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一观点存在一个棘手的问题。巴西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极高。10%的巴西人拥有该国一半的财富，但至少有1/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巴西贫困人口的子女多于中产阶级。如果是这样，那么巴西的生育率怎么会这么低呢？这是最需要解开的谜团。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我们原本自信满满的传统假设遭到了颠覆。

跟巴西的其他地方一样，圣保罗同样矛盾丛生。把持市中心天际线的闪闪发光的办公大楼和豪华公寓尽显富足。但在这里，中产和中上层阶级居住的街区，比大门紧闭的美式社区更为夸张：它们都是独立的城堡，由复杂的保安墙、铁门、带刺的铁丝网、中央闭路电视摄像头包围着。巴西的犯罪十分猖獗：2015年，当地的暴力死亡人数比内战中的叙利亚还要多。恐惧定义了街头景象，中产阶级用真正的高墙，把自己跟社会其余部分隔离开来。

虽然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挣扎着保护自己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可还有更多的人，数百万的人，用巴西城市问题专家爱德华多·马克斯的话来说，挣扎着只为住在“岌岌可危的铺位上”，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贫民窟（favelas）。20世纪50年代，巴西迅速工业化带来了就业机会，巴西人开始从北部的农村地区迁徙到南部的城市地区，贫民窟就这么诞生了。

贫民窟的居民是所谓的非法占地者（squatters），他们，或者他们之前来的人，占据了自己现在住的土地。一些土地原本有着私人业主，还有一些土地是公共土地，但巴西各级政府多年来一直容忍了这种现象。政府甚至为此提供了一些市政服务，如电力和道路，部分原因也是希望获得政治支持。他们还接受了一些贫民窟的地址，作为国家认可的住所。在圣保罗，拥有住所地址非常重要。它确认了人的公民身份，赋予了他们身份证号码，使之有可能参与正规经济，获得巴西当地有限的政府服务。巴西政府遵循秘鲁经济学家埃尔南多·德·索托的建议，在一些情况下，授予贫民窟居民（这部分人占城市人口的大约20%）以产权。然而，批评人士认为，这只会让获得产权的地皮变得高档化，开发商会把它们买下来，重新开发房产，逼得穷人搬到城市最边缘的地方去，让他们更难于上班，获得服务。

对贫民窟，巴西人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的头一件事就是：那是危险之地。一位当地人介绍说，“当你在圣保罗开车时，必须看清导航仪，因为它有时会选择穿越贫民窟的路线。这有可能要了你的命。”随着毒品交易和犯罪团伙的增加，贫民窟变得愈发危险。就算是出于研究目的拜访贫民窟，也需要征得当地贩毒黑帮的许可。

维拉普鲁登特是圣保罗最古老的贫民窟，住着大约10万人口（虽说并无官方数据）。我们采访过的人形容它是个安全的贫民窟，因为在人们眼里它不“火爆”（活跃的毒品交易场面）。尽管如此，安排访问的同事们还是竭尽全力地介绍了恰如其分的守则：不要盯着人看，不要离开团队，要留意时间。人在移动（上下班）时，情况最危险。

拜访当天，司机将我们放在离贫民窟还有一小段距离的地方，我们自己步行进入。穿过分隔两个社区的墙，就像是穿过了进入另一个世界的传送门。虽然周围的社区很普通，但跟迎接我们的地方比起来，已经是新旧两重天。

维拉普鲁登特里的住房比内罗毕贫民窟里的更牢固，也更为持久。但四处堆积的人造渣滓（垃圾、碎砖破瓦、凝固的沥青）都差不多，而且还散发着类似腐烂垃圾的酸味。暴雨过后，小路基本上变成了棕色的凝胶状泥浆，蜿蜒着穿过排得密密麻麻的窝棚迷宫，一些窝棚出售杂货、电池和零食。不过，大多数棚屋都是人们的家。辨别两者之间的差异很容易，因为屋里发生着什么事，从外面差不多都看得见。

终于，我们碰到了来自慈善机构“知识方舟”（arcadosaber）派出的一支团队，它们为生活在贫民窟的青少年开设了一家收容中心。中心得到了法国和英国大使馆，以及几家私营公司和圣保罗市的支持，为之提供了一半的预算。“知识方舟”每天要救济大约120名贫民儿童。慈善机构主席伊芙琳和她的同事弗雷德里克带我们参观了收容中心，以及他们眼里认为足够安全能逛逛看的部分地区。但我们不得与任何居民交谈，因为此举有可能会激起当地黑帮的愤怒。伊芙琳和弗雷德里克都是法国人。还有两名年轻姑娘和他们一起工作——她们是来自法国的大学毕业生，充满理想主义，想在这里有所作为。

“知识方舟”旨在帮助维拉普鲁登特的年轻人做出更好的生活选择，如接受教育、远离毒品和暴力以及避免青春期怀孕。社工将这些信息传播给来到收容中心的孩子及家人。他们最担心的是男孩，尤其是聪明的男孩。女孩们留在学校比较容易，但男孩们会因为家庭压力而辍学寻找工作。聪明的男孩常常被贩毒团伙招募。

少女怀孕也是维拉普鲁登特的一个问题。太多的小姑娘十五六岁就怀孕了。巴西女性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非常小，是22岁，这应该能带动生育率。但统计数据没能反映出来的是，整个巴西的女性，包括贫民窟的女性，会比父母一辈人选择更早停止生育。虽然跟较富裕国家的同龄人相比，巴西人的生育年龄早，但他们同样会比前几代人更早放弃生育。

巴西的贫困女性做出这一选择，部分可能是源于移居城市后教育和识字率提高这一普遍现象。但其他因素也在发挥作用，比如，巴西广受欢迎的电视肥皂剧（名叫“telenovelas”，意思是爱情肥皂剧）的影响。这些剧集的情节大多涉及小家庭、女性获得权利、猖獗的消费主义以及复杂的浪漫和家庭关系。爱情肥皂剧的主要制作商是“全球电视网”（globotvnetwork），随着它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展，研究人员注意到，在能收看爱情肥皂剧的社区，按热门肥皂剧中的角色来给自己孩子起名的现象会激增，同时，生育率出现下降。政府扩大了巴西的电网，并提供电视等消费品，协助了这一过程。这样，生活在贫民窟的女性有了新的榜样，这些榜样展现了不同的生活，让她们既羡慕、又向往。巴西人口统计学家乔治·马丁说：“（肥皂剧里）呈现的家庭形象，大多是奉行平等主义，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小单位。此外，新的主题，比如婚外性行为、家庭不稳定、女性赋权和非传统的家庭安排，经常在屏幕上得到表现，故此，它成了人们日常接触的一部分。”对这些女性（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女性）来说，生孩子不再是对家庭、教会和国家履行义务，而更多地成为一种个人成就。只生一个或两个孩子，带来的成就感最大。

生育率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既出于无意，又令人诧然。人们叫它“faˊbricaestaˊfechada”，意思是“工厂关闭”或“关闭工厂”。巴西的婴儿剖宫产率非常高，它还有着极高的女性绝育率。两者互有关联。剖宫产的费用由公共卫生系统承担，而且，这一医疗程序，对主治医师来说比自然分娩更赚钱。而绝育，虽然并不由卫生系统直接覆盖，但通常靠着给主治医生塞一笔“特殊”费用来获得。乔治·马丁说，“常见的手法是让医生把患者归类到妊娠并发症风险高的类别里。接着，根据孕妇的高风险状况，医生安排她进行剖宫产，并让她私下支付顺便结扎输卵管的费用。在官方卫生系统里，医务人员的薪水大多很低。要解释巴西特别高的剖宫产率和绝育率，这种额外收入是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女性结扎输卵管的另一个动机是，在巴西，堕胎仍为非法。

通过结扎输卵管来“关闭工厂”（也可以指代其他任何形式的节育措施），还是一种中产阶级现象。城市人类学家特雷莎·卡尔代拉观察到：“在过去的20年里，我和无数来自‘山茶花园’（圣保罗的中下层社区）的女性谈过，她们不想再拥有大家庭了。这不仅仅是出于经济原因，而且因为，跟所有中产阶级女性一样，她们希望自己有时间去做其他事情，包括找到比当女佣更好的工作。她们不希望因为生活必需品而被囚禁在牢笼里，许多人选择生两三个孩子后就节育。她们认为这是一次真正的解放。她们已经了解到（在这方面，电视以及它所描绘的上层社会女性的行为与家庭模式，教会了她们很多东西），控制性行为和节育，不光能让她们从自然的负担下获得解放，也能从父权社会下极大地解放出来。”在发达国家，女性选择晚婚，故此孩子较少。在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妇女别无选择，只能早婚，但她们通过绝育来限制家庭规模。

如我们所见，当地环境（从韩国的职业压力，到非洲的彩礼，再到巴西肥皂剧的流行）影响了女性对生孩子的决定，以及她们为什么会这么想。但几乎在所有地方，只要女性有选择，就会少生孩子。对小家庭的渴望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法国市场调研公司益普索（ipsos）对26个国家的18519名受访者进行了一项调查，问道：“一个家庭拥有多少孩子最为理想？”几乎所有国家的答案都接近两个。平均值为2.2，这也是巴西人的平均值。不管在什么样的人口群体（按性别划分，按年龄划分，或者按收入、教育水平来划分），答案都一样。这表明，不仅仅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年轻人口接受了这一规范，而且，几乎所有地方的所有人，都把它视为新标准。

虽然2.2的总体平均值，照理说足够维持世界人口的总体规模，但这并不足以让我们在21世纪末达到联合国估计的112亿人口。尤其是，小家庭准则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已经占据强势地位（这一主题，我们将再做深入探讨）。不管怎么说，出于普遍和地区性的原因，巴西的人口无法维持了。这种转变的速度相当惊人。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用了差不多两个世纪的时间，让出生率从第一阶段（每个家庭生五六个孩子）进入了第五阶段（低于替代率）。巴西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其他国家，在两代人中就完成了同样的转变，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也紧随其后。拉丁美洲确立的标准，遏制了人类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