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罗毕的乔莫·肯雅塔国际机场跟过去相比面目全非,这是一件好事。5年前,一名旅客在这座非洲最繁忙的机场之一降落后,会在入境海关那里排一列长长的队,最终来到一张办公桌前,桌子后面只坐着一个烦闷的年轻人,对面前恳求他花点心思的人群心不在焉。时不时地,这年轻人将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很勉强地认真看一眼耐心地站在自己面前的旅客。他接过入境表,外加50美元,便会在一本狄更斯时代的账簿上打个钩,再给旅客的护照盖上章。欢迎来到肯尼亚。下一个。
今天,如果你想前往肯尼亚,你可以提前几个星期在网上购买一份“evisa”。抵达后,你会发现,烦闷的年轻人已经被入关岗亭所取代,这一排岗亭位于灯火通明的全新接待中心,就跟你在任何西方国家的机场看到的那种一样。等你来到移民局官员面前,用脚架架起来的摄像头会给你拍照,接着扫描指纹,跟你进入美国时一样。再也没有账簿,也无须现金支付了。欢迎来到肯尼亚。下一个。
关于地球人口未来的争论,我们才刚刚开了个头。联合国预计,在21世纪内,地球上的人口将从70亿增加到110亿,因为联合国对非洲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它相信,非洲未来几十年的生育率都将保持高位,特别是撒哈拉以南地区,将支撑最后一轮盛大的婴儿潮,要到下个世纪,出生数字才会逐渐减少。由于人类既要努力养活自己,也要克制对脆弱的地球所造成的破坏,未来几十年的状况必将十分严峻。
但是,在未来这么多年里,非洲一定会保持在这种较差的状态吗?它的社会就非得继续停留在农耕时代,人民得不到教育,妇女得不到自由?还是说,非洲也会走上城市化、教育和解放的道路?这可能是我们眼前最重要的问题。富裕还是贫穷,战争还是和平,气候变暖还是冷却,就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了。我们对答案并无把握。但我们至少可以寻找一些蛛丝马迹。内罗毕,也许能提供一些线索。
21世纪第2个10年的非洲,是一个凡事皆有可能的地方。2016年,增长最快的30个经济体中有14个(几乎占一半)来自非洲。肯尼亚排名第20位,在可预见的未来,它的gdp年增长率预计将超过6%——是当今大多数西方国家的3倍。在未来几十年,非洲大陆将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中心地位,这一点很少有人表示怀疑。
随着非洲大陆成为愈发重要的销售市场,一些增长自发形成。到2050年,非洲人口预计将增加一倍以上,达到26亿。今天,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尼日利亚,为1.82亿。到21世纪中叶,尼日利亚将成为全世界人口排名第4的国家。同一时期,肯尼亚的人口将翻一倍。与此同时,欧洲的总人口预计将减少4%。如果你是个要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的投资者,你会选择哪里呢?欧洲?还是非洲?
虽然非洲是我们人类的摇篮,是全人类萌芽的地方,但它仍然是个年轻的大陆,非洲人口的中位数年龄只有19岁,对比而言,欧洲是42岁,美国是35岁。在未来几十年,非洲预计将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适龄工作人口出现增加的地区。截至这里,大家都同意:从现在起到21世纪中叶,非洲的人口和经济都会出现增长。
肯尼亚希望成为跨国公司在非洲追逐机遇的区域性商业中心,它跟自己同在非洲大陆上的竞争对手,正奔跑着进入现代化。机场的升级,就是为了赢得这场赛跑。跟两个家伙被熊追赶的老笑话里说的一样,肯尼亚的优势在于,它不必击败全世界,只要击败本地的竞争对手就行。该国位于东非的中心,战略位置优越,与印度洋、乌干达和坦桑尼亚毗邻。它还跟埃塞俄比亚、南苏丹和索马里接壤。没错,这是个艰苦的社群,但肯尼亚代表着这一地区相对平静的地带,对跨国国际企业构成了吸引力。
这就是说,亮闪闪的现代机场只代表了一点点的门面工程。大约75%的肯尼亚工人仍然全职或兼职从事农业工作,农业占该国整体经济的大约1/3。只有大约1/4的公民从私营或公共部门的雇主手里获得工资,而后者,才符合现代劳动力的定义。肯尼亚的失业率可能高达40%。
在肯尼亚,有一半的人认为自己吃不饱,大约1/3的人报告说有时不得不饿着肚子睡觉。7/10的肯尼亚人说自己每月的收入低于700美元。4/1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个国家大约有一半的人口过着前现代环境下的古老生活。但从另一方面看,75%的人口享有移动设备服务。农村正慢慢让位于城市。肯尼亚的城市人口每年以超过4%的速度增长,主要集中在内罗毕(人口400万)和蒙巴萨(人口110万)。在过去的30年,该国的城市人口增长了一倍以上,从1979年的占比15%增加到2014年的32%。而现在,你已经明白一个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会发生些什么了:生育率开始走下坡路。
许多肯尼亚人同时过着两种生活:第一种是亘古不变的农村父权制生活。但另一方面,那些肯尼亚女性的背篼里会装着一部手机。虽然还没有告知父母,但她们正打算搬到城里去。
黎明划破内罗毕的天空。这是一座几乎再也看不到过去殖民痕迹的城市。市中心遍布着玻璃高塔、政府大楼、电子广告牌、现代化的店面和绿地。人行道上挤满了衣着光鲜,准备去上班的人。道路现代化,维护良好(除了偶尔出现的惊天大坑),路面上的汽车和卡车也是如此。交通让人头疼,但跟纽约或巴黎无望的拥堵还无法相提并论。一切看起来相当平静有序:这是一座开放的城市,为现代商业做好了准备。
但在距离内罗毕市中心只有几公里的地方,就是基贝拉——搭乘肯尼亚本地人用来通勤的迷你公交(是很小型的面包车),只需很短的时间就能到达(但足以叫人神经紧张)。基贝拉是非洲(甚至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贫民窟,居住着大约25万人。它代表了内罗毕双重现实的另一面:城郊。基贝拉。
这是个充斥着感官冲击的地方,从铺天盖地的红色开始。视线所及,铁皮屋顶上都是斑斑的红色铁锈。泥泞的土壤连接着杂乱的窝棚,到处都是坑洼,偶尔有土路,路面是红色的。对于一个娇生惯养的西方人来说,这里的气味难以描述,也难以忘怀。基贝拉没有正式的卫生设施,只要有空地,就可能挖着开放式的阴沟。垃圾随意堆积,成人、儿童和动物还在垃圾堆里翻翻捡捡。
在西方人看来,基贝拉是个地狱般绝望的肮脏之地。肯尼亚人却不这么想。对他们来说,基贝拉是有着独特文化和目的的社群。它跟内罗毕一样都是现代化的城市。但基贝拉同时也保留了传统经济的一席之地。它有着大量的非正规小企业:食品摊位、小杂货店、肉店、二手服装店、维修店。有些小买卖开在摊位或店铺里,有些则只是在地上摊开一张破床单,有什么卖什么。当天赶集的肯尼亚妇女,会把哪些服装店值得周末再来一次记在脑海里。男人们则将为了购买翻新零件或者旧车配件回来。无论人们需要什么,基贝拉都有卖的,价格比任何现代商店都更优惠。
基贝拉还是新移民(来自农村的移民,或来自其他社区的移民)的家园。一个世纪以前,曼哈顿有下东区;今天,内罗毕有基贝拉。虽然贫困,卫生条件可怕,社会病态(如酒精滥用和青少年怀孕),腐败和犯罪猖獗,但对来自内罗毕其他地方的肯尼亚人来说,基贝拉不是不宜到访的禁区。基贝拉是一个独特的文化和商业活动中心,就跟西方主要城市的任何历史民族聚居地一样。想想拉美区、小意大利,或者唐人街,它们本来不是今天的样子,而是这些地方几代人以前的样子。基贝拉正发生着这样的事情。
无论是住在基贝拉,还是住在绿树成荫的富裕社区,又或者介于两者之间,肯尼亚的个人身份都植根于部落、家族和家庭。这样的忠诚感取代了人们对肯尼亚的国家依恋。当国外访客询问一位肯尼亚同事是否认同自己是肯尼亚人,后者会回答:“如果你打了我一巴掌,我当然是肯尼亚人;如果是肯尼亚人打了我一巴掌,我就是卢奥部落的人。”对肯尼亚人来说,部落第一。非洲大部分地区也是如此。
肯尼亚有三个主要种族:班图人(最大,约占人口的70%),接下来是尼罗特人和库希特人。每个民族都有独特的历史、文化、生活方式、语言、宗教和食物。这些民族可再分为大约42个部落,部落(tribe)下又分为氏族(clan)。一个氏族相当于一棵家族树。氏族成员的血统可追溯到共同的祖先。不过,氏族可以跨越种族和部落。来自苏格兰高地的人会对氏族感到很熟悉。
地球上的大多数地方都是以亲属、部落或社群的形式组织的。在部分国家,地方和国家政府疏离、无能、腐败、恫吓。警察黑白通吃,获得许可证需要行贿,你跟谁有交情决定了你能得到些什么。在这样的社会中,亲属意味着一切。亲属是你可以信任的人。亲属不会辜负你。你在家庭或部落中的地位,定义了你是什么人,你将怎样行事。
在发达社会,现代福利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部落、氏族和家庭,成为这些国家公民生活的最终权威和支持来源。肯尼亚不是这样。对于一般的肯尼亚人来说,政府只是为彼此勾结的政治家和官僚们创造个人财富的富豪统治集团,可不是落难时去寻求帮助的好对象。
虽然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人会否认家庭的重要性,但要是国家由基本诚实的政府管理,而且部落或氏族纽带关系薄弱甚至根本不存在的话,事情的运转会好得多。你可能认为自己的政府效率低下,但如果你生活在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你恐怕根本不知道真正效率低下的政府是什么样子。父母、兄弟姐妹和孩子对你来说当然意义重大,但你大概意识不到你的姓氏、你上过的教会、你去过的小学、你的口音或者你穿衣的方式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兴许很少考虑过,对于生活里真正重要的事情,你对政府的依赖程度到底有多高。但是,政府主导和血缘主导的社会的区别,大致也就是先进发达国家与正在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或是正在崩溃的发展中国家)的区别。
这种区分并不完全准确:在一些国家,比如希腊或乌克兰,碰上好年景就跟现代发达国家一样,碰上坏年头就跟准破败国家一样。但哪怕是处在最糟糕状态的希腊,国家的功能运转也远远超过肯尼亚。肯尼亚的后殖民政府混乱,不守规矩,有时还很暴力,基本不可信任。在透明国际的腐败观察指数中,肯尼亚在168个国家中排名第139位。按自由之家组织的排名,它的经济自由度,在178个国家中排第135位(“基本不自由”);在政治自由上得了百分制的51分(“部分自由”)。事情有可能更糟,但肯尼亚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就是为什么从个人身份和社会组织的角度看,肯尼亚人有着强烈的部落忠诚感。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出过国看过世界的肯尼亚人也很乐意承认,就算只是礼貌性地稍做试探,部落认同就露出来了,就在表面之下。一位肯尼亚人说:“政府看重的是金钱与刀枪,部落看重的是信任。”我们先前就指出,如果亲属关系较为强大,在家庭的催婚生子的压力下,生育率会更高。一旦亲属被同僚同事所取代,压力就减轻,生育率就下降。
当年轻的肯尼亚人到新的地方上学或者工作时,他们也不会抛下自己过去的纽带。家人会给他们介绍亲戚,或是部落氏族的人脉。年轻人或许会跟这个人保持联系,他们知道,自己的族人总能在紧要关头伸出援手。人人都依赖这些联系,人人都该尽力支持自己的族人。在肯尼亚,没有人会孤零零地死去。部落、氏族和村庄会照顾他们。大多数社区或传统社会群体都有“治丧协会”,它是资助小组,确保社区的每个成员(不管经济地位如何)在去世后都能得到体面的葬礼。所有这些都对社会有益,人人都可获得社会提供的这些后援。
这种社会组织的共同方法,甚至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中心:跨国公司的内罗毕总部。一名比利时人到达肯尼亚接管公司的区域业务,他很快了解到,要是办公室里某个人的生活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婚礼、即将出生的宝宝、退休等),同事们一定会发起捐款。肯尼亚人称之为“harambee”,在斯瓦希里语里,它的意思是“人人齐心协力”。员工们期待高管们设定标准,还会按管理者个人捐献的意愿来对此人加以判断。这不能是生日贺卡或者蛋糕一类的代币捐赠。它得是一样实质性的馈赠,其他人可以以之作为标杆,根据自己在办公室层级地位的高低,估算自己该拿出多少钱来。这位新来的西方高管很快就理解了自己的角色,当时,办公室里的一些女性把他拉到一旁,善意而又坚定地解释了他作为最高管理人员应当满足的期待。
现代企业与传统文化期待的这种独特互动,使得人口统计学家在试图预测未来人口怎样发展时,必须有所调整。一方面,联合国人口司承认,肯尼亚的出生率在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里减了一半(从1975年的大约8,减少到了今天的大约4),但它也预测,下降的速度会逐渐放缓,到2075年前后,肯尼亚的出生率才会降到每名母亲2.1个孩子左右的替代率。联合国预测,21世纪,其他非洲国家的生育率也会比20世纪下半叶有缓慢降低。但如果下降速度跟目前水平一样,那么,肯尼亚在2050年之前(也就是说,离现在仅一代人)就会达到替代率。
肯尼亚会不会像联合国预测的那样,从以血缘亲属为基础的低教育高腐败农业社会(由于预期寿命提高、生育率仍然很高,导致人口快速增长),慢慢地进行过渡呢?还是说,它会迅速完成城市化和现代化,强化国家纽带,削弱部落影响力,赋予女性生育选择权,导致生育率持续迅速降低呢?我们认为,事实将证明后者,也就是,在肯尼亚和其他许多非洲国家,资本主义和传统价值观的融合,很有可能会拖慢大多数建模专家预测的大规模人口增长。为什么呢?因为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已经有了先例。非洲走的是同一条全球发展之路:城市化,妇女接受教育,生育率降低。在肯尼亚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