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伦特·格林（soylentgreen）是人！”由查尔顿·赫斯顿扮演的一名惊恐的纽约侦探厉声警告道。80亿的地球人口蹂躏了环境，只能依靠索伦特公司生产的一种浮游生物食品来满足人类基本的生存需求。至少，人人都认为那是浮游生物。

1973年推出的电影《绿色食品》（soylentgreen）将故事背景设定在2022年。建立在“人口过剩将摧毁地球环境，并使得食物供不应求，必将导致巨大灾难”概念上的电影、书籍、纪录片和其他娱乐产品数不胜数，这只是其中之一。更近一些的还有一部同类主题的蹩脚电影，叫《但丁密码》（inferno），由汤姆·汉克斯主演。影片讲述了亿万富翁科学家贝特朗·佐布里斯特断定地球处于灾难性人口爆炸的边缘——“只剩一分钟就将遁入茫茫黑夜”，他警告说——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释放他炮制的病毒，这种病毒会杀死地球上一半的人。只有我们的英雄汉克斯，才能阻止他。电影中没有一个人质疑佐布里斯特的论断；他们只是不喜欢他的解决办法。

这一切都已经过时了。2022年地球人口不会达到80亿；没错，有一天它会达到80亿，但仅此而已。虽然目前的人口规模给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导致了物种灭绝和全球变暖，但世界末日并不会马上到来。越来越多的人口统计学家确信，地球的人口有更大的可能会稳定下来，并在21世纪中叶左右开始下降。

在揭穿人口爆炸的神话之前，让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产生的。接下来，我们会试着解释为什么传统智慧根本谈不上是智慧。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是个好人。他的父亲是个十分开明的雅士，是哲学家大卫·休谟的朋友，还是法国开创性哲学家让-雅克·卢梭的热心粉丝。他让儿子在家里接受教育。托马斯性格温和，在剑桥表现很好，他接受了教会的职位，但并没有传教的雄心，再加上少许的腭裂妨碍了他的演讲能力，故此，被分派到了萨里地区的一个小教区。身边人群的贫困和营养不良的现象，让他深感不安。后来，他成为一名学者——他是英国第一个被称作政治经济学教授的人。年轻的时候，马尔萨斯主张国家救济穷人（虽然后来改变了想法），认为经济衰退期间需要增加公共开支，这一理论启发了日后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但马尔萨斯并不是因为这个留名后世的。相反，他孵化出了一个形容词：“malthusian”（马尔萨斯式的），这是英语里一个比较黑色的词汇。

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了《人口论》（anessayontheprincipleofpopulationasitaffectsthefutureimprovementofsociety），这本来是一本小册子，过了几十年，再版时变成了厚厚一大卷。在这篇文章中，马尔萨斯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让从事新生社会科学的人沉迷不已：“从今以后，人是会加速走向无限度、故此也是无法想象的进步；还是遭到天谴，沦入幸福与苦难的永恒振荡呢？”在马尔萨斯看来，答案是振荡。他观察到，虽然人类在工业、艺术和思想方面取得了进步，但“就灭绝两性之间的激情而言，迄今为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为人们非常喜欢性生活，所以他们会生很多婴儿，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人口若不受控制的话，必将以几何速率增长，而农业和粮食生产的进步，仅以算术速率发生。“稍微通晓数学的人都知道，前者的增长速度远超后者。”因此，就像兔子或鹿或其他动物种群爆炸和崩溃一样，智人必然如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尔萨斯遭到了误解。在著作中，他表现出对穷人的真正关注，穷人的苦难隐而不见是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人类历史，只是高等阶层的历史。”他认为，在严峻的无尽振荡下，低等阶层历尽磨难。一时的富裕（或许是出于丰收、开辟了新土地、农业耕作方式的改善），将导致人口的迅速增长。人口过剩会导致劳动力价格下跌，食品价格上涨。人们不得不忍饥挨饿。最终，父母不再生孩子，因为知道自己养不活，于是人口减少，恢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马尔萨斯得出的结论是，向穷人提供救济，只会把必将到来的命运推迟，反而恶化了他们本就悲惨的境况。

他写道：“人口及地球生产这两股力量的天然不平等……形成了在我看来难以克服的巨大困难。……任何空幻的平等，任何农业发展，哪怕发挥到最大程度，都不能消除它造成的压力……因此，如果一个社会希望所有的成员都生活在轻松、幸福和相对的闲暇当中，那么，人口问题绝对地不利于这一可能性的实现。”换句话说，穷人永远不会消失，他们的人数涨落取决于环境，但人口的持续增长和繁荣的持续，这两者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马尔萨斯的预言冷酷无情，而且是错的。因为，在他得出以上预言的那个时代，地球上的人口，首次达到了10亿，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一个世纪后，它将达到20亿。今天是70亿。然而，如今的我们，几乎所有人都比马尔萨斯时代的英格兰穷人更长寿、更健康、更幸福。

这位政治经济学先驱理论家一辈子大部分的时间都生活在赫特福德郡的绿色田野中。要解释他的理论为什么存在不可救药的缺陷，原因就蕴藏在这些绿色的田野里，只是他置身其间，反倒当局者迷。到1798年，英国农业革命已经100年了。它始于圈地运动，有权势的贵族将农民从公有土地上驱逐出去。直到今天，诗人都在哀叹这种抢夺行为，但仍控制着自己土地的农民，也由此得以开展创新，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和利润。选种育种的新实验把一头牛的平均体重从1710年的168公斤增加到1795年的250公斤。查尔斯·汤斯亨德子爵用萝卜、三叶草和其他作物，改善土壤质量，减少休耕时间。这期间还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农业机械发明：杰斯洛·图尔的播种机、脱粒机、收割机、全铁犁。马尔萨斯最初撰写文章的时候，还无法进行人口普查（英国在1801年才首次进行人口普查），但我们如今估计，170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约为550万。但等马尔萨斯写成《人口论》的时候，它已超过900万。当时的英国处于农业和工业全球革命的前沿，并伴随着从未发生逆转的人口爆炸，因为前者能轻松地维持后者。

然而，有些人相信，马尔萨斯只是生不逢时，他的理论提出得太早了。数百年的事实并未削弱他们的确信不疑。一个半世纪之后，最流行和最悲观的“人口过剩导致人口崩塌”预测出现了。1968年，斯坦福大学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出版了热门畅销书《人口炸弹》（populationbomb）。这本书用一句戏剧性的简单断言开篇：“养活人类的战斗已经打完了。不管现在开始实施什么样的崩溃预案，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都有数亿人将活活饿死。”

埃利希以及他赖以得出结论的人口统计学家认为，问题很简单：现代医学和绿色革命（绿色革命指的是，“二战”后粮食生产力出现的天文数字大增长）大大降低了埃利希所称的欠发达国家的死亡率，但其中部分国家在降低出生率上无所作为。像美国等“过度发达”的国家降低了出生率，但人口仍然在增长，美国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成本让农业产能最大化，故此，一旦粮食产量出现突然或持续下降，就极容易产生连锁影响。无论如何，过度发达的国家没有手段也没有意愿向欠发达国家的人分配粮食盈余，哪怕后者此刻已经濒临大规模饥荒的边缘。

“人口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案，”埃利希总结道，“一个是‘靠出生率解决’，也即我们寻找降低出生率的方法。另一个是‘靠死亡率解决’，也即让死亡率提高的方式，让战争、饥荒、瘟疫找到我们头上。”埃利希认为，欠发达国家和过度发达国家的政府必须采取系统全面，甚至是独裁的方案，“但愿通过我们的价值体系改变”降低出生率，“但如果自愿的方法失败，就只能强行实施了。”但他警告说，这只能放缓事情的发展。没有任何东西，包括人口税，甚至埃利希所倡导的强制绝育，能阻止饥荒的到来。“今天的粮食就不够。明天的粮食会有多少，尚有待争论，”他写道，“如果乐观主义者是正确的，那么今天这样的状况可延续到未来20年。如果悲观主义者是正确的，大规模的饥荒很快就会爆发，可能在20世纪70年代，肯定挨不过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目前为止，大多数证据似乎站在悲观主义者这一边。”

然而，50年后，哪怕这个星球已经住了近75亿人，饥荒也几乎彻底根除了。近几十年来因缺乏食物而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的案例，主要是因为政府的无能或是因为战争抛荒了土地：索马里、苏丹、也门。埃利希的书上市这几十年里，许多发展中（这是我们今天的说法）的国家或地区已经进入发达行列，如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智利。1990~2015年，联合国确定的日收入不超过1.25美元的极端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从19亿降到了8.36亿。每年死亡的儿童人数，从1990年的600万减少到今天的270万。产妇死亡率也减半。

那么，哪些事做对了呢？好几件事。埃利希预测，人口过剩造成的水和空气污染，会将环境破坏到崩溃的临界点。尽管全球变暖是当今的一个重大问题，发达国家在改善空气和水质方面（至少是这两方面）都做得很好，两者的情况均比50年前要好。例如，在美国，烟雾的主要来源是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no2和so2），它们分别比1980年的水平下降了约60%和80%。自1972年加拿大和美国签署了一项条约，承诺两国恢复至关重要的内陆海域环境之后，五大湖的健康状况得到大大改善。

更重要的因素是绿色革命。埃利希意识到农业生产力正在大幅提升，但极大地低估了它们的后果。化肥、合成除草剂和杀虫剂、多熟种植、基因改造和其他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有一些或许也存在争议）的举措，令农业生产力大幅提高，足以满足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需求。尽管1950~2010年人口增长了一倍以上，种植面积仅增加30%，但粮食生产却是从前的3倍。“马尔萨斯式饥荒的可怕预言并未兑现，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得以克服长期存在的粮食短缺。”

不过，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这是有史以来人类福祉的最大进步。仅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就占全世界人口的近40%。英国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破产，无法控制印度，便于1947年准其独立。两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最初，由于经济思路不合理，两国的财富都没有实现大幅增长。

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终于腾飞了。经济在1980~1990年翻了一番，1990~2000年增长了3倍，2000~2010年增长了3倍有余。我们还可以换一种说法。1980年，中国一位公民在一年内创造的财富为205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美元）。2016年，这个数字为8523.00美元。过去的40年里，中国创造的财富，让全人类的1/5摆脱了极度贫困。

由于新德里政府的愚蠢政策，印度增长缓慢。尽管存在保护主义、内部腐败和地区竞争，印度的经济同样出现了快速增长，但远远比不上中国。20世纪80年代，印度中央政府越来越多地信奉私人资本主义而不是公有制，接着，到20世纪90年代，它开始逐渐放开经济。1960年，印度的平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04美元，远高于中国的水平。2016年，这个数字稍低于1860美元——比中国的要低，但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和城市化，两国的出生率都出现了下降。印度是自然发生的：据预测，该国到目前为止，已达到替代率2.1的最适宜水平。由于中国政府从1979年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出生率急剧下降至1.6的官方水平。独生子女政策旨在遏制该国人口的迅速扩张。这里的重点是，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极大地减少了全球贫困；两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也降低了地球人口过剩的危险。

如果你看过任何全球贫困水平的官方图表，你会注意到两种趋势。第一种始于19世纪初，当时，世界上大约85%的人口生活在我们今天所谓的极度贫困（也就是说，养活自己和家人构成了一项日常挑战）之中。但非常缓慢地，生活在欧洲和北美的人们，情况开始好转。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到1950年，极端贫困者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已降至约55%。接着，第二种趋势开始了。线条不再是缓缓下降，而是笔直跌落。今天，为寻找下一顿饭而穷思竭虑的贫苦人，约占全球人口的14%。想想看：把极端贫困水平从总人口的85%减少到大约一半，耗费了150年，但从一半减少到约1/6，耗时还不到75年。除此之外，尽管我们仍然为那些生活在极端贫困状况下的人感到担心，但我们甚至未曾费心去庆祝所取得的成就（在人差不多一辈子的时间里，几乎消除了世界各地的极端贫困人口），这岂不是很值得庆贺吗？

20世纪后半叶，在取得最大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地区，中国和印度是最大的两个。还有一些从发展中国家/地区跻身发达之列的国家和地区——韩国、新加坡、智利、中国台湾以及亚洲之“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但真正打动人的，倒不是全世界普通民众的财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大幅增加，而是在这种财富大规模扩张的同时，还伴随着全球人口规模的不断大幅增长。

埃利希并不改口。“人们未能理解，生态学家眼里的时间，跟普通人有着非常大的不同。”2015年，他在一部以他的书为关注点的纪录片里说。他承认，他对案例有所夸大，但这只是因为他试图“办成点事情”。人口增长仍然处在灾难性的失控状态，清算的日子马上就要到来。“我不认为自己在《人口炸弹》中说了什么骇人听闻的世界末日预言，”他坚持说，“我今天要说的话会更骇人听闻。每名妇女想生多少孩子就可以生多少，在我看来就跟‘人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垃圾扔到邻居的后院，想扔多少扔多少’完全一个样。”

埃利希和他之前的马尔萨斯预测失败，并没有打消那些一代代坚持末日已至的人的念头。下一本宣扬末日论的轰动作品是《增长的极限》（limitstogrowth），1972年由罗马俱乐部发表，当时这家新成立的智库旨在将不同的趋势整合到一起，展开全面的全球性分析。利用麻省理工学院开发的计算机模型，分析家得出结论：“如果当前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枯竭的增长趋势继续，那么，这颗星球上的增长极限将在未来100年内的某个时间点到达。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产能出现相当突然的不可控衰落。”人口的马尔萨斯式增长和资源开采，将导致21世纪10年代人均产出下降，20年代出现死亡率急剧上升，全球人口在2030左右下降，同时，我们所知的文明整体崩溃。作者呼吁立即大幅限制人口和资本增长，以防止这种崩溃。作者警告说，“对解决这些问题无所作为，就等同于对之纵容支持。日复一日的持续性指数增长，会让世界体系更接近这种增长的最终极限。置之不理的决定，就是增加崩溃风险的决定。”

显然，这一切并未发生。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周期性地更新，提醒我们人类必定走向灭亡之路。2014年，墨尔本大学的研究人员宣布，事态的发展一如麻省理工学院的预测，2008~2009年的金融衰退就是未来的预兆。“《增长的极限》是正确的：新的研究显示我们即将崩溃，”文章标题发出警告，而作者们的结论是，“说服世界各地的政治家和富裕精英制定不同的路线，说不定为时已晚。所以，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恐怕是时候好好考虑了：怎样在进入不确定的未来的过程中，保护好自己。”

再近些时候，我们有《粮食战争》（stuffedandstarved:thehiddenbattlefortheworldfoodsystem），作者是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教授拉杰·帕特尔（rajpatel）；还有《饥饿的非难：21世纪的粮食、正义和金钱》（thereproachofhunger:food,justice,andmoneyinthetwenty-firstcentury），作者是女权主义先驱苏珊·桑塔格的儿子戴维·里夫（davidrieff）。2015年，农学家兼记者乔尔·伯恩（joelbourne）所著的《丰裕的终结》（theendofplenty），应该是这其中最好的一本。伯恩完全承认，农业创新证明从前的末日预言家们都错了。但这一次，他坚持说，事情有所不同。近年来粮食价格的上涨，反映出地球生产能力已达最大限度。森林和海洋正在枯竭，成千上万的物种已经灭绝，集约化耕作破坏了土壤和水，所有这些活动都助长了全球变暖的趋势，而全球变暖本身，会淹没农田、破坏作物、减少产量。“如果我们继续按这样的速度走下去，总有一天，下一个灭亡的物种就要轮到我们自己了。”伯恩警告说。

但他们中最重要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是一家机构，而且是一家备受尊敬的机构。联合国人口司（unitednationspopulationdivision）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几乎与联合国本身同样古老，自1946年以来一直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存在。其主要目标是开发能够准确预测全球人口增长的统计模型。为此机构效劳的人口统计学家和统计学家都擅长其本行。1958年，该司预测到200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62.8亿。事实上，到了2000年，数字只稍微低一点，是60.6亿，少了两亿人——这个差异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这一点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当时的人口统计学家对非洲和中国的数据十分匮乏。因此，该司对21世纪将如何发展所做的预测，大多数人都会严肃以待，尤其是，此时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质量已经提高，建模也更为成熟和复杂。

那么，联合国是怎么说的呢？表面上，它看起来非常严峻：2017年，联合国认为全球人口为76亿。到2030年，它还将再增加10亿，总人口达到86亿。再过20年，也即205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98亿，多多少少可以算100亿了。随着我们的后代迈入新世纪，2100年，整个地球的人口将达到112亿，此时，我们的人数将逐渐稳定，并最终开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