自3个国家：叙利亚（490万）、阿富汗（270万）和索马里（110万）。尽管一些欧洲人声称，欧洲大陆都快被难民淹没了，但大多数的难民（占全球总难民人数的86%）被安置在发展中地区而非发达地区。40%的无家可归者暂时安置在中东和北非的难民营，30%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接收难民最多的3个东道国分别是土耳其（接收250万）、巴基斯坦（160万）和黎巴嫩（110万）。西方支持的伊拉克和库尔德军队一次又一次地击败了伊斯兰国武装力量，叙利亚残酷的内战开始走弱，难民逐渐减少——2017年上半年就减少了50万。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说，一旦中东恢复到接近和平的状态，她预计德国的所有难民都会回家。
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口流动（占总数的3/4）是拉力运动，即从中等收入国家前往高收入国家。大约40%来自亚洲。今天，规模最大的侨民（居住国与出生地不同）来自印度（1600万），其次是墨西哥（1200万）、俄罗斯（1100万）和中国（1000万）。今天的移民主要不是因为人道主义危机，更多的是渴望到另一个国家去寻找经济机遇的奋斗者，希望替自己和家人多赚些钱。其中约1/5的人最终前往永恒的机遇之国——美国。德国、俄罗斯（接收来自更为贫穷国家的移民）和沙特阿拉伯（吸引外籍劳工的磁铁）也是主要目的地。
综上所述，如下所示，流动人口要么是被推力推到任何能接纳自己的国家，要么就是受拉力从中等收入的国家前往高收入国家，寻找更好的生活。
最大目的国（2010~2015年）（千人）
美国1002
土耳其400
黎巴嫩250
德国250
阿曼242
加拿大235
俄罗斯224
澳大利亚205
英国180
南苏丹173
最大来源国（2010~2015年）（千人）
叙利亚806
印度520
孟加拉国445
中国360
巴基斯坦216
苏丹160
印度尼西亚140
菲律宾140
西班牙119
墨西哥105
总而言之，除了地方性武装冲突，数十年来，迁徙局面一直保持稳定。但这些地方性武装冲突不仅给移民带来了风险，也让发达经济体的人们误以为存在某种移民危机。实际上并没有。不管是对移民，还是对移民想要前往国家的人民来说，认为存在移民危机这个想法都是有害无益的。
尽管来自中东和非洲的移民在欧洲引发了大量政治骚动，但过去25年在欧洲重新安顿的2700万国际移民中，有一半是出生在欧洲的（45%）。这些欧洲人，在欧洲国家之间迁徙。对美国而言，1990~2015年抵达的大约一半移民，出生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在世界大多数地区，移民似乎都是顺着当地的狭长通道移动的。北非和中东供应欧洲；拉丁美洲供应美国。虽说今天全球旅行很容易，但大多数移民仍然喜欢搬到离家近的地方。这种偏好反映在中东难民危机中。一旦战况平息，大多数欧洲接受的难民预计将返回本国；只有被加拿大和美国收留的人，才算是得到了永久接纳。（离开叙利亚去难民营，然后前往温哥华的难民营，这就是“一去永不返”。）亚洲也是亚洲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今天，超过5900万亚洲移民生活在自己出生地外的另一个亚洲国家，这让亚洲大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移民枢纽。
有一点务必记住：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不想离开故土；希望或者被迫要离开的人，也会搬到靠近的、语言或文化仍然与故土类似的地方。说不定他们还会回去。至少，探访家人会更容易。各大洲之间的全球性大规模移民（填补空旷无人土地的剩余人口）已经穷尽了。土地再也没有空置的了，而随着发展中经济体变得愈发繁荣，人口也不再富余。在美国，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返回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人数已经超过北上进入美国的人数。调查这一现象的研究人员指出，美国经济疲软，墨西哥就业机会增加，拉丁美洲的生育率也在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