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只是联合国提出的一种假设情况。这种“中位预测”（mediumvariant，是的，这就是它的名字），是联合国人口统计学家认为最有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一种情况，因为它过去曾被证明是正确的。它以对各国生育率在21世纪剩余时间怎样发展的最佳猜测为基础。但同样是这些人口统计学家，也承认自己的预测有可能会跑偏。如果21世纪的全球生育率比中位预测高出0.5，也就是说，女性平均生育的婴儿比预期多半个，那么，灾难就会降临。在这种高位预测情形下，全球人口在2100年将达到近170亿，并且还将继续强劲增长，短期内不会达到稳定状态。我们究竟要怎样才能养活所有这些人？我们要怎样才能应对它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我们怎样才能让所有人都安居乐业？就算是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保持最乐观的预测，肯定也无法满足170亿人口的需求。马尔萨斯及其接班人，最终有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
但还有另一种情况，叫作低位预测。在这种假设中，女性生产的婴儿比预期少半个。不仅发达国家，连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在下降。如果这样的话，地球的人口将在2050年左右的某个时间点达到85亿，接着迅速开始下降。有多迅速呢——到21世纪末，全球人口将减少到70亿左右。全球人口不会增长，反而会缩水。
你可能会认为这是件值得庆祝的事。没了几十亿人口的压力，地球的肺部呼吸起来肯定更轻松；饥荒和贫困肯定会减少，要养活的嘴巴更少，要提供住房的家庭也更少。你是对的，但只是部分正确。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会变得更为错综复杂。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研究人口持续下降的后果。真正的问题是，哪种假设有可能发生呢？到2100年，人口将达到170亿并继续迅速增长，还是达到110亿并趋于稳定，又或者是仅为70亿并开始下降？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会很好。就算你不是个聪明的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也猜得出拥有170亿人口的世界大概会是个动荡不安的不幸地方。哪怕只有110亿也难以管理。但70亿呢？现在，我们要跟这个数字消磨一段时间。
联合国的中位预测，在过去得到了事实的肯定。照常识想来，这一假设将再次证明其正确性。但这一次，我们认为常识会出错。而且，持这种看法的不光只有我们。
我们在维也纳经济与商业大学一间一尘不染的明亮白色办公室里，见到了在该大学执教的沃尔夫冈·鲁茨（wolfganglutz）。鲁茨身材高大，头发灰白，略微谢顶，留着一蓬几近老套的山羊胡，是个经典的“婴儿潮”一代，出生于1956年。他不太常见的地方是他的双博士学位，一个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另一个来自维也纳大学，两者都跟人口统计和统计学相关。鲁茨在展示他心爱的人口统计数据时，礼貌、专注，散发出一种紧绷绷的能量，他希望访客理解为什么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是错误的。原因一言以蔽之，在于教育。
“大脑是最重要的生育器官。”他断言。一旦一位女性获得足够的信息和自主权，在关于什么时候生孩子、生多少个孩子等问题上有能力做出明智的、以自我为导向的选择，那么，她就会立刻选择少生和晚生孩子。“一旦女性进入社会，接受教育，有了事业，她就会想要拥有一个规模比较小的家庭。”鲁茨解释说，“这件事开了头就没有回头路。”鲁茨和维也纳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简称iiasa）的其余人口统计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因为愈发城市化而实现的教育进步，应该纳入未来人口预测的考量，但联合国并未这么做。iiasa利用这些因素预测，到21世纪中叶人口将趋于稳定，接着就开始下降。鲁茨相信，早至2060年，人口就会萎缩。
持有这一看法的人，不光只有他。挪威学者乔根·兰德斯（jorgenranders）曾参与《增长的极限》的撰写工作。但在那以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世界人口永远不会达到90亿，”他现在这样认为，“它将在2040年达到80亿的峰值，接着开始下降。”他认为人口增长趋势出现这样意外的下跌，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女性搬进了城市贫民窟。“在城市贫民窟，拥有一个大家庭毫无意义。”
《经济学人》杂志也对联合国的估计持怀疑态度：在2014年的一篇分析文章中，它评论说，先前的预测未能预见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孟加拉国或伊朗的生育率大幅下降（在这两个国家，每名女性生育的孩子数量从大约6个孩子降到了现在的大约两个）。目前，非洲是新近大部分人口增长的源头，作者认为，非洲的生育率将下降得比亚洲和拉丁美洲更为缓慢。但没人说得准。”
瑞典统计学家汉斯·罗斯林（hansrosling）成立了盖普曼德研究所（gapminderinstitute），用普通大众可以理解的语言，传播当下人口变化趋势的知识。在热门的纪录片《别恐慌》（don'tpanic）里，他告诉观众：“人类已经比你们许多人想象中要好得多了。”他谈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生率和预期寿命趋同，指出：“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分裂的世界。”他说，他的孙女在2000年出生，那一年是“高峰儿”之年。21世纪初有20亿儿童，21世纪末仍将有20亿儿童。罗斯林认为，由于预期寿命的延长，年轻人群体的稳定以及教育和医疗保健的进步，就算地球人口确实达到了110亿，也很容易维持稳定并走向繁荣。其他分析也大多与此类似。例如，德意志银行的一份报告称，到2055年，全球总人口将达到87亿的峰值，到21世纪末将降至80亿。
那么，谁是对的呢？是联合国的人口统计学家？还是来自欧洲和其他地方批评他们的人？要着手回答这个问题，方法之一是环顾世界，看看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正处在什么样的人口转变阶段。
1929年，人口转变模型最初建立的时候，只包含了4个阶段。第四阶段是最后阶段，展望了一个预期寿命高、生育率低（大致在维持人口所需的水平：每名母亲生2.1个孩子）的世界。但事实证明，还有第五阶段：预期寿命继续缓慢提高，但生育率却持续下降到低于替代率的水平，最终导致人口下降。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处于第五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最发达经济体的生育率开始降至2.1以下，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也开始下降，这种现象被形容为“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全球性变化之一”。事后看来，它完全不应该出人意料才对。一个社会越是城市化，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越强，她们想生的孩子数量就越少。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比如美国和加拿大，如今有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女性在生育选择方面有着近乎完全的控制权，这要部分归功于1951年出现的一次偶然机会。
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sanger）创造了“生育控制”这个说法，并开办了第一家避孕诊所。1910年，桑格还是一名年轻女性，刚搬到纽约，她决意不结婚，避免沦入家庭生活的陷阱。她在下东区（那儿有上千家妓院）的贫困妇女中从事护士工作，发现女性在尝试终止怀孕时要承受巨大的风险。即使曾因推广避孕而被捕，但她坚持认为，每一名妇女都应该是“她自己身体的绝对主人”。她从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尔德曼（emmagoldman）那里借用了一句口号：“没有上帝，没有主人。”她为医生们赢得了开处方避孕药的权利。她开办诊所，出版杂志，传播好消息。1951年，她在一次晚宴见到了内分泌学家格雷戈里·平卡斯（gregorypincus），说服后者投入开发避孕药的研究。她还找来了可靠的资金。到1954年，人体试验便上路了。1957年，该药获批用于治疗女性的严重月经紊乱，令抱怨自己患有严重月经紊乱的妇女人数激增。1960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避孕药为避孕目的而用。
这种药物彻底改变了性。女性和男性可以为了取乐而发生性关系，再也不用担心意外怀孕了。避孕药上市13年后，美国最高法院在罗诉韦德案中裁定，根据宪法，女性有权堕胎，这是她们个人权利的一部分。自此以后，如果女性真的怀孕了，堕胎成为一种合法的选择。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整个发达世界，女性可以获得避孕药，合法堕胎成为常见之事。生育率不断猛跌。
我们以西班牙为例。这位前帝国巨人正稳稳地处于人口增长的第五阶段。它的生育率非常低——每名妇女生育1.3个孩子，远低于替代率。它的预期寿命也非常高：82.5岁，在世界排第4（仅次于日本、冰岛和瑞士）。但即使人的寿命这么长，到2012年，西班牙的人口开始下降，因为部分地区，每死掉两人才有一名婴儿出生。到目前为止，西班牙的人口下降是缓慢推进的，2011年，它的人口是4680万，如今减少了40万人。但该趋势即将加速。马德里估计，10年内该国将消失100万人，到2080年将消失560万人。该国政府非常渴望扭转或至少减缓这种趋势，为此，它任命了一位“性沙皇”（sextzar），负责制定国家战略，解决西班牙的人口失衡问题。
大多数欧洲国家，特别是限制移民的国家，情况都跟西班牙差不多。但不是只有欧洲如此。未来35年里，日本的人口预计将减少25%，从1.27亿减少到9500万。韩国和新加坡这两个高度发达的亚洲社会，数据也类似。美国和加拿大的前景虽然比较乐观，但这只是因为这两个国家都采取了强有力（但非常不同）的移民政策。我们将在本书后面回到这两个例外上面。
生育率下降也并非发达国家所独有。城市化和妇女赋权是全球现象。我们知道，中国和印度的生育率，正处在或低于2.1的替代率。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巴西（1.8）、墨西哥（2.3）、马来西亚（2.1）、泰国（1.5）。非洲（尼日尔：7.4；马拉维：4.9；加纳：4.2）和中东部分地区（阿富汗：5.3；伊拉克4.6；埃及：3.4）的出生率仍然很高。但是，这些高生育率国家跟低生育率国家存在一个共同点：在任何地方，出生率都在下降，几乎无一例外。没有地方还在往上走。
我们知道，城市化改变了生育经济学的盘算，并通过教育赋予女性权力。最近的研究表明，还有一些因素在发挥作用。其中之一是亲属彼此影响的能力下降。如果你生活在较为农业化的欠发达社会，你的社交环境很可能围绕着家族展开，长辈们无休无止地唠叨年轻人结婚生子，从而实现了繁殖的古老演化冲动。但随着社会变得更加现代化和城市化，朋友和同事取代了兄弟姐妹、父母、叔叔和阿姨。在你自己的家庭里，我们敢打赌，父母和祖父母曾一度对你施加压力（不管多么微妙），希望你找到生活伴侣，安定下来，生儿育女。但你们可有催你生孩子的朋友？你的同事有过这样那样的关心吗？“较之人类演化历史的任何阶段，家族成员如今在人们社交互动里所占的比例要小得多了。”芝加哥洛约拉大学的心理学家艾兰·希里拉（ilanshrira）写道。“这种变化是降低出生率的关键因素，因为家庭成员鼓励彼此生孩子，而非亲属不会。”
另一个因素是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宗教权力在下降。我们不必去探究信仰在诸多社会中遭到削弱的各种原因，只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削减生育率的力量（富裕程度的提高，教育改善，妇女解放，亲属影响力的减弱），也在削弱有组织宗教限制个人自主权的权势。毫无疑问，在宗教对个人决定有着可观影响力的社会，其生育率比宗教影响力微乎其微的社会要高。2008年、2009年和2015年所做的3次全球独立网络-盖洛普民意调查（win/galluppolls）曾询问受访者是否感到自己存在宗教信仰。在马拉维和尼日尔（我们知道，它们属于世界上生育率最高的国家），99%的受访者都回答说有。西班牙只有39%的人做肯定回答，据说它如今是全世界信教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这里有一个好玩的相关信息：天主教权力崩溃的社会，比如西班牙、魁北克和爱尔兰，往往会迅速从相对较高的生育率过渡到相对较低的生育率。）
我们还必须指出，从许多方面看，妇女对自己生殖命运的控制力越来越强，是一场零和博弈：哪怕男性提出严厉的反对（一直到相当晚近的时期才有所缓和），但一切徒劳无功，生育率不断在下降。男性并非心甘情愿地赋予女性财产权、投票权，以至于最终接近完全的平等权。他们在这么做的过程中，又踢又叫，完全违背自己的意志。在历史的大部分进程中，男性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控制着妇女，包括她们的身体，他们完全是被女性（受过教育的、独立自主的城市女性）逼着放弃这些控制权的。没错，自从有人类这个物种以来，男性女性就一直相亲相爱一起生活——但只有按照男性的条件才是这样，而男性们设定的条件，还可能相当严厉。我们只从数千年来的例子里选一个说吧：前文提及的玛格丽特·桑格，因为推广避孕而坐牢。这是因为她违反了美国最初于1873年通过的《考姆斯托克法》（comstocklaws），该法律不仅禁止各类的色情、情色文学，禁止避孕措施，还规定，宣传避孕措施或告知公众怎样实施避孕措施也是违法行为。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其他国家仍然存在形形色色的《考姆斯托克法》。即便在那10年，安全套一般只在药店有售，而且还被藏在柜台后面，顾客必须提出特别要求方可购买——这对正处青春期的男性来说可谓恐怖。这场斗争远未结束。今天，政治家和传教士（大多是男性）仍在试图限制美国及其他地区的女性堕胎的权利。2017年秋天，有权势的男性对女性施加性骚扰事件的接连曝光，激发了#metoo（#我也是）运动。男性拥有女性身体的历史传统，至今阴魂不散。
随着社会的城市化，女性获得更多的权力，亲属纽带、有组织宗教势力和男性主导地位随之受到削弱，生育率也不断走低。让我们举一个上述各种因素均发挥影响的例子，看看菲律宾吧：这是位于西太平洋的一个贫穷的群岛国家。1960年，菲律宾的农村人口（1900万）是城市人口的两倍（800万）。今天，该国的农村和城市人口大致相当，到2030年，城市人口将占到65%。
随着菲律宾的城市化，菲律宾社会中女性拥有越来越多的个人权利。2010年，政府通过了所谓的《妇女大宪章》（magnacartaforwomen），这是一系列全面禁止歧视妇女、为她们提供更多的法律保护、使其免遭暴力侵害的法规。今天，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globalgendergapreport）中，菲律宾排名第7（冰岛排名第1）。1965年，菲律宾的生育率为7。如今是3，并以每5年降低0.5的速度下降。每5年就少生半个孩子！菲律宾的例子进一步证明，不光发达国家100多年来生育率持续下降，在未来的数十年，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也将分崩离析。
但菲律宾的生育率何以下降得这么快呢？天主教会是该国的一股强大势力，而且，教会本身也提供了答案。“在菲律宾，参加教会活动的人越来越少了，”uca新闻（自称“亚洲最值得信赖的独立天主教新闻服务机构”）报告说。原来，如今只有1/4的菲律宾人定期参加教会活动了。作者感叹道，“家庭未能在年轻人中维持一致的价值观，是导致菲律宾教会活动出席率下降的因素之一。”
教会在菲律宾仍然有着很强的势力。堕胎是非法的，离婚也不允许。不管大宪章怎么说，女性仍然面临歧视，有在家中遭遇暴力、在街头遭受骚扰的风险。“在菲律宾争取女性权利的斗争，是一场从未真正结束的战斗。必须继续在争取平等及必要保护的斗争中保持警惕，因为胜利真的很脆弱。”最近的一项评估给出了这样的结论。尽管如此，进步只会朝着一个方向走下去。预计到2045年，菲律宾人口将从目前的1.01亿增加到1.42亿，此后便可能逐渐下降。这个故事正在世界各地重复着。城市化、妇女的赋权和生育率下降是全球性的现象，尽管根据各地文化的不同特征，它推进的速度也有差异。
如果你跟一些人口统计学家私下讨论过，你会听到他们的怀疑：联合国是不是有意识地对所有不利的证据置之不理，保持高位人口预测以将危机感最大限度地放大，从而证明限制经济增长的干预措施正当合理（联合国里几乎没有热情的自由放任派资本家），同时确保联合国的援助项目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但无须沉迷于阴谋理论也可以得出结论，联合国采用了一套错误的模型，这套模型的基础假设适用于过去，但很可能不再适合将来。
我们认为，联合国的低位预测（或与之类似的情况）将成为现实。正在阅读本书的大多数人都能活到见证地球人口开始下降的那一天。多巴火山、黑死病、殖民统治的蹂躏以及其他天灾人祸，导致了过去的人口崩溃。这一次，情况会有所不同。这一次，它将来得缓慢且蓄意。出于人类自己的选择，我们每一年的人口，将年复一年地减少。我们大多数人都明白这一点，并将它融入自己的生活。只不过，我们没有注意到，除非有人把它指出来。比如说，在布鲁塞尔的一场晚宴上。
[1]此书中文版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