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差一点就彻底没了。

整个世界只剩下了几千个人，甚至更少，在南部非洲的海岸，挣扎在灭绝的边缘。7万年前，苏门答腊的多巴发生灾难性的大规模火山喷发（自那以后再未出现过同等规模的天灾），将2800立方公里的火山灰喷入大气，覆盖面积从西部的阿拉伯海直至东部的南海，让地球进入了6年相当于核冬天的状态。“一些科学家认为，多巴火山爆发是人类种群遭受过的最大灾难。”智人陷入了困境；虽然我们在此前的13万年演化历程中掌握了工具和火，但地球当时正处于寒冷周期，大部分的食品供应被断绝。此刻，多巴火山爆发让情况雪上加霜。我们在最后一块可供栖息的非洲飞地寻找块茎，采集贝类。如果事态的发展再进一步，我们的末日恐怕就到了。

就算这不是真的，也至少是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提出的一种理论；也有人认为，在这一时期，人类已经走出非洲，多巴火山造成的影响言过其实。但这样的念头总叫人难以放弃：一个满身泥泞的人，在贫瘠的世界，灭绝的关头，挣扎着抚养残存无几的年轻后代，直到天空重新放晴，大地颤动，太阳再度让这片土地变得温暖。

但我们行动缓慢。大约5万年前，历史上最勇敢的人类跨越了东南亚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海峡。（不过，有新的证据表明，他们可能更早就到达了澳大利亚。）有些人可能是偶然沦落到此，但另一些人，仅仅因为曾经从活着回来的人那里听说了些什么，便心怀目标地投入了一眼望不到头的大海。如今的中国大地，也曾是人类的定居点；在大约15000年前，他们越过了当时连接西伯利亚与阿拉斯加的陆桥，长途跋涉前往美洲。（当然，所有这些日期都存在争议。）

大约12000年前，最先是在中东，接着在世界各地，一些最重要的人类发现相继独立问世，它们延长了我们的寿命，增加了我们的数量。人们开始注意到，从草上掉下来的种子会在来年长出新的草。与其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放牧、狩猎、采集水果和谷物，不若留在同一个地方，种植、收获庄稼，饲养牲口。但种地不需要所有人都出动，故此，劳动出现了分工，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进而带来了政府和有组织的经济。狩猎采集者慢慢地撤退了（还有极少数在隔离环境中延续至今），文明的曙光初现。苏美尔、埃及、夏朝、印度河谷、玛雅，一一登场。

进步是无常之事。帝国的兴衰背后是各种复杂的原因：地球的变暖或变冷，庄稼的大幅歉收；最新的病毒或细菌的大规模传播。知识失传，不得不痛苦地重新学习。起初，东方落后于西方，因为前者进入定居生活方式的时代更晚；但到了基督时代，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已经不相上下。考古学家伊恩·莫里斯（ianmorris）写道：“罗马与汉朝在不同的环境背景下各自演化出了一套独特的致命疾病组合……在公元前200年之前，这些疾病还只是在特定的地域流传。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商人和游牧民族顺着连接两国核心的链条迁徙，疾病也开始融合，不经意间形成了对所有人的威胁。”

从公元前32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明的曙光乍现，到公元1300年文艺复兴时期的黎明重降，这个故事没怎么变过：地理位置、领导能力和技术进步的特定组合为这个部落或者那个民族带来了优势，他们在许多方面都胜过了所有的前人。随后和平降临，帝国修建道路，改善农耕技术，通过法律，征收税款。接着发生了某件事情：收成糟糕，瘟疫蔓延，远方的骚动令战士逃亡，或是外围的游牧部落侵扰到帝国中心，帝国无法再维持下去，崩塌，重建，从头再来。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进步都失传了，随着东方、西方或者南方的衰落，另外一些地方却变得更好了。罗马覆灭后，伊斯兰教保留了西方失去的知识，等到印度发现了零，打开了更多的潜在可能性。最新的瘟疫也产生了足以抵抗它的最新抗体。至少在欧亚大陆，免疫力成为进步的有力工具。

地球的人口从多巴火山爆发后的寥寥几千人，发展为第一次农业革命期间的500万~1000万人。公元1年，人口数量或许达到了3亿。公元14世纪，随着中国明朝的统一、启蒙和进步，随着伊斯兰教从中东扩张到西班牙，欧洲终于走出了罗马后的黑暗时代，全球人口达到4亿左右。可紧接着，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鼠疫杆菌（yersiniapestis）是导致鼠疫的细菌，长久以来阴魂不散。一种理论认为，黑海和中国之间的陆地，是一座“鼠疫库”，鼠疫杆菌早就潜伏于此，而且至今仍在。（即便到了今天，该地区也偶尔会爆发鼠疫。）它不是一种主要感染人类的疾病；相反，它是“一种牵连到了人类的老鼠疾病”。老鼠被携带细菌的跳蚤感染；老鼠死后，跳蚤寻找新宿主，如果附近恰好有人，跳蚤就盯上了人类。但一个人从被叮咬到发病，需要3~5天的时间，这给了患者充分的时间去感染他人，因为鼠疫可以通过唾沫飞液在人类之间传播。

在人类发展的早期就有爆发鼠疫的报告：第一次有详细记录的是公元541年爆发的查士丁尼大瘟疫，它令拜占庭皇帝夺回罗马帝国失落领土的希望破灭了。但这一切跟黑死病比起来算不上什么。黑死病最有可能是一种毒性极强的鼠疫疫种，它可能来自克里米亚大草原，于1346年抵达欧洲。按照一种说法，当士兵围攻黑海附近的卡法城时，朝着城墙上投掷感染了病毒的尸体，这大概是生物战争的第一个实例。无论如何，从克里米亚到地中海港口的船只，携带了这种病毒。

此时的欧洲特别脆弱。全球降温使得庄稼收成锐减，人们饥肠辘辘，免疫系统变得虚弱不堪。战争也对地方人口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但虽说有各种坏消息，经历了黑暗时代的几百年后，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和人口正迅速扩张，城市和地区之间的旅行与贸易空前增长。因此，黑死病得以迅速传播——顺着重要道路每天推进两公里，而船只，则让跳蚤径直跳进了北欧。短短3年内，整个欧洲大陆都陷入瘟疫的魔爪。

当时，感染病毒的人死亡率高达80%，一般挨不过症状出现的头一个星期。一首童谣描述了黑死病的进展。

红色痘痘绕成圈：腹股沟淋巴结炎（buboes）——腹股沟、腋窝或颈部的淋巴结肿胀——呈环状，中央呈玫瑰红色，这是黑死病的明确迹象。

口袋里头装满花：随着病情发展，患者的身体会从内部开始腐烂。这种气味非常可怕，活着的人会在口袋里装满花，充当空气清新剂。

阿~嚏！阿~嚏！（或不同的象声词）：患者还会头痛、出现黑斑、呕吐、发烧、呼吸困难或打喷嚏。

我们全都倒下啦：死亡。

关于印度和中国受到这个病的多大影响，相关的证据很少，故此学界存在很大争论，但短短几年时间，至少死掉了1/3的欧洲人——有人估计这一数字高达60%。佛罗伦萨的一位记录者写道，“除了搬运死尸去埋掉，所有的市民再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干了。”该市一半以上的人口，几个月内就死绝了。死者被扔进尸坑，有时候，坑太浅，狗会把尸体刨出来啃掉。瘟疫粉碎了政府，破坏了天主教会的权威，还因为贸易中断导致短缺而引发通货膨胀，至于侥幸活下来的人，往往陷入享乐式的挥霍无度当中——干吗不呢？一些地区花了数百年时间才恢复到黑死病爆发前的人口水平。

尽管要赞美大瘟疫很难，但它的一些后果反倒于后人有益。劳动力短缺削弱了农奴与领主之间的纽带，提升了劳动力的流动性和工人的权利，刺激了生产力。总体而言，工资涨幅高于通胀。封建主义最终崩溃，生产资料所有者最终改为雇用劳动力。由于远洋航行的死亡率过高，欧洲人原本是很回避的。但如今陆地上的死亡率也很高，冒险看起来也是值得的。大瘟疫兴许真的为开启欧洲的探索和殖民时代助了一臂之力。

然而，悲剧的是，在殖民过程中，欧洲探险家、掠夺者以及其后的拓殖定居者，把疾病传染给了毫无抵挡之力的中美洲、南美洲和北美洲的土著居民，在新世界造成了更可怕的人口损失。这一次，实际丧命的人数难以计算，但与欧洲人接触之后，美洲至少损失了一半的人口，“有可能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灾难”。有人估计人口损失率超过90%。其中，天花的毒性最大，致命性最强。

在上一个千年的中叶，瘟疫、饥荒和战争三强联手，控制了人口的数量。如果说，公元1300年时，地球上有4亿人，那么，公元1700年的人口应该不会超过6亿。按照美国人口统计学家沃伦·汤普森（warrenthompson）开发的人口转变模型，世界锁定在了第一阶段。第一阶段覆盖了从人类物种黎明乍现到18世纪的整段历史，此时，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人口增长缓慢，起起伏伏。饥饿和疾病是问题的一部分：在中世纪的欧洲（典型的第一阶段社会），1/3的孩子5岁前就死了；如果真的能长大，50多岁时也会死于慢性营养不良。

而这还不曾考虑到你死于他人之手的可能性。在前工业社会，战争和犯罪是不变的威胁。史前时期甚至更加暴力。据史蒂芬·平克（stevenpinker）的观察，几乎所有在沼泽、冰原等地保存至今的史前人类标本，都显示出死于暴力的证据。“古代人是怎么回事？他们就不能在不诉诸暴力的条件下给我们留一具有趣的尸体吗？”他好奇地琢磨着。故此，在启蒙时期之前的时代，无论是在中国、美洲、欧洲，还是其他任何地方，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完全不增长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

但到了18世纪的欧洲，曲线开始弯曲向上。到了1800年，全球人口超过10亿。这一个世纪里全球增加的人口超过了此前400年的总和。按照人口转变模式看，欧洲从第一阶段进入了第二阶段：出生率高，但死亡率逐渐下降。那么，人们为什么活得更久了呢？

首先，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居民膳食结构得以改善，人们对疾病的抵抗力变强，于是瘟疫爆发间隔的年限越来越长，严重程度不断走低。（我们稍后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到1648年，可怕的三十年战争宣告结束，欧洲进入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并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和平带来了对运河等基础设施的新投资，这些投资增加了贸易，提高了生活水平。从新世界进口的玉米、土豆和西红柿丰富了欧洲的饮食。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crosby）认为：“大陆的交汇，是过去两个世纪人口爆炸的先决条件，也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出现。”当然，寿命增长的真正原因还在于工业革命本身：科学和工业知识的加速，造就了我们今天所居住的世界。在非同凡响的1776年，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投入商业用途。（也是在那一年，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美国宣布脱英独立。）机械化生产提升了生产力：工厂、铁路、内燃机、电报、电灯，相继问世。发明最后两个的是美国人；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的财富、权力以及信心都得到大大的提升。

感谢工业和农业革命，使人们能够活得更久。饥荒和瘟疫逐渐减少，男男女女早早结婚，生育出更多孩子。随着卫生条件的改善、天花疫苗的推出（这是另一项科学飞跃），这些孩子有更大可能活到成年。随着欧洲和美国竞相追赶英国，在人类历史上，维多利亚时代头一次出现了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这是所有社会进入第二阶段的样子。当今世界上最悲惨的地方仍然停留在这一阶段：人们活得更久，生育许多的孩子，发展只造福了少数人，贫困仍然猖獗。

19世纪工业革命时代的生活，对大多数人来说当然十分悲惨。人们在沉闷又危险的工厂里极长时间地劳作，住处是拥挤可怖、疾病丛生的贫民窟。欧洲本已为几次糟糕的收成、饥荒的增加、另一场瘟疫做好了铺垫。但这一回，科学的进步超过了细菌的扩散。1854年宽街霍乱爆发事件对此做了最精彩的解释。

贸易和英属印度把霍乱弧菌从它地处恒河三角洲的古老家园，途经俄罗斯带到了欧洲，并在1831年抵达伦敦。即便在今天，霍乱每年也会在世界最贫困地区导致多达12万人死亡；在19世纪，它足以给欧洲带去毁灭性的影响。霍乱刚在英格兰入境港口桑德兰登陆，就令215人丧生。而当疾病上了岛，上万人旋即送命，医生束手无策。这是一种他们之前从没见过的东西。（以当时的医生对已知疾病的了解，也没提供什么帮助。）霍乱与工业革命如影随形：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展使得城市疯狂膨胀——1860年的伦敦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人口达到320万。由于人们生活在骇人听闻的不卫生条件下，这也导致了同样巨大的健康风险。霍乱爆发时，伦敦城里有20万座私人化粪池；废物和垃圾填满沟渠，散落小巷。但工业革命也在改造科学，尤其是医学，传统智慧在逐渐让位于实证调查。

当时的人们相信，患上霍乱是因为吸入了瘴气（受污染的空气）。医生用阿片类药物和浸出液来治疗患者。虽然几百年来的证据都表明放血治疗毫无用处甚至有害，但给患者放血对抗感染，仍是一种被广为接受的处置措施。使用阿片类药物至少能缓解痛苦。

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医生约翰·斯诺（johnsnow）私下认为霍乱是通过水而非空气传播的。1854年8月31日，伦敦苏活区爆发霍乱，让斯诺找到了证明自己理论的机会。不到10天，该地区就死了500人，幸存者纷纷逃离。但斯诺没有逃跑。相反，他去受害者的家里拜访，询问家人，倒推患者染病的步骤，并在街区地图上绘制出死亡情况。他很快意识到，几乎所有的受害者都存在一个共同点：他们住得很近，都是从宽街上的水泵取水的。他亲自去水泵抽了水，放到显微镜下检查，发现了他所谓的“白色絮状颗粒”。他正确地推断出，这些颗粒就是霍乱的根源。

虽然他的理论有违公认智慧，但斯诺还是设法说服了心存疑虑的市政官员，取下了宽街水泵的把手，迫使居民们去别处寻找水源。疫情立即结束。尽管还要过好些年，那些保守人士才愿意接受斯诺的结论，但斯诺观察所得的不容否定的真相，促使规划人员开始着手设计第一套现代城市污水系统。1870年，伦敦地下污水渠开始兴建，它建造得非常好，至今仍维持着良好的运转。

虽然这一努力并未得到大力的宣扬，但不可否认，约翰·斯诺对人类福祉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在这一领域，他被称为“流行病学之父”。他推动了人们对疾病的整体认识，并提升了公共卫生之于政府的重要性。尽管当时霍乱还在欧洲其他地区肆虐，但它从伦敦消失了，欧洲其他地方也注意到了伦敦的特别之处。没过多久，在每一个发达国家，城市规划人员和政治家都把保护供水放到了最为关键的地位。医学同样向前跃进了一大步，特别是在麻醉剂和消毒剂领域。婴儿死亡率急剧下降，人的预期寿命得到提升，不过，生育率仍然很高。1750年，遭受黑死病袭击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不到600万。到1851年，两地人口已接近1800万；到1900年，这个数字达到3300万。人类作为一个种族在生存竞争中遥遥领先。

在我们眼里，20世纪上半叶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杀戮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超过1600万军人和平民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超过5500万。这一时期也见证了最后一次大瘟疫：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的恶性流感导致2000万~4000万人死亡。大瘟疫太过严重，以至于死于这次瘟疫的人，比死于战争的还要多。尽管如此，人口仍在年复一年地快速增长。在世界的部分地区，增长强劲得简直要拉响警报。而在世界其他更先进的地区，人口增长则较为适度。事实上，在像美国这样的地方，人口增长已经放缓，几近停止。为了理解20世纪，我们必须弄明白两件事：为什么死亡率不断下降，以及为什么在有些地方出生率也开始下降——这是人口转变模型的第三阶段。我们以瑞典为例来理解这两种趋势。

瑞典人喜欢留存记录。1749年，他们就创建了统计署，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人口特征最初的一批可靠数据。这些数据里包含了一些对当地（以及欧洲和北美等其他地区）所发生事情的迷人见解。直到大约1800年，瑞典的出生率仅比死亡率略高。婴儿死亡率惊人得高，20%的婴儿还不到1岁就死了，另有20%的儿童在10岁前死亡。换言之，当时的瑞典，是典型的第一阶段社会，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但进入19世纪后不久，第二阶段到来：出生率仍然很高，但由于卫生和营养条件得到改善，死亡率开始缓慢下降。到1820年，瑞典的人口开始迅速增长；从1750年的170万攀升至200万。到1900年，该国人口已超过500万。要是瑞典不曾进入第三阶段（死亡率逐渐下降，但出生率也在下降），它会增长得更快。

为什么生育率会出现下降呢？无可争议的最重要因素是城市化。大量证据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愈发城市化，而一旦社会城市化，生育率就开始下降。但究竟为什么呢？

中世纪，90%的欧洲人生活在农场。但伴随着工业革命出现的工厂，将城市工人集中到一起。在农场上，生孩子是投资：多一双手可以挤牛奶，多一副肩膀可以耕种田地。但到了城市，孩子是一种债务：多了一张需要养活的嘴巴。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2008年，在一项关于加纳的城市化和生育率研究中，作者得出结论：“城市化降低了生育率，因为在城市居住可能会增加抚养孩子的成本。城市住房价格较高，儿童在家庭生产中的价值可能较低。”这看似自私，但住在城市里的家长，不过是缩小家庭规模，按照个人经济利益行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