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还有一个发挥作用（在发展中国家仍在继续发挥作用）的因素跟城市化本身同样重要。城市有学校、图书馆和其他文化机构。19世纪，大众媒体首次出现（其表现形式为报纸）。19世纪生活在芝加哥的女性，比生活在乡下农场的女性有了更多学习节育方法的机会。移居城市后，女性逐渐接受了更好的教育，而随着她们接受更好的教育，女性不再认为自己天生就应该受男性奴役，那不过是种必须纠正的错误。一开始，妇女在财产和养老金等领域根据法律争取平等。接着，她们为了争取投票权利展开政治运动。再接着，她们发动运动，争取工作的权利，争取与男人同工同酬的权利。随着女性获得更多权利，有了更大的力量，她们不再大量生育孩子。

毕竟，婴儿对女性来说不见得总是好消息。在19世纪，怀孕对女性，尤其是已经有了许多孩子的女性，构成了重大的健康风险。即使在今天，有了先进的孕产妇和新生儿护理技术，喂养和抚育孩子仍然是一项不小的负担。孩子还限制了女性走出家门工作的能力——这些工作，不光能带来更多的收入，还可以带来更大的自主权。世界银行的一位研究人员指出，“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她可能生的孩子就越少”。

1845年，一项新的法律赋予瑞典妇女平等的继承权。19世纪60年代，瑞典的生育率开始下降。1921年，妇女有了投票权。1930年，瑞典的生育率又一次仅仅略高于死亡率，但此时，生育率和死亡率比一个世纪之前要低得多，还不到一半。瑞典正进入人口转变模型的第四阶段，也即，哪怕死亡率持续下降，出生率仍处于或接近维持一定的人口数量所需的水平。第四阶段是最接近完美的阶段：一个健康、长寿的社会，恰到好处地生出足以维持人口稳定或使人口数量实现缓慢增长的婴儿。

19世纪的工业革命和20世纪的知识革命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程，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或多或少地接近了瑞典模式。与此同时，与智利和毛里求斯的比较表明，这两个国家（过去曾被叫作“第三世界”的地方）发展更慢，出生率和死亡率远高于发达国家。

瑞典的生育率从19世纪60年代才开始下降，而另一些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得还要早。在美国和英国，生育弧线从19世纪初就朝下走了。妇女仍然生育很多孩子，但数量要少于以前。例如，在美国，19世纪初，白人女性（当时没有非裔美国女性或美国原住民女性的数据）平均生育7个孩子。到1850年，平均值为5.4个。到1900年，数据跌至3.6个。整个19世纪，美国的生育率下降了近一半。到1940年，美国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此数据降至2.2个，只比维持人口所需的每名妇女生2.1个婴儿的水平略高一点点。

按通常的认识，生育率下降始于婴儿潮之后的20世纪70年代。但并不是这样。早在婴儿潮之前，发达经济体的出生率就已经在下降了，有些国家甚至从一个半世纪以前就在下降。

旁白：在一些人听起来，生育率这个词有一种粗鲁甚至冒犯的感觉，就像在说生产婴儿的机器。人口统计学家用这个词来描述女性预期一生中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虽然生育率和出生率这两个词对人口统计学家有着不同的含义，但我们在这里交替使用两者，只是为了避免重复。此外，要是你想知道为什么替代率是2.1而不是2.0，这里也多说一句：多出来的0.1，是为了抵消儿童死亡率和一些女性的过早死亡。

我们看到了为什么生育率从19世纪直至20世纪初持续下降。虽说有世界大战的恐怖和西班牙流感的肆虐，为什么死亡率还在继续下降呢？大多数人都会指出这在于医学的进步：疾病有了新的治疗方法和疫苗，内外科的进步，研制出抗击原本足以致命感染的神奇药物，在治疗心脏病和癌症方面的进展。但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进步，却只得到了相对较少的关注。20世纪的头几年见证了一场公共卫生的革命——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其重要性不亚于约翰·斯诺，只是宣传的人更少。这个人叫约翰·利尔（johnleal）。

感谢斯诺医生，到了20世纪初，先进国家改进后的下水道减少了水体遭受污染的危险。但光靠下水道，也无法完全消除风险，因为污水最终还是会排进水里，而人们又会喝水。怎样净化处理水本身呢？

1774年，瑞典化学家卡尔·威廉·舍勒（carlwilhelmscheele）发现了氯，一个世纪之后，德国和英国的研究人员在一次疾病暴发后开始用它对管道进行消毒。在英格兰和德国，甚至还出现过几次原始的、暂时性的氯化水处理尝试。但重大的突破来自1908年的新泽西州泽西市。几十年来，该市的供水一直很成问题，伤寒和其他疾病时不时就会发作一次。1899年，该市与泽西市供水公司签订合同，希望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相应地，泽西市供水公司聘请了本地的、对与公共卫生相关的研究有浓厚兴趣的约翰·利尔医生来确认并消除污染源。

利尔是一名小镇医生的儿子，曾看着父亲因染上痢疾而逝去，因此他终身都致力于对抗传染病。他对欧洲的氯化实验有所知晓，并认定真正的解决方案是对泽西市的供水做永久氯化，尽管他也知道，公众和许多科学家都并不认可他的这种设想。利尔故意，甚至略带鲁莽地决定采取行动，他聘请承包商，只用了99天就建造出第一套正常运行的氯化水系统。1908年9月26日，未经任何人的许可，利尔着手对泽西市水库的水进行氯化处理。感谢上帝，他的想法是对的；要是他错了，那就相当于是在给整座城市下毒。第2年，该市第2次起诉泽西市供水公司，声称该市的水仍然受到无法接受的污染，法官却注意到，由于氯化，传染病疫情得到控制，患病者的数量下降得惊人，于是表态支持被告。利尔的系统开始起作用了。

消息立刻流传开来。不到6年，美国一半的市政供水都做了氯化处理。在预算允许的条件下，北美和欧洲当局迅速采取行动，引入氯化设备。此举给公共卫生带来的巨大影响令人咋舌。1908年，当利尔最初把氯添加到泽西市供水当中时，美国每年每10万人中有20人死于伤寒。在12年后的1920年，这个数字降至每10万人里有8个。到1940年，发达国家有效地消灭了伴随人类种群出现繁衍的伤寒之祸。

氯化是抗击疾病的一项伟大进步。但医学还是比公共卫生更能吸引大众的注意力。任何对医学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是弗雷德里克·班廷（frederickbanting）和查尔斯·贝斯特（charlesbest）领导的加拿大研究团队发现了胰岛素在糖尿病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制造胰岛素的方法。但谁听说过约翰·利尔呢？

到20世纪中叶，在对抗疾病及改善公共卫生环境方面取得的突破，大大延长了人类的预期寿命。一个1890年出生在澳大利亚的女孩，有望活到51岁。而1940年出生在同一地区的女孩，有望活到60岁。但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和女性地位的日益提升，尽管死亡率出现下降，但生育率也在下降。1931年，澳大利亚开始记录相关统计数据的时候，该国的生育率已降至每名妇女生育2.4个婴儿，略高于2.1的替代率。对于整个发达世界而言，20世纪上半叶是一个预期寿命提高但生育率下降的时代，这使得家庭规模越来越小，人口增长越来越缓慢——这就是典型的第四阶段模型。与此同时，尽管有英国、法国、美国，还有比利时等“帝国主义统治的赐福”，地球绝大多数的人口仍在经历第一阶段的古老苦难：死亡率极高，生育率也极高。

再接下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有的模型都爆炸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陷入了我们迄今仍生活在其中的生育大回旋。

到1943年年中，轴心国和同盟国双方的高层都清楚地看出，同盟国将赢得反对轴心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战争。但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呢？华盛顿的规划师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了什么。随着各国政府关闭战争机器，小伙子们回到故乡，失业率开始上升，并因政府提高利率以抵御通胀的措施愈发恶化，从而导致经济急剧衰退。“咆哮的20年代”的欢快插曲，结束于1929年10月29日，这一天是“黑色星期二”，纽约股票市场崩溃，带来了现代世界前所未见的10年大萧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酝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条件。历史会重演吗？战争结束会带来经济衰退和失业，甚至另一场萧条吗？哈里·科尔默里（harrycolmery）决定阻止这一切。

科尔默里是另一个名字几乎湮灭在历史长河中的人，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布拉德多克长大，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干活，送报，还在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兼职。靠着如此的勤劳，他先后升入欧柏林学院和匹兹堡大学，并在匹兹堡大学拿到法律学位。然而，他还没来得及独立执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科尔默里应征入伍，在美国本土训练飞行员。1919年退伍后，他结婚并搬到了堪萨斯州的托皮卡，此后一直定居此地，以法律为业。他善良、谦逊、富有同情心，在家乡小镇深受爱戴。科尔默里虽不是个自负的人，但从不缺乏信念。他为自己在托皮卡看到的退伍军人大感震惊——“他们重度伤残，身染疾病；一些人蒙着盲眼，一些人拄拐蹒跚”，冷漠的联邦政府竟然对这些人弃之不顾，让他们自寻生路。

科尔默里参加了新成立的美国退伍军人俱乐部（americanlegion），并在1936~1937年担任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时，他在退伍军人俱乐部里担任规划师，为联邦政府提供咨询。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政治家和官僚，平民和将军就战争结束之后是否要为退伍军人提供帮助、怎样提供帮助一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科尔默里确信自己手里有答案。他把自己关在华盛顿五月花酒店的一个房间里，写下了战后帮助退伍军人重新融入美国生活的提案。在有关战后重建的所有计划当中，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及其顾问相中了他的计划，并把科尔默里手写的草稿作为《1944年美国退伍军人复员法案》的基础，该法案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叫《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bill）。美国退伍军人俱乐部奋力争取让国会通过该法案，并最终让国会一致通过。总统签署授权这一法案时，科尔默里就站在他身旁。

《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创造了当代中产阶级。800万退伍军人通过这一法案得以减免学费，并得到其他教育援助，从而获得了学位、文凭或在职培训机会。由于低息抵押贷款和其他形式的住房补贴，430万退伍军人得以购买住宅。《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再加上战争带来的技术进步，创造出了郊区以及将郊区相互连接的高速公路和城市核心。当时几乎每个人都买得起一辆汽车，一套合适的住房，一台爸爸妈妈晚上跟孩子们（很多很多的孩子）一起看的全新电视机。

在繁荣与萧条、和平与战争的交替之间，下降了好几十年的出生率，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大萧条和战争说不定曾把出生率打压到了低于顺其自然的水平；但战后的富裕必然说服许多夫妇年纪轻轻就结婚，生养更多的孩子。不管怎么说，自1800年以来一直在下降的生育率自行逆转，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达到了3.7，回到了世纪之交的水平。它甚至令20世纪50年代流行一时的喜剧《小英雄》（leaveittobeaver）显得有点反常。剧中克利弗夫妇应该再生1.7个孩子。沃利和“海狸”需要一个妹妹。

克利弗夫妇无意间以自己的方式，成了社会宣传的代表性人物。人人都相信，一个家庭，由丈夫、妻子，还有他们生育的孩子组成。虽然这幅画面似乎自古未变，但实际上，此前它从未存在过。在20世纪之前，家庭的规模远为庞大，流动性也更大。一对年轻夫妇兴许会跟父母住在一起，除非他们自立门户，或是家里挤得已经无法忍受。由于死亡率太高，孩子就算没了父母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寡妇鳏夫会再婚，同一个家庭里往往有好些异父或异母的兄弟姐妹。孩子们可能会被送去与叔叔、阿姨，或者任何看上去最合适（甚或最不差）的亲戚一起生活。家庭的形式多种多样。如果维多利亚时代就有电视，热门节目恐怕会是《脱线家族》。

只有到了战后，随着富裕程度的提高，现代医学及先进公共卫生理念的到来，一对夫妇才能合理地期待自己婚后很快就能独立居住，家长才能合理地期待自己能活到七八十岁，自己生下的孩子几乎肯定也能活到同样的年纪。基督教和家庭传统，历来谴责非婚生子及离婚，大力推动早婚与大家庭，这是驯服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男性最可靠的途径。众所周知的“婴儿潮”，在将核心家庭塑造为社会和道德锚点方面，可以算是一项实验。《小英雄》对人人都理应向往的郊区核心中产阶级家庭模式，做了理想化的描述。而社会对婴儿潮实验及其伴随宣传攻势的对立反应，我们叫作“60年代”。在政策和生育率方面，加拿大与欧洲跟美国并驾齐驱，尽管西德的婴儿潮稍后才开始（它花了10年时间方重建国家，见证经济奇迹扎稳脚跟）。在整个发达世界，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整个50年代，母亲们都生了更多的孩子，直到60年代生育曲线才开始下滑，回到战争爆发之初的替代率上下。

最好还是把婴儿潮视为异常现象。伴随和平时代到来的富裕和繁荣，产生了一股昙花一现的短暂趋势，只维持了一代人，随后历史趋势就重占上风。婴儿潮是一种意外，而且它显然无法解释20世纪下半叶标志性的全球人口大规模增长。为此，我们必须到其他地方找找线索。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欧洲和北美的发达国家经历了第二阶段，生育率仍然很高，但死亡率开始下降。而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帝国旗帜纷纷倒下，疆域版图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划，地球的其余地区几乎是同时经历了上述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作为殖民大国，也作为战争的胜利者，同盟国一方统治了地球。随着胜利的到来，同盟国也开始反思：盟军怎么能一方面为自由而战，另一方面又压迫着数千万的殖民地百姓呢？随着胜利的到来，联合国应运而生：该组织由战胜国创建，代表地球上所有国家，其任务是改善贫困、维护和平。事实证明，从维护和平的角度看，联合国力有未逮，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它确实成功地通过下属的多家机构（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等），将食物以及西方医学及公共卫生的基础带到了地球最贫困的地区。前殖民国家或其他只是想做些善事的发达国家，也提供了直接的援助，后来的发达国家主要通过让本国企业提供援助，实现进入当地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大量的此类援助，因为腐败或规划糟糕而被白白地浪费了。在一些地方，尤其是非洲，后殖民时代的生活反而变糟糕了。但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年复一年，情况在逐渐好转。

黄热病、登革热、疟疾、埃博拉……在治疗手段的提升、疫苗接种的及时和公共卫生的改善（如清洁饮用水和污水处理）的共同作用下，外援和本国经济的发展联手抵挡了疾病的祸害。多亏了绿色革命（我们将在下一章展开讨论），营养的改善也为对抗疾病出了力。放眼整个地球，现在就连最贫苦的穷人也能活得更长了。在频繁遭受饥荒和内战破坏的埃塞俄比亚，预期寿命从1950年的34岁提升到2009年的59岁；在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海地，同期预期寿命从38岁提升到61岁。总体而言，自1900年以来，全球平均预期寿命翻了一番，达到70岁。尽管发展中国家的预期寿命有所延长，生育率仍然很高，全球人口大幅增长：从1800年左右的10亿左右，到1927年前后达到20亿，到1959年达到30亿，1974年达到40亿，1987年达到50亿，到千禧年达到60亿，今天更是进入了70亿。

从整体上看，外援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件幸事。如今，全球范围内，外国援助的总额达到每年约1500亿美元，其中1/5来自美国。这些资金真的能提供帮助；近年来，由于捐赠国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外国援助在保护孕产妇健康方面做得尤为出色。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有助于减少全球贫困，延长人的预期寿命。

发展中国家处于人口增长第二阶段（预期寿命延长，生育率仍居高不下）的数十年，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口爆炸的原因所在。但再看看前面那些全球人口数字。地球用了125年的时间，人口从10亿翻倍成为20亿，但只用了30年就达到30亿，又过了15年达到40亿，从40亿到50亿仅用了13年，又用了13年达到60亿，进入70亿所用时间也差不多是十来年，所以，我们还需要差不多13年时间才能达到80亿。

增长速度已经趋于稳定，并开始放缓。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它会变得更慢，停止，然后下跌。这是因为，大量发展中国家已进入人口增长第三阶段：死亡率下降，出生率也在下降。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进入了近乎完美的第四阶段：出生率保持稳定，预期寿命延长。真正令人惊讶的地方在于，大多数发达社会和许多发展中国家迈入了一个新阶段。

请记住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城市化。它消除了年轻人从事农业劳动的需求，让孩子变成了经济债务，赋予了女性权力，而一旦女性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身体，必定会选择少生孩子。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述因素在发达国家扎稳了脚跟。但如今，这些力量也对发展中社会产生了作用。2007年，联合国宣布，5月23日这一天，人类历史上头一次城市人口多于了农村人口。（联合国就是喜欢随意挑选一个象征性的日期。）城市化和妇女获得权力，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影响与发达国家相同，只不过，一切的进展都要快得多。在整个地球，出生率都在暴跌。这种暴跌意味着一切。这种暴跌是联合国预测错误的原因所在。这种暴跌将说明，为什么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而且进展的速度比大多数人想象中的要快得多。

[1]1618~1648年，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成的一次大规模的欧洲国家混战，战争以交战各方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合约》而告结束。——编者注

[2]阿片，罂粟植物果实提取物，俗称鸦片，药理学上一般称之为阿片。——译者注

[3]在这部剧集里，克利弗夫妇只生了两个儿子。——译者注

[4]thebradybunch，这是20世纪70年代的一部美国情景喜剧，剧情围绕一个有6个孩子的大型混合家庭展开。——译者注